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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害怕妇女们看见我哭肿的眼睛后说三道四。 突然，听到张艺谋和队长说话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下子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当我穿鞋的时候，听见队长说：“要上水利工地那还不容易！” 啊，他真要去那里拼命？他不想活了？我呼地拉开门冲了出来。门的响声很大，队长和张艺谋同时转过脸来朝我看。张艺谋的眼光和我稍微一撞就赶紧转过脸去（后来他告诉我，是不忍看我那对红肿的眼睛），队长似乎没发现什么，他继续说：“这次人已经够了，下次再去。今天你和我上塬去一趟，大队派给咱的收废铁任务，要完成，去收点废铁。”说到这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肖华，你今天早上也别上工去了，给艺谋赶紧做饭，让他吃得饱饱的，再拿些干粮。这一出去就是一天，早了回不来。” 我没有说什么，回屋里擦了把脸，就到窑里动手做饭。他拉风箱，我烙饼，两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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