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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松的老头，他听说是报案，才清醒了一点，进去找领导。又是老半天，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张艺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那人要张艺谋把经过写下来。张艺谋心急火燎地写了经过，等他们赶到旅馆时，那辆车和同车的旅客们都已经走了。因为行李是第一天装在车上的，晚上没卸，这样就把张艺谋的行李也拉走了，这更把张艺谋急坏了。旅馆人告诉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下一站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派出所的人也分析认为，十有八九是同房子住的人干的。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决定把案子转到西安去。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没结果，张艺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想去跳崖。 事后张艺谋非常沉重地告诉我，当时他真的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准备自杀，命运的负担太沉重、太可怕了，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我，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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