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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张艺谋也极热情。他们都很欣赏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却又为校方不能放宽招生年龄而替张艺谋惋惜。他们对张艺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主动表示要尽力帮助他。老师们还到过陕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张艺谋的情况，向他们竭力推荐张艺谋，请求他们帮助张艺谋，使他能发挥才能。谁知对方反而嫌这些老师多事，当面顶了回去说：“你们好好招你们的学生，少管这些闲事。”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个小青年，一个叫王进，现在在西安美院搞摄影工作；另一个叫吴俊，现在在西安晚报当记者。当年他们都很佩服张艺谋，把他当老师看待。结果这两个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证，张艺谋却因年龄关系，连考场都没能够进去。王进人踏实、勤奋，基础也不错，张艺谋认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会尽数教给他。我说张艺谋：“你自己连考场都不能进，还好为人师。”张艺谋深沉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如果帮助王进考进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黄镇部长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艺术家。周末经常请一些老画家、老艺术家到他家里作客，白老先生就是常客。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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