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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西安市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开车时间还没到，我们来到饭馆门前，看见炸油条的摊子前，围着许多人，我正想进去买，张艺谋拦住了我，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别着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我会意了，就让他去试试。 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我：“怎么样，灵不灵”。我被他那副赖样子给逗乐了，故意气他说：“如果那个卖油条的不是个姑娘而是个老师傅，就不一定会买你的帐。碰你一鼻子灰，看你还得意什么！”他抽着鼻子白了我一眼，看着他那白我的眼神，我开心极了。 车还没到乾县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下车后，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在车站的房下避一避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看见张艺谋胳膊上带的电子表，电子表盘上数字显示一闪一闪的，感到非常新奇，“噢，碎碎的颗颗（小小的点点）。”听到了这有十年没听到的当地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不由相视而笑。雨稍小我们就赶路了。雨天风很大，走在田间的土路上有些滑，张艺谋跑前跑后为我挡风遮雨，可是没一会儿工夫我俩还是被淋透了，天灰蒙蒙的，和庄稼的颜色混在一起，空气中有一种青草气，很清新，很舒畅。四周那样静，只有雨打在庄稼上的“沙沙”声。张艺谋滑倒了，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由于太静，这一声传得又高又远，惊的我和张艺谋都不相信这竟是我发出来的声音。 到了村头，路就更泥泞了，走一步鞋子就被拔掉一次。我的鞋被拔得脱帮，只好提着鞋光着脚丫走。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张艺谋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突然他停住话，眼睛盯在我的身上直发愣，嘴里连声说着：“位置不对，位置不对。” “什么不对？”我疑惑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发现腰间鼓鼓囊囊的，就不由得撩起上衣一看，原来是胸罩里面的那层薄海绵浸饱了雨水，下沉垂到了腰间，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这笑声夹杂着雨声在田野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一进村就看见我们村饲养室的大黑漆门。那门特别大，原来上面有张艺谋画的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现在毛主席像不见了，只有两个大红圈。村子比原来大了许多，原来饲养室离村子还有一截路，现在都快连在一起了，我们正在端详着曾住了三年的饲养室大院，村头上住的几户人家看到了我们。他们喊：“艺谋和肖华回来了”。因为是雨天，大伙儿都没出工，一会就来了许多人，我们换上农民给我们拿来的干衣服，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张艺谋告诉大家，他现在在北京上学，学怎样拍电影。将来学成之后，要拍电影就到咱们这个村上来拍，大家连声说：“行，行，好得很”。 曾经和张艺谋一块浇过地的那个九叔，关心地问我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九叔说：“还等啥哩，赶快结婚，老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还有个五叔，他年轻时曾在外面干过几天事，我们在队上时，他给张艺谋看相，说张艺谋是个当大官的料。这次我们去看他，他得意地对大家说：“看我当年说到了没有？”这个老头有一颗童心，很爱表现自己，大家也爱取笑他，开他的玩笑，说他满口牙掉的一个不剩，是因为他年轻时天天刷牙捅掉的。大家一直说到天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用带来的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的老人单照一张，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说媳妇，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我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天我们准备走了，我才想起我们脱下的湿衣服和我那双脱帮的鞋，不知随手丢在谁家了。这时队长提着一个包来找我们，接过包打开一看，竟是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那双脱帮的鞋也用一块新黑布垫着，密密麻麻地缝好了，我俩不知怎样感谢乡亲们才好！ 离开村口时，我回头望了又望。啊，北倪村，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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