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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了，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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