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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理所当然的政产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黑手党成员。祖父文森蒂本是西西里的一位公爵，是那不勒斯——西西里波旁家庭的成员，年轻时由于参加黑手党而失去贵族的权利。成为朋友们的朋友中的一个大人物，他指挥盗马贼团伙，向当地贵族索取贡金。一怒之下，他枪杀了一个反对他索取贡金的人。意大利警察要逮捕他，他匆忙间只带了几件衣服，抓了一点钱，同他的未婚妻逃之夭夭。他们像以前一些黑手党人做过的那样，来到美洲的黄金海岸开始了新的生活。黑手党的朋友设法用一条鱼船把他俩送到北美。在北美他们又乘上了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船。 1895年夏天他们到达目的地。人们给过唐·特里萨一张名单和通讯地址，叫他到了波士顿之后同他们联系。这些人都属于“可尊敬的伙伴”（黑手党）。当他在美国创业之时，大家有责任帮助他。在他们的支持下，他不招眼地在波士顿西部的意大利人区定居下来。在那里，他觉察到，同他的故乡西西里岛相比没有很大差异。 在这个自由的新国土中，移入的西西里人受到虐待、咒骂和凌辱，占优势的爱尔兰人和骄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用新移民的贫穷和无知，给他们指派最低下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找到了独立的工作，唐·特里萨就是这些幸运儿中的一个。作为“可尊敬的人”，不久他就以贩卖粮食为生。可是，与他的组织才能相比，他做粮商的本领实在是微不足道。一年之内，他在意大利人区建立了自己的小集团，并成为知名人士。 唐·特里萨经常成为一系列帮派斗争中的胜利者。小帮派逐渐消灭，形成了统治较大的。获利较多的地区的大犯罪集团。我祖父唐·特里萨是这些集团中最有势力的新首领之一。 同他的权力一样，他的家庭人口也在增长。他一共有三儿四女。长子科斯莫·特里萨，即我父亲，生于1905年。他决定不继承祖父所追随的西西里岛的旧传统。他是一个正直的劳动者，负担很重，除了为自己的妻儿工作外，还要为两个总在寻欢作乐的弟弟朱塞佩和多米尼克而苦干。 我的母亲不仅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美味的饮食，给以母爱和一个舒适的家，而且也给我父亲以力量，抵御黑手党的诱惑，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 祖父最小的儿子多米尼克同祖父一样选择了犯罪的道路。他喜爱昂贵的西服，高速的汽车，能够用钱买到的女人，领带钻石别针和镶着宝石的指环。他喜欢他的地位使人敬畏，并以此为荣。他最热心的听众就是容易被他的言行所影响的侄儿——我。 9岁那年，我们家从里维尔搬到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这次搬家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梅德福是彼士顿郊区的一个卫星城，工商业发达。那些在波士顿马路上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想给亲人建立一个美好家园的黑手党人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叔叔多米尼克就是在这里定居的黑手党人之一。我经常到那里去。 多米尼克叔叔是马萨诸塞州松林马场场主隆马多（当时黑手党中最大人物）的司机和保镖、打手。这个马场其实是黑手党领导人经常出没、开会的地方。自然，通过多米尼克和隆巴多，我就认识了马尔切诺等全国十几个大头目。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我的保护人，即这些黑手党头目中间度过的。我的全部经历、我的整个环境就是黑手党。 很快，这种环境就诱使12岁的我迷上了赌钱。赢了再赌，输了就偷。赌债越来越多，偷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最后欠了高利贷者维斯孔蒂的债。在读完9年级不得不停学时，我已经偷窃十多次，共偷5000美元。我输光了一切，并负债累累。现在不去上学了，便有更大的犯罪在引诱着我。尽管才16岁，但我已认识所有的大歹徒。我想过多米尼克叔叔过的那种豪华生活。 7．2初期诈骗活动 我欠维斯孔蒂大量的债，光利息每周就在千元以上。我必须想法偿还。维斯孔蒂并不逼我，但是利滚利，利息成倍增加。最后我只得为他工作。我为他而赌、而行窃，甚至为他索取债款。 这儿有一家帕斯夸莱·瓦尔托经营的信贷办事处。维斯孔蒂对我说：“你可以通过瓦尔托摆脱我的债务。你可以利用你的精明将他的整个店顺手牵羊搬走。” 瓦尔托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可他是个典型的笨蛋。他为所有的年老意大利人领导这个贷款办事处。他们将想节省的钱都送到他那里。他们不相信银行或其他不是他们自己人开的店。他们将自己的钱存入该办事处，并认为它可通过一笔笔不多的一千或两千元的贷款将他们的钱变成大钱。 瓦尔托是地道的意大利人，英语结结巴巴，他对这些钱就像对自己的钱一样留神。但是他掌管这个店却使每个人都能拿到钱。所需要的全部手续只是两个签名：他的和旁人的。因而我立即向他借了一千块，将它还给了维斯孔蒂。而后我对瓦尔托说，我可以使他生意兴隆，我说我也有些朋友，很喜欢向他这样的好人借钱。 我从可怜的老瓦尔托那里拿了一些没有人还的贷款，也就是说用了这种冒用死人名的诡计：即从该城坟场墓碑上挑个名字，然后去去瓦尔托办事处。“瓦尔托，”我说，“我有一个名叫奥唐奈的朋友，他需要一笔贷款，我代他签个名，他绝对可靠。”瓦尔托将申请表给我，我瞎填了一通。得到他贷款的这个人，他永远不可能见到。第二天我拿到支票，兑成现金还给了维斯孔蒂。 一段时间我连续在瓦尔托那里拿到了大约40笔这样的贷款。而他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拼命使他后来过着地狱般的日子。仅用冒死人名的方法我就骗了他65000元。 瓦尔托也曾将我告到法庭，但我却胜诉。他使不得不承认，他的信贷业务工作不合法规。他从来没有看见或审查他同意提供借款的人。 瓦尔托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确信，任何一个人都能欺骗，我有耐心和能力对我的牺牲品进行准确估量和在狠狠诈骗前找出其弱点。我的格言是：“笨蛋是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为了诱来傻瓜，必须有钱和有漂亮的门面。” 我所选的门面是维斯孔蒂开的一个冷饮分店。在这里，我可以为店主卖彩票，也可以在后房存放偷来的物品。您是知道的，每个人都对碰巧买到便宜货感兴趣。为冷饮、汉堡包和热狗而来的父母、甚至祖父都在这里争相抢购他们自己无法弄到，而我能用处理价卖给他们的物品。警察从不找我的麻烦，这由维斯孔蒂去关照。那里的大部分警察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我只取很少的手续费。有几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为我工作，可是每到发工钱那天我们就到后房，我便又在牌桌上将他们的钱全部骗过来。他们有时甚至将下一周的工钱都输给了我。 另外如给我供油的油行老板梅特拉诺，我用各种诈骗性买卖骗取了他75000多，而这仅仅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骗他的钱。 后来他也曾托在黑手党中有影响的朋友来劝我还他1 元，我对来人说：“梅特拉诺是个笨蛋，我发现他时他就是笨蛋，他一直还是笨蛋，我一个子也不还给笨蛋。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与我所戏弄的许多人一样，梅特拉诺的问题在于：他本身始终想成为骗子。他乐意与骗子在一起。您难以想象，有多少人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好象是在与一个名流交往。他们喜欢与我一同吃饭，并竭尽全力取悦于我。可是首先是他们自己很想成为骗子。他们想很快捞到钱，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地掉进了我的圈套。我骗了他这么多钱，他却毫无办法，去向警察诉苦说自己把钱给特里萨去买偷来的货物。除了怪自己、自己的贪心之外，他谁也怪不着。 7．3伪造支票和抢赌场 我知道，我只有通过盗窃才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比通过工作来维持这种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只是随便仰卧在钱上。有时钱去的速度比我偷的快，但是我喜欢这种生活。我喜欢精神刺激。我所干的一切非常令人兴奋。警察并不像今天这样莽撞。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警察已被收买，由于有他们，我不必心存顾虑。 这件事很难说清楚。但是同干黑道买卖的一些人物交往，我感到有力量。好似我所认识的或与我一起长大的每个人都是这种或那种小偷。我们大家都过着极好的生活，钱大把大把地花，身穿漂亮的衣装，进出一流饭店，这真是非常高雅的生活。 贝内特有个熟人是老印刷工，这是个假支票制造大王。比如说你只要将大都会煤炭公司或约翰·汉考克保险公司等商号的支票给他看一看，他就能在24小时内印制其复制件。另外他还可印出假驾驶执照让我们在兑现这种支票时当证件用。 这件事确实很简单。我们让这个老印刷工断断续续印制各种商号的支票。我们在自己的汽车的行李箱里放有全州的电话号码簿。我们需要用它们找出我们打算填在驾驶执照上的名字。这种名字必须取自我们打算行动的地区。除此之外，我们行李箱中还有一台支票签发机和一台打字机。每天我们都带上这些东西到州的另一个地区，使此地区到处是假支票。有时我们转向超级市场与百货公司，但大多数是转向银行。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华尔街第一国家银行。那里所有的人都绝对无可指摘，但是在我们看来却都是十足的笨蛋。在我们与这个银行搭上线之前，我们带20块钱到另一银行弄到一张真的付款单，然后我就直奔第一国家银行。 首先我到出纳窗口。里面的小妞非常漂亮，我将付款单交给她，请她付款。“您有证件吗？”她问道。我没有证件，但我清楚地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办。“您必须去找经理”，她说着，同时指着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期望她打发我去找经理，并且看到我与他谈话。 我走到经理处。“能否请您让我将它兑现了？”我问。他要证件，我掏出我的驾驶执照和另外几个证件。他拿这些证件看了，咧开笑嘴，在付款单上签了他的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在他那里停留了好几分钟，女出纳员看到我与他说话，也知道我已得到他的同意。我等到她在忙时走向另一女出纳员的窗口。在那里我淘出一张10元的票子请她换零钱。我这样干，目的是让经理看见我在窗口，他心想我可能正在将他认可的付款单兑现。在这个期间我已将那张付款单塞进了口袋。 拿到零钱后我走出银行，带着这张付款单奔回我与塞里诺住的旅馆。我们拿一块玻璃，将它放在灯罩上。玻璃上我放上这张付款单，付款单上再放上一张写有假名的4oo0元的支票。我们在这张支票上描上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和假的校验号。在第二张支票上我们写上同样的名字和同样的数额，但却不写姓和名的首字母和校验号。 这时塞里诺看上去很有气派，他染了头发，穿着总是相当时髦。他看上去比每个真正的华尔街经纪人还要像华尔街经纪人。 他拿着这两张支票到银行，直奔出纳窗口。他掏出没有签字同意的那张支票，请女出纳员将它兑现。当然她叫他去找经理。在他走过去找经理时，他将这张支票塞进口袋，然后他在经理旁边坐下，因而女出纳员能看见这个情况。他这时向经理打听汽车贷款的钱数，为的是使向这里看的人能看到塞里诺坐在经理旁边时，经理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 塞里诺在他那里大约停留10分钟，感谢他的回答，而后走向出纳窗口。现在他将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掏出我们已将经理姓和名字首字母描上的那张支票。他走到窗口将此支票递给小姐。她看了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心想她亲眼看到经理自己签上的。她将钱付给塞里诺，塞里诺就离开了。在我们决定再回马萨诸塞州干之前，我们耍这个把戏在这家银行的四个或五个分行已窃取了2oo00多元。 马萨诸塞州更换驾驶执照，使我们的打算落了空。它成功了，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迫切需要驾驶执照，但没有人能为我们弄到。就是假的也买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可是有一天当我和贾德在一道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贾德，”我说，“走，我们去驾驶执照签发所。” “我进里面去，”我说，“我脱下外套，把衬衣袖子高高卷起，就好象我在这个机关工作一样。我要去看看我能否偷到一箱新驾驶执照。” 贾德心想我大概是疯了，但是我还是去了这个所。我对被我撞见的那第一个标致女子说：“您知道吗？我是新来的。我的头头吩咐我，叫我来取一箱驾驶执照。您能告诉我，我能在几楼拿到？”这个甜妞睫毛都没动一下。“在二楼，档案室后面。”她说到。 于是我到了那里。我耳朵上夹着一枝铅笔，大摇大摆走进办公室。一个汉子坐在写字台后，我从一块小牌牌上看到了他的姓名。好象这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埃迪。 我走向写字台，对他欠了一下身。“喀，埃迪，”我说，“约翰派我上楼来，叫我取一箱驾驶执照。驾驶执照在哪儿？”他连头也没抬，也根本没有问一声约翰是谁。他答道：“在那边角落里。” 我走过去拿了一箱（这箱中装有1000本驾驶执照），吹着口哨从写字台旁经过。“非常感谢，埃迪。”我说着走出这间房间。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个家伙，他对我也同样一点不知道；可是我却带着一箱驾驶执照离开了波士顿拿骚街的这栋大楼。我们让人刻了州印的橡皮图章，一件非常好的复制品，我们立即着手干。这极为有利可图。这些驾驶执照我们不需要用来兑现假支票，而我把它们拿来每本卖50元。每人都想要一本，好象它们是金子做的。 想到酒吧去寻欢作乐的时髦女郎买它，驾驶执照被吊销的男人被它吸引，需要证件的黑手党徒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去。 1958年7月3日，我们又从马萨诸塞州到纽约的一些银行和百货公司窃取了50多万。 波士顿市里有少数赌馆与黑手党无关，但大多数由黑手党徒领导或保护。不得到这种庇护，根本不能在波士顿北区或东区开赌馆。可是他们所得到的绝大部分庇护纯粹是扯谈。它只是从每次赌博中取得一份的一种手段。这个时候唯一真正受到保护的掷塞子赌窝只有“大苹果”一家。赌徒直接到给他们指定的饭店，再由汽车将他们送到规定的那个星期开赌的地方去。这种聚赌谁也不敢碰，包括警察与歹徒在内。 那是1959年，当时我颇有点晕头转向。只要能尽快捞到钱，我什么都可以去干。达迪耶科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穆斯托内、贾德、塞里诺想要去袭击一群赌徒，让我也同去。为什么不去？我自忖。在好些赌博中我已输了一大堆钱。最后时刻贾德与塞里诺没有到场，穆斯托内带来达迪那科的堂史弟宾吉作为替补。宾吉后来在纵火时丧生。他是在与另外几个黑手党纵火烧一个赌窝时，被火烧死的。警察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才验明他的身份。 尽管这种聚赌每个星期都换个地方，但是对于一个流氓来讲，弄清他们在何处赌并不太难。有一次，达迪科听到了某处聚赌的风声，他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抢劫机会。我们中没一个人过问和关心这次赌博是否受到保护。我们只急切渴望钱。这样我们就冲进了简陋的小木屋将桌上的钱全部集中到一起，并强迫所有的人脱得一丝不挂。这非常滑稽。他们全都站在那里发抖，我们搜遍他们的口袋找钱。我们总共拿了好几千块钱、而且我们溜走时还带走了他们的衣服。所以，他们不可能跟踪我们。 我们发现，这是个绝妙的办法。当然我们也曾将长统袜套在头上，使得他们看不出我们的脸。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我们对赌博进行了12次抢劫，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其中至少有两次，我们都抢到了25oo0块。 7．4破产买卖和保护行当 有一天，小袋鼠（波士顿著名赛马经纪人大约瑟夫·帕拉迪诺之子）带着一个想法来找我。他想要参与破产买卖。他说，他认识一个名叫皮尔格林·托马西诺的犹太人。此人在策划破产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破产在新英格兰地区是一宗大买卖。黑手党每年靠它挣得数百万，而警察要证实谁做了手脚却极端困难。各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可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即首先找到一个信誉很好和没有前科的人，由他出面。这并不象您可能想象的那么难。 人们都贪得无厌，特别是生意人，只要有机会飞快赚钱，他们就加我们在纵火前搬出卖掉玩具的钱。我们通过设在里维尔的窝赃仓库——阿瑟农场来出售玩具。它不是真正的农场，而是出售黑手党盗窃货物的路边堆栈。每个人（包括警察、政界人员、黑手党徒）都在那里采购。警察根本不过问，因为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里维尔。 我的副头领塔梅莱奥从拍卖中心一事中挣得6oo0元。我总是从我所得的总数中分一部分给他，头领帕特阿卡再从他那里提取自己的份额。在大约3年时间内，小袋鼠、我以及几个亲戚大约制造了6次大的破产。我们骗取保险公司和厂主的钱有500多万，每件事中塔梅莱奥都得到他的分额，有几次不少于10万。 如果你与黑手党合伙干，这是常规。头头们从你所干的一切中取得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你可得到他们的保护和保证不会有其他黑手党徒来插手。小袋鼠终于因一次纵火而被捕。我在这一事中挣了450oo元，但却没有遭逮捕。对小袋鼠的起诉后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因而保险公司不得不付钱。 博伊尔大街周围的整个地带，对我们来讲都是金矿。我们在一些男女服装店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获利，而他们并不改变其安全保卫措施。1960年夏的两三个月内在这个地带我们想必捞到了100多万，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抓。我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甩在赛马场上了。可是，绝大部分钱归了塔梅莱奥，他再用我给他的货赚了大量的钱。 卡斯图奇因巴博扎而前来找我。著名杀手巴博扎经常蹲在卡斯图奇的夜总会里。有天晚上，他痛殴了卡斯图奇，阿瑟·文托拉和尼古拉斯·文托拉。卡斯图奇讲，巴博扎威胁说第二天晚上再来把所有的人都干掉。他和他的两个舅父都非常害怕。 “你能不能找他谈谈，文尼？”卡斯图奇问。 “你为什么不去找安米洛？”我说道。 “安米洛总是吹牛，”他说，“他不想保护我。他对付不了这个畜生。” 我告诉卡斯图奇，唯一能帮他忙的人是塔梅莱奥。“我不想由我出面找巴博扎谈，”我说：“他是个疯子。” 我对巴博扎并不特别了解，但是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 他是个危险分子。他连眼睫毛都不眨一下就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杀掉，而且没有人能扼制住他。他当时还没有为黑手党工作，他是独立干的，同时他有一个搞信贷诈骗和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小团伙。波士顿黑手党还没有一个人将他干掉，这真是奇怪的事，或许是因为安米洛很害怕他。 我离开卡斯图奇后给塔梅莱奥打了个电话，我与他约好在罗得岛碰头。我去接他，将整个的事告诉了他。 “塔梅莱奥，”我说，“看来你可以在这儿顺手拿到一笔钱。 卡斯图奇挣得很多，而且有大量现钱。他为了摆脱巴搏扎肯定会不借一切代价。 塔梅莱奥对这个想法很满意。按他的建议我开车送他去里维尔，我们在那里与卡斯图奇及阿瑟·文托拉见了面。塔梅莱奥对他们说，如果由他来使他们免遭巴博扎的恐吓，那他们得花一大笔钱。卡斯图奇当即上了钩。他说：他将每月给我们1000元；而且如果能使巴博扎和巴博扎这类人与他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可以从落潮夜总会提取一部分收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后，塔梅莱奥派我去东波士顿找巴博扎。我在一个酒吧里找到了他。 我说道：“塔梅莱奥想找您聊聊。” 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之久。他有一张凶残的脸和一个魔鬼似的头。他看上去就象所生的这幅样子一样残忍。他只有1．5米，可是壮得象头熊。他曾在江湖卖拳艺。他因武装抢劫关进监狱，后来带头在狱中闹事并越狱逃跑。他的行为有如魔鬼，所以大家很害怕他。“塔梅莱奥先生想做什么？”他问道。 “他想做什么？”我说，“他想同你聊聊。您去，那很好；如果您不想去，那也得去，要不然，他会派另外的人来找您。” 突然他一阵冷笑。“不，我一定去，”他说，“我本来早就想同塔梅莱奥认识了”于是我们开车返回里维尔。我们约好下午3点在落潮夜总会与他碰面。塔梅莱奥非常谨慎地与巴博扎打交道。他以外交的方式对巴博扎说，从现在起，他应该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如果这样，他就可以通过黑手党得到工作和挣到大笔钱；否则他就会很糟。巴博扎知道，谁具有优势。他本来就对塔梅莱奥怀有敬意。 他做梦都想成为黑手党成员，但永远也不可能，因为他不是意大利人。 巴博扎答应，再不会有人去落潮夜总会纠缠。没有多久，四处都传落潮夜总会是个受保护的夜总会。从此刻起，卡斯图奇赚得一捆又一捆的钞票。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流氓都到这个地方来花自己的钱，同时这里还挤满了喜欢与黑手党徒接近的人。 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处理好了落潮夜总会的事，这使我们看到一种机遇，即利用巴博扎和巴博扎散布开来的恐惧来建立一种旧式的保护行当。 我们与巴搏扎商谈。如果他服从我们的安排；他每月可因保护夜总会而挣得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此外，我们还将在其贷款交易中支持他。巴博扎对此极有兴趣。他和罗密欧·马丁（小偷兼打手）以及卡塞索（今天因谋杀在牢中，他已成为黑手党成员）去一道干。我们谈好了，巴博扎从每个夜总会收入中取25％，塔梅莱奥和我也同样拿到25％。 我们将巴博扎与他的人派到20多个夜总会。其中一个是波士顿市斯网尔特大街上的名叫“客厅”的夜总会，另一个是里维尔的“阿方索寂寞的心”夜总会。所有这些都是不属于黑手党成员的下等娱乐场所。有一些属于在黑手党外围活动的人，比如“客厅”夜总会的老板是彼得·菲乌马拉、“十字路口”夜总会属于赛马经纪人萨奇斯。巴博扎和他的人进入这些地方，将它们搅得乱七八糟。他们痛打一些人，砸乱设备与酒吧，然后溜走。这些人跑来找我们，向我们诉苦，同时请求我们保护。我们袖手旁观。他们知道在落潮夜总会发生的事，知道是我们保护了它。我们对他们每个人说，我们的保护需要他们每月花1000块钱。为了要我们对巴博扎严加管柬，没有多久，我们就有了20个每月付给我们1000元的夜总会。直到196年巴博扎进监狱并开始在警察面前喋喋不休为止，我们每月都进帐2 元。 7．5食人鱼 我们开始办的是老的“美国信贷公司”，它位于波士顿的汉诺威大街。办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使黑手党徒能在它那里借钱。 如果一个人在黑手党里没有朋友，即使他很守信用，那他甚至连一分钱也借不到。“美国信贷公司”将钱借给黑手党徒，是为了能在过分热心的税务侦探询问他们的钱是从何处来的时候，好向他们出示书面凭证。 该公司出面人是乔治·卡塔卡。他是个加拿大到西西里都占有土地，资产在百万以上的地产投资商。这个家伙是个天才，他喜欢与黑手党瞎混。尽管他单独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却仍强烈渴望与黑手党合伙干。他对莫迪卡异常尊敬，莫迪卡是个老牌的、地地道道的“马菲奥索”。 有一天，乔治·卡塔尔去找莫迪卡并很快建立起了这家“美国信贷公司”。然后他们又去找头领帕特里阿卡，取得了他的同意，他们就开始将饯借给黑手党徒。 黑手党心想他们在利用乔治·卡塔卡，但是实际上乔治·卡塔尔在利用黑手党。通过这件事，他挣的比黑手党多10倍。他另外还有6家信贷公司；而且很快就传遍了，如果谁不准时归还欠款，就要招来黑手党的麻烦。在这方面，他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把所干的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密。除黑手党外，他在上层还有一些朋友。在缅因州警察中他有朋友，所以他能在那里为所欲为。 在新罕布什尔州，他与州公共安全专员罗伯特·罗兹有深厚的友谊。罗兹曾为他变卖过地产。我是在乔治·卡塔尔家里认识罗兹的。乔泊·卡塔尔就是这样地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有黑手党帮助，另一方面有政客帮助。乔治·卡塔尔知道以何种方式和在何处放高利贷最为有利可图。 “美国信贷公司”关了门。可是他们保留执照，建立了两家新公司。第一家叫“泛美公司”，该公司主要将钱借给黑手党徒，为他们进行信贷诈骗、抢劫或其它类似的行动提供资金。 在“泛美公司”建立后，乔治的兄弟彼得·卡塔尔用175000元独自开办了食肉鱼公司。该公司以高利息贷款来诈取黑手党以外的一些小人物的钱财。这种高利息在当时是合法的，甚至高达20％。彼得·卡塔尔每周必须向塔梅莱奥交付600元。我拿250元薪金，好使我在税务局人面前有合法收入。培梅莱奥坚持让莫迪卡每周得200元。莫迪卡与帕特里阿卡大吵大闹后遭到排斥，可是他的生活得归功于塔梅莱奥；塔梅莱奥知道，乔治·卡塔尔对这个老头非常尊敬，如果莫迪卡在身边，他就不大敢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在食肉鱼公司，是为了盯着所有的人和防止安朱洛或他手下的某个人在彼士顿活动时于出对卡塔尔兄弟俩不利的事情来。 食肉鱼公司的名字是彼得·卡塔尔想出来的。跟他的兄弟乔治·卡塔尔一样，他也对黑手党很热衷。他读过许多有关黑手党的造谣的报导和纪事。他是黎巴嫩人，却梦想被黑手党吸收为成员。他的衣着与电视中巴特·马斯特森一模一样，戴着一顶黑色大礼帽、提着一根散步用的手杖，并喜欢带上一只手枪。有一天，他为建立食肉鱼公司的事来找我。“我们将公司叫做食肉鱼，例如食人鱼，”他说，“我想使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叫起来真正富有刺激性。” 该公司建立后，他从劳伦斯的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两条活的食肉鱼。他为每条鱼花了100块。对于两条小小的鱼来讲，这可是大价钱。但是他却买下了，并将它们养在他办公室长沙发旁的一个大玻璃缸里。 我们利用这两条食肉鱼，是为了引起欠我们钱的人恐惧。我们对他们讲，如果他们不准时还钱，我们就把它们的臂膀塞到这玻璃缸里喂鱼。然后我们就扔进几条金鱼和一小块肉，他们哆哆嗦嗦地看着，两条鱼狼吞虎咽地全部吃光。有一次，我们将一个叫塔利亚的家伙的手插进这个玻璃缸里。塔利亚欠我们好多钱。 他是个狂热赌徒和骗子手。有一次他来，还回100块，而同时又想借300块。我们刷了他一耳光。有时巴博扎也狠揍他。可是他继续作弄我们，继续不准时还钱。有一次，我们对他的这些事实实在烦了，所以将他的手插进了玻璃缸。这两条厉害的小鱼发疯似地啃他的手指，直啃到我们将他的手取出为止。 塔利亚与食肉鱼的故事迅速传开。打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收帐不再有困难。 7．6销赃 某天晚上，有这么一个家伙到落潮夜总会找我。他深深陷在好几个高利贷债主的债务之中。因而他就用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即吉勒特安全剃须刀公司所能够偷到的一切东西去还债。老实人对此不大容易理解，但是对黑手党来讲，刮须刀片却是一笔大买卖。它使我们得益数百万。我们将刀片大批偷出，卖给全国的杂货店、超级市场及其他一些买主。在我们打大折扣成箱地销售刀片时，没有谁提出疑问。店主根本就不想作进一步了解。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只想既容易又迅速地把钱赚到手。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不可能对付黑手党的原因之一。黑手党徒捞到巨款，因为他们了解普通人，特别是商人的贪心，并利用他们的贪心。每个人都心怀这样一个目的，即去捞一点政府一点也不知道的钱。刮胡子刀片还只是我们变卖给所谓老实商人的千百种盗窃物品中的一种。 在吉勒特安全剃须刀公司工作的这个家伙我们称之为“得百分之十的人”，因为我们从他帮我们偷的全数中给他10％。这样他可以逐渐偿还其债务。这个家伙每周，而且有时一周常常不止一次地将10箱或20箱刀片偷偷藏起来，我们再用卡车去龋好象我们是来提货似的，我们将车直接开到装卸台装车，然后开走。每箱有刀片数千片。箱中每10片为一包，每包在杂货店和超级市场售1元9角5分。这种买卖，每包最多赚3角或4角。 同样一包我们卖给他们5角，这样他们每包就可赚1块4角多。 我们有一份完整的杂货店名单，这些杂货店在我们将刀片给他们时，他们立即表示乐意全部买下。 有天晚上这个“得百分之十的人”到落潮夜总会来找我，他对我说，他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再偷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吉勒特安全剃须刀公司换了一种新型刀片，还要持续好几个星期，新刀片才会有足够多的库存，这时他去偷一些才会不被发现。我问他，库房里可能还有的一些老刀片将如何处理。他说，库存老刀片已运到波士顿港的一家废品公司，由该公司用驳船将它们倒入海。厂里至少已将两卡车刀片运到了这家废品公司。 我心想，如果吉勒特公司的人用这种方式将刀片扔掉，那他们的头脑真有点不大正常。我有专等这两车刀片的市常因之我让他将这家公司的名称告诉我，第二天我就开车去找那个老板。 他已将所有刀片上船了。“这些刀片您怎样处理？”我问道。他耸耸肩，回答说，“我们将得到把刀片倾倒到海里的报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我们谈成了这笔交易。我向他保证，吉勒特公司对所发生的事永远不会知道，他将从吉勒特公司得到倾倒报酬，同时我们还将每张刀片付给他半分钱，这批刀片达数百万张，我们以每张两分半钱将它们售出了。这两车刀片光我的份额就总计有2万元；至少还有另外3个人也参予了这件事，他们所得几乎与我一样多。我们将刀片装到新的盒子内，运到费城，在那里通过杰克·梅斯将它们销售了。梅斯是纽约市的最大窝主。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他不能卖出的，从钻石到皮货到有价证券和刀片。这家伙了不起，他有数百万家财，全国黑手党都通过他销售偷来的货物。 刮胡子刀片是一次非常好的买卖，可是如果这家伙不欠我的钱，他不对我讲吉勒特公司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就绝对于不成。该公司的一些代理商发觉新型刀片上市时所有商店均存有大量老刀片，它们还将老刀片打折扣出售，这时他们一定会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在彼拉罗依德照相机公司干了同样的勾当。一个在公司库房工作的黑人欠了我们大量的债。为清偿其债务，他将一个满装有一次成像胶卷的集装箱放在百货公司的装卸台上，一个集装箱装有100箱胶卷，价值在5万或5万以上，我们每天都可以将这种集装箱以2500或3 的价格卖出。 这些胶卷是黑手党所经营的最抢手的商品。胶卷与刮胡子刀片一样难以被查到踪迹，而且有许多商人排着长队用半价或低于半价买我们的货。公司发觉被盗。他们的安全措施极为糟糕。我们直接将我们的货车开到跟前，装上集装箱，再把车开走，而没有哪个人说一句话。最后波拉罗依德公司迁到了新址。在那里他们非常谨慎，这样我们就不再能象从前一样用车拖集装箱了。因之我改用了一种新方法。我们让我们的“得百分之十的人”告诉我们，装胶卷的车何时离开工厂，它走哪条路。然后，我们就在公路上劫车，再将车上的货运到里维尔的阿瑟农常每车货至少有3个集装箱。24小时内，阿瑟农场的所有货架上全摆的是打折扣销售的胶卷。阿瑟农场里还堆存有我们的大量刀片。 对黑手党来讲，抢劫是一宗大买卖。大多数劫获的物品，不论是香烟、烟精自制酒、皮货还是食品均由黑手党运到一些贴现商店。这些贴现商店属于黑手党或与它有联系。因之要找到被抢劫货物的踪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交易场所早已在等着，几小时之内，货物就会转卖出去。 抢劫在全国各地都是一宗大买卖。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却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使用武器大危险，人会受到伤害。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得百分之十的人”的身上。大多数司机和许多仓库工作人员是赌徒。他们在大多有诈的黑手党的打牌与掷骰子赌博中把自己的工资输得精光。他们没钱时，就去找高利贷债主借。这样一来，他们就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了。他们永远还不清所有债务，因为债务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开始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只有做如下选择：打断腿、胳膊、家庭受到威胁或提供他们所装运的货物信息。我们答应他们，注意到不使他们被抓祝我们与他们商议好，他们将车停放在某个固定地点，在司机去吃饭时，我们将货盗走；或者我们约好，在公路上拦住司机，将他捆住，在我们将货卸空之后，再将他放在空车上。警察找到他时，他对警察说：他是遭到三四个头上套着长统袜的家伙突然袭击，可是他描绘不出歹徒的面孔。此法在全国都采用，不仅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大部分“武装抢劫”均已破案。这全都是由黑手党穿针引线的。 黑手党自己几乎从不干这种抢劫。只是在早期，我还是个少年小偷时，我才直接参与了这种事。自打我以落潮夜总会为据点进行活动时起，对这种事，我从不直接参加。没有一个黑手党徒干这种事。我从我的“得百分之十的人”或某个高利贷债主那里得到提示，然后我就让几个我认为可靠且大都欠我钱的不知内情的歹徒来。我向他们交待全部细节，再由他们去与那个“得百分之十的人”把整个事情谈好。这件盗窃的事就由这个“得百分之十的人”安排，几个小兄弟将他应得的钱付给他。这个“得百分之十的人”当然将自己欠的钱还给我或某个另外的高利贷主。有时还的钱数就是他在此事所挣的全部钱数。然后，将车上的货卸光，我所委托的凡个家伙将货交给我。他们拿到他们的钱，但是大头则由我得。 香烟过去和现在都是受欢迎的商品，在几个小时内，我就可将一卡车货脱手。我给小偷每包2角5分，我将货卖给波士顿、里维尔和普罗维登斯的窝主或贴现商店，就可得到高一倍的钱。 贴现商店的老板比黑手党徒还贪婪。我们所能弄得的一切他们都买，而且不提任何问题。这些东西有烈性酒、男女服装、皮货、电视机、各种可能有的器具或鞋子。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只要我手头有货，每天我都可以卖出10卡车商品。这些所谓的声誉好的商人将商品直截了当地放在柜台上，打上折扣卖给自以为在进行合法交易的顾客”。 7．7收买 一切的中心是阿瑟农场，其实它不是什么农场，而是一家蔬菜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西红柿到电视机等各种商品。这是黑手党最重要的会合点。黑手党中的头面人物都到那里转悠。那是一个破旧的棚屋，但在那里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老天爷，阿瑟一无可以捞进一两千美元，可赌输了钱，他就装穷。许多警察，不仅是里维尔的，别的城市的和波士顿的都在那里买东西。我估计，周围100英里的大多数警察在阿瑟农场买过电视机，每个人都很热情。 我们在里维尔的最大保护人是当地警察局前副局长，名叫菲利普·加洛，是黑手党人，福克斯把他捏在自己手心里。后来，林奇接替福克斯，就由他付钱给加洛。林奇死后，加洛从卡塔尔和阿瑟·文托拉手里拿钱。可是有一天，加洛想不干警察，依靠黑手党的帮助，接管城市。当时，塔梅莱奥常去阿瑟农场，于是加洛决定谈一谈自己的想法。他约塔梅莱奥单独会谈，他们决定去里维尔的一个公园广场谈话。加洛告诉塔梅莱奥，他想放弃警察局的职位，接管城市。为此他保证，城里的黑手党可以为所欲为。他希望得到更多的钱和黑手党对他接管城市的支持。 塔梅莱奥不能答应加洛的要求，他说加洛的任务是向黑手党报告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警察的活动，保护城里的赌博诈骗、高利贷和夜总会顺利进行。他认为直到加洛到了退休年龄，或者没有到退休年龄前就死掉，才可以放弃警察工作。加洛过了几年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对黑手党很有价值的人。我常看见他到阿瑟农场去对阿瑟耳语，说联邦调查局给停车场拍了照，或者计划对农场进行一次大搜捕，或者这里或那里的警察记下了汽车号码。他向我们透露了几十次大搜捕的消息。 我本人同警察也有关系。但是办事处及其成员的一般保护都由杰里·安朱洛负责。他有门路，他负责给钱，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是真的。我们从不打听。安朱洛说过，波士顿大约360名刑事警察中有300名在他掌握之中。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在波士顿活动相当自由，在普罗维登斯有半个城的人列在帕特里阿卡的薪金表上。警察乘车从他的办公室经过，看见他在外面坐在扶手椅上晒太阳时，都向他挥手致意。 圣诞节期间，几十名警察到办事处来取送给他们的礼品和钱袋。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对这种事并不关心。主要是便衣警察，他们空着两手走进后面的房间，出来时拿着包好的东西和钞票。在里维尔、萨默维尔、斯普林菲尔德和波士顿也是如此。有一次，圣诞节前一天，我在赞尼诺的酒吧间里看见进来一群警察。赞尼诺同他们一齐走进房间里，自己掏腰包，除了钱还给他们几瓶烧酒。警察走后，赞尼诺告诉我，圣诞节期间，他给警察的钱不少于5000美元，有时，如果情况特别糟糕，则要超过1 美元。这只是给低级警察的，不包括给发号施令、制造麻烦的高级警察，也不包括由别的几十个黑手党人付给警察的特殊勤务费。 在我的名册上也有一名特殊警官。我不想透露他的姓名，现在他已不在警察局工作，而在某大公司任保卫科长。当时他在波士顿银行部门工作，我叫他邱克。1960年我同他搭上关系。当时我同乔·普赞加拉干了几次入室盗窃，搞到不少东西。邱克接到了逮捕我的命令，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是法院的职员。这人同里维尔的弗雷德·萨诺很熟，萨诺是为黑手党干事的。 邱克向法院职员打听我的情况，法院职员就问萨诺，萨诺问法院职员能不能想办法不逮捕，他告诉萨诺：“邱克够朋友，你们可以同他做一笔交易。”萨诺把情况告诉我，替我安排同邱克的会见。我给他500美元。“您放心，”他说，“从现在起，您如果碰到什么麻烦，可以找我。把您的私人电话号码给我，我也把我的给您。有什么问题我就打电话给您。” 这次见面后，大小问题都没有了。关于这些，邱克也没有详细告诉我。每次他打电话都拿到钱，有时几百，有时1000美金。 可是我给他的每个钱都是值得的。有一次，我花了1000美元，消除了一场烦恼。那是第二次进入博伊斯顿大街的皮货店偷走价值16万美元的裘皮后不久，邱克打电话告诉我，叫我在波士顿同他见面。我见到他时，他身边还有一名刑事警察。他叫他比尔。据我所知，现在他还在于。邱克向我出示了比尔接到的一份搜查令，他说：“他们认为您从店里偷来的东西放在家里，比尔奉命搜查，但他是可以通融的。” “该给多少钱？邱克！”我问。 “1000美元，文尼。”他说，“有了1000元，我们就说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当然非常高兴。在地下室里藏着16万美元的裘皮，否则就要毁了。比尔得了1000美元。邱克还同我和其他黑手党人做许多别的买卖。他告诉我，进屋盗窃时，哪些地方不要去，他向我透露常受到警察监视的某些地方。他告诉我，在斯图尔特街上行驶的巡逻车上的警察拍了我的照片，以便能在我行窃时把我抓祝有一件独特的案子，萨诺也给卷进去了。他和我骗了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他认识银行的一个女职员，通过她，我们用化名得到货款，我们用这笔钱放高利贷。到了应该归还银行贷款的日子，萨诺没有付，却在赛马场上把钱输光了。一天晚上，邱克打电话对我说，银行催促警察办这个案子。他说拿出2500美元。 他可以妥善的解决这件事。他说到做到——怎样做的，我不知道。我们从银行拿走5万美元，可是他设法做到停止调查，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还。 我还买通过几个别的警察，但不象邱克这样经常。在里维尔有一个少尉，他现在还在警察局工作。他喜欢到佛罗里达旅游，又不想付钱。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另外一对夫妇在迈阿密度假一周，他们到我的一个同伙那里去，他叫博比·卡尔迪洛，是一个超级窃贼，一个盗窃狂。只要经过商店，他就不能不偷东西。偷化妆品或电视机，不管什么他必须偷。有一回，他看中了陈列在波士顿怀特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一套家俱，那是大白天，他同一个朋友穿上旧工作服，开了一输轻载重汽车，停在店门外面，爬进橱窗把家具往外搬。一个售货员问他干什么，他说，因为要陈列一套新的卧室设备，领导叫他们把这套家具搬出来。20分钟以后，他们把橱窗搬空了，没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这套家具现在放在他家的卧室里。 这位小尉给卡尔迪洛打电话，我们当然很感兴趣。如果他听到计划对我们的赌场进行搜捕的消息，或者发现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在这一地区侦察时，他总是告诉我们。他甚至帮助卡尔迪洛诈骗保险公司。有一天，有人潜入卡尔迪洛的住宅，但是什么也没有丢。卡尔迪洛告诉了少尉，他们编造了一大张失窃物品清单，保险公司核查时，少尉给卡尔迪洛证明东西确实被盗了，卡尔迪洛分给他一部分钱。 这个少尉同他的妻子想去佛罗里达时，我们把他们送进迈阿密的圣德伯特汽车旅客旅馆。 “你们到那里去，干脆用一个化名。其它一切都交给我们来办。”少尉和他的朋友就这样办了。他们在饮料、食品等一切物品的收条上签了字。他们呆了不是一周而是两周，然后在我们的支持下，没有付帐偷偷离开了旅馆。他们骗了旅馆1800美元还多。我认为，一个警察，他的妻子和朋友赖了一家旅馆的帐，这也真要有点勇气。少尉哈哈大笑说：“现在我的头儿见到我就好了。”他从黑手党领到固定津贴，每当他提供情报时，另外还可得500或1000美元。我敢断定，今天他还在这样干。 被黑手党收买的警察很多，实在很难回忆起来。在波士顿、里维尔、斯普林菲尔德和萨默维尔这些城市里，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这样的警察、缅因、新罕布什尔和罗得岛也有，不过我同他们没有往来。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警察找我们的麻烦，而又没法同他打交道，我们就给头领帕特里阿尔打电话。他通知安朱洛，安朱洛去找一名被收买的高级警察，不久这个使我们不快的警察就被调往不会妨碍我们的别的地方。 人们逐渐知道，这个国家里有不少里维尔，不少波士顿。持不同看法的人弄错了，警察是可以买通的，因为他们的薪金很低，因为他们看到政客们怎样贪婪地聚敛钱财，法官怎样对警察花费了很大精力侦破的案子撤销起诉。不用多久，警察就明白了事情该怎样办了。大家都捞很多钱，他心想，我为什么不呢？ 7．8旅游赌博 我的朋友拉尔夫·金泰尔建议我们组织旅游赌博。当时我各种事务缠身，不能亲自出马，就委托一个名叫乔·纳波利塔诺的帮客代办。不久我就发现，到外国旅游赌博能赚大钱。那里没有在赌场的后室里数钱的税务员，不用为警察生气，在那里可以收买政客，那里有属于黑手党的体面的骗人赌场我参观过的这种场所之一是西印度群岛中的安提瓜岛。当时最大的赌场是马穆拉·比奇旅馆赌场黑手党在那里可以自由活动。1966年初为黑手党管事的查尔斯·图里内和安杰洛·基那帕。 图里内是杰诺韦塞帮的成员。他是赌场老专家。当古巴对黑手党还是天堂的时候，他曾同迈那·兰斯基在哈瓦那共享。基那帕也是黑手党徒，是杰诺韦塞帮老队长博亚尔多的贴身保镖。基耶帕象一个国王在安提瓜东奔西走，他大腹便便、秃顶，看上去像是一个台球，但是他的衣着一直很讲究。图里内不识字，也不会写。但是您别以为人们可以欺骗他，他天生会算帐，他也为博亚尔多工作。 第一次到那里旅行，我就确信，只要政府从整个收益中拿到一份，它就不管人们怎样办赌常因为黑手党跟政府分成，政府就让岛上的老百姓同所有与赌场有关的人合作。不管到岛上任何地方，人们都把黑手党的人当作贵宾接待，人们一下飞机就去海关，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去不去赌常如果说去，行李可以放行，看都不用看。如果说不，就在海关里站得腰酸腿疼，海关人员检查这人的行李，从头到脚，由表及里。 在安提瓜，黑手党控制着整个赌常玩牌作弊者，用做了手脚的色于赌钱的行家和大大小小的骗子都为查尔斯·图里内干活。 那里有一些女人在玩黑杰克牌时拿出有暗号的牌，还有一些伙计掷色子时偷偷调换灌了水银的色子。在整个赌场，没有一次赌博不作弊，没有一个赌客不输得精光。美国一位前副总统也参加过这样一次赌博，岛上的总理也输过钱。 因为关系好，我在安提瓜的地平线旅馆订了一套可以眺望大海的房间，我在那里进行打牌和掷色子的赌博。海洋、明月、美女，真是妙不可言。当然我们的所有赌博都做了手脚，当时丹尼·蒙达瓦诺和乔·纳波利塔诺在我左右。为了布置一件事，我们需要一个好组织。主要问题是，把旅游赌客从赌场领到我们房间里来，让他们在那里输得精光。这样才能真正搞到钱。 为此需要控制赌博的机械师，同赌客谈心的女人，如果这些可怜虫把钱输光，就有一个小伙子来安慰他，使他们到玩得很开心。你想欺骗一个人，你就要使他感到高兴，这一点很重要。 雇用的女人多是妓女，是我们从新英格兰带来的或在当地我的。 她们不是下贱的浪荡女人，而是第一流豪华女郎。她们为赌客助兴，让他们付最多的钱。这些冤大头一点也看不出她们是妓女。 机械师是我们自己的专家。最好的机械师是杨克斯·乔·萨利斯蒂诺，在玩牌做弊方面，他是一名天才。 在安提爪，我认识到，如果组织得好，举办旅游赌博可以赚大钱。我走遍了全世界的赌场，确信不管到哪里黑手党都能办事。黑手党的手，大多是迈耶·兰斯基的手伸向各地。伦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城内有六七家赌场，其中有几家搞欺骗赌博。 我知道费城的黑手党首领安杰洛·市鲁诺参与其事。问题是，大多数伦敦赌场没有上流顾客，他们不会做生意。我带领最有信誉的赌客来到赌场，要巧妙地掏出赌客的钱。而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如不谨慎小心，赌客就会对赌傅旅游失去兴趣，也就不向他的朋友推荐，财路也就断了。 在这些令人厌恶的俱乐部中，人们难以施展本领。他们赌博完全视参加者而定。如果是一场小赌，那么一切正常。如果有一个冤大头参加，有可能从他那里捞到三四万块，他们就做手脚，使那家伙没有一点赢钱的机会。纳波利塔诺和卡斯图奇都进过监狱，被处罚款，被赶出英国，因为他们在赌博中作弊时当场被人抓祝伦敦最高级的赌场是侨民俱乐部，在那里的客人身上，只看见烟气和晚礼服。每天晚上世界各地的贵人和最著名的明星在这里出现。我没有发现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饭菜超过侨民俱乐部。 侍者全是意大利人。厨师长是黑手党人，名叫安东尼，他为我特地做了一盘切肉，味美无比。饭后，侍者走过来，给每人敬一支名贵的哈瓦那雪茄，把烟给点着。吃饭时，经常有弦乐四重奏小组来回奏乐。简直是神话世界。 为了侨民俱乐部举办旅游赌博，每个参加者必须先交1000元。如果来30人，就必须交3万元。到了赌场，赌客从这1000元中取回820元（换成英磅计算的筹码）。筹码在其它地方不能用作支付手段。赌客必须用这筹码。剩下的钱支付房钱。饮食和来回机票。如果赌客把价值820元的筹码输光，他就借钱，写一张筹码收据。赌客回去后，我收取他欠赌场的钱，然后或者切利尼到我这里来，或者我飞往佛罗里达在那里同他结帐。旅行团的客人从不用现金赌博。通过我们的信贷制度，我们可以确定俱乐部收入多少，我们有多少存款，切利尼为了收我欠俱乐部的钱至少到我在波士顿的办事处来过四次，我到佛罗里达去过两次还欠帐。还有两次是兰斯基在那里。第一次我付了4万，第二次5万。兰斯基和切利尼建议我带一个旅行团到巴哈马岛去，就是说去由兰斯基的代表马克斯·考特尼领导的卢卡长比奇赌场我终于去了那里。我从赌场收入中得到了25％。 侨民俱乐部照顾黑手党人的唯一一个方面是帐房。我们对经理弗雷德·阿尤布说：“请您在您帐簿上不要记我们这次赚了6万。只记22000。”他们就照此办理。这样不仅我们向美国政府少缴税，他们向英国政府也少交税。在帐面上我办的旅行团赚的钱没有一次超过25000，实际上几乎没有一次少于5万至6万。 我们在梅费尔旅馆通过打牌做弊骗取赌客的钱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从我组织的一次旅行团中可赚60万至90万元。如果把三四十名嗜赌如命、挥金如上的顾客带到赌场来，那他们每个人平均每周要输掉25000至4万元。 我在去伦敦的旅游团中赚了大钱。我在梅费尔旅馆租了一套房间。我们举行的社交聚会成了全伦敦的话题。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参加的是什么人：最著名的文娱艺术家、政治家、法官。房间地面铺的是大理石，有许多女人、饮料、饭菜。女人全是漂亮无比的妓女，我们利用她们让赌客上钩。然后我们开始玩牌，就好象没有看见我们的目标在常打牌的全是黑手党人，一个机械师；一个贼；一个骗子，我们押了全部赌资，有赢有输，仿佛第二天世界就会毁灭似的。不久，那个傻瓜就想参加进来赌钱。不到天黑，我们就把他的钱掏光，而他一点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做了手脚的赌博。大多数情况下，他以为我的确输了，因为我退出了赌博，并且留下一张1万元或者更多的借据。有一次我们在30分钟内赢了一个家伙8万元。他始终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周后，我们举办社交聚会，搞作弊赌博，连同从赌场分到的钱不足10万元，那么这就是倒霉的一周。 在旅行中，我叫来自罗得岛的一个小城的两个保险公司职员约翰和比尔上了当。他们是两个大傻瓜，其他没有什么。两人参加了到侨民俱乐部去的旅游。他们想博得我的好感，就说他们是我的头领帕特里阿卡的朋友。我很快就查明，帕特里阿卡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于是我就开始盯上他们。我发现他们对赌博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目光的的地盯住赌场的女人。我观察了他们一会儿，注意听他们谈话，谈的只是女人和他们看见人们挥霍掉大量钞票。我同丹尼·蒙达瓦诺说：“我想，我们能使这两个色鬼得到消遣，你去盯着其他人，我来对付这两个。我在这次尝试中可能失去的也一共只两三千块钱。” 丹尼操办梅费尔的打牌赌博和社交聚会。我同这二位在伦敦闲逛，我已经打听到他们的信用情况，他们都有钱，我同他们去看戏，上夜总会，参加社交聚会。我给他们拽来很多女人——全是妓女，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直到他们发疯为止。我对妓女们说：“你们装出一幅大家闺秀的派头。让这两个家伙以为，他们能够勾引你们，自以为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你们必须欺骗他们，你们只是因为文尼·特里萨才同他们出去玩的。”当然我给了这些女人几百块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回到波士顿时，这两个保险公司职员认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为他们大约花了2000块钱。 当飞机在波士顿着陆时，约翰对我说：“文尼，你怎么能够这样尽情享受呢？你不交所得税吗？” 我镇静自若地对他咧嘴笑着：“我当然交所得税。”我说。 “可是你的开支这么大，“比尔说，”我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钱大部分不是在台面上赚的，”我说，“我把钱投到高利贷方面。”我立刻发现，我的这番话打中了要害。一个骗子几乎能够嗅得出一个人的贪心。接着我解释说：“我从医生、律师、保险公司人员、高级职员那里拿到许多钱。他们通过我投资。假设一个人给我1万元，我每周给他1％的利息和2％的赚头，每周他得到300元现金。50个星期以后，他收回本金，另加5000元利润。当然我本人每周也赚到一笔钱。” 对这两个来自小城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么多钱，他们无需向财政部门申报，可以为了女人和社交聚会大肆挥霍了！两个人立即给我一笔钱投资。我拒绝了他们。“很抱歉，”我说，“目前我手上有许多钱要筹划，而且还有许多人想把钱给我，因此现在谁的钱我也不能收。”同时我故意让这两个傻瓜等得不耐烦。 以后两个星期我至少接到他们打来的三个电话，终于我约他们到波士顿来。我们在运动员俱乐部办事处见了面，我请他们会夜总会。“朋友们，”我说，“我有个顾客想借2万块钱。本来我可以从一个同我要好的医生那里拿钱，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这家伙使我相当厌烦，他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苦，我想暂时不跟他打交道。你们愿意参加吗？” 两个人每人给了我1万。以后几个星期我付给他们每人300，然后我又向他们借钱。在以后的6个星期中，我从比尔那里拿到65000，从约翰那里拿了5万。他们以为自己在信贷业方面有门路了，不久就可以在钱里游泳了。我一共骗了他们30万元。然后这场好戏就收场了。我一不付给他们钱，他们就大吵大闹。我只是瞅着他们发笑。“你们还记得，你们同我谈过帕特里阿卡吗？”我说。他们满脸通红。“好，去找帕特里阿卡，向他要钱。” 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他们。他们能找谁呢？帕特里阿卡不认识他们。当然他们不能去找警察，说他们拿钱放高利贷，受了骗。如果这样干，他们就要吃官司。他们的家庭也要丢脸，甚至还会丢掉饭碗，且不说他们的朋友。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想发财，成为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只需用一点诱饵——现金在他们鼻子前面来回挥舞，他们就会上钩。 我选中的诈骗对象的条件是：财力雄厚、有好名声、好家庭，这是我的行动的一个重点。倘若他们说出去，就破坏了自己的事业，失去自己的家庭乃至一切。这种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例如我认识波士顿的一个商人叫阿瑟。我发觉他在女人堆里束手束脚，不懂得怎样接近她们。我从他那里骗了145000元，我只是利用了他在女人面前的拘束和顾虑，为他同几个妓女撮合，而给这几个妓女我只付了两三千块钱。 7．9危险的交易 1968年初我在伦敦梅费尔饭店举行鸡尾酒会，第一次遇见施瓦茨。此人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要举办一个出色的酒会，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参加。 我打量着他，凭着他的穿戴我断定他很富有。“为什么不呢？”我说，“您尽管来，好好玩玩。” 不一会我发现，他是个地道的浪荡公子。他一边喝酒，一边对几个女人献殷勤。微醉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穿裙子的。我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 施瓦茨同一个小姐调情时，我们和参加这次酒会的几个白痴在掷色子。我预料施瓦茨也会参加，但不敢肯定。我们正掷着，突然施瓦茨也加入了。20分钟他输了17000元。 他带的现金不够付输掉的钱。交谈之后我答应为他的信用担保。我发现他非常容易受骗，因而我这样做很值得。三四天后我和他成了亲密朋友。我邀请他吃饭，一起到夜总会看演出，我们谈了很多，他是个百万富翁，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的钱越多，就越容易被骗。 我去波士顿前不久，施瓦茨把他的名片给我，并要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举办了世界上最好的赌博旅游。我说，我乐意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向我的信贷买卖投资。“请您到巴尔的摩找我，”他说，“在那里我们再好好商议。”这样丹尼和我一回到波士顿就飞往巴尔的摩，去与施瓦茨会面。我对他说，我从他那里提取1 元，他每周可得到300元利息。 “文尼，我老实对你说，”施瓦茨说，“我是百万富翁，但支取现金很难，我的全部财富都投了资。而且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之间有生意关系。所以我带来一个人，他叫斯图尔特·哈里森，我的利益由他保护。他现在在另一个房间里。” 哈里森又矮又瘦，有点神经质，他做保险买卖，施瓦茨的一切财产都在他那里保险过。施瓦茨写了一张1万元的支票，叫哈里森到下面去兑现，把钱拿来。 不久我又同施瓦茨和哈里森会见。商议办赌场的事。几小时后，我们开始掷色子，才几分钟施瓦茨就输了几百元。他对女人的兴趣比对赌钱的兴趣大。哈里森则不然。他相信赌中有诈，但搞不清诈在哪里，他还是输了12400元。 我发现哈里森精疲力竭，但没有想到他要干什么。他踉踉跄跄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心想，真见鬼，他要干什么？我随后跟上，看见他打开窗户，想跳下去，我一把抓住他说：“喂，你想到那儿去？” “我受不了啦！”他喊道，“我想死。” 我把他拉进来，坐在他旁边安慰他说：“不要为了几个钱就这么绝望。反正施瓦茨说了，你输了的钱全由他付。怎么样，没事了吧。我一定帮助你摆脱困境。” 我从波士顿回来后遇到萨诺和卡尔迪洛。他们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了价值为53000元的杰斐逊城教育债券，愿意将这些债券以11000元售出。我想现在是给哈里森打电话的时候了。 “喂，我是文尼，现在在波士顿。” “文尼，你好吗？”哈里森回答。 “我说过，我要帮助你摆脱困境，你还记得吗？”我问。 “当然，文尼，你有什么打算？”他说。 “我有个朋友，他是赛马经纪人，他急需一些现金，他手上有一些杰斐逊城教育债券，象黄金一样值钱。他想把债券变成现钱，你可以毫无困难地卖出去，但是不要让税务局的人查出来。 如果你出售，他愿给你很好的报酬。这笔买卖你可赚12000元。” “你拿我开玩笑吧。”他说。 “不是……你得赶快决定。”我说。 “我可以告诉施瓦茨吗？”他问。 “随便，但是要尽快脱手，”我说，“我派丹尼和萨诺把债券交给你。”当然哈里森兴高采烈，他随即去银行，按债券面额的80％，借款47400元。我给了他8000，给萨诺11000，其余的我和丹尼分了。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把债券卖了。我又从6000元中给了他4000。他非常高兴。我知道，我又增加了一个做证券交易的新伙伴。 这之后不到一周，我遇到梅斯，他手上有偷来的、价值253000元的美国国库券。我同他商量出售问题。我打电话给哈里森，叫他同妻子一道来纽约。我觉得现在应该告诉他，他已经出售了偷来的证券。现在我已经钓到这条大鱼，他再也跑不掉了。 第二天，哈里森和他妻子到了纽约。我们回到旅馆，在哈里森把他那穿着我送的新貂皮大衣的妻子带到他房间后，我把哈里森拉到一边。“出售我给你的证券没有遇到麻烦吧？” 他惊奇地看着我。“没有……怎么会呢？” “这些证券是偷来的。”我说。 他吓得脸色煞白，咽了一口口水，结结巴巴地问：“你说什么……是偷的？” “是偷的，”我说，“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一起赚钱。我现在给你的证券是从保险柜里拿的。主人一年或者更长时间都不会发现证券丢失了。而且在这期间放在保险柜里也会被别人偷走。” 然后我干脆说穿：“我现在有机会拿到价值30万元的热门证券，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开始干吧。狠狠赚它一笔。” 哈里森犯愁的脸上咧开了笑嘴。他很想赚钱。他妻子的开支很大，他想使她高兴。“好，”他说，“一起干。我需要钱。但是你要保证不出问题。” 我用20％的价，即5万元向梅斯和托尔托雷洛买了价值253000元的国库券。哈里森飞回巴尔的摩。第二天丹尼把证券带给他。他把一张10万元的证券给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得到70％即7万元贷款。我给哈里森18000，他非常高兴。几周后丹尼和乔·布拉克又为我从梅斯那里买了一张10万元的证券和几张小额证券。他们又送给哈里森。他又得到70％的贷款。这回我给他12000。在这笔生意中我们共赚了23万，我给哈里森3万。 他现在已具备了经营大买卖的条件。 我一边同哈里森做证券生意，一边与施瓦茨保持密切联系。 我总想自己建立一个赌常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名叫杰弗里·布赖特尔的荷兰老头。此人在库拦拉索岛有90公顷靠海滨的土地，并同政府订立了合同。他有的证书、建筑计划和许可证。万事俱备，只缺资金700万元。 我把此事向帕特里阿卡作了汇报。“雷蒙德，”我说：“我相信，我已让一个笨蛋上钩了。施瓦茨可以办妥此事。我感兴趣的只是赌常我只需要你提供200万元，其余的，我叫施瓦茨筹集。” “没问题，文尼，”他说，“如果你做这生意，可以给你钱。 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你现金。”这桩生意我计划让帕特里阿卡、塔梅莱奥、马斯特罗托塔参加。帕特里阿卡想让安朱洛也参加，想让他出我需要的资金。 我飞回波士顿，打电话给施瓦茨，把整个情况向他说明，他很兴奋。但我必须组织一次去伦敦的赌博旅游。施瓦茨决定自己来。我通知布赖特内尔，我们在伦敦梅费尔旅馆会面，叫他带齐全部资料。当然我为他付了机票钱和一切费用。施瓦茨看了看资料，“真叫人难以置信，文尼，”他说，“根本没有问题。你回去后来巴尔的摩一趟，我安排你同我的律师见面，我们不需要找银行，就可交80％的投资。” 这件事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唯一要办的是为赌场筹钱，此事已作安排。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将人带进赌常我知道，政府采用一切办法将骗子从赌博业中清除出去；可是我也知道，哪里有一个赌场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在迈出下面的步子之前；最好飞到库拉索去把整个情况好好看看。 我很不乐意在旅途中不搞钱。于是我只带了的几个最好的“招揽人”和“机械师”（即蒙达瓦诺。詹姆斯·佩奇利斯、罗伯特·A·迪彼特罗和奈德）。此外还有一些奈德认识的被骗对象。我们在赌场的一次牌赌中，从这些人身上骗取了8万元。因之我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为何不去所谓的合法的赌场咬它一口呢？我挑选了“金凤花”。它是两个犹太人开的，就我所知它与黑手党没有关系。我们到这个赌场，我说服他们给我无限制贷款。他们询问了拉斯维加斯和伦敦的其它一些赌场，得知我在那里得到过无限制贷款。因而，他们答应我用贷款赌博。 我的计划很简单。我在赌场参加掷色子赌博。佩奇利斯、蒙达瓦诺和来自康涅狄洛州的卡迈恩同样参加。我装成最下贱的样子，押上一栋房子，他们也押上相同数额的房子，并押在与我相对立的一边。迪彼特罗是我的搭档，我们装成两个笨蛋。我们一共输了6万。在桌子的对面，我的几个“招揽人”赢了6万。我们装成互相不认识。在我与经理谈话时，他们都出去了。经理要马上开支票。我对他说，他必须等到我回波士顿以后。 我们在库拉索停留了几天，看了建筑工地。该工地很壮观。 在“金凤花”赌场里难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波士顿后，将这6万块钱交给马斯特罗托塔罗保存。他是我唯一信赖的黑手党徒。他不诈骗我一分钱，这一点我尽可放心。我请他将这个钱放30天不要去动。如果在这个期间黑手党中没有人来找我们，我们就将整个钱分掉。唯一冒出来的一个人是代表该赌场的、一个纽约的任人摆布的律师。 “我听说，您在赌场输得相当多”，他说：“赌场请我来取钱。” “我眼下手头拮据一点，”我说，“请您宽限我一两个星期。” 这小丑回去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用6万可从梅斯那里拿到价值为30万的国库券。马斯特罗托塔罗在这期间筹集了25000，我保证他将拿回35000。马斯特罗托塔罗从梅斯那里拿到国库券，将它们交给施瓦茨。施瓦茨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是他没有按计划将东西交银行，他喝得酩酊大醉，硬把国库券塞给赌场出纳。出纳不愿收，双方大吵大闹，结果施瓦茨被地方警察逮捕。联邦调查局扑向此案，因为关系到美国国库券被盗。施瓦茨检举了我。我不得不用从另外一桩买卖中赚的钱偿还我欠马斯特罗托塔罗的钱。不管怎么说，巴尔的摩刑事陪审法庭还是因策划犯罪和传递偷窃的88万有价证券对我作了判决。 我光通过这两个可笑的家伙就卖掉了这么多证券。从全部钱中，我个人捞了35万。其中大部分都叫我挥霍掉了。这听起来难以想象，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大手大脚花钱。我到过世界各地的低级酒店。我家光杂七杂八的开支每月就要5000。我喜欢穿着讲究，每周我都要付给纽约的一个裁缝8500。我的衬衣每件38，我的西装每套500。一双鞋我花120，而且我总是一买就买6双。我穿的裤子不低于100。 因此当这个小丑为赌场的钱再来时，我连一分钱也不会给他。黑手党没有因为我骗了赌场而表示不满，只有这个该死的曲解法律的人却来纠缠我。 “您必须付钱。”他说。 “您不要再打扰我，”我说，“最好叫派您来的那个人自己来。”然后我有些激动的补充道：“我一定会进监狱。我预计要蹲20年。您想看看，我就偏偏担心您的6万块？” “那么谁来付这钱？”他大声喊叫。 “够了，怎么说我也不给！”我对他吼，“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敲碎您的脑袋。”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关于赌场的话。我们手上有他们6万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追回这笔钱。 7．10特里萨垮台 1968年7月底或8月初，奈德来找我说，他已与登普西-特盖勒经纪人公司拉好了关系，只要我们遵守某些条件，他们愿意出售抢手的有价证券。奈德告诉我，他的联系人叫威廉·德金。 我觉得大干一场的时间到了。于是便打电话给梅斯。 梅斯手上有50万元西弗吉尼亚电话公司的债券，是从纽约海顿·施通经纪人公司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他说这批债券不烫手，他要求预支4万元，因为他要付给别人。我同意了。问题是，我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我需要很多钱付给律师和还运动员俱乐部的债。 要是在从前，那很简单，我给塔梅莱奥打个电话，问题就可能解决了。现在不行，他正在坐牢。我也不能去找帕特里阿卡。 他不希望与波士顿黑手党中任何人有联系，因为联邦调查局正像苍鹰一样盯着他，现在正等着他犯错误。在谋杀的指控尚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不想给他们提供逮捕的理由。于是我去找了赞尼诺。 要想与赞尼诺很好的相处，你必须非常机灵。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涉及到借钱的问题，他却比年轻姑娘的屁股还难以接近。如我向赞尼诺借4万元，他要我还6万元。这是个难题，但没处借，我只好同意。我拿了钱，马上给梅斯打电话。他带上证券乘飞机来到波士顿。我把债券给了奈德，他说，他要转交给德金。不久，登普西一特盖洛经纪人公司按我们在里维尔的地址通过邮局寄来一张48万元的支票。我通过女秘书哈维把支票带给范伯洛，由他存在其公司的帐号上。他从兑换支票的钱中扣除24000元后，给了我256000元现金和四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我首先还了赞尼诺6万元，给奈德2万元佣金，又给10万元由他转交德金，作为替我们将东西卖出的报酬。后来，我跟一个小伙子通电话，他说他就是德金，这时我才明白，奈德只给了他8万元，这个该死的家伙私吞了2万元。 经过左来右去，四张支票也都兑了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同施瓦茨和哈里森做88万证券生意以来收益最大的一笔买卖。只是我所捞到的钱都给了几个律师，他们以在巴尔的摩诉讼中为我辩护为由骗了我大量的钱。 1969年4月我在巴尔的摩受审。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回身陷困境了。施瓦茨和哈里森出庭作证。他们与联邦调查局达成协议，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作证后，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待。我以为我也许可以欺骗陪审团，我搞错了。 他们不但不相信我，而且毫不犹豫的宣布我有罪。法官提出交保释金10万元才能释放，我的律师提出上诉。真是倒霉透顶，我预计要坐20年牢。此外，还有两个案子州法院将对我起诉。且不说为了上诉还要给律师付更多的钱。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我彻底完蛋了。我没有现金留在家里。大约有30万元现金放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箱里，那是以我和布拉克的名义租的。要是我坐牢，家里的人生活得比较象样一点就需要很多钱。 在我被判决前，博比·卡尔迪洛就开始与格斯·坎贾诺合作。 坎贾诺是个年轻人，富有进取心，对什么都不放过。他买卖假钞票、假邮票、热门股票、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做有暗记儿的扑克牌和色子。不管是打字机还是汽车，凡是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能偷到的一切，没有他弄不到的。 他的收入的最大源泉是靠偷来的证券，这些证券大部分是从一个小偷团伙手中买来的，这个团伙在全国许多机场作案，光是偷来的证券就值100万美元，大部分由坎贾诺销售。 卡尔迪洛和我急于做一笔生意，因此我们去找坎贾诺。卡尔迪洛有个朋友是当律师的，叫伯纳德·伯曼，他想出一个主意，用偷来的证券瓦解一些保险公司，也就是说去接办这些公司，然后促其倒闭井变卖其财产。要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需要1200万元的证券。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去找坎贾诺。他叫人把我带到一个公寓，那里有一柜子偷来的股票。我把股票翻了一遍，花了5个小时，没有哪种股票他们没有。坎贾诺把一些股票交给卡尔迪洛，卡尔迪洛交给伯曼。伯曼用这些股票在伦敦和阿拉斯加备接办了一家保险公司，等到他们掌握了全部股票，就可以逐步将公司的财路堵死，然后将公司挤干。我当时蹲在监狱里，没有见到一分钱，卡尔迪洛把我那一份也私吞了。由于我的证词，卡尔迪洛因这两起股票买卖被判18年徒刑，这并非出于我的报复，我检举了他和其他人，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我的世界就慢慢崩溃了。由于在巴尔的摩做股票投机买卖，陪审团宣布我有罪，联邦法院判处我20年徒刑。这一判决使我大为震惊。我以为我会被释放的，我的律师也这样认为，这次判决对我是一沉重打击。 我的律师马上提出上诉。6月13日法官提出要交10万元作担保才释放我。我相信，就算我可能蹲监狱，我也有6个月时间为家庭挣点钱。像我已经对您说的那样，我整个一生从不知道节俭。我总是象酩酊大醉的水手一样大把大把花钱。我有最上等的享受，我家里有最上等的享受，我的朋友也同样有。钱以我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我总是只有用到第二天的钱，第二天到来时我又赢了一大堆，同时再将钱花出去。我根本就不想为艰难的时候存一笔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即便是存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柜里的30万也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笔钱是准备在逃离这个地区时以应急需要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30万也不足供我的家用20年。 在宣布判决前不久，我同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谈妥了一桩股票生意。此人叫伯尼，是公寓住房、空调方面的大亨。他的父亲是早期的黑手党徒。他本人则更多地在黑手党外围活动。伯尼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也许他有办法。过了几天他把那位朋友带到我下榻的饭店。这家伙叫安东尼奥。伯尼说他是个机敏、狡猾的人。他们俩认为，如果我能搞到500万美元偷来的股票，安东尼奥可将股票换成价值400万美元的咖啡期货合同。虽然这种期货合同今年只值400万元，但是明年可值500万，甚至更多，我同意了。 我马上飞到布鲁克林去找坎贾诺。他有500万元的海湾和西欧的股票，是从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来的。他要5％的佣金，即25万元。我同坎贾诺谈妥，把股票转交给伯尼和安东尼奥。 在我能赚这笔钱（大约300万元）之前，我不得不坐牢去了。我没有再听到伯尼或他那个朋友吭过一声。他们拿着所有的钱溜走了。伯尼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坎贾诺，他也不认识坎贾诺。 一切的一切（包括与卡尔迪洛所做的保险公司的买卖、与伯尼干的咖啡期货合同、我在信贷买卖中投入的10万以及在银行租用保险柜内存放的钱），加在一起我至少有700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一切。布拉克和我与一个名叫马文·卡格尔的小伙子酝酿过一个新计划。此人是里维尔黑手党老头领卢·福克斯的外甥。 福克斯死的时候，卡格尔从马里兰州赶来了。但是他不是为了参加他舅舅的葬礼，而是先找到一辆汽车。福克斯在这辆车的行李箱中放着一个轮胎，轮胎里藏着几十万元的钞票。 卡格尔有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一面，因此布拉克和我同他说好，以20％的回扣从梅斯那里购买价值差不多200万的有价证券。我做成了这笔交易，并且与梅斯约定，由他们去取证券。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生意也做成了，这时我已在牢里。在我坐牢期间，他们把这些股票卖了。布拉克应该把我那一份（大约75万元）替我保存好。当然他没有这样做。 布拉克还应该代表我在运动员俱乐部的利益，以及代表1968年他、奈德和我共同投资买的一块地皮的利益。这块地皮在马萨诸塞州韦斯顿市相当高级的地段。我们是从奈德知道急等用钱的某人那里买下的。他卖给我们时，这块地皮值30多万，可是我们只花了12万现钱。现在它起码超值60万。我们每个人可得20万。我可从未见到一个子儿。 反正我对布拉克很信任，真是拿他当自家兄弟对待，我不听塔梅莱奥与帕特里阿卡的劝告跟他交往，把他在一生中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一些买卖的份额分给他，将他领进黑手党人的圈子，没有我他永远也进不去的。一直到我1969年5月遭到车祸住进医院为止，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这时我从范伯格那里知道，他没有把范伯格和我们一道干的信贷买卖的3万多元的利息付给范伯格？范伯格气得要命，我也对布拉克非常不满。就将偷来的有价证券的支票兑现这一点来讲，范伯格对我有如黄金一样宝贵。金鹅是不能被人宰杀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布拉克另外一些事，这样我明白布拉克必须滚开。我必须干掉他。 1969年6月30日早晨，我想干脆躺在床上，把全部可恶的事情忘却。天气晴朗，我真想坐到游泳池旁休息。但是我不能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必须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前一阵子我的两个能干的伙计到运动员俱乐部办公室来。他有9张弗鲁特联合公司的空白支票，有一张已经签了字。我让女秘书哈维把签名转到6张支票上。我们把填在支票上的钱数以杂费的名义记在俱乐部帐上，说明开支票的人在旅游赌博中输了这些钱。 我轻而易举地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兑换了一张7500元的支票，其中3oo0元计在开支票人的存款项下，4500元记的是他还赌债的款项。在其他银行兑换了另外两张支票，也没有碰到麻烦。一共我们骗了弗鲁特联合公司2万元。我们从一家与弗鲁特联合公司在纽约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得知，该公司在银行的周转户头上有好几百万美元。即使一张支票大到100万元以上也可以兑现。世界各地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到这个户头上。 我想兑换一张大额支票，看事态如何发展，如果一切顺利，我将获得巨大成功。于是我想去找杰里·迈耶斯，他是波士顿船行的老板。我想让他兑换一张95000元的支票。他已经答应给我把现金准备好。如果没有什么麻烦，我还想把弗鲁特联合公司狠狠敲一顿。真该死，我不得不坐20年的牢。 这天，在我送儿子戴维去骑术学校的路上，我被逮捕了。先被送到波士顿联邦调查局总部，然后进了伍斯特地区监狱。 在28年的犯罪生活中，我被捕过32次，但是最多两三天就释放出来。这次在伍斯特是给粘住了。 联邦调查局的人把我送到刘易斯堡监狱，布拉克就开始行动了。他卖掉我们俩共有的一切，卖掉运动员俱乐部，他取走同卡格尔做证券生意中我的一份和我投入高利贷买卖中的10万元。 他取走了租用的保险箱中的一切存款，私吞了属于我的400多万元，这笔钱是给布兰琪和孩子们准备的。他带着钱去了西西里岛，准备在那里隐藏起来。至少有6件案子可以把他送上法庭，每桩案子我都可以作证。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找不到他，也不能把他带回美国来。一旦他被送上法庭，我将十分高兴作证。他们至少会判他200年徒刑。 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不坐牢，布拉克和卡尔迪洛也不可能骗我的钱。帕特里阿卡有一条硬性规则：他的人赚的和存的钱受到保护，不管这个人坐多久的牢。这样布兰滇和孩子们就不用受苦了。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没有失去自由，能够关心我的事务，我就决定不开口，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们不在，而安朱洛和赞尼诺对我和我的家庭不管不问。我想，就为这个原故我对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仍然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始终诚实、公道。因此我也拒绝控告他们。 假如丹尼·蒙达瓦诺不因新泽西的证券买卖入狱，我的钱也不会丢。我入狱之前，同样保护了他的利益。同帕特里阿卡一样，我也遵守这条固定的规则：保护为我干事的人的家庭。如果他们进了监牢——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就设法让他家里的人每周拿到一个装钱的信封。圣诞节或感恩节我到他们家里看望，给孩子带去玩具，另外再给点钱，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节日。例如同我一起抢过银行的埃尔·贾德入狱后，圣诞节我到他家里，给他妻子莉莲500元，给孩子们他们喜爱的玩具。 因为布拉克和卡尔迪洛骗走了我的钱，我才对黑手党感到恼火。但是这不是我坦白交待的原因。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落到我的家庭头上。我的家庭是首位的。在我的生活中，它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今天也是如此。 经过与密探的谈话我才明白，布拉克、赞尼诺和其他黑手党人偷了我拥有的一切——几百万美元，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我除掉。我的肺都气炸了。我真想把监狱的铁栅栏折断。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绝望。我在蹲班房，妻子布兰淇需要帮助，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然后布兰琪告诉我，她的处境很糟。她在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周薪75美元。她不愿意接受救济。“我不懒……感谢上帝，我没有病，”她说，“我会尽可能地养活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这对布兰琪来说很困难。她40岁了，已有20年没有工作，现在她每天早晨就得去苦干。我注视着她，心想她要经受多少的痛苦埃现在我才明白，过去这么多年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赚过这么多的钞票，我认识这么多的骗子、小偷，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抵得上我的家属，现在我已为20年徒刑抛弃了一切。在这些年中，从我过去骗银行的年代开始，布兰琪就呆在家里，料理家务。我在家的时间不多，也许每周有一两次回来吃晚饭，可是只要我在家，她就象对国王那样照顾我。我的饮食是尽善尽美的，我的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家无可指责。她花费了大量心血。不止1次，2次，而是100万次求我不要再干我干的这一行。她不知道我陷得多深，因为我向她隐瞒了许多事情。我企图用我自己的愚蠢方式保护她。 现在我很后悔，我为我不在布兰琪和孩子们身边的日子惋1970年，我又被从刘易堡监狱的马菲亚区押到了马里兰的汤申德地区监狱。我向警察问道：“请你告诉我，你们能为我做什么？为我的家庭。” “我们不能给你做任何许诺，”基欧说，“但是你可以放心，你的家庭将受到保护。把你从监狱里送到别的地方去。在那里有人同你达成协议。很可能不久就释放你，但是我们不能保证。” 我注意听着，然后我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将干什么。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如果你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话……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将来决不用我对你们讲的内容来对付我。” 基欧点点头：“我们答应你。” “好，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故事有价值，”我说，“那我马上就给你们讲。” 【注】本章主要参考书目《我与黑手党》文森特·特里萨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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