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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生在黎明，辞世在黎明，因此被称为 “黎明之子”。他领导印尼人民冲破了殖民主义看漫长的黑暗统治，迎来了国家独立。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没能建立一种新制度。他是一位有魅力的革命家，长相英俊潇洒，对政治充满激情，又擅长于演说，他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结合的产物。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哲学使他成功又使他垮台。政治不仅需要妥协犯调和，而有时则需要铁腕。 1965年9月30日夜晚，星星不停地闪烁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由于地处热带，所以并不觉得凉爽，蒸热的湿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而这个时候在温带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雅加达街道上的人们在休息乘凉。 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终身总统、伟大的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人民协商会议的受命者苏加诺，身着小西服领青年装，头戴黑色无搪帽，正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的印度尼西亚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总统的声音冲破了寂静的夜晚。这个从沙玻到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到处在播送着总统的演说，群众收听时就象在旱季的闷热天听到雷声一样。 突然，总统的声音有些嘶哑，接着是一阵咳嗽。看来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几分钟后，总统稳住自己，端起桌面上的茶缸喝了几口，又接着讲了下去，声音还是那样悦耳，充满激情。 苏加诺总统的健康状况，长久以来是人们忧心忡忡揣测纷坛的话题。他拒绝了他的维也纳医生说他的肾病需要开刀的劝告。他之所以固执不肯开刀据说是因为一个传统的占卜者曾告诫他说，他会死在刀下。他喜欢请求中国医生，并采用了针灸疗法。1965年1月，在茂物的一次典礼上，苏加诺给为他诊病的中国医生授奖，并对谣传他病已垂危嗤之以鼻。 同月，在总统府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苏加诺对外间流传有关他健康的谣言表示关注。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使节否认这些谣传并宣扬自己健康良好。确实，他的精力还是充沛的，他还可以在深夜的宴会上始终保持神采奕奕与众周旋，尽管那些贵宾们已无精打采地等待这位总统退席。然而有迹象说明他的体力正在日益衰退。虽有高级医务顾问的照料，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征象还是不能完全掩饰得了。他变得动不动爱发脾气；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会见他们讲话时有语无伦次的情形。8月5日，在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他病倒了，于是引起了他病重的谣传，也加深了人们对于行将出现的权力争夺的担忧。这一次，他忽然中断演讲，显然是由于身体不舒服，虽则几分钟之后，他又铿锵有力地接着讲了下去。 总统刚才中断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然而这对争取夺权的政治派别来说却是一个行动的信号。也就是在苏加诺总统发表演说的同时，一个政变的行动计划在紧锣密鼓之中进行着。 1965年10月1日凌晨，一个令印度尼西亚人惶惶不安的午夜。月亮隐没了，星星隐没了。浓墨般的夜幕把整个雅加达城捂得透不过气来。 在雅加达以南约10英里的哈利姆空军基地。汽车的灯光划破了万籁俱寂的夜空，一辆满载着武装士兵的军用大卡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出发了。六辆驶往雅加达，一辆开往雅加达的卫星城市马腰兰。他们的任务是绑架七名陆军将领，借口是奉总统紧急命令召他们去总统府。 哈利姆空军基地是这次政变发动者的中心。它位于雅加达郊外，一条不大引人注意的公路通往这个庞大的综合建筑群，它包括简易机场、兵营、军事设施、飞机库和宿舍，中间有些小村子、水稻田和小块荒地隔开着。这里有个地方叫鳄鱼洞，是政变者专门关押反对派的地方。1965年7月以来，这个空军基地就成为志愿兵军事训练中心。在训练志愿兵以响应苏加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的借口下，进步的和革命的空军军官已为这次政变训练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和妇女。这次政变后来被称为“九·三0运动”。 “九·三0运动”指挥中心有两个主要组织：一个是“进步的革命的军官总部”，其领导人有奥马尔·达尼空军少将、苏巴佐准将、拉蒂夫上校、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中校和翁东中校。另一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指挥部，配备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迪·努·艾地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以及特别局的局长加马鲁沙曼，别名西亚姆。虽然这两个总部分立，但经常保持联系。 与此同时，在印尼左右形势的另一股势力是陆军及其有关机构。他们对苏加诺越来越倒向共产党及左翼势力一边感到不满，他们也在等待，伺机夺权。在9月30日晚苏加诺发表演说的时候，陆军的许多将领并没有在现场。如后来控制局势的苏哈托将军。他既没有参加体育馆的大会，也没有在收音机或电视机旁。那天晚上，他到哪儿去了？其中一个最绘声绘色的说法是，苏哈托在亲信的巫师的紧急忠告下，那天晚上到河水汇合的地方做礼拜了。据说，巫师曾告诉苏哈托，凌晨两点之前不要回家。如果他回家，将会大难临头。而这个时候正是“九·三０运动”发动政变逮捕反对的陆军将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苏哈托由于不在家而幸免于难。 凌晨刚过，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在陆军总部门前站岗的士兵此时早已疲惫不堪，搭拉着脑袋，抱枪倚墙，不停地打着哈欠。 突然，一个政变的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边上来结束了哨兵的性命，政变的士兵一窝蜂迅速包围了一个个陆军军官的住所。三名将领帕尔曼少将、苏普拉普托少将和苏约托中将未及抵抗就已被捕、并被活捉到哈利姆。另外两名进行了抵抗，被当场击毙。其中潘贾伊坦中将在其住宅前的花园中被击毙，哈约诺少将在卧室里欲夺枪抵抗，被政变者当场打死。陆军参谋长亚尼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请他去总统府，他感到不妙，于是佯装穿衣，企图掏枪抵抗，被当场击毙。被杀三人的尸体，被丢进停放在外的卡车上带回哈利姆。但是只有第七名将领纳苏蒂安在听到一阵枪响后，急忙从后墙逃走，他身上仅穿了一条短裤。在跳墙时，不慎跌断了脚踝骨，他忍着疼痛，一步一拐地逃到伊拉克大使馆，逃得一条性命。 然而他的一个副官膝德安中尉，面貌酷似纳苏蒂安，被政变者逮走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在房内被乱枪击中，几天后死黎明时分，当卡车回到哈利姆空军基地时，政变者为首战告捷而欢呼跳跃，喊口号和唱党歌。把被俘的陆军将领关进了鳄鱼洞。 在政变者绑架陆军将领的同时，另外的一些政变部队占据了广播电视台和电话局。到了上午，政变部队以飞机场为基地，仿佛已经控制了局势。 10月1日凌晨，哈夷·阿古斯·沙林街98号，苏哈托的住宅，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迹象。 周围一切都是寂静的，偶尔有些三轮车夫懒洋洋地踩着三轮车经过。没有吉普车的噪音，没有不寻常的活动，没有政变者来劫持这位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司令，他不象那6位高级将领一样遇难。后来问起这件事，苏哈托将军冷淡地说，他不在被绑架的名单之中，“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留到以后处置的二流军官。”低估了苏哈托，是政变者的失误之一。这导致了政变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被屠杀。 苏哈托的邻居、当时担任地方社会组织秘书的马舒里先生，天亮前得到一个陆军上尉的告急消息。这个军官从一个电视技术员那里获得情报。这位电视技术员在回家途中发现纳苏蒂安和哈约诺将军的住宅附近有些不寻常的活动。由于这个有着典型爪哇人礼貌的上尉不愿意冒险触犯上级，所以马舒里这个邻居就主动叫醒了苏哈托将军。这时已是10月1日清晨5时30分。 苏哈托后来回忆说，他首次听到含含糊糊的报告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回忆说，“我洗了个淋浴，穿上军服，由于司机还没来，我亲自驾驶吉普车。在我前往陆军战略司令部途中，我遇到一些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他们是属于陆军战略司令部指挥的，但是他们不向我敬礼。” 早晨6时30分过后不久，苏哈托进入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独立广场东街3号的总部（靠近独立宫）。当时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值班军官和雅加达卫戊司令已经了解陆军将领被绑架的详情，并立即向他作了简要汇报。 上午7时20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广播了政变者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第1号公告，该公告说，它成功地制止了“将领委员会”发动的政变。根据这项公告，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加诺总统的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的手中。 一般人并不熟悉这个人。但苏哈托却记得很清楚。当苏哈托将军担任解放西伊里安（前荷属新几内亚）作战部司令时，翁东曾经是苏哈托在中爪哇梭罗时的一个下属军官，翁东后来奉令在西伊里安空降。由于他知道翁东是一个有着极左思想的人，因此，苏哈托断定革命委员会和“九·三０运动”是一个极左派的政变。 10月1日早晨，还有许多情况仍然弄不清楚：“九·三０运动”在首都和在各省的实力；被劫持的陆军将领的命运和下落；苏加诺总统的作用和卷入这个运动的程度。在情绪激动、谣言四起和猜测纷纷的情况下，苏哈托已下决心对付局势。他说：“我手下的军官赞同我担负起领导职务，因为我是唯一能行使职权的战地司令官。以前，当亚尼将军不在时，徽曾被委任为陆军代总司令。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能够取得联系的范围内，尽可能了解有关雅加达所有军队是否忠诚的情况。其次，我命令所有忠于我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而禁止离开营房。我希望避免同刚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引入歧途的军队发生流血事件。我试图说服尽可能多的叛乱者同我们合作。” 苏哈托所要对付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对面的独立广场上的两营部队。他们的倒向很重要。这两营部队曾奉命“保护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是从中爪哇第454营和东爪哇第530营调来参加计划在10月5日举行的建军节阅兵典礼的。他们已在前一天接受了苏哈托的检阅，并没有出现靠不住的迹象。 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士兵很快就同这两个营的士兵进行了接触。苏哈托将军亲自和驻守在陆军司令部对面的这两营军官谈话，并告诉他们，翁东中校在苏加诺总统有生命危险的借口下，将利用他们来反对国家的真正利益。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协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 下午3时，苏哈托表现出强硬姿态。他对这两个营的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我给你们30分钟去集合队伍并投降，否则我将粉碎你们。”在苏哈托的高压威胁下，除第454营的一个连外，这两营军队最后投降了，举起了白旗，放下了武器。 这个连撤到了首都郊外的哈利姆空军基地革命委员会总部。 苏哈托扼要地把情况通报给他在雅加达所能接触到的司令官，包括海军、空军和警察官员。与此同时，他命令雅加达和爪哇以外的司令官让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苏哈托甚至用无线电和远在北苏门答腊棉兰的伊德利斯将军通话，当时他正待命率领该师部队进攻马来西亚。苏哈托要求伊德利斯立即派一个旅到雅加达。后来这个旅按时在10月中旬抵达雅加达，参加了镇压在中爪哇的共产党人的起义。 10月1日下午5时，获得陆军战略司令部告急的消息后，陆军伞兵突击团从首都以南的营地赶来。这支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当时在沙尔沃·艾狄上校的率领下，奉调前往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芝利利坦，而该团的一个营则留下来增强陆军战略司令部总部能动用的部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总部设在万隆的西里万吉师的第一机械化部队到达雅加达。这个精锐师并非第一次奉命镇压共产党的起义。印尼人不会忘记，西里万吉师在镇压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茉莉芬起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只是到这个时候，苏哈托将军才掌握了主动权。下午6时30分，他下令在尽可能不开枪的情况下，占领位于独立广场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和中央邮电局。“我本来在上午就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两个地方，但我认为引起当时就已在意料之中的流血，那是愚蠢的。我宁愿采取不声不响的行动，所以，大约在下午7时，不用挑起激烈的巷战，我就大体上控制了首都的局势。” 纳苏蒂安将军于下午4时左右来到陆军战略司令部。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反政变的陆军中心的力量。苏哈托上午就已从纳劳蒂安将军一张简短的便条中获悉，这位4星将军脱险的消息。纳苏蒂安脚上缠着绷带，头上也有一些擦伤，看起来疲倦不堪。 9月30日晚上，苏加诺总统在史纳延体育馆举行的全国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大约在当晚11点钟回到独立宫。 他首先冲了个淋浴，因为天气太热，加上他动情地演说，因而出了一身汗。他洗完澡，穿上了宽大的浴衣，这时侍者已端上了茶点，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换上了一件方格衬衫，一条灰色马裤。这是他妻子黛维夫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为了迎接她，他特意穿上这身她喜欢的衣服。然后他驱车前往印度尼西亚饭店去接他的日本妻子黛维。而她在苏加诺出席史纳延体育馆会议的时候，已在尼尔哇纳夜总会度过了一段时间。黛维夫人年轻漂亮，具有东方女性的一切魅力。她身穿艳丽的大花连衣裙，一头黑油油的披肩长发，戴着一幅大号变色镜。在苏加诺总统赶来之前，她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她抱怨苏加诺来晚了，苏加诺总是笑嘻嘻地表示歉意。然后两人同往史利比区卡托·苏布罗托街黛维夫人的豪华住宅。总统就在那儿过夜。 10月1日上午6时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苏加诺从梦中惊醒，他一手按了床头的台灯，离开身边的黛维夫人去接电话。他获得关于市区发生“不寻常事件”和纳苏蒂安将军及莱梅纳部长住宅遭到袭击的第一次报告。当他询问是否可以回到独立宫去时，黛维夫人住宅的警卫人员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苏加诺在少数警卫人员护送下动身。在前往独立宫途中，到达印度尼西亚饭店附近时，总统接到治安员萨伊兰上校的无线电话，要求总统不要进入独立宫，因为那里很不安全。他要求总统继续前往另一个妻子哈雅梯夫人在格罗戈尔的住宅。 总统在哈雅娣夫人住宅时，接到了更多的消息：将领被绑架、纳苏蒂安将军的女儿受重伤和纳苏蒂安逃走。苏加诺听取了这些报告后说，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是“太突然了。”然后他问萨伊兰上校：“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 萨伊兰没有立即回答。他命令苏巴托少校跟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的司令宫联系，但没有与陆军战略司令部苏哈托联系。最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苏巴托少校只和部长、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联系后就回到哈雅娣夫人住宅。因为奥马尔·达尼是政变的参与者，他告诉苏巴托，其他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陆军战略司令部。他说让总统来哈利姆吧，这里最安全。 苏巴托向总统作了汇报后，苏加诺当时也弄不清那一方已控制局势，于是决定去哈利姆。 当苏加诺坐着直升飞机来到哈利姆时，他得到了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和空军准将雷奥·瓦蒂梅纳的欢迎。政变的领导人达尼和苏巴佐准将向总统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件。 苏巴佐曾经作为政变一方的代表在上午6时左右到达独立宫，试图会见苏加诺总统，但他没有如愿，两手空空地回到哈利姆。直到上午9时过后不久，他才有机会向总统报告情况。当苏巴佐谈到国防和统筹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已经逃走时，苏加诺总统的反应是要求弄清情况。苏加诺总统十分同情政变的左翼势力，因为长期以来陆军势力已成尾大不掉的局势，直接威胁苏加诺总统的地位。苏加诺总统对绑架将领的评论是：“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同时提醒政变参加者，纳苏蒂安的逃脱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总统的出现对政变者以很大的精神鼓舞，但苏加诺犹豫不决，避免明确表态，这使当时的局势更加混乱。政变者由于准备不足，难以对付苏哈托的攻势。在政变部队即将陷入困境的时候，苏加诺派出第二个使者到达陆军战略司令部。使者在下午7时30分到达，这时苏哈托忙于组织一支特遣部队，准备给空军基地的政变部队以致命的打击。苏哈托和陆军战略司令部仔细研究后，决定继续进行军事准备，同时派遣自己的使者到哈利姆劝总统尽快离开空军基地，因为攻击即将开始。苏加诺由于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使苏哈托难以对他下手，也不可能一脚把他踢开。所以他还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忠实军官的面目出现。由于作战的需要，陆军战略司令部迁到史纳延体育馆。 苏加诺的到达和派出的使者，并没有能挽救政变失败的命运，因为苏哈托将军牢牢地掌握了军权，他指挥的部队在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政变的领导人劝苏加诺总统乘飞机到日惹去，总统没有接受，而是听从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的劝告，在几乎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当晚10点乘小车到达雅加达以南40英里的茂物总统行宫。这时，空军基地便成为政变部队与苏哈托部队冲突的战常进攻哈利姆的特遣部队在陆军伞兵突击团团长沙尔沃·艾狄上校率领下，于10月2日凌晨3时到达空军基地的外围。陆军伞兵突击团的部队、第328古羌营、一个装甲车连和一个坦克连已经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但在冲突前敌对双方用印度尼西亚人传统的方法进行协商。 哈利姆空军基地负责防御的德宛托空军准将和他的对手沙尔沃·艾狄上校，尽力避免在武装部队之间发生流血事件。 德宛托说服沙尔沃·艾狄，前往茂物进行一次最高级协商，因为几小时前苏加诺总统已经离开空军基地到他的茂物行宫去了。当这两位司令官去茂物时，他们的军队继续面对面地对峙着，准备战斗。 在茂物行宫，总统命令在印尼士兵之间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当艾狄带着总统命令回到陆军战略司令部时，苏哈托已完成了他的军事部署。因此他能在下午1时左右离开史纳延陆军战略司令部到茂物去会见总统。苏加诺、苏哈托和武装部队的其他司令官在行宫停留了5个小时。会议期间潜伏着紧张局面，但始终没有发生直接对抗。总统宣布，陆军领导权现在由他掌握。他指定陆军部长第三助理普拉诺托少将临时主持陆军日常工作；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将军“按照我提出的政策负责恢复治安和秩序。” 苏哈托毫无表情地接受了总统以坚定语气表达的意志。 雅加达的许多晨报早已发表了分散陆军领导权的总统命令。 这项消息和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互相矛盾。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说，“苏哈托少将暂时掌握陆军领导权。”这两项公告的日期都是10月1日。 苏哈托与总统的会谈，越来越陷入困境，尤其反对苏加诺总统分散陆军领导权。他气冲冲地说：“在军队生活中，同时正式任命两个指挥官是从来没有的事。”于是他决定撇开普拉诺托将军，自行其事，牢牢掌握陆军的领导权，使苏加诺分散陆军领导权的命令变得毫无作用。 苏哈托回到陆军司令部时，用武力夺取哈利姆空军基地已不成问题。因为翁东中校已乘坐空军达哥打飞机去日惹的艾地主席那里。苏加诺总统让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在他的茂物行宫避难。次日凌晨，苏哈托的部队占领了哈利姆，政变完全失败。 10月5日，苏哈托为被害的陆军将领举行葬礼。葬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灵枢用装甲车运到加里巴达英雄公墓。参加葬礼的多是军人，也有不少围观的群众。苏加诺总统没有参加葬礼。 虽然政变已经平息，但苏哈托与苏加诺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显然，通过这次政变，苏哈托将军实权在握，苏加诺总统大权旁落。但苏加诺总统尽力挽回，力图重振雄威。 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集了两次“两项人民命令”内阁的会议，他邀请了著名的共产党部长，如鲁克曼和约多。10月6日，在谈笑声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苏加诺宣布，“九·三０运动”应被看作是印尼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委员会将自行解散。11月6日，在茂物举行了第二次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苏哈托实权在握的情况下，不得不任命苏哈托为部长、陆军总司令，结束了普拉诺托的插曲。但两人的关系疏远了。这在两个人的脸上反映出来，当时独立宫的气氛是冷冰冰的。在这次会议上，总统仍然认为印尼共产党是印尼革命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力图撤销冻结共产党在各地区活动的命令。这一命令是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苏吉普托少将于10月4日颁布的，苏加诺与苏吉普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吉普托是苏哈托的坚强支持者。当苏加诺缩小杀害将领事件，而苏吉普托却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强烈行动时，苏加诺毫不让步地说：“你懂啥！这是高级政治。”苏吉普托反唇相讥：“总统大人，你靠边站吧！” 苏哈托用武力镇压了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政变，实权在握，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因包庇和支持政变而大权旁落。为了对付政变失败后的局势，重新掌握政权，苏加诺命令组织苏加诺阵线。 1966年1月15日，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发表演说，第一次提出成立苏加诺阵线。第二天，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号召组织一个应包括城市和农村，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加诺阵线，“以反恐怖对付恐怖”。他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向全国呼吁，强调成立一个更加忠于领袖的团体、以增强现有组织的忠诚。苏班德里约主张把纳苏蒂安、苏哈托和沙尔沃·艾狄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因为他们要对杀害25万共产党人负责。” 既然苏加诺总统和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已宣布成立苏加诺阵线，苏哈托明知这是冲着他来的，然而他不能公开加以反对。于是苏哈托指示手下的人建立“建国五原则阵线”，并说苏加诺阵线是建国五原则阵线的一部分。这样就把苏加诺阵线纳入了建国五原则阵线。任何想要表示同“伟大的革命领袖”团结一致的个人和团体，都必须向军事当局登记。任何人都不得比其他人更忠于苏加诺。苏加诺阵线被如此紧紧地包围，以致毫无生存的气息，最后各地区司令官终于宣布没有必要成立苏加诺阵线，并加以禁止。 苏加诺企图以苏加诺阵线来组成另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组织的努力失败了。苏加诺在这一回合中输给了掌握侧攻这一卓越斗争艺术的对手，但这还不是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苏加诺在建立群众基础失败后，集中全力搞上层组织。从1966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苏加诺总统不断努力加强他在最高指挥机构，特别是在内阁和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的权力。 1966年2月21日，苏加诺总统宣布组成“改组后的两项人民命令内阁”。当时，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势力和拥护苏加诺的左翼势力都很强大，双方势均力敌。苏加诺不能不确认苏哈托将军行使部长、陆军参谋长的职权，但他“体面地免除”了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坚定的反共人士如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和部长、海军司令马塔迪纳将军的职务。然而，这一行动更刺激了苏哈托势力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 2月24日，苏加诺在国家官主持新部长的宣誓就职时，苏哈托指派青年学生示威进行抗议，苏加诺不得不宣布在国家宫门前实行戒严。2月26日，苏加诺正式下令取缔受苏哈托支持的学生组织“卡米”，同时暂时关闭了印度尼西亚大学，在雅加达实行戒严，并派出好几营突击部队和装甲车，异乎寻常地显示了军事力量。苏加诺命令他的扎克拉比拉哇警卫营镇压受苏哈托支持的青年学生和袭击其总指挥部。这个行动遭到了苏哈托将军的还击，他命令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军队保护印度尼西亚大学不受袭击。 卡米被取缔后，2月27日，苏哈托又组织了中学生行动阵线“卡比”。继续以学生为枪炮反对苏加诺。总统和苏哈托将军之间不断发生冲突。3月11日事态发展到高峰。 当时，国家宫正在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会上，苏加诺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谴责帝国主义，同时也指责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部长。他以坚定的口吻说：“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听从我的指示。你们之中如果有人不能跟随我，好吧，那就老实说吧。我非常乐意接受辞职报告，并任命别人来接替你……”苏加诺刚要求动摇不定的部长离职时，他的一位侍从武官庞邦·威查纳尔哥上校走进会议厅，交给总统一张便条，告诉他“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据后来泄漏的消息说，这支军队是由沙沃·埃迪率领的陆军伞兵突击团的士兵，他们摘掉徽章，执行苏哈托交给的“显示自己力量”的特殊任务。）正逼近国家宫，包围会议大厅。苏加诺马上站起来，借口发生“重大事态”，直奔他的直升飞机，后面跟着没穿鞋子的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两人。3人匆忙乘直升飞机回到茂物行宫。 当时苏哈托借口扁桃腺发炎没有参加这次内阁会议。这实际上是耍外交手腕。在苏加诺召开内阁会议的同时，苏哈托、已苏基·拉赫马特少将、M·优素福准将以及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阿·马赫茂德准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苏加诺采取行动。 在苏加诺回到茂物后，由3名将领巴苏基，拉赫马将军、M·优素福将军和阿·马赫茂德将军组成的代表团找上门来。他们是从雅加达跟踪而来的，乘的是汽车；比飞机慢。到达茂物已是3月11日下午2时。他们奉苏哈托派遣，带来了一份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件。他们要求把总统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苏哈托。苏加诺怒气冲冲，这次谈判直到下午7时30分。 虽然他最亲密的助手苏班德里约和哈鲁尔·萨勒极力反对，但苏加诺还是慑于对手的强大压力屈服了。他签署了所谓的“指示信”，把行政权力移交给了苏哈托将军。它责成苏哈托将军保证治安和秩序，以及保卫“伟大的革命领袖”的人身安全和权力。 根据“三月十一日命令”，苏哈托将军以总统的名义签发了第1／3／1966号总统法令，宣布在共和国全部领土上正式解散共产党。尽管文件还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但苏哈托势力认为，颁布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3月12日，在沙尔沃·艾狄上校的领导下，军队在雅加达举行了显示力量的示威。同一天，由3月11日担任使者的3位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茂物保卫总统的人身安全。3月15日，在苏哈托将军的邀请下，苏加诺回到首都。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苏哈托汇报了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他极力渲染雅加达的恐怖气氛，并告诫苏加诺不要过低估计示威者的决心。第二天，会谈继续进行，主要议题是内阁的改组问题。 苏哈托提出，苏班德里约和其他内阁成员令他和军部不能容忍，希望苏加诺取消他的内阁。他以为苏加诺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内阁，甘当一个傀儡。出乎苏哈托的意料之外，苏加诺总统为了恢复其领导权，再一次作拼死的努力。由4位副总理和鲁斯兰·阿卜杜干尼部长协助制定并在3月16日发布的总统第一号通告中，苏加诺坚定地宣布：“根据印度尼西亚具有的民主和‘黎索宾’（指革命、社会主义和领导权）的精神，我提醒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贯彻伟大领袖朋加诺（印度尼西亚语“朋”bung意即兄弟或同志，苏加诺喜欢被称为朋加诺。）的所有教导乃是他们的绝对责任。”同时，苏加诺严厉警告，有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总统，甚至最后干预总统的助理班子。各部部长唯有总统才能任命，任何其他人不得过问。” 苏加诺的通告使苏哈托和军事司令官感到吃惊。没想到总统到了这个地步还敢反抗。软的不行就上硬的。苏哈托立即采取行动，决定逮捕15名内阁部长。苏哈托再次以总统的名义于3月18日颁布这项逮捕令。18日，15名内阁成员全部被逮捕，无一人漏网。当时苏班德里约还在苏加诺保护下，呆在总统府。一名记者曾目睹了总统卑躬屈膝的情况。说当他被迫离开总统府以便逮捕苏班德里约时，他低声下气地哀求雅加达警备司令阿米尔·马哈茂德：“阿米尔，不要杀他。” 与此同时，苏哈托将军任命了一批临时部长以填补内阁的空却。 在逮捕了苏加诺的内阁部长之后，苏哈托着手重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国会、最高咨询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政府机构。 这时重建的机构完全由苏哈托把持，苏哈托要求苏加诺总统“遵守宪法。” 1945年宪法既然授权总统任免部长，苏哈托认为苏加诺总统应组织一个新内阁以更换临时部长。3月27日，一个新内阁宣告成立。6名副总理中包括苏哈托、亚当·马利克和日惹的素丹哈孟库·布沃诺，几乎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及其亲信。3月30日，新内阁宣誓就职。由苏加诺总统在国家宫宣读新部长名单，这使他感到难堪。他读了单子上前几个人名之后，他感到无法忍受，因为这些人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他突然宣布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他转身就走，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第一副总理莱梅纳，让他把名单念完，自己径直离开了大厅。 1966年6月20日至7月6日，在史纳延体育馆召开了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开幕时，气氛仍很紧张。学生和其它行动阵线的人员不断出现在雅加达街头。拥护苏加诺和反对苏加诺的人截然对立。 苏加诺总统6月22日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上出现的情景，与往日在政治舞台上的样子大不相同。没有拿鲜花的姑娘，也没有雷鸣般的“朋加诺万岁？的欢呼声。只有装甲车和一个态度生硬的武装警卫。这个警卫与其说是保卫他的安全，不如说是防止他和人民接触，监视他的行动。 这次会议颁布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一是由苏哈托将军担任总统职务，其原因是苏加诺身体不适；其二苏加诺“伟大的革命领袖”这一头衔仍保留，但仅作为名誉而无合法权力；其三撤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1963年关于任命“伟大的革命领袖”为终身总统的决定。这次会议正式剥夺了苏加诺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苏哈托的地位，是苏哈托与苏加诺权力斗争中的转折点。 尽管有了“3月11日命令”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法令，苏哈托不愿永远藏在幕后，当一个影子总统。必要时他要到前台来。所以必须剥夺苏加诺的头衔。 这个行动从1966年12月16日就开始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法律学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法官联合会发出了“正义与真理的声明”。它扼要地提供了苏加诺总统卷入1965年9月30日共产党人政变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对奥马尔·达尼的审问结果进行逐点审议。因此声明要求：总统同共产党及流产政变的关系，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调查。声明敦促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及最高检查官进行干预。声明被递交给包括苏哈托将军在内的国家最高当局。“新秩序”力量坚决支持对苏加诺采取法律行动的要求。 许多尖锐的攻击刺中了苏加诺的痛处、他变得更加恼怒。 对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事件，他拒绝负责和提供一个完整、具体的说明。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就他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9点声明讲话”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是以信件的形式于1967年1月10日提出的，内容空泛，使“新秩序”力量感到不满意。苏加诺总统说：“九·三０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完全是意外的，那是三种因素促成的：印尼共产党领导执行了错误的方针，阴险的“尼哥林”（“尼哥林”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略称，此词由亚尼将军所创造。）的颠覆，以及有些人是“疯子”。 苏加诺这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许多老战友劝苏加诺辞职。这时传来了“九·三０事件”著名人物、陆军准将苏巴佐被捕的消息。他在各地隐藏了一年多之后，于1967年1月12日凌晨在哈利姆空军基地一名空军军士的家里落网了。苏加诺获悉这个消息时，脸上顿时苍白了。 2月7日，苏加诺总统写信给苏哈托将军、宣布他准备结束他在政府中的领导权，不过他坚持保留国家最高领导权。但这个声明为时已晚。次日，苏哈托和内阁以不满意为理由加以拒绝。苏哈托要求召开另一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解决苏加诺问题。 苏加诺总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2月16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967年3月7～11日召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解决苏加诺问题。对苏加诺来说，自动提出带有条件的辞职，总比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解除职务好。因此，苏加诺总统于1967年2月20日宣布，为了迅速结束当前的政治冲突，他愿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这一次又遭到了苏哈托的拒绝。使苏哈托难以接受的是，苏加诺企图保留共和国总统、人民协商会议受命者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三个头衔。 1967年3月7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在纳苏蒂安主持下召开了。地点仍是位于雅加达和巴油兰近郊之间的史纳延体育馆。 天不作美。一大早晴朗的天，万道霞光。然而当参加会议的成员、来宾、观察家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进入体育馆时，忽然风起云涌，乌云滚滚而来，一道道闪电从空中划过，接着传来一阵阵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装备着重武器的保安警卫人员把数以千名的学生阻挡在距离会场相当远的地方。前几天，大雅加达军区司令已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行动。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这位大难逃脱的将军在主持会议，他和四个副主席的左侧是国会议长夏伊胡，苏哈托将军坐在右侧。由于天下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湿漉漉地头发贴着疲惫不堪的脸。苏哈托这位四星将军穿着湿漉漉的普通军装，脸上的微笑显得那么勉强。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苏哈托将军被国会任命为代理总统。苏加诺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或政府活动。“他不再真正实际地掌握国家领导权了。”3月12日，印度尼西亚最高立法机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它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苏加诺所有宪法上规定的和潜取的职权。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直到人民协商会议在普选后选出新总统为止。 然而，苏哈托慑于苏加诺在人民中的威望，没有正式剥夺苏加诺总统的头衔，也没有立即把他送上法庭审讯。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西方记者采访纳苏蒂安，要求这位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就苏加诺将来的地位作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说明，并提出为什么要保留苏加诺总统的空头衔。纳苏蒂安将军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当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丛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他称呼这只野兽‘祖父’；假如他碰到一条鳄鱼，他称呼这条爬虫‘师父’，换句话说，在朦胧的丛林里，人们说老实话是不行的。”确实，他们对苏加诺这只老虎感到害怕，在人民群众拥护苏加诺的丛林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苏加诺总统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早晨天刚刚发亮，苏加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叫黎明之子。他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正如“拉登”这个头衔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爪哇的土著贵族。他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厘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可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加诺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自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单单叫他苏加诺。 苏加诺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加诺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加诺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加诺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加诺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加诺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加诺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加诺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加诺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加诺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加诺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加诺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1921年，苏加诺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他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他在这里认识了荷印混血种领袖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 1926年在他学徒阶段结束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1926年苏加诺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但因他在教学中富有煽动性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 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加诺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此后改名为印民民族党。 1929年12月9日，他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4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他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加诺加入印尼党，并被选为主席。不久，苏加诺再次被捕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苏加诺利用日本人赶走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1945年日本投降。8月17日，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提出了建国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从此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荷兰殖民者的卷土重来。 1950年8月14日，印尼通过了临时宪法，15日，苏加诺正式宣布印尼为共和国。1963年5月1日，印尼政府收回了西伊里安。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苏加诺提出了“纳沙贡”学说，声称他的内阁将代表印尼革命的主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长期以来，在苏加诺、陆军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苏加诺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起着平衡作用。1965年由苏加诺的病危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政变和陆军苏哈托势力的反扑，最后导致了苏加诺总统的垮台。 苏加诺总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长得英俊动人，对此他颇为自我欣赏，他过分自信到了傲慢的程度。他的出现能象魔术般地振奋群众。苏加诺对政治充满了激情。他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使人激动、兴奋不已。一次，他在演说中说：“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颅…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苏加诺在数千群众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讲了不到半个小时，群众都听迷了，最后他象念经似地不断喊着：“默迪卡！” 这是印尼革命的战斗口号，意思是：自由、尊严、独立。群众也一次又一次地喊着“默迪卡”来回答他，全场激动得发狂，令人难以置信。苏加诺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30年代，苏加诺不断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流放，这一经历使他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始终难以消除。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独立之后，他仍继续他对前殖民主义的革命，努力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西伊里安。他成功地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在独立之后他的革命却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只会破坏，不注意建设。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把革命变成了宗教，革命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国内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然而他仍热衷于政治运动。口号代替了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从而忽视了国内建设。 苏加诺表里如一，身上毫无矫柔造作之气。他对人民群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群众的激情是他生活的养料，就象食粮和水一样重要。革命燃起激情，引导人民无止境地革命。 看过《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一开口就要求赫鲁晓夫资助建设一座巨型体育馆。了解苏加诺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迷惑不解，他原以为苏加诺会要食品或者武器的。但苏加诺要的是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地方。著名的史纳延体育馆是苏联人在60年代初贷款并提供技术人员援建的庞大的综合体育馆的一部分。 苏加诺在史纳延体育馆曾举行过多次群众集会、阅兵典礼。在这里出现过军乐、旗帜和激动的人群。苏加诺在这里多次呼风唤雨，操纵群众，鼓舞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他狂热地高呼：朋加诺万岁！苏加诺万岁！体育馆的墙壁上装饰着“打倒‘尼哥林’！”“美帝国主义见鬼去！”“粉碎马来西亚／等巨幅标语。墙上贴有革命巨人的招贴画，他们突出的大眼睛，肌肉发达的四肢，吓坏人的表情，足以使观众激动不已。 一小撮标有美元符号的怯懦的帝国主义鼠辈们，看起来很容易被漫画巨人踏倒在地。每次召开会议，都有迎接伟大革命领袖的美丽的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组成的鲜花队。（“宾尼加栋卡依加”的字面意思是“殊途同归”，也是印尼国徽上的字。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是一群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穿戴地方服饰的漂亮少女。苏加诺很喜欢这种特殊的仪仗队。）主席台上挂有总统的巨幅肖像。苏加诺曾在这里享受凯旋和胜利的欢乐。 苏加诺是一位不卑不亢的人，毫无许多小国领导人会见大国代表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没有任何自卑感。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与对方不仅是平等的，而且还更优越。他英语说得很好。他所住的宫殿里到处摆设着印度尼西亚贵重的艺术珍品，还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女人。 然而，苏加诺喜欢简朴的东西。在他的盥洗室里，既有现代化的淋浴设备，也有老式的水桶。他喜欢用水桶洗澡。尽管他过着较奢侈的生活，但却与本国最穷苦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喜欢在车队经过的路线上停下来同人们握手交谈。他定期到农村去走走，和群众在一起，夜里就睡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印度尼西亚人在乡村看到自己的总统一点儿也不惊奇。一次，当他送别一位到茂物来拜访他的外国大使时，大使的眼光停留在仙的直升飞机上。“你有没有乘过直升飞机？”苏加诺问。大使说：“没有。”于是，苏加诺带着他登机作了一次短途飞行。当俯瞰着下面的农庄、田舍时，苏加诺决定作一次意外的降落。降落后，一群带着惊异眼光的当地居民围了上来。他和他们握手交谈，和他们谈笑，最后率领他们集体唱歌，歌声传遍田间野洼，没有保安人员在常在同他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重温故旧一个多小时后，他和他的一行又登上直升飞机，回去处理日常公务去了。 苏加诺喜欢出国访问，每次他都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他常穿着一套黄褐色制服，头戴穆斯林小圆帽，手拿象牙镶嵌的轻便手杖，显得精神抖擞，仪表堂堂。他常越过警戒线同男人握手，同儿童交谈，还亲吻妇女，被吻的许多妇女都高兴得尖叫起来。这一举动使警卫人员大为恐慌，但群众却非常高兴。 苏加诺在生活上也比较放纵。一次，他去突尼斯访问。据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苏加诺访问我国时，我们有许许多多重要问题要谈，而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个女人’。”苏加诺至少结了6次婚。在他执政期间，关于他在性行为方面的本领和性欲有种种谣传和故事。 苏加诺有一个重要的纲领：摆脱殖民统治。他围绕这一点提出自己的主张。实现这一目标之后，他的统治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他仍能抓住人心，一方面是由于“默迪卡”这一口号所产生的激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生气勃勃、磁铁般地吸引着人民；还因为他那趾高气扬的态度正符合人民崇拜英雄的心理。 尽管印尼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岛国，但苏加诺领导下的人民却很贫困。他向人民提供的不是物质繁荣和财富，而仅仅是精神上的幻想，为了纪念1945年8月17日印尼从荷兰获得独立，他发表了长达5100页的经济计划，但只是一纸空文，从未付诸实施。他能粉碎一个旧制度，却不能集中注意力进行建设。原料是有的，印尼的人口不算少，自然资源也比任何东南亚国家丰富，只是缺乏正确的政策。苏加诺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自己的问题，但他从来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苏加诺任总统职位接近尾声的几年，倒是他最明显地坚持了原则的几年。他完全可以谴责印尼共产党以拯救自己，他可以回顾茉莉芬事件，说他们奉行了过时的策略，是“人民的敌人”。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以解脱自己。并且他拒绝否定共产主义在他一贯寻求的一致精神中的地位。真是令人钦佩。 由于苏哈托以及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没有明确剥夺苏加诺的总统头衔，没有强迫他迁出国家宫，因此苏加诺仍在首都的国家宫中邀请“私人宾客”，前往医院探视；日战友，以及参观名胜古迹。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然而这使新秩序的人们感到极为不满。1967年5月6日，代总统宣布关于进一步处理朋加诺的第62号决定书，不准他再使用国家元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头衔。禁止苏加诺开挂总统旗帜，但准许他“在接受政府正式邀请参加国家节日时”，照旧穿上他心爱的制服并佩带所有缓带和勋章。金丝鸟笼般的茂物行宫留作苏加诺的官邸。苏加诺感到寂寞无聊，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一点娱乐，便在茂物行宫举行多次文艺表演会。在表演会上他对朋友和来宾发表演说。而这一点却激怒了苏哈托将军。他担心这种表演会会发展成为“旧秩序”人物的政治集会。尤其是苏加诺于1967年6月6日在雅加达的宫中举行诞辰宴会，使苏哈托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苏加诺的演说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富有煽动性。苏哈托的态度强硬起来。 1967年年中，国内紧张局势再度加剧。民族党的强硬派认为曙光已经出现。民族党机关报《平民火炬报》刊登了前总统的一幅巨照，并写上“朋加诺万岁！”为他祝寿。 这时陆军势力再次强硬起来。1967年7月7日，4个爪哇军区的司令官同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伞兵团团长一起，在中爪哇日惹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这个“日惹誓言”提出了6项要求。这些司令官强烈要求，对那些企图恢复“旧秩序领袖苏加诺博士”的权力的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这样，民族党在各个地方和各区的支部被冻结、“停止活动”、“暂时禁止活动”或者“完全禁止活动”。 7月19日，最高检查官苏吉·亚尔托少将宣布：若干高级军官和文官企图策划在7月底发动暴动，使前总统苏加诺重新掌权，因此应对他们采取行动。第二天，大雅加达军区参谋长谈到在首都逮捕了14人，在各省的清洗工作也逐步展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军区司令官命令把仍然挂在办公室、公共场所和会议厅的前总统苏加诺肖像取下，换上“神鹰国徽”或者代总统的肖像；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颁布一项命令，“工程师苏加诺博士”没有得到雅加达军事当局的批准，不得进入首都。苏加诺在此之后实际上被软禁在茂物行宫，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清洗工作大规模进行。仅在中爪哇帝波尼哥罗军区，就有1000多名军官和现役军人被认为有拥护前总统倾向而被清洗。这些人被迫退伍。 在国庆前夕发生的“藏旗事件”是一个小小的插曲。1967年国庆节即将到来，独立宫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国庆典礼的工作中，到处寻找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时升起的第一面红白色国旗。这面旗被称为“国家宝旗”。它由苏加诺的妻子法妈娃梯夫人缝制。1945年以后，每年8月17日印尼国庆，都要升起这面国旗以示庆祝。现在这面国旗失踪了。装“国家宝旗”的箱子钥匙由前总统带到茂物行宫去了。最后，苏加诺交出了钥匙，但是官员们打开箱子时，里面却是空的。 苏哈托新秩序的强硬派要求用武力强迫苏加诺交出国旗。而代总统苏哈托以印度尼西亚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有礼貌地邀请苏加诺到雅加达来完成一项民族使命，在一次隆重的典礼上移交国旗。由于健康状况欠佳，苏加诺被护送到他的第4夫人拉特娜·黛维的住宅。在那里等待这位前总统的是武装部队的4个司令官。这些司令官隆重地向苏加诺致敬，而苏加诺仍以一副民族英雄的姿态，交出了“国家宝旗”。 1968年3月27日晚上9时58分开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宣誓就职的庄严典礼在雅加达国家宫举行。仪式只进行了45分钟。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发表了3分钟的讲话，宗教事务部长达赫兰念了祝词。苏哈托发表了就职演说。第二天早上7点15分，苏哈托总统乘坐雄鹰航空公司的DC——8“西里万吉”号飞机前往日本和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几天之后，苏哈托收到前总统苏加诺给他的一封信。苏加诺在信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宣称他不想再度担任总统。同时他向苏哈托提出了一些要求：他要求准许他离开茂物行宫，迁居到他在茂物或雅加达的私人住宅。并给他较多的个人行动自由。这些要求被批准了。苏加诺搬到当时已不在家的日本妻子黛维夫人在雅加达郊外的住宅，那里警戒森严，与外界隔绝，过着最孤独的生活。 黛维在他被正式罢黜之前就离开了，并于1970年初获准同他离婚。哈里亚蒂也跟他离了婚，而尤里克·尚额尔根本就没有正式嫁给他。由于不但被夺去了权力，而且被割断了人生不可少的同外界的接触，于是他的体力和智力逐渐衰退了。后来他只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和在法玛娃娣家里很少几次的家庭聚会上露过面。偶尔他驱车到内地的彭贾克地区旅行。谁要是偶然瞥见这位过路人，一定会感到震惊，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秃着头，没有戴上他常戴的无檐帽，身体显得日渐衰老了，衣着也很随便。 后来，法玛娃梯也同他离了婚，只剩下哈蒂妮是他唯一的合法妻子。他已老态龙钟了，走路要人搀扶，讲话也含糊不清。他已成为一个伤感、多病的老头。政界要对他进行审判的呼声没有了。他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70年6月16日傍晚，苏加诺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随即被送到雅加达军人医院，延至星期日（6月21日）黎明逝世。 他既已去世，苏哈托总统的政府也就可以对他宽大了。很快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官方发言人既提到了他的缺点，也追述了他的业绩，他又一次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国父。 临死前，苏加诺表示想再见见他的前妻黛维。她在他去世的前一天飞到雅加达，并带来了替他生的，但他还没有见过的女儿。在他死的那个星期日，哈蒂妮和黛维一道恳求苏哈托将苏加诺葬在他在巴都图利斯家中的花园内。苏加诺生前选择这个地方安家，因为他相信附近的石碑上面刻有15世纪的碑文，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源泉。但苏哈托不愿意在离雅加达这样靠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朝圣处所，拒绝了她们的请求。 6月22日，星期一，苏加诺被安葬于勿里达他母亲的墓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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