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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率领埃及人民赢得了十目战争；他是一位和平的使看，是他首倡与以色列和谈，用和平的手殷收复了失地；他是一位外交的能手，是他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他被称为一位改变现实的人。战争，使他成为英雄；和平，使他垮台。他没有战死于疆场，却丧生于同胞的枪口之下。尼罗河卷走了他的骨厌，金字塔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金秋十月，天气渐渐凉爽。地处北非的埃及更是一片秋色。璀璨的阳光照耀着埃及的沙漠和原野，到处金光闪闪。 1981年10月6日，对埃及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8年前的今天，埃及人民在萨达特总统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战争，突破了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取得了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今年的10月如同往年一样，埃及人民照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今天，太阳刚刚从尼罗河中升起，为庆祝活动准备的人们已在开罗东郊金字塔形无名战士墓碑所在的胜利广场上忙碌。早上8点多钟，太阳照得大地一片通红，位于开罗西南郊的大金字塔，简直像是用纯金铸成的，远远望去，它如同一座飘浮在沙海中的金山。连尼罗河的河水也泛着金光。晴空万里，微风和煦，真是一个好日子。 埃及人民为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开罗高耸云天的豪华大厦、街道上五颜六色的汽车，披红挂彩，一派节日的气氛，埃及人民更是身着盛装，喜气洋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成千上万的公民以各种方式和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 10点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模仿金字塔式样建造的无名战士墓所在的胜利广场，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飘动。对面的梯形检阅台上一排排政府要人、达官显贵，还有各国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和记者，以及他们的眷属们都聚集在这里，观看即将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检阅台的上方悬挂着阿拉伯文的大幅标语，在外国人看来，如龙飞凤舞，令人眼花缭乱。 十月战争曾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亲自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来说，这一天自然是他最荣耀的节日。萨达特身着笔挺的军装，佩戴绿色的总统肩带，胸前挂满了勋章，今天显得格外精神。他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面前摆满了话筒，因为今天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广播电台要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 受检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远远望去，千军万马，黑压压一片；真象一道铜墙铁壁。在广场两边挤满了来自埃及各地的观众，他们也在翘首等待观看这一壮丽庄严的场面。 上午11点25分，阅兵式开始了。 三声礼炮响过，军乐奏起，被检阅的一列列威武雄壮的国家武装部队整整齐齐地从检阅台前走过。走在最前面的是步兵，他们以整齐的英国式步伐通过检阅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数以千计的坦克和装甲车。大军走过，黄尘滚滚，太阳也显得黯然无光。 今天，绝大多数埃及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阅兵式的实况转播。电视台的解说员用自豪的声音说：“看啊！精锐无敌的埃及军队开始接受总统的检阅。8年前的今天，正是这支队伍勇敢地冲过苏伊士运河，攻破了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萨达特总统和全体主席台上的官员站了起来，向他们自己的队伍行军礼。士兵们齐刷刷地把头偏向右边。这时在广场旁边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万众欢腾。总统容光焕发地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一刻钟后，晴空开出朵朵“白花”。伞兵表演开始了。观众席上一片欢声，萨达特频频热烈鼓掌。在伞兵进行表演的同时，地面上，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导弹，依次从检阅台前通过，队伍整肃，井井有条。 当4辆一排的炮车通过检阅台时，播音员解释说：“看，这是我们的‘战争之神，！”当时这一切正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 突然，一辆炮车在检阅台前停了下来，驾驶员从炮车上跳了下来。萨达特和在场的官员以为这辆炮车出了故障，而在场的许多观众正在观看空中的飞行表演，根本没把这辆车突然停下当回事。 这时从另一个车门里跳下3名士兵，他们象离弦之箭，冲向主席台，手脚麻利的一个士兵向主席台扔了一颗手榴弹，4个人狂呼着“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向检阅台猛冲。萨达特的私人秘书哈菲兹反应最快，大喊一声：“刺客！”他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想保护他。萨达特显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哈菲兹大叫：“总统，趴下！总统趴下！” 但他依然屹立着，仿佛在想：我身为总统，如何能在众目暌暌之下趴在地上，那样做实在有失体统！也许他在想，有真主保佑，他们不可能打中我。 哈菲兹见总统那样固执，明知事情要糟，急中生智，操起一把椅子想为总统遮挡一下，但是已经晚了。 这时一颗手榴弹在离萨达特仅5米的地方爆炸了。萨达特应声倒下，他的胸部和肩部受了重伤，鲜血直流。几名士兵手持苏制冲锋枪向检阅台猛烈地扫射。哈菲兹也中弹栽倒，躺在血泊之中。 当密集的子弹猛烈地射向检阅台时，警卫人员惊恐万状，观众席上发出尖叫声，人群像一窝蜂似地涌向出口处，检阅台上的官员和眷属东躲西藏，有的钻到了桌子底下，有的用椅子护住身体……。 进行实况转播的无线电波里传出了大约40声枪响。传出了播音员情不自禁的喊声，“叛徒、叛徒！同胞们！埃及……”播音员哽咽着，声音嘶哑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电视屏幕上一团漆黑，传来出事现场的嘈杂声……萨达特，因为身着军装，佩带绿色总统肩带，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成为子弹射击的目标。一阵扫射之后，凶手们转身奔回卡车，总统卫队和保安人员开始还击，当场打死一名凶手，另外3人因受伤被活捉。整个袭击和还击的过程不到30秒钟。 萨达特立即被一架直升机送往开罗最好的医院——玛玛迪医院。但医生断定萨达特的心脏和大脑已完全停止了活动。 萨达特夫人放声恸哭。她抱怨说：“我料到他会被暗害的，劝他穿上防弹背心，他不听，他认为那样太没有男子汉气概了。” 在这次事件中，除萨达特外，还有7位官员遇难，30多人受伤。 枪杀事件发生后，埃及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25分钟。10月6日晚上8时，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悲痛地宣布萨达特总统在7小时前的军事检阅中遇刺身亡。宣布为萨达特总统逝世哀悼40天，并于10月10日为他举行国葬。 萨达特身亡后、根据埃及宪法，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苏菲·阿布·塔列布接任为临时总统。临时总统塔列布当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为期1年。第二天，埃及议会提名副总统穆巴拉克为总统候选人。10月12日，埃及举行全民投票，穆巴拉克当选为新总统。 萨达特总统离开了人间，也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位叱咤风云，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的伟大英雄，没有战死于疆场，却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位战场上的英雄，而且是一名争取和平的卫士。为了和平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埃及同以色列的敌对可以追溯到30年前。 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的次日，就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从此便与阿拉伯人结下了深仇。 埃及同其它阿拉伯国家一道同以色列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实力较量，但由于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加之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多端，因而一直未能扭转军事上的不利态势。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发誓一定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厉兵秣马、精心备战。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在埃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六·五”战争。埃及3／4的作战飞机在战争的头两天便被摧毁。失去空中掩护的埃及装甲部队溃不成军。西奈半岛整个落入以色列人手里。这次惨痛的失败对纳赛尔造成很大刺激。他再三恳求苏联人履行诺言，帮助埃及恢复遭受重创的军队，但苏联一味拖延、搪塞。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终因心力交瘁，溘然长逝。 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接过了埃及总统这副重担。他上台后仍然奉行不结盟政策。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这同纳赛尔总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萨达特认为，“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而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埃及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监狱中所悟出的一个哲理。正是这一哲理，促使萨达特在内外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他上台后不久，就允许新闻自由。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1974年他制订了《十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同年，他还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 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萨达特表现出果敢的性格。纳赛尔去世后，他派代表出访世界各国，并向它们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两人谈话时，周总理问特使：“纳赛尔年仅52岁，你知道是谁把他整死的？”特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是俄国人，纳赛尔是让勃列日涅夫给气死的。”总理的语言形象而准确。埃及特使恍然大悟。萨达特一方面继续催促苏联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同美国暗中接触，探索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但此时苏联和美国热衷于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萨达特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而这时埃及处境极为困难。一是运河东岸、西奈半岛的几十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要求收复失地、返回家园；二是埃及经济困难，每年损失6亿美元。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一年的军费高达15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1／4。负债累累，1971年到期债务高达3．3亿美元。这时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土上推行犹太化，赶走阿拉伯人，迁入犹太居民。此外，埃及武装力量在“六·五”战争之后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的状态，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成年累月在沙漠中进行训练和演习。萨达特总统曾经形象他说过，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五”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当时以色列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气焰甚高，一再发出战争叫嚣。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不能不寄希望同以色列再决一雌雄。1972年10月，萨达特在一次武装部队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所有的和平之门都向埃及关闭了，看来我们只有进行战争。我们不能等我们获得原子弹后才去解放我们的土地。哪怕我们全都牺牲，我们要让后代知道，我们没有给埃及人丢脸！”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了。头几天，埃及军队几乎获得了全胜。他们突破了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当埃及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支伪装成埃军的以色列部队乘着夜色渡过了大苦湖，绕到了驻守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军团背后，并于10月23日完成合围，切断了它同后方的联系。战局开始变得对以色列有利，埃及的损失越来越大。 萨达特终于发现，他其实是在同美国人作战。战争初期，以色列损失的飞机、坦克很快便从美国得到补充。美国还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最新式的武器，其中包括被称为“聪明的能思索的”白星眼式炸弹和幼畜式炸弹。这两种能自动寻找目标的制导武器在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西岸进军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萨达特决心接受停火。他说，我不能同美国打仗，也无法承担再一次使我们的武装部队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10月末的一个早晨，埃及作战部长贾马西中将接到武装部队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的命令，要他立即着手去同以色列方面谈判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问题。 当贾马西如期赶到双方约定的谈判地点时，联合国代表、芬兰的西拉斯沃将军会见了他，却不见以色列代表的影子。贾马西将军愤愤而回。后来才知道搞错了时间，因为埃及与纽约时间差7小时，贾马西应该半夜前往才是。谈判在以色列防线内10公里处进行。埃方代表到达的时候，以色列代表已在外面迎候。这是一个指挥中心，四周是用油布覆盖着的坦克、装甲车。谈判桌就放在蓬布下面。以方代表团由亚里夫等8位军官组成。双方代表坐下后，亚里夫示意给埃及代表送茶和咖啡，被埃及人谢绝了。 “我是亚里夫将军，”以方代表团团长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想知道埃及代表团成员的名字。” “我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奥尼将军。” 贾马西有意不说真名。他知道坐在面前的这位是以军参谋长，他曾在情报部门提供的以军头目的照片里看到过他，不过贾马西发现这次他戴上了眼镜。 亚里夫盯着贾马西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你不是贾马西将军吗？作战部长，10月战争中搞偷袭的策划者，为何不直说你的姓名呢？”贾马西冷静地回答道：“同西欧人的传统一样，我们埃及人对姓氏并不讲究。我也知道你亚里夫曾经是军事情报局局长，现在是总参谋长，果尔达·梅厄的政策顾问。”亚里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把话题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起以色列的和平计划。贾马西阻止他说。“我不是来同你谈和平的，这是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家去谈吧。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话题是军事。我要求以军撤回到10月22日的界线，·双方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军事脱离。”亚里夫把头一摆说：“你说的10月22日的界线在哪里？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这条界线是很难划定的。”会谈从早上8点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在实质性问题上毫无进展。 11月16日，基辛格飞抵开罗，向萨达特提出了包括埃以双方脱离接触、交换战俘、向被困的埃及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6点建议。双方就美国的这些建议继续谈判，最后虽然就交换战俘及允许埃及向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脱离接触问题上，双方仍然争论不休。以方提出双方军队回到10月战争以前的界线。这意味着埃及军队将从苏伊士运河的东岸退回到西岸去。贾马西立即反对说，以色列军队应该退回到巴勒斯但境内的国际界线去。谈判的道路几乎堵塞了。可是在一次会谈时，以色列的泰勒将军对贾马西说：“不要在界线问题上争论不休了，也许我们应该从运河东岸撤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尽管泰勒告诉他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但贾马西还是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了萨达特。萨达特对此表示惊讶。 1974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基辛格再度访问埃及。这时，贾马西已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基辛格告诉贾马西，以色列已同意从东岸撤出。但要求埃及必须削减部署在东岸的部队，以军的坦克撤走后，埃及的坦克不能进入这一地区。贾马西不同意以色列的条件。基辛格对贾马西摊牌说：“埃及至多只能在东岸保持30辆坦克。”并以教训的口吻要贾马西从政治着眼，说这是整个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贾马西回答说：“我是军人，不谈政治。从军事上考虑，我不能答应这么做。”两人僵持不下，贾马西转身离席，走进盥洗室。他对基辛格只允许埃及在自己的国土上进驻30辆坦克感到屈辱，止不住泪流满面。但片刻后，他又坚定地回到房间里同基辛格继续会谈。当贾马西把美国提出的条件告诉伊斯梅尔后，伊斯梅尔也吃了一惊。然而他们不曾料到这是萨达特事先就同意了的条件，事后，萨达特召见了贾马西。听取了他的汇报，并赞扬了他的工作，说服他一切都要从和平利益出发，眼光要放远些。萨达特见贾马西似乎还有疑虑，便解释说：“有美国人作保，以色列人大概不会玩弄诡计吧！”贾马西同意了萨达特的意见。但他立即对东岸力量作了调整。增加了反坦克导弹，用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替换了原有的火炮，以防不测。 埃以双方在101公里处经过几番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埃及谈判代表贾马西不无欣慰地对萨达特说：“谈判成功了。第3军团得救了。我们不但保住了东岸的所有阵地，并且在一些地方还向前推进了至少20公里，”萨达特对此也感到满意。他下一步打算是敦促召开由美、苏及有关各国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但由于以色列反对在会议上讨论巴勒斯但人民的合法权利问题，而阿拉伯国家内部则在究竟是组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代表团还是各国独立组团以及由谁作为巴勒斯但代表的问题上争执不休，以致日内瓦和平会议迟迟开不起来。 萨达特的和平进程遇到了阻碍，他开始酝酿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能不能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会谈呢？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一想法，但却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助手们说：“美国人和苏联人都不相信阿拉伯人会迈出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就从我们做起罢。” 1977年11月初，萨达特应齐奥塞斯库的邀请，在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陪同下访问了罗马尼亚。他们下榻在风景秀丽的西纳亚山间别墅。这是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渡假地，坐火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首都布加勒斯特。萨达特在这里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不久前以色列总理贝京刚访问过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向萨达特总统谈了贝京访问的情况，鼓励萨达特与贝京直接对话。他说：“贝京是真正希望和平的。尽管他非常保守，有时甚至很固执，但他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敢做其他人未必敢做的事。”齐奥塞斯库见萨达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便进一步说：“总之，你完全可以下这个决心。” 齐奥塞斯库的这番话对早已有此打算的萨达特来说无疑是一支催化剂。第二天晚上9点，萨达特把法赫米叫来，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对你来说也许太不可思议。但我以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眼前的僵局。我准备直入虎穴，到耶路撤冷去面对以色列人宣布我们的和平条件。”萨达恃看着法赫米问：“你认为如何？”法赫米听后大惊失色。连声追问：“要去哪儿？你说是去以色列！”萨达特见他惊愕的样子，冷静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呢？我们不会放弃阿拉伯人民的权利。我们这样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置以色列于困境，他们决不会回避和平。”惊魂未定的法赫米再一次问萨达特：“你说的是真话吗？你真要去以色列吗？”萨达特肯定地回答：“当然是。不过这是我的想法，现在请你拿出意见来。” 法赫米见萨达特神态严肃，口气坚决，这才认真起来，急匆匆地去找几个外交顾问商量。他们都不同意萨达特的冒险行动。于是便连夜拟了一份新建议，即由萨达特提议召开由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以色列、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首脑以及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参加的高级会议。会议可以在耶路撒冷开，但要在联合国驻以机构里并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举行。如果以色列拒绝这项建议，必然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天一早，法赫米将建议呈交萨达特。萨达特看后表示可以一试，并立即转告美国总统卡特。 就在萨达特从罗马尼亚启程回开罗的时候，卡特总统传来了回音，说是美国正在为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努力，而萨达特的新建议只会给这种努力增添麻烦。本来就对法赫米这一建议持怀疑态度的萨达特，此刻更坚定了访以的决心。 回到开罗后，萨达特立即着手访以准备。他找来了自己的秘书摩萨·沙伯利，要他起草一份准备在人民议会上用的演讲稿。萨达特谈了若干发言要点后沉思了片刻，对沙伯利说：“我到时候可能要讲些出人意料的话，请你在讲稿中留点余地。”接着萨达特又到民族安全委员会去透风。他感慨地对委员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谋求第三者出面调停我们之间的争端，其结果怎么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我们当事者才有切肤之痛！”萨达特扫了委员们一眼，大声地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直接对话解决埃以之间的问题呢？我已经准备同他们在任何地点会谈，哪怕是去耶路撒冷！” 第二天，萨达特在人民议会举行的会议上突然对全体议员宣布：他将于最近访问耶路撒冷。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出自萨达特之口。俄倾，全场哗然，议论纷纷。萨利姆总理、马雷议长等人事后议论道：他（萨达特）象施放了一个试验汽球似的投放了一枚政治炸弹，大家都给炸蒙了，而他却格外冷静。马雷议长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防止这一消息扩散出去，他迅速跑到毗邻会场的总理府与全国各报纸的总编们联系，要求他们不要发这条消息。萨达特得知后、马上找到马雷对他说：“我不是在演戏。要知道这是平常严肃认真的事，这条消息一定要发！” 一个外国记者得悉这一消息后，打电话向萨达特的新闻秘书证实。秘书不敢答复，向总统请示，萨达特接过电话明确地回答：“这是真的，我将出访以色列。” 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感到突然，但在萨达特的脑子里却是酝酿已久了。他是在充分考虑了现实后作出这一决定的。萨达特清楚地知道，埃及在以往的几次战争中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与以色列对峙下去，埃及的国力将消耗殆荆十月战争使萨达特认识到，单凭埃及的力量是无法与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事机器抗衡的。十月战争中曾是埃及战友的叙利亚也已无法经受一场新的战争。而一些远离战场的阿拉伯国家却一味地鼓动埃及与以色列作战。另一个令萨达特感到担忧的因素是：埃及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建在尼罗河上世界最大的阿斯旺水坝紧密相连。一旦以色列炸毁高坝，整个埃及都会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萨达特不能不考虑这种潜在的危险。他对助手们说：“如果埃以会谈结果能避免一场新的战争，那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危。” 萨达特充分估计到耶路撒冷之行会遭到阿拉伯国家首脑们的非难。他一再声明，这次行动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萨达特带了埃及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专程飞往大马士革，拜访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希望能得到这位十月战争的伙伴对他访以一事的谅解。萨达特对阿萨德说：“去耶路撒冷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并不期望叙利亚的支持，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因此成为死对头。”阿萨德总统默不作声。萨达特接着说：“一旦会谈成功，将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为阿拉伯民族的正当权利是我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会谈失败，我准备独自承担一切责任。”萨达特看了阿萨德一眼继续说：“我完全有勇气向埃及人民宣布我的失败，我准备让出总统的位子。” 会谈一结束，萨达特迅即返回开罗。尽管阿萨德的态度不甚明了，但萨达特满以为叙利亚至少不会采取敌对立常场。孰料他刚到开罗，就听到大马士革电台杀气腾腾的威胁：“谁敢去以色列就要谁的脑袋！”并且，就在他与阿萨德总统会谈之际，叙利亚社会复兴党头目们已在秘密地策划，在大马士革机场扣留萨达特，然后以人民及政府的名义对萨达特的“叛徒”行径提出指控。他们决定在机场上举行欢送仪式时动手。 并且已经派人去机场实地布置。可是，他们迟了一步，等阿萨德获悉复兴党头目的这个计划时，萨达特的专机已飞离大马士革了。当然，企图惩罚萨达特的不止叙利亚社会复兴党。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闪电游击队组织也扬言要刺杀萨达特。他们在一项声明中说：“萨达特将被追到天涯海角，直到死刑得到执行为止。”对萨达特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倚为心腹的埃及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对他举起了反旗。 “法赫米宣布辞职了！”这条消息，几乎象萨达特总统宣布访问以色列一样使外界震惊。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萨达特倚为心腹的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会在这种时候引退。对萨达特来说，这无异于背后被捅上一刀。萨达特知道法赫米反对他的耶路撤冷之行，但绝没有想到他会亮出辞职一招。那天说好由法赫米陪萨达特同往大马士革与阿萨德总统会晤的，但临上飞机前，萨达特却接到报告：法赫米因身体欠佳需在家静养几日，不能陪总统前往大马士革。萨达特认为此事来得溪跷，不由满腹疑窦，但因时间仓猝，只得下令专机起飞。稍后，马雷议长到法赫米家探望去，见他安然无恙，惊讶不已。法赫米告诉马雷，他生病是假，准备辞职是真。马雷一听，不敢怠慢，立即转告代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马上电告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萨达特。萨达特指示：接受法赫米的辞呈。 法赫米估计萨达特的行动不但会遭到阿拉伯各国的反对，而且埃及人民也会起来反对萨达特的这一冒险举动。他料定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早早地使出了辞职一招，为自己找好退路。孰料萨达特访以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成功。这是法赫米始料不及的。他后来千方百计托人说情，试图再回到萨达特身边工作，甚至不惜屈尊当个外交顾问或其它由萨达特指定的工作。但萨达特却断然予以拒绝，以后干脆连回音也不给了。这些都是后话。 法赫米辞职不久，又传来埃及驻叙利亚大使馆被炸的消息。肇事者试图以此来威胁萨达特总统，阻止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萨达特刚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又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的来信，奉劝萨达特放弃这一计划。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萨达特毫不动摇，反而以更坚定的信念踏上了飞往耶路撤冷的专机。 1977年11月19日，特拉维夫东南约4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夜幕降临以后,停机坪前突然出现了大批军警和便衣保安人员。紧接着，几辆高级轿车驶入机场。灯火立即被严格地管制起来，除了微弱的跑道灯外，整个机场几乎被黑暗淹没了。在宽阔的跑道一侧站满了以色列的政府要员。他们个个身着整齐的服装，怀着复杂的心情谈论着。各机构的代表以及各报刊、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在机场上忙碌。他们在翘首等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一架来自埃及的波音737号专机正悄悄地飞临以色列上空。机舱内坐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随员们。由于此番是去同相互敌视了30年的敌手进行面对面谈判，机上乘客的心情都无法平静。每个人的神色都显得异常严肃。萨达特象往常一样衔着他那只总离不开身的烟斗，黝黑的肤色，冷峻的目光里透出自信。萨达特曾犯过两次心脏病，所以十分注意保养自己。他具有非凡的涵养和自制力。此刻，他显得格外精神。 飞机到达本—古里安机场上空。 “飞机！飞机！” 人群中不知谁在喊。等待在机场上的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天空。只见飞机在本一古里安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稳稳地降落了。机场上顿时灯火齐明，朗若白昼。人们的眼光和记者的摄影镜头一齐投向了这架漆有红色和金色线条的埃及总统专机。舱门徐徐打开之后，萨达特首先出现在舷梯平台上。他镇定地注视了一下眼前这块陌生的大地，看到了正向他迎来的贝京总理以及达扬、沙龙等一些不久前还是在战场上的敌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极度复杂的，从昨天到今天他跨出了多么艰难的一步啊！ 当萨达特在以色列总理贝京引导下走上铺在跑道边上的红地毯时，聚集在机场外交接待线后面的大约1500名新闻记者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这张猩红色的地毯是为萨达特总统来访从洗衣店里急急忙忙地提前取出的。欢迎仪式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隆重：乐队奏起了迎宾曲，尔后奏两国国歌，萨达特在贝京的陪同下检阅了由72人组成的武装仪仗队。格林威治时间19点30分，萨达特同以色列总统卡齐尔同坐一辆防弹汽车，在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耶路撒冷。来自以色列各地的群众拥挤在街道两旁，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埃及代表团下榻的大卫王饭店。许多青年人高举着标语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英文写着要求和平的口号。一些女人激动地哭了。男人们将自己的孩掮在肩头。他们在街头等了好几个小时，为了一睹这位勇敢者的风采，萨达特的车队在骑摩托车的警察和几辆警车的护卫下缓缓驶过耶路撤冷的主要大街。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护送着这支不寻常的车队。萨达特望着朝他挥动小旗的人群，心里很不平静：人民是渴望和平的。萨达特坚信这一点。 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大卫王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依然灯火通明。埃及代表团的译员正连夜把萨达特将在以色列议会上作的演讲稿译成英文。这份由沙伯利起草的讲稿充分体现了萨达特再三叮嘱的两点精神：一是以讲和平为主，少一点火药味，多一点人情味；二是重申阿拉伯人民要求得到全面正当权利的立常沙伯利在讲稿中引用了圣经中唯一一段关于和平的章节：“主啊，我大声地呼叫你，你听听我恳求你的声音吧！如果我向你求救并向赞美你的勇士高举起我的手时，你不要拉我与坏人，与那些口谈和平而心里想干坏事的人同流合污。我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的劣行给予报偿。我要求和平，并努力寻求和平。”译员在将这段文字译成英语时，发现有些地方需要查对一下原文，但苦于身边没有圣经。于是他步出房间，找到旅馆行政部。他向一位迎上前来的职员说明来意，这位职员把他领到一位看上去有60多岁的老妪身边，告诉她埃及人想借用一本圣经。老人起先对此大为不解，深更半夜了，一个伊斯兰教徒要圣经作什么用！可当她知道，萨达特总统为了和平的演讲中需要引用一段圣经章节时，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即赶回家去，用半个小时取来一本精致的圣经，要这位埃及译员转送给萨达特总统。 11月20日下午，也是萨达特到达耶路撒冷的第二天下午，萨达特总统在以色列总统卡齐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以色列议会。当萨达特一行踏上议会台阶时，仪仗队向他们举枪致敬，军乐队鼓乐齐鸣，奏起欢快的迎宾曲。宽敞的议会大厅里坐满了人。不仅本届议员全都到场，而且前议员和部长们几乎一个不漏地早早在大厅里等候了。电视台将这次会议向全国作了实况转播。 “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忘记过去，朝着新的未来迈出勇敢的步伐。”萨达特开始用阿拉伯语向议员们，向全体以色列人，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演讲：“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你们，向全世界宣告，我向你们提出的是全面的和平。”“我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和你们的人民处于导弹的包围之中。”萨达特审视了一下会场，议员们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话。萨达特继续说：“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自己的安全得到保证的边界内和平生活。”“本地区所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萨达特想起上午在耶路撒冷参观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时，一位穿黑衣服的巴勒斯但阿訇对他说的话：“不要放弃耶路撒冷，否则就会是对所有穆斯林，特别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致命打击。”萨达特在他的演讲中重申了这一立场，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出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萨达特用了55分钟结束了他的演讲。台下的掌声长达40秒钟。在以色列几十年来的历史上，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以色列议会上发表讲话还是第一次。几乎全国的老百姓都收看了会议的实况转播。一位官员说：“许多人并不了解萨达特的几次讲话的全部细微差别，也不了解谈判是相当艰难，但他们是如此迫切地要求和平，以致此刻除和平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了。”萨达特预料他的这次出访或许能打破日内瓦会谈的僵局，但绝不曾料到此举会在以色列人民中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许多以色列入甚至开始议论，一旦实现和平，以色列人该怎样同阿拉伯人更好地共同相处。 萨达特一行辞别耶路撒冷的时候，成千上万群众聚集在旅馆外面，他们动情地欢呼着。一位年轻妇女瞪大眼睛对周围的人说：“这真难以相信，谁曾料到我们会有这么一天呢？” 萨达特望着激动的人群，更坚定了人民需要和平的信念，他决心继续朝着和平的方向走下去，不管前途多么艰险。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对以色列来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喜事。因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不合法的。虽然以色列国成立已近30年，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他们要赶走犹太人，消灭以色列，武力解放巴勒斯坦。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之后，由于以色列侵占了整个巴勒斯但地区和大片的阿拉伯领土，使阿以矛盾更为尖锐。萨达特的和平行动，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这是以色列求之不得的快事。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象一块巨石掉进了幽静的山谷，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在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阿拉伯联盟制定了共同的对以政策，即所谓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萨达特的这一行动，使阿拉伯联盟陷于分裂。从此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政策上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和谈。前面讲了在萨达特总统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就听到大马士革电台杀气腾腾地威胁：“谁敢去以色列就要谁的脑袋。” 接着便发生了埃及驻叙利亚使馆被炸事件。叙利亚社会复兴党秘密策划刺杀萨达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认为萨达特的行动是“叛徒”，并在利埃边界集结军队，声称要对埃及发动进攻。巴解组织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埃及的叛卖活动。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则态度比较温和，他们也谴责萨达特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完全反对与以色列和谈。他们认为，和谈应在阿盟主持下进行，对以色列采取共同的政策。用一个声音对外讲话。他们反对萨达特的单独行动，他们谴责埃及撇开阿拉伯联盟单独媾和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从此以后，阿拉伯世界在对以政策上分裂为以利比亚、叙利亚为首的拒绝派，他们仍坚持不与以色列谈判的强硬路线；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在阿盟的主持下与以谈判，解决阿、以冲突。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无疑对美苏在中东推行的“不战不和”政策是一个打击，使美苏合谋控制中东局势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在全球展开争夺。时至70年代，双方已是势均力敌，如果继续对抗，必然两败俱伤，于是美苏合谋，主宰世界。中东历来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为了共同利益，美苏在中东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因为一战，矛盾激化，迫使美苏直接出面对抗，对谁也不利；一和，他们就无利可图。只有不战不和，打打停停，他们才可以向交战双方推销军火。军火买卖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他们让中东人民互相厮杀，而自己坐收渔利。阿拉伯国家虽属第三世界，贫穷落后，但盛产石油。石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资源。没有钱买武器，可以用石油换。这样，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受害的只是中东各国人民。然而，谁曾料到，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使美苏这一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遭到破产。 但对美国来说，打击还不是那么沉重。因为早在萨达特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埃美就有所接触。萨达特早就看到，虽然美苏合谋控制中东局势，但美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关系，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比苏联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企图通过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中东和平计划。但他看到美国对中东和谈的态度并不积极，才下决心亲自出面与以谈判。 萨达特的和平行动使美国感到吃惊，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国得知萨达特撇开美国，与以色列单独和谈的消息后，大为恼火。自己棋盘上的棋子竟然活了，自行走动。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应掌握中东和谈的主导权，萨达特的行动是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是对美国的不恭。所以，它对埃及大喊大叫，要求埃以和谈必须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此后，卡特总统有意安排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举行和平谈判，其意义就是为了挽回面子。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对苏联的打击最为沉重。因为苏联力求在中东长期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它乱中取胜，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唯恐萨达特与以和谈导致阿、以关系的变化，使它丧失在中东扩张和渗透的机会，因而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勃列日涅夫气得跳了起来，破口大骂萨达特，狠踢墙壁，狂怒之下打破了墙上一面镜子。他不仅停止了对埃及的武器供应，而且还催逼埃及偿还军火债务和巨额利息，取消了原定的对埃及的访问，并胁迫东欧国家对埃及实行经济和军火封锁。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总理贝京对埃及进行了回访。由此开始了埃以和平进程。其后，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1978年9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戴维营和平协议》。1979年3月又签署了《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埃以之间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赢得了国内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最后，埃及终于以和平方式恢复了被以色列占领达15年之久的西奈半岛的主权。 萨达特的和平主动行动在当代中东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和国际外交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后授与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 然而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 1979年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那路撤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1981年4月以后，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官僚主义”、“裙带风”盛行。反对派利用这种形势加强了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 另外，埃及的宗教界也强烈反对萨达特的内外政策。不少穆斯林极端分子，要求埃及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政权。1981年8月初，宗教狂热分子在开罗总统府门前广场举行10多万人的集会，提出宗教参政。 面对错综复杂的动乱局势，萨达特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在一周内就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反对党的前政府官员。封闭了《呼声》、《伊斯兰文选报》等7家宗教和政治反对派报刊，解散了14个伊斯兰教组织。宣布4万个清真寺由国家接管，规定在全国17所大学重新设置校园警察，开始在官员中调查反政府活动。 这次打击的重点是伊斯兰团体，但并没有治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区的努尔清真寺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要求撕毁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与以色列进行“圣战”。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埃及。 组织谋杀萨达特总统的是一个名叫“悔罪与迁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主张民众造反，宣扬暴力行动。它认为埃及已陷入“罪恶的泥潭”，号召人们隐居到沙漠和山洞中去，经过思想上的修养和体格上的训练，用武力来拯救埃及。这个组织主要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下级军官中发展成员。 组织这次谋杀的伊斯兰博利是一名炮兵中尉。另外3人是“悔罪与迁移”组织的“敢死队”成员。在1981年9月2日凌晨，萨达特下令开展了一次“闪电行动”，几天内警方逮捕了1536名“极端主义分子”，大部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谋杀的计划虽暂时被打乱，但他们又部署了新的行动。日期定在10月6日。 10月6日清晨，伊斯兰博利给他指挥的那辆参加阅兵式的炮车上的3名士兵放假，让他们离开。当兵营的卡车隆隆启动时，伊斯兰博利突然找到他的上级说：“我缺3个人手，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可以找3个人代替吗？”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竟然同意了。这样，“悔罪与迁移”组织的3个敢死队成员上了卡车，按规定参加阅兵式的枪支必须是空的，而这位指挥官却没有检查伊斯兰博利和那3位新来的士兵的冲锋枪里是否有子弹。结果便发生了上述开头的一幕。萨达特被刺遇难了。 11月8日，开罗成立了专门军事法庭审判谋杀总统案件。审讯中，罪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们在分隔着的铁牢里，放声大笑，显得轻松自如、心安理得。他们在审判台上不时做着胜利的手势大声高唱。双目失明的拉赫曼坐在铁牢的一角喃喃地吟诵《古兰经》。最后，刺杀萨达特的4名主犯上了绞架，5人被判处无期徒刑，8人被判15年徒刑，3人被判10年徒刑，1人被判5年徒刑，2人无罪释放。 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人。他的母亲有苏丹血统，一共生了13个孩子。由于人口多，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他从小受伊斯兰教熏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当时非常崇拜土耳其的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借助军队实现自己的理想：把英国人赶出埃及和消灭君主制度。这就是萨达特从凯末尔那里吸收的基本思想。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英国人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联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1932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纳赛尔，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1938年，萨达特毕业，同纳赛尔一道在第五步兵旅服役，做通信兵，少尉军衔。在曼卡巴德，他和10名军官一道创建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恃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39年，他晋升为上尉，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 1942年，他出狱后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萨达特一度被开除军籍，同年被捕入狱。1944年他越狱逃跑。1945年，萨达特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由于这个团体暗杀了亲英的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萨达特因参与这次暗杀活动于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在狱中一直呆到1948年，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48年获释后，他重新入伍。1951年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中，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 1952年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此后又担任过《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1969年任副总统。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后，萨达特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15日正式当选为总统。 萨达特上台后，干了两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一是他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二是他毅然不顾一切地与以色列谈判，用和平的手段收复了失地。对前一件事，非议甚少。 对于后一件事，国际国内则评价不一。有人赞美他为勇敢的和平使者，有人则骂他是阿拉伯民族的叛徒，甚至不少埃及人把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看作是埃及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羞于启齿。然而事过境迁。萨达特被刺10年后，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持强硬立场的叙利亚和巴解组织部与以色列坐到了谈判桌前。虽然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也只有用和谈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所以，萨达特勇敢的和平行动将作为中东和平的先驱载入史册，虽然他这时早已离开了总统的宝座，长眠于九泉之下。但他的和平思想却象金字塔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永远活在埃及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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