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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精明强干，长着一副娃娃脸，在日本政坛上被人称为“阿信”。他以自己特有的玩弄权术的手段登上了首相宝座。正当他欲展宏图之际，一桩政治丑闻——里库路特特大贿赂案，使他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被贿赂案的浪潮所吞噬，从此在政坛上消声匿迹。而这一丑闻则成为自民克30多年执政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本文将给您展现“阿信”的发迹和他垮台的宝过程。 1989年4月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日本首都东京的一条街道上热闹非凡。这个时候正是日本各地樱花盛开的季节，到东京旅游的外国客人，还有来自日本各地的游人纷沓而至，他们不失时机地来到东京，享受这场大的美景，这使本来就拥挤不堪的东京街道显得更为狭窄。身着各种春季服装的俊男靓女，在大街上徜徉。 忽然，一件东西从一座大楼的楼顶上飘然而下。“什么东西从楼顶上掉下来了！”一位身穿米黄套裙的年轻姑娘叫道。 “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马路对面有人在喊。当大街上的多数人反应过来时，看到的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躺在大街上。这是一位中年男子，身穿西装，面部发青，口吐鲜血。大街上的行人“呼啦”围成一圈。人们议论纷纷。 “是从20层楼顶上跳下来的！” “会不会还有救？” “不可能！从6层楼跳下来都没命了，这是从20层的楼顶上。” “真可惜！年纪轻轻的。” “这人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也许是公司破产了吧，看样子象个经理。” “也许是吸毒的，你看那脸色发青。” 正在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呜啦、呜啦……”的警笛声。不知是谁报的警，这么快警察就赶到了，人们看见两辆警车从人群中呼啸而过，在出事点停了下来。警察迅速从车上跳下来驱散围观的行人，检查了尸体。他们很快在现场进行了侦察，确定死者是自杀，因为找不到他杀的任何迹象。很快，警察就查清了死者的身份。两天之前，他还是竹下登首相的秘书，名叫青木伊平。他刚刚被首相解除了职务，现在跳楼自杀了。 这时各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纷纷赶到现场，录相拍照。一大群记者还把警长围了起来。“请问死者是竹下登的秘书？” “是的！” “请问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还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两天前刚刚离职。” 一群记者围着警长追问，希望能得到这一案件的有价值的新闻报导。 “请问他的死因与目前正在调查的里库路特案件有关吗？”一个身穿艳丽女装的年轻女记者问。 “请问他是因为离职而自杀的吗？”一名身穿夹克衫的男记者问。 “请问他的家庭情况？” “……” 在这群记者的追问下，警长大声喊着：“无可奉告！正在调查，请谅解。”警长在记者的围攻下钻进了汽车。汽车发动了，记者们被迫让开一条道，眼看着警车一溜烟似地消失在繁华的街道上。 青木伊平自杀的当天中午，电台、电视台就在午间新闻中播报了这一消息。当时，竹下首相正坐在电视机旁吃午饭。 听到青木伊平自杀身亡的消息后，竹下登手中的饭碗掉在了红白相间的榻榻米上，摔得粉碎。他先是一惊，看到电话中青木伊平躺在大街上血淋淋的尸体，不由得失声痛哭。 “多么忠诚的人啊！你跟随我30多年，这都是为了我呀！ 为了自民党……”他嘴里叽咕着。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难以用言辞来表达。他说他“忧思如肠断。” 4月25日，东京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要求彻底查清里库路特案件，惩治贪污受贿官员。他们的口号是“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腐败！”“惩治罪犯，维护法律！” 日本首相的官邸前，人山人海，游行示威者的喊声不断。 他们要求竹下首相出来答复。竹下登在游行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走出了官邸这时首相府前的游行队伍中又发出阵阵口号声。竹下登脸色腊黄，表情严肃，他缓缓地走到首相府门口的阶梯上，他的新任秘书在一旁陪着他。这时许多记者在录相，在拍照。 竹下首相声音沙哑地一字一顿地对游行者提出的问题一一做着答复。但是他的答复在一片嘘嘘声中被打断。他感到山穷水尽，无力抵挡。这时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口号声。于是他向舆论界，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宣称：“里库路特问题延续到今天，作为政府最高首脑和自民党总裁痛感责任重大。为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我决心隐退。”在他宣布隐退后，游行的人群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人群又提出一大堆敏感的问题：“请问前几天自杀的是您的秘书？” “请问他为何自杀？” “他的自杀与里案有关吗？” 竹下登以这些问题与里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并把回答问题的事推给新上任的秘书，让他应付局面，他自己才得以脱身。 5月3日，国会传问了前任首相中曾根，质询他从里库路特公司所得政治捐款和股票交易的1亿多日元的原委。中曾根一概加以否定，他把责任推给秘书，但他表示愿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愿向国民谢罪。中曾根在自民党内和国民的强烈抨击下，他宣布辞去中曾派会长和自民党最高顾问，放弃自民党党籍。他对这一切感慨他说：“没想到今天到这地步！” 听到中曾根所做的决定。竹下登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他感到中曾根的辞职，使他失去了一切可以继续抵挡的屏障，以他为首的自民党内阁看来垮台已成必然。青木伊平为他献身了，但这仍挽救不了竹下内阁倒台的命运。青木伊平真死的怨啊！竹下登这样想着，他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接着的几天，又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他们要求竹下首相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诚心。人群中还喊出了“竹下内阁快下台！政府腐败！”的口号。这使竹下登感到再也没法干下去了。他决心辞职了。 6月2日早上，竹下登夫人为竹下登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可他怎么也吃不下去。她知道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吃过早饭，竹下登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时，她的手似乎比以往握得更紧，这他感觉到了。这是她心情沉重的原因。她心里明白：今天早上出去时还是首相的竹下登，今天中午回来时仅仅是她的丈夫。竹下登今天打扮得特别精神。西装笔挺，头发油光发亮。他给人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 与妻子告别后，他登上日本国产的“黄冠牌”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一路上，他思绪翻腾，心神不定，但他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他回想起小时候美好的童年，早稻田大学的生活以及后来步入政坛，出任首相的经历。心想：没有不散的宴席。自己在政坛上驰骋了大半辈子，也该告老还乡了。他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下来。不觉汽车已到了首相府大楼前。 他稳步走进会议大厅，所有的内阁大臣、各部要员也都到了。他们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了一圈。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而沉闷。 竹下首相不急不慌地走到主席位置坐下。在还不到8点整的时候，他就向全体内阁发表了辞职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并说明由于里库路特案件，他不得不宣布辞职。并要求所有阁员继续努力，为自民党下届选举打下基础。在竹下首相宣布辞职以后，取代竹下的自民党成员字野宗佑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要求为洗刷自民党的污点，恢复国民对自民党内阁的信任而努力。 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就这样离开了政坛。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里库路特案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头说起。 里库路特公司原是一个不知名的区区“大学新闻广告社”。1960年由刚从东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年仅23岁的江副浩正创办，开始只雇了两名社员、6名临时工。他们收集企业招聘广告，出版《企业介绍》（后改称《里库路特手册》）等刊物，向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出售，以谋生计。创业时，一无房产，二无雄厚资金，加之同业竞争激烈，经营颇为艰难。 3员兵将不分高低，每月只能分得9000日元生活费，连大企业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然而，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招工难”、70年代末期以来的情报化潮流，使这个小小广告社走上红运，杂志畅销、财路渐开，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暴发户。一个60年代的小企业，70年代成长为中型企业，80年代跨入大企业行列。1984年，该社正式取名为里库路特公司（英文recruit，征募之意）。该公司在1988年拥有27个子公司，6200多名职工，经营广告、不动产、旅游、饭店、农尝计算机通讯服务等多种业务。1987年销售额达1839亿日元，申报收益达305亿日元，名列日本企业的第130位。1984年，江副浩正加入经济同友会，两年后被选为该会干事，其间该公司也加入了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 经营上的突飞猛进，使江副这个只埋头做生意的企业家也学会了拉拢收买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关系学。这也许是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不断开拓生财之路所必需的。据估算，80年代该公司每年支付的“社交费”多达10亿日元，8年间开销80亿日元。公司部长级干部每年的社交费达1500万日元，江副等高级领导人的社交费达上亿日元。行贿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请客吃饭、招待高尔夫球、钓鱼之类不过是“小意思”；竟选议员，分头去送捐款，一送就是200万日元；出任大臣，“车马费”送100万日元；政治家为搜刮资金办宴会，少则几十，多则上千张的认购宴会卷；请政客、官僚到公司讲演，每次付酬一二百万日元；加入政治家们开办的这个会那个会，定期捐款；为政界要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介绍职业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江副的关系学不算太精明。他是广种薄收，不怕花冤枉钱。据说，有一次一位财界干部死了，他就送香火钱多达100万日元。不仅没有得到赞赏，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料。 这次转让股票是拉拢政界要人的新花样。1984年12月和1986年9月两次转让对象多达155人，其中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财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名人。这些人以每股1200—3000日元的低价接受股票，购买股票的资金又是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他们在1986年10月底股票正式上市后看其价格上涨抛售，上市时达每股5000日元，翌年4月上涨到7000日元，坐收渔利。从表面上看，股票的买与卖合理合法，但从实质上看，该公司把投机赚钱的机会和手段拱手捧给特定的权贵们，实属行贿和受贿，在合法的外衣下隐藏着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 让我们揭开合法的外衣，看一看里案中权钱交易的内幕吧。 在里案涉嫌人中地位最显赫的政府文官有两名：一是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一是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在日本政府的文职官中是最高一级干部。 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内阁更迭频繁易人，而政府文官的升迁不受内阁换班的影响，因此各省厅的业务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事务次官以及局长、课长等人的手中。 加藤孝升任劳动省事务次官的时间是1986年6月，在这之前（1983—1986年）担任该省职业安定局局长。他同里库路特公司结缘正是他当局长的时候。那时，劳动省经常收到群众和全国最大工会团体总评指控里库路特公司的告状信，说该公司的就业情报常有出入，不少人受骗上当，劳动省职安局根据这个意见，准备修订《职业安定法》，严格有关就业情报刊物的发行条例。毫无疑问，这对里库路特公司的生意是个不祥之兆，有可能砸了它发家时的铁饭碗。于是，该公司决定设法阻止这项法律的修订工作，并立即开始了对劳动省官员以及有关人员的收买工作，加藤就是该公司收买的主要对象之一。里库路特公司的收买工作立杆见影，加藤于1984年就决定暂缓该局原定对《职业安定法》的修订工作，只要求有关企业自我约束。 差不多同一时期，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几家情报企业计划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申报劳动省审批。 这项计划必须得到劳动省的支持，因为劳动省不向这个中心提供情报，设置这个中心就毫无意义。但是，劳动省作为政府部门，它的情报可以向社会提供，但不能向特定企业提供。 而从该中心的情况看，申请资金共5000万日元，其中里库路特公司占4000万日元，实际上被里库路特公司控制了。因此，劳动省不少官员对这项计划表示异议，审批工作遇到了麻烦。 加藤在这个问题上助了里库路特公司一臂之力，说服了那些面露难色的官员，终于通过了这项计划，使该中心于1984年3月宣告成立。在加藤的斡旋下，该中心的理事长由从劳动省退休的官员出任，由此劳动省官员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由于加藤在这些幕后交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里库路特公司除经常招待他打高尔夫球、钓鱼、派漂亮的姑娘陪着游玩外，1986年10月30日即该公司股票上市的前一天，以每股3000日元低价转让股票3000股；资金全部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加藤在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一夜之间净赚了690万日元，中饱私囊。 在阻止修订《职业安定法》等问题上，除加藤外，原劳动省职安局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自民党“社劳族”议员远藤政夫、有马元治、大坪健一郎、板本三十次、爱知和男、洪田卓二郎，社会党议员上田卓三，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等人，均为里库路特公司收买的对象，有些人接受捐款、贿金，有些人接受股票，都得到了好处。其中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利用其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委托，多次在国会几个委员会替里库路特公司游说，并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贿金700万日元和股票5000股。 前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是里案涉嫌人中另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高石与里库路特公司的交往可追溯到1976年，那时他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里库路特公司聘请他为讲师，介绍各类专科学校情况。该公司根据他的指导，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开辟了新财源。但因这类学校开停无常，加之情报常有出入，求学者控告里库路特公司的事时有发生。高石作为该公司的高参，不仅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还替该公司平息这类纠纷，袒护其过失。 高石1986年6月升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后，仍与里库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还聘请江副浩正为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作为酬谢，该公司于1986年9月30日向他转让股票1万股，全部资金也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在文部省与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幕后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过穿针引线作用，并于1984年12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3万股。 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前总裁真藤恒，是里案中又一重要涉嫌人物。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原为国营企业，称为日本电讯电信公社。作为中曾根内阁行政改革的一项内容，自1985年4月1日起改为私营企业，但其1/3股份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是同一般私营企业有所区别的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同国营企业一样，有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的明文法律。在这样一个特殊法人中，其中大总裁真藤恒通过其秘书于1986年9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1万股，两名董事长谷川寿彦和式场英也分别接受1万股和5000股。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幕后交易呢？ 原来，里库路特公司迄今依靠各种情报杂志的出版发行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铅字媒介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掌握新媒介、新技术，即计算机情报技术和电讯技术。但这对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人材的里库路特公司来说，是“第二次创业”，艰难且带有风险。于是江副找到了靠山，全面依靠拥有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的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并得到了真藤总裁的支持。 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方面看，由于从1985年4月开始在国内推行电讯业的自由化，出现了不少向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挑战的竞争对手。为了战胜对手，也需要拉拢与自己能够合作的企业，进而把它变成自己的“别动队”。由于互有需求，江副与真藤开始了全面合作。 江副在真藤的有力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设备投资。1985年57亿日元，1986年166亿日元，1987年238亿日元，1988年484亿日元，4年内翻了三番。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不仅派长谷川和式场这两名专家指导里库路特公司的通讯业务，而且把自家的线路“卖大户”给里库路特公司。里库路特公司则利用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线路经营分线零售业务，降低成本、占领市场，压倒了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里库路特公司于1986年和1988年从美国克雷公司购进两台超型计算机，也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支持分不开。这是因为，首先，里库路特公司在缺乏专门人材的情况下敢于进行如此巨额的设备投资，这里没有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是无法设想的；其次，超型计算机属于“巴统”的统筹物资，里库路特公司购进这种计算机仍需要由政府部门或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作保。 由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里库路特公司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初步完成了该公司的“第二次创业”，并增加了收益。里库路特公司向真藤及两名董事长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无疑是对这种支持与合作的酬谢。真藤把倒卖股票收益的一部分落入私囊，另一部分用来收买自民党议员，培植该公司在政界的亲信。 然而，里案引起公愤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和当时日本政坛上名声很大的政治家之间行贿受贿的腐败行径。据《朝日新闻》的不完全统计，里库路特公司通过转让股票、捐款、认购宴会券及其它各种形式，先后向60多位国会议员行贿，其数额达13．3亿多日元。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有人甚至估计被该公司收买的国会议员可达200名之多。 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大量行贿，与国家相拥抱，是在中曾根当政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1982—1987）里，日本为了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着手调整内外政策，改组国内政治力量，保守党的政治家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和雄心勃勃的战略抱负。当政的中曾根首相自不待言，准备上台的“新领袖”、欲展宏图的“下一代新领袖”们，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挖掘新财源。江副这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看准了这样的时机和投资对象，给他们雪中送炭。他在选择转让股票的对象时曾对身边的人说，要选择“到21世纪也能交往的先生们。” 中曾根通过其秘书共接受了2．9万股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2．3万股，收益6385万日元，另加各种捐款45—75万日元，一共从里库路特公司获得1．1亿日元的政治资金。 在中曾根执政时期，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等3人，被人们公认为是接管中曾恨政权的“新领袖”，而他们之间为了争先夺取权力宝座进行了明争暗斗。里库路特公司为了拉拢新领袖，乘机大行贿赂。竹下自1985年至1987年，以其秘书、亲属的名义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2万股，倒卖收益2400万日元，捐款4500万日元，发售宴会券收入8000万日元，另外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共达2亿日元，令人惊讶。另外两位“新领袖”安倍和宫泽分别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7万股和1万股，政治捐款各5000万日元。 日本首都东京的南端，隔着一条多摩川与川崎市遥遥相望。川崎市人口仅50万，却以钢都和海港驰名国内外。根据日本国土开发厅的最新规划，这里属于“东京的高科技开发区”，自然受到许多企业家的青睐。80年代的暴发户里库路特公司也不甘人后，在这里购地建房，开辟了电讯电话及情报服务业务。里案内幕正是从这里开始曝光的。 1988年3月，当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的情报服务大楼张灯结彩，欢庆新楼竣工的时候，神奈川县警察局接到了指控川崎市市长助理小松秀熙的举报，说他在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市火车站西口购地建大楼时，利用他当时担任计划调整局局长指挥开发工作的职权，为该公司提供诸多便利，并于1984年12月接受里库路特宇宙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在1986年10月底该股票上市后转手倒卖，获利1亿多日元。县警察局和横滨市地方检察厅受理此案，决定只做内部侦察，但其态度谨慎，封锁消息，似乎无意深入调查。 警察当局的举动，一般人自然无法知晓，但躲不过新闻记者的嗅觉。此事被《朝日新闻》川崎分社年轻副社长山本发现。山本从学校毕业不久，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欲干一番大事业。他认定这其中必有来头，便带领几名青年记者，开始了跟踪调查。幸好，那时里库路特公司对来访的记者没有多少戒意，提供了该公司向小松转让股票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需要由小松本人来供认，同时需要证明转让股票与小松业务之间的交换关系，否则就没有新闻价值。然而，当记者登门采访小松时却受到了种种刁难，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 正在调查搁浅的时候，喜从天降，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向山本提供了重要情报。此人在一天晚上给山本打电话，约山本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小咖啡馆见面。第二天，山本如约来到咖啡馆，一位身穿和服的中年人朝山本走来，从怀里掏出一份打印的材料让山本从速过目。材料中写道：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将其未上市股票转让给76名政界、财界要人及社会名流，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并开列了这76人的名单及股票数额。由于人数多，且有不少陌生人物，只凭脑子无法全部记下来。但证实了小松秀熙接受股票的事实，并了解到前文部大臣森喜郎等重要人物涉嫌此案的重要情报，受益匪浅。不一会儿，那人离席而去。山本无可奈何地目送这位神秘的人物远去，消失在大街滚滚的人流之中。此人究竟是谁？一说是检察当局的人，一说是里库路特公司的人，但都是猜测，并无材料证实。不过，这个人是知情者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社会版头条发表了山本记者从多方调查获得的有关小松秀熙受贿的情况，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6月20日，川崎市市政府兔除了小松的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社长森田因获8000万日元股利辞职。7月6日，里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也因此辞职。由于此案涉及政界、财界和新闻界要人达76人之多，为此东京检察厅将立案进一步追查。“里案”东窗事发，牵动了日本朝野和全国国民的神经。日本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一些政界要人以其秘书和亲属名义接受股票的情况6这些政界要人迫于舆论压力，交代了部分事实，便都避重就轻，吞吞吐吐，把事情推给秘书或亲属，更不肯承认其中有违法行为。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甚至倒打一耙地说，“股票交易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批评者不过是看别人得到好处眼红，才说三道四。” 6月中旬至8月底，虽说在野党议员在国会强烈要求彻底查清此案，各大报纸也相继揭露了一些内幕，但没有更多、更确凿的材料证明，因此舆论攻势由强变弱，给人们以小题大做的印象。东京地方检察厅虽从7月份着手调查，但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不过装装样子而已。这种形势使不少在野党议员们感到，要把此案彻底揭露出来，只靠舆论攻势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紧追不舍地跟踪调查，掌握确凿的罪证。于是，社会党、日共等在野党分别组成调查班子，深入追查。而社民联议员械崎弥之助则单枪匹马地进行调查，只让他的秘书和儿子做帮手。 在各方调查的同时，里库路特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调查措施。 6月中旬，《朝日新闻》公布小松受贿情况后，江副浩正等公司领导人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是惶恐不安，如坐针毡。江副等人对1984年12月向76人转让股票（共124．6万股）的内情被泄露感到恼火。但真正害怕的还不是这一笔，而是行贿嫌疑更重的1986年9月向79名政界、财界要人和社会名流转让的一笔（共76万股）。这是因为，前者离股票上市差不多有两年间隔，股票正式上市后其价格涨落并无确实把握，投机嫌疑不大，而且接受股票者多是该公司的老关系户。这种转让在日本司空见惯，不一定把它看作是行贿受贿。 但后者则不然，转让对象几乎都是政界、财界要人，转让时间又是股票上市前夕，投机性很浓，该股票一旦上市肯定会随地价的上涨而上涨，持股者不费吹灰之力可坐收渔利。这就充分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行贿受贿。因此，江副等人十分害怕这一笔勾当暴露出去。万一事情败露，公司的名义受损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会直接殃及自民党的声誉和竹下内阁。因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尽快平息方兴未艾的这场风波，该公司秘密组织了以江副为首的“危机管理班子”，四处活动。他们只相信金钱的力量，以为它能使鬼推磨，殊本知世上还有不吃这一套的硬汉。 里库路特公司的危机管理班子遇到械崎弥之助这位刚直不阿、见利不动心的议员，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械崎通过调查发现了1986年9月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财界要人转让股票的蛛丝马迹。他把调查的结果一一公布出来，这给里库路特公司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于是，该公司派其子公司宇宙公司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多次登门拜访木酋崎，企图以重金封住他的嘴。木酋崎一眼看穿了松原求见的意图，事先与电视台联系，在他家里会客厅安装了摄像机。把松原将一包点心和内装500万日元的红包递给他，他当场回绝的场面及对话全部拍了下来，录了音。1988年9月5日，木酋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此事，当晚日本电视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录像资料。这样，曾一度平息的里案风波又起，社会舆论再度纷纷谴责里库路特公司的卑劣行径，要求彻底查清此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在野党的攻势下，东京地方检察厅才下决心查处此案，9月份成立了“特搜部”。10月20日逮捕了松原弘，并查抄了位于东京银座的里库路持公司本部，运走多达1700个纸箱的有关材料。11月份特搜部又成立了4个调查小组，配备精兵强将分头进行侦察工作。随后，里案涉嫌政界要员受贿的情节陆续公之于世。竹下政府的腐败内幕逐渐大白于天下。 这股黑幕重重的政商勾结贿赂案丑闻，在日本国会由热带低压气流逐渐酿成巨型台风，直接危及竹下内阁的存在。 竹下登首相看到里案的烈火即将烧到首相府，他焦急地要从火坑中跳出来。1988年12月27日，他决定改组内阁，以便取得国民的信任。但是没有能如愿以偿，相反舆论界指出：内阁中新任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直接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已构成受贿。竹下登对此十分惊讶，他询问法务大臣长谷川峻是否确有其事？长谷川峻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与里库路特公司转让股票一事毫无瓜葛。事隔一天，舆论界公布出长谷川峻的后援团体确实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和股票，顿时国内舆论哗然。长谷川峻对新闻界说，政治捐款和股票一事均由秘书代办，自己一概不知，这显然是一片谎言。自民党和竹下首相感到长谷川峻确实卷入贿赂漩涡，竹下为使国民信任本届政府是清正廉洁的民主政府，所以不得不接受长谷川峻法务大臣辞职。长谷川峻仅上台3天就下野的事件是日本历史上内阁辞职57人中最短的一位。竹下首相原来企图建立新内阁以树立政府威信，展开内政外交活动，现在却出师不利。 不仅如此，内阁中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员原田宽和大藏相宫泽喜一都因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而辞职。同时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也涉嫌里案，竹下首相亲自为小渊排忧解难，并出面作保，才勉强维持原职。竹下组建的新内阁还没有行使职权，就有3位内阁成员因受贿而辞职的事实，使日本国民不满政府情绪鼎沸，加上竹下首相强行通过税制改革，加重国民负担；更加激怒了国民。1989年1月底表示支持竹下政府的只占国民的27．4％了。广大国民对于政府官员接受贿赂、大吃大喝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普遍认为官员从政道德每况愈下，为此强烈要求竹下首相改变政府形象，彻底查处里库路特案件，显然竹下首相步履艰难，力不从心。 1989年3月，东京检察厅在追查里库路特的过程中，爆发了特大新闻。有证据证明竹下登首相就任之前曾接受过里库路特公司的巨额政治捐款，涉嫌贪污受贿。 早在1987年5月底竹下登任自民党干事长之际，他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曾在盛冈市举办宴会，里库路特公司购买了3000万日元左右的宴会卷。在宴会前10天，里库路特公司还购买了竹下后援会在东京举行的宴会卷2000万日元。这样，竹下首相的政治团体和后援组织在短期内得到了里库路特公司5000万日元的“捐款”。 里库路特公司为何对竹下登如此慷慨大方呢？这是因为该公司确认竹下登将是下一届首相强有力的候选人，所以对他进行政治投资，有朝一日可以收回超额本钱和利润。竹下登和“经世会”的同僚们为了夺取首相宝座，也迫切需要钱财，以便在选举中取胜。由此可见，竹下登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是心照不宣和不谋而合。 为此在自民党选举总裁前夕的1987年5月30日，竹下登及其后援政治团体在盛冈大饭店举行宴会，众议员、财界、政界等1000多人出席宴会。第二天，竹下登同“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的会员在里库路特公司经营的高尔夫球场进行联谊比赛，尔后公司又派直升飞机送竹下登等人返回东京，这些活动证明竹下登同里库路特公司的关系非同寻常。 按日本“政治资金法”规定：资本家为政治家捐款是有限制的。象里库路特公司拥有16．2亿日元资金的企业，它1年内对政党、政治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最多为1500万日元，对其它团体的捐款不得超过750万日元。用这一法定标准去对照竹下登这次接受的捐款，显然是大大超限。如果把公司请竹下登的后援团体人员大吃大喝和玩高尔夫球等等费用加上去，那就超过更多了。竹下首相对此必须作出明确答复。为此国民支持政府率下降为13．1％。 竹下首相眼看“里案”的烈火很快会烧到自己，凭他在政坛多年的经验，便立即采取措施，当即立断地让自己的秘书青木伊平离职，因为青木秘书曾为竹下登接受里库路特公司2000股未上市股票，为竹下亲戚接受1 股。这一事实一旦公诸于众，竹下首相必然会被轰下台。如今让青木秘书离去后就可以度过难关，因为东京地方检察厅一旦追查竹下购买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一事时，则可以用经手人已经离职为由，搪塞对付，同时还可以用“秘书擅自行事”，“不懂股票交易”等言词进行推诿。虽然青木秘书跟随竹下30多年，两人感情很深，但这时为了保住首相宝座，只好丢车保帅，忍痛割爱。至于后援会的问题还构不成受贿罪，所以竹下首相认为渡过难关是有希望的。 青木伊平被竹下首相解职后，预料到东京地方检察厅不会放过他的，感到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他在惶恐、困惑、迷惘之中找不到周全的应对办法。1989年春，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难以应酬，又不忍心揭竹下的老底，为了保全竹下首相的声誉和安全，他在绝望中跳楼自杀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惊人的一幕。 青木伊平自杀后，使检察厅追查竹下首相受贿案一时断了线。这时国民对政府的支持率由3月份的9％再降到3％。 这在自民党执政史上是前所未闻的。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竹下接受贿赂的丑闻逐渐水落石出。青木秘书的自杀并没有能挽救竹下登的政治命运。这使竹下登心如绞痛。竹下首相在国会里被在野党议员的质询弄得十分狼狈。当被问到是否交代清楚了，他也不敢理直气壮他说个“是”字。果然，当他交代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总额达1．5亿日元的捐款后不久，新闻界又揭发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通过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一事，使他无言以答，无路可退，只好辞官谢罪。4月25日，他被迫宣布，一俟国会通过本年度预算后就辞职。6月2日正式辞职，这我们在前边已有叙述。 竹下登就这样垮台了，那么当初他是如何一步步登上首相宝座的？这还得从头说起。 竹下登于1925年乍暖还寒的2月26日降生在日本岛根县饭石郡桂合村。他的父亲勇造是竹下家的倒插门女婿。他们长期经营酿酒行业，家庭经济尚属小康之家。他的父亲还当过“庄头”（相当于村长）。竹下登的父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特别是他母亲，对儿子管教严格，要他勤奋刻苦，认真学习，不准出现半点怠慢情绪。同时要他遵守“任何时候不要让他人生气”的做人道理。竹下登虽然后来蜚声政坛，可是小时候的他却十分一般，一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曾想发掘他小时候的种种惊人事迹，结果却无从寻觅，不过其母亲的待人格言倒使儿子恪守了几十年。 竹下登在读初中时就离开父母住在学校里。他难以忍受孤独和寂寞，读书成绩又极一般，表明其天资不属聪颖之列。 他为了消磨时光，白天一有空闲就练习柔道，直到精疲力尽方才罢休。晚上，他不读正课书籍，广泛阅读小说，对小说中描绘的农村风土人情和各式人物倍感亲切，为此能把许多精彩段落背下来，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竹下登把许多时间没有花在正课上，致使中学的主要课程成绩平平，初中毕业时没有能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 竹下登的父母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把他送到京都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竹下登颇感难堪。但是竹下登后来感到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倒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如果考上重点高中则必然会学习理工科，而从私立学校补习班毕业能上早稻田大学，这样就必然学习人文科学，这是从政的基础。同时，早稻田大学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为他后来从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事实上，竹下登也的确是从早稻田大学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 1942年，竹下登考进早稻田大学。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同美国处于交战之中。4月17日，美国对日本京都空袭，他第一次看到了前来轰炸的美军飞机。轰炸使京都血肉横飞，硝烟弥漫，百姓惊恐万状。这是日本帝国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首次遭到袭击，帝国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竹下登说，对此终生难忘。 日本侵略战争的受阻和失败，需要更多的青年去前线当炮灰。1944年8月15日，竹下登应征入伍。先后到熊谷航空兵学校、长野县野边山分教所、东京调节飞行队、伊那分教所、所泽陆军航空后勤学校、东京少年飞行学校等6个地方服役，他从一名士兵做到了教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竹下登结束了军营生活，踏上了返归故里之途。他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悲惨情景，深感前途渺茫。当他回到老家时，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灾，田野和村庄全被大水吞噬，老百姓都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靠吃草根、树皮度日。竹下登这时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双手重建荒废不堪的山河。 竹下登回到家乡没有多久，日本临时政府发出通知，凡战前是学生入伍的都可以申请复学。竹下登接到通知后，毫不犹豫地重返早稻田大学，改学商学。竹下登进入商学系的主要原因，是想毕业后继承祖传的酿酒业。但是，竹下登真正的奋斗目标还是跻身于政治舞台。说来也凑巧，当时任众议员的小川丰次与竹下登同住在一座公寓里，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为竹下登了解政界的种种内幕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这是他步入政界的起点。1947年竹下登大学毕业时，他已当选为饭石郡农地委员会委员，加上他领导饭石郡的复员军人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从而又当选为饭石郡青年团长。这样，他在全郡闻名遐尔。 1951年，竹下登决心竞选县众议员。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县里的现任议员胜部幸一，所以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对竞选给予竹下登最大鼓励和支持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直子。 竹下登这时深感内疚，因为他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是在他入伍之前匆匆忙忙进行的，两人度过了新婚之夜后，他就上了前线。所以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正在他服役期间，一次美军飞机空袭，他的妻子在野外干活，不幸遭到飞机上的机枪扫射，身中数弹，命归西天。竹下登接到妻子遭到不幸的噩耗后，本应尽丈夫的职责，回家奔丧，可军法规定：战争期间，一切现役军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军营。竹下登虽痛心万分，只能把眼泪咽下肚里。 战争结束后，他遇到了他的大学同窗好友，年轻漂亮的直子。直子在大学期间就对竹下登有好感，她对竹下登的遭遇深感同情，她安慰他，鼓励他。直子忠诚，温顺，她给竹下登带来了希望。不久，他们就发展成恋人并很快结婚了。 直子在强大的政治旋风中，不畏艰难困苦，四处奔走，为丈夫竞选写信、发表演说，与选民交谈。只要为竹下登干事，她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夫妇俩的诚恳和顽强表现，终于赢得了选民们的好感，当选为县众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竹下登从1951年起接连担任7年县众议员，1958年起连任11次国会议员，可谓官运亨通。同时他还先后在佐藤和田中内阁中任官房长官，任三木内阁建设大臣，大平内阁大藏大臣、自民党组织委员长及代理干事长等要职。 1982年底，中曾根登上首相宝座。竹下登一直跟随首相任大藏大臣。竹下登所以能在政界如此飞黄腾达，应归功于前首相佐藤的熏陶，是佐藤教会他在政坛上取得成功的许多诀窍和看家本领，同时也是他长期信守忍耐和等待时机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985年2月，竹下登权衡实力后，认定自己应该向夺取首相宝座的目标迈进了，于是在田中派内拉出40名议员创建“创政会”，在自民党内树起了派旗，使党内许多人为之惊讶。 1986年7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自民党有141人当选，在国会中处于绝对的优势。1987年7月4日，竹下登从自民党中拉出113位议员，成立竹下派的“经世会”，一跃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 竹下登长期从事党务和政务，堪称熟谙政治的行家老手，善于折衷斡旋，素有“调整性”政治家之美称。加上他与财界关系甚密，所以又有经济后盾。1987年5月，竹下登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时，为此举行过一次政治性招待会，用卖招待卷筹资会议费的办法，一下子得到20亿日元的款项，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后来实践证明，这次后援组织的经费来源，并非来自正当渠道，而是属于受贿之举，甚至由此而使他不得不挥泪告别政坛。 1987年中曾根首相任期将满，加上舆论界不断揭露其有受贿嫌疑和桃色事端，中曾根打算隐退。他为自民党继续执掌政权和避免党的分裂，指定党内最具实力的竹下登为自民党第12任总裁。同时也把提携竹下登大藏大臣作为跟随他多年的回报。中曾根的这些考虑和决定也正符合自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所以，竹下登在自民党内通过出任总裁，又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他成为日本政府第74任首相。1987年11月，竹下登正式上任，并受国会之命组阁。竹下登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竹下登上台后，奉行一套所谓竹下政治。首先他重视人际关系，认为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他提出“责任自己承担，功劳给予别人”的照顾原则。这意味着优先的政治价值似乎不是信念和原则的始终一贯，而是与伙伴的交际和合作是高于一切的。 其次是控制官僚们。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厅的人士，他们都是各省厅决策的实权人物，同时他们与社会各界又有着密切的、广泛的联系，显然这种广泛的统治基础是使政权稳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国会之子。竹下登说：“总理大臣是由国会指名的，因此，国会对我来说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说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的真实用心是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 此外，竹下登还用“人人皆朋友”的口号来加强他的联系网络，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为核心的一个关系网，由此去联系财界和各界的实力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大型蜘蛛网中的大蜘蛛，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操纵着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过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绝对平均是难以做到的，竹下派内部由于少数人没有能得到企望的职位而牢骚满腹，在野党更不用说，因此对这位“娃娃脸”首相始终不会用敬畏的口吻称其为“老头子”。正因为这样，竹下登要想长期坐稳首相这把交椅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一旦出现政治台风，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厦难免就会动摇倒塌和崩溃。 竹下登长期担任党务及内阁财经要职，过去很少发表系统的内外主张。他上台后推行的内外政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效仿、承袭逐渐显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态柔和，给人以“鸽派印象”。 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日本列岛故乡论》，强调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满活力的家园。他的使国民物质丰富、精神充实、乐趣倍增的设想，主要是从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及大平正芳的《田园城市计划》为基础而发展的。他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的“税制、行政、教育改革”；制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灵活的财政制度，充实社会资本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 对防卫问题，他主张贯彻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1988年2月22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他强调，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从质的方面提高防卫力量。舆论认为，竹下内阁不像中曾根内阁那样锋芒毕露，给人以鸽派印象。 多对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将继承中曾根路线，并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为外相，特请中曾根筹建“高水平”的和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从他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开频繁的出访活动看，逐渐突现出与中曾根有别的竹下色彩。 首先强调推行和平与诚实的外交。竹下登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一文及施政演说中说，要立足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形成多边而开放的市场，使日本的发展寓于世界繁荣之中。 其次是，他主张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连带关系。他强调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他把缓和当时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因而上台后根据美国的“要求”，为美国挑担子：一是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和访问菲律宾，许诺为创设“东盟、日本开发基金”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为协助阿基诺政府稳定政局，决定提供800亿日元贷款及用于修路的140亿特别日元贷款。二是1988年1月访问美国，并作出了一系列许诺：修改旨在增加驻日美军经费的特别协定。②关于向美国开放12种农产品市场问题，原则上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③同意美企业参加特定公共事业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鲜，参加卢泰愚的总统就职仪式，并与卢泰愚举行了会谈。就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汉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成立21世纪委员会设想，贸易逆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特别是，对卢泰愚要求为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搭桥”问题，竹下表示了想积极起中间人作用的热情。 第三、重视亚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日本应在亚洲发挥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日本的“故乡”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苏强调一贯的基本方针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而后缔结和约，建立真正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并继续根据这一方针，努力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树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五、竹下登的对华态度具有适应形势变化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他曾追随“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派，但在田中角荣势力上升，发展中日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时，他加入了田中派，并积极支持田中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此后，他3次参加自民党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竹下内阁态度较积极。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例如，关于侵华战争问题，他说：“对战争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评价，有的认为是侵略战争，有的认为是偶发事件。”又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示不管以正式还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该神社将于1988年4月举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对沿袭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参拜问题，表示将视中国的反应和国内的动向再做最后决定。但他解释参加“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动机时，他说是以朴素的感情，去追悼战死者及祈祷和平。再如对光华寮问题，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组织“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召开的会议上说：“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关系的根本，”但不论对光华寅或对防卫费突破1％的问题，日本都要采取该说的就说，求得对方谅解的态度。”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3次表态，均反复强调“三权分立”，谋求“中方理解”，由双方努力解决等主张。 1988年春天，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国”，“芦沟桥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历史的谈话，竹下对此并不以为然。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作出明确的回答。竹下首相为此召集多次国会会议，在会上他对此事既不肯谈他对侵略定义的见解，也不肯触及天皇的战争罪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和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会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日本国民对政府不珍视日中友谊的言论表示不满。竹下首相自感无言以答。5月13日，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国内外双重舆论的压力下向首相提出辞呈，竹下虽留恋旧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奥野辞职，任命早稻田大学同窗学友海英勇接任。 奥野的辞职使政府的基础受到了一定损伤。竹下登首相自奥野辞职后，竭力设法挽回不良影响。正当他企图巩固政权，欲展宏图之际，1988年爆发了日本产业公司“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特大贿赂案。这一丑闻使竹下登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 里案逐渐曝光，水落石出以后，人们无不感到欣慰。然而，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结论却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并决定向法院起诉17人，其中国会议员仅2名，其余免予起诉。6月12日，法务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务省刑事局局长根来泰周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此作了说明，认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76人转让该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但此次转让离股票正式上市还有1年零10个月，不能认定该股票一定能带来经济利益，故不能构成行贿受贿罪；1986年9月至10月该公司又向79人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余人接受股票转让与其职权范围无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等价交换关系，因此不能认为是行贿受贿；至于政治捐款，除被起诉的4名议员秘书外，尚未发现其他人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 旧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法律上无明确规定时，有罪也不定罪。检察部门和司法当局往往利用这种法律条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为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渎职行为开脱罪责。例如，在日本的《公务员法》和《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资金”无明确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贿金认定为政治资金，变有罪为无罪；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捐款虽有一定限额，但是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个人向政党或政治资金团体捐款超过1万日元就要申报，但向一般政治团体（自民党议员和各派阀都有此类专以集资为目的的团体）捐款，其申报基数为100万日元；至于近几年来泛滥成灾的所谓“政治宴会”，纯属集资活动，但在该法上无一限制性规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也使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渐趋失灵，司法部门偏袒或姑息政治家渎职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检察当局就更易受行政权力的操纵。从日本战后发生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处看，即便是行贿者和涉嫌政府官员受到某种处罚，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受到包庇，或判无罪。里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转让与交易，无论是在《商法》、《所得税法》，还是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都无严格限制，有空可钻；二是尽管有16位国会议员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通过转让获得利益，但里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是着眼于未来，放长线钓大鱼，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钱权交易尚未见之以果，不好找到具体罪证。这就更容易使以权谋私的政治家们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为政治家职业道德上的腐败行为提供辩护，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当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时，广大日本国民的期待化为泡影，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愤慨。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检察厅的行动“雷声大，雨点斜，“虎头蛇尾”，“对政治家的读职行为追究不彻底”，“放走了首恶，草草收场。 7月23日，日本举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参院选举，广大国民迎来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回敬执政党的机会。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旗开得胜，执政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选举结果，自民党30多年来在参院一直占据过半数席位的优势没有了，社会党等在野党席位的总数超过了自民党。 参院选举结果给政局带来了动荡，6月2日刚刚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引咎辞职，字野政权仅存两个月就不打自倒。风雨交加的自民党政权又不得不“换马”，由自民党内小派首领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是1989年第3个自民党政权。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换代的年份，裕仁天皇过世，明仁天皇继位，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内成外平”以及《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等语句，意在希望国内外和平安定。不幸，这个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腾，政局动荡，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冲击和重创。原因何在？里库路特案件或许能告诉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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