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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11月8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永安村一河之隔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当时五台县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治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要富裕些；村，就是指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 阎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来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在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统标。太原起义时，他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滑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一向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多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如徐向前的中学同学和手下败将赵承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几十年后，徐向前、彭德怀率军解放了太原之后，在山西流传出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许多亲友熟人找上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上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有的人也找上门来，向徐向前要钱，要东西。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上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两个姐姐跑到太原探望他，他对姐姐说： “你们来只能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然而正是由于有很多徐向前这样的共产党人，不谋私利，高风亮节，胸怀坦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并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客观地讲，阎锡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国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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