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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堪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治军建国，劳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备。 他的非凡业绩自不待细说。建国之初，他任代总参谋长，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由于聂帅身体在十大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个，加上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直到1953年，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1956年，聂荣臻身体状态况好转，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青年时代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惨遭凌辱的情景，在聂荣臻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壮志归壮志，当时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际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张白纸，用这句话形容旧中国的科技状况，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穷二白，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要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然而，建国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且百废待兴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纷纷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落后了就难免受人欺负。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将永远受人摆布和欺负。时间就是生命，聂荣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来开始着手抓这项工作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明确指示：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本着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抓此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确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前后搞了四五个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一个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的科技蓝图就这样诞生了。聂荣臻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建国后，常规武器兵工厂初具规模，但是，聂帅认为，只有常规武器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况且当时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高度融合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其难度，在当时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当时面对着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认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而聂帅的坚定信念是： 坚持攻关搞“两弹”，并以此带动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他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和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聂帅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反过来，“两弹”过关又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56年10月，聂帅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4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自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聂荣臻有一颗“两弹”之心。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的民用和科学尤其是军事科学都有着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些成就与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积累几代人的经验，不爱惜人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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