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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罗荣桓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结业，随后跟党中央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们，便常常邀集在一块游玩，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到了一起总是亲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35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同志。 有一天，许建国对爱人刘桂兰谈起了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练忠厚。许建国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工兵营长，为人娴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许建国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 罗荣桓一听，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冯文彬沉不住气了，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面。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处，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插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还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 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嗨嗨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她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坐。一次，她问刘桂兰： “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 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当时，林月琴住在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党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他们两个虽然一水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水过河。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 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国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霭可亲，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 “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 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一片一片像晚霞、像彩云。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屋内两张铺板一拼，床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5月16日是星期天，也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大喜的日子。 当好多战友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 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想到别后重逢，不由笑出声来。 原来他和罗荣桓是亲密的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十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他们两人的阶级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也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来到红军大学，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一贯艰苦朴素，不禁纳闷问道： “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铺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去。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挡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 “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铺块门板。” “怎么搞的？”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正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呀！” 罗主任仍然笑笑没有说话。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都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 “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罗！人家今天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什么事啊？” 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政治部所有的同志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吃了罗荣桓一顿喜面。婚礼举行得非常热闹，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大家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党把一批批干部调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我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师，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四方面军和陕甘宁的几个团改编为一二九师。罗荣桓也实现了他盼着上前线的愿望，被任命力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因为党中央有规定，家属不要随部队去前线，林月琴只好继续留在延安。 有一天，毛泽东派人来请林月琴。林月琴感到很突然，她对罗荣桓说了一声，便马上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招呼她坐下后，亲切地说： “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带领一个营的妇女工兵哩。”林月琴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怎么样？蜜月度得好吗？” “嘿嘿！”她只是恬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们结婚吃了些什么？” “吃了一顿面条。” “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说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我们共产党都要做老实人。”最后，说起了罗荣桓要去抗日前线的事，毛泽东风趣地问林月琴： “你们新婚燕尔便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林月琴回到家里，高兴地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开赴抗日战线的准备工作。 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次告别后，直到1938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在一起。 罗荣桓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他们的家庭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对于妻子、子女的要求，他历来严格。 1938年林月琴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一一五师报到，组织部长梁必业安排她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罗荣桓考虑再三对她说： “我是相信你的工作能力的，但我觉得你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方面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一方面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好一些。” 她听从他的意见到孝义区委去报到，参加了根据地的工作。到鲁南后，也没在部队，分配到区党委工作，直到形势变化，部队东进滨海时才回到师部。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 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 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当时环境很艰苦，带一个婴儿行军作战太不方便。罗荣桓和林月琴商量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东进五岁，环境比较稳定了，才从老乡家里接回来。 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自然很高兴。有一次，东进戴了一个破防毒面具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学着日本鬼子大喊大叫： “八格牙鲁！大大的有！……” 一个老乡的小孩，被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罗荣桓正好路过，他先哄得那小孩不哭了，然后把东进抱回住处，教育他说： “东进！你太淘气了！你到老乡家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是他们用高粱煎饼和地瓜把你喂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骨肉一样，你怎么刚回来就忘本了！你这样对得起乡亲吗？你知道不知道群众纪律啊？” 小小的东进站在父亲面前，从父亲眼镜里，望着严厉的目光，知道自己错了，想哭又不敢哭，只得耷拉着脑袋不吱声。 这件事，在小东进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二十年后，他回忆说： “当时爸爸叫我反省，是要我牢牢记住这次错误啊！事情虽小，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使我懂得了一条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1939年，林月琴又生了一个女孩，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1940年5月反“扫荡”，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尖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林月琴抱起婴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个在炮火声中出生、战争岁月长大的小姑娘，不幸在全国解放后，十几岁就得病去世了，这是后话不提。 建国后，罗荣桓家里又添了两个女儿：巧丽和腊娜。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的部长，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可是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 “革命干部的子女，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才不会脱离群众。 你们一定要平等待人，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要关心帮助同学，养成共产主义精神。” 罗东进和妹妹南下读书的小学，在西郊，离家很远。他们寄宿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有个星期六，家里派小车去接，罗荣桓发觉了，把孩子叫到跟前，严厉地教育他们： “这样不好！小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跟着，他吩咐家里人：“以后不准用车接送，让他们乘公共汽车，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 从那以后，罗东进和妹妹上学、回家，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他们捡了父母的旧军衣，改小了自己穿，穿破后打上补钉。上学时自己带饭菜，常常带着窝窝头。 罗荣桓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近来有进步，要坚持下去。” 1958上修建十三陵水库，罗东进已经上了中学。他主动报名参加水库的劳动，在工地干活努力，受到表扬。回家以后，罗荣桓勉励他说： “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要经常积极参加劳动，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要能吃苦耐劳，不能被艰苦困难吓倒，要把自己慢慢锻炼成一个劳动者。” 1959年，罗东进考上军工学院，罗荣桓觉得这是他走上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必须从严要求。临行前，他深情地对东进说： “孩子，你要走了，要过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 你去的是军工学院，生活很紧张，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要加强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同学。要好好学习，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 罗东进上学后，罗荣桓经常给他写信，督促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工程技术。第一学期放暑假时，罗东进的成绩不大好，罗荣桓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他说： “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培养你们，你不好好上学，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在严父的要求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罗东进发奋学习，学业上有了很大进步。罗帅写信鼓励他，要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63年12月1日，学校通知罗东进，叫他马上回北京。 罗东进脑袋里轰了下，心情紧张地想：爸爸长期患病，妈妈从来不叫他请假回家，这次叫他马上回去，一定是病情恶化了。 回到北京，罗东进赶到医院，看见亲爱的爸爸神志昏迷，心里难过极了，眼里滚出了泪珠。罗帅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几天后，罗帅清醒了。看到儿子站在病床前，他问道： “东进，你是到北京来实习吗？” “不是，”罗东进说，“是回来看爸爸的。” 罗荣桓批评他说：“你不该放下学习，专程跑回来看我。” 罗东进分辩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允许请假回家探病。医生和护士也帮他说话。罗荣桓仍旧不以为然地说： “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啊！” 12月14日下午，离罗帅去世前两天，巧丽和腊娜到医院，看到爸爸的病况，都止不住流出眼泪。罗荣桓让两个女儿坐在床沿，拉着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要……难过。……你们不小，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长大了……要长革命志气。”又吩咐罗东进说：“东进，要好好……带着妹妹，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都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为了准备输血，总参、总政许多年轻军官，连日来守候在医院里。 下午，罗荣桓苏醒过来，拉着妻子的手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吩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这些话，成了罗荣桓临终前的遗嘱。在他生命最后一息的时候，还惦记着教育子女，永远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跳动，永远离开我们了！ 罗荣桓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也有情有爱，但他将个人的情爱融入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挚爱之中。“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叶剑英《悼罗荣桓同志》）这也正是后人敬仰、崇拜他的奥秘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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