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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好以后，我和“文化人”见过一面。他一看到我，立刻大吃一惊，说溜子你这是怎么了？腮都嘬进去了，都脱形儿了，走大街上我都不敢认你。我说常言道，好汉顶不柱三泡稀啊，拉肚子拉的。他说好像还不完全是因为闹病，你看，你身上的“气”散了，不聚了，眼里没神儿。我就把最近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了，我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儿，不那么憋了。后来我又对好几个人讲过。 蔡显宗带我去见过一回律师，就是我们为告钱大明所请的律师。他是打这方面官司的专家，五十多岁，下巴上留着列宁那样的胡子，红的，头发和手上的毛儿也都是红颜色。不知为什么，我一见他就讨厌他。后来蔡显宗再约我去，我就说什么也不去了。老蔡说，你不能这样子哦，我们要好好配合他，才更有把握打赢，我说有你不就足够了嘛，我去了也是瞎耽误工夫。 蔡显宗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问我：“你不会半途而废，又原谅了钱大明吧？” “什么话呀这是！我只是说用不着我再去见律师，没说不打官司。你耳朵有病啊？” “那就好。”他说，“我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了，要朝同一个方向划，不然只有一边使劲，另一边不划，船就会打转。当然具体的事情可以由我来办。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越是遇到需要打拼的事，越有精神，干劲越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就请你多费心啦。有什么需要我签字的文件，你拿来我签字就是了，都听你的。” 我生病期间，周珊珊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她本来要来看我，我没让，因为我希望静养，有任何人在旁边，我都会不舒服，反而休息不好。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彻底恢复了以后，才给她打电话说可以跟她见面了。她说：“我请你吃饭吧，你现在想吃什么？”我说什么油腻的东西都吃不了，如果你能给我熬点儿稀饭，就是最好的款待了。” 我在傍晚的时候到了她家。她一看我的样子，也吓了一跳，但随后就笑起来，说：“哟，还男子汉哪！怎么遇到事儿就变成这样儿了？” 我说：“废话，我病了。” “得了吧，我都知道了，还想瞒谁呀！” “知道了？你听谁说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传的还不快？谁让你们当初那么火呢。原来有多少人忌妒你们，现在就有多少人幸灾乐祸。有人还说你不是真病，是让钱大明给打得满脸花，见不得人了。” “操他妈的。” 周珊珊用日本米做的稀饭，里面放了切成块状的红薯一起煮，入口以后有几分甜味，非常好吃。我和她面对面地坐在餐厅的小圆桌前，开始我只吃稀饭和她自己腌的泡菜，后来胃口好起来，又吃了凉拌豆腐、几块卤肉，喝了一碗鲜鱼笋汤。她为了减肥，只吃了很少一点。 “好吃吗？”她问我。 “太好吃了！我妈都没这么侍候过我。” 她笑起来：“真不害臊，你妈妈要听见你说这话多伤心啊，白养活你了。”她又说：“从来没听你说过你父母的事。” “没说过吗？我和我父母不近。我有点儿六亲不认。” “怪不得呢。” “怪不得什么？” 她转了话题：“哎，你和钱大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嘛，和别人大同小异。只不过在这里边我是失败的一方。” “不是要打官司吗？” “打官司又怎么样。打赢了我就真赢了吗？” 我们俩一时间都没什么话说了。我的思绪漫无目的地飘着，找不到一个聚焦点。过了一会儿，我说：“来点儿酒吧，有酒没有？” “只有葡萄酒。” “正合适。饭后喝一点葡萄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然血都跑到胃那儿去了，脑袋里缺血，就要犯困了。特别是你给我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以后。”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已经打开过的葡萄酒，两个高脚杯，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她自己则是三分之一。我们碰了碰杯，我喝了一小口，让酒在口腔里停留了一会儿，起初只是凉，接着就品到了葡萄酒带有酸味的醇香，咽下去以后，有一种从上到下给打通了的感觉。我平常不怎么喜欢喝葡萄酒，今天好像第一次体会到它的妙处。 “怎么样？”她问。 “不错。” 停了一下，我突然说：“珊珊，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她好像是一下子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然后脸变得通红，右手举着酒杯，拇指和食指来回捻动着杯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杯子。 我问：“你不愿意吗？” “是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很坚定。 我心里一片茫然。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失足落水的人，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一块木板，却又一下子被水冲走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周珊珊抬起眼睛来看了看我，说道：“说真的，我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对我到底有几分是认真的，几分是属于游戏性质的。我看你倒还不像骗子，可在我面前又总是嘻嘻哈哈，没个正经。如果说你这副样子是故意装的吧，我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装。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男人非常了解，但是对你，我没那么自信了。” “实在抱歉，没想到我给你留下这么个印象。” 她又问：“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今天突然提出这件事呢？这是你老早就有的想法，还是因为你遇到了挫折，生了病，一下子感到孤单了，才想到我？” “这个嘛……”我字斟句酌地说，“不能排除你说的后一种因素，人在倒霉的时候总是很软弱的，甚至于会良心发现。坦率地说，我在生病的时候确实比平时更多地想到你。但事情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非此即彼，你把问题截然地两极化了，而这样的问题是不能说明我的真实状态的，我……” 她忽然生起气来，打断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劲，用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我。我太了解你这个毛病了，大事犯傻，小事上心眼儿特别多。拿你没办法！”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应付你。我这个人哪，连我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什么。我东扑一下，西扑一下，结果呢……珊珊我真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特别是最近，脑子太乱了。” “你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从来不跟我说心里话。” “不是事实，珊珊，你这是气话。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得出来我是非常把你……把你当回事的。我现在说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缺少了一点儿东西，我东一扑，西一扑，扑来扑去，就是想得到它，可是每次扑到了一样东西，拿到手上一看，都不是。” “总算说了点儿实话。等到把我扑着了，一看，也不是。” “我记得你给我起过一个外号，叫蜂鸟。我越琢磨，越觉得有点道理。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像洛杉矶的一只蜂鸟一样，一直在拼命地扇动翅膀，每一秒钟都以极快的频率扇动着。我以为这么扇着就能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找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一下子飞到这里，又一下子飞到那里，这儿停停，那儿看看。可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找到，到头来我发现，我这么玩儿命扇乎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跟别的蜂鸟一样，从这儿飞到那儿，再从那儿飞回这儿而已，路线早已经固定了。所以我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特别累。也许我真就只是一只蜂鸟，再怎么扇乎，也飞不到哪儿去了。可是你说说看，一只蜂鸟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 “蜂鸟自有它蜂鸟的意义。它每年都从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再飞回来，你做得到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的问题是，本来你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振动八十次，但你嫌累，对对付付地扇个五十次、保持着不掉下来就行了。” “哎？这倒是个新说法，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呢。不过，振动八十次又怎么样呢？我就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吗？我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从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飞到阿拉斯加，每年飞这么一个来回，一直飞到死，还不是就那么回事？有哪一只蜂鸟是自己愿意这么飞的呢？还不是由于环境、气候、吃食，简单地说吧，由于生存所迫，才不得不飞的？这样的话，你说，扇五十次和扇八十次的区别在哪里？”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个。越说越玄了！” 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像此刻这样，涌起一种要向人倾诉的强烈愿望。我虽然是个爱说说笑笑的人，用钱大明的说法，还是个“侃爷”，但那不过是耍贫嘴而已。只有这一次，我突然觉得有了满肚子的话要说，我刚开了个头，正准备痛痛快快地说下去。可是，周珊珊这句话一出，一下子就把我掐断了。 在柔和的灯光下，我望着周珊珊。她的脸由于喝了酒的关系，红红的，显得仪态万方，格外美丽。已经有许多次了，我们像这样对坐着喝酒，她这时的样子最能打动我。但现在，我突然感到我的心忽悠一下子，飘走了，就像北京春天风中的柳絮一样，上上下下地飘去，离我眼前的这张娇艳的面庞越来越远。 我默默地坐着，不知该说什么好。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搜尽了枯肠，还是想不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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