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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密斯特儿刘，你好吗？”汤姆说，使劲儿握了一下我伸过去的手。 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来，大约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吧，身体非常结实，脸像烫过的龙虾一样粉红粉红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们随便聊了几句，他把其他人也给我一一介绍，还对他们说自从娶了埃娃以后，到哪儿都能碰到中国亲戚。他看上去性格开朗，说话的时候一直搂着埃娃的肩膀，还不时跟她相视而笑，粘糊极了。然后我们又握了手道别，他们就上楼去了。 没过多久，只见埃娃一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她没多大变化，气色不错，人显得挺精神，还像原来一样笑嘻嘻的。我们俩退到边上，靠墙站着。 “你好吗？”她问。 “挺好。你呢？” “也挺好。” 一时有点尴尬，找不到什么话说了。 “你……”我们俩同时说道。 她笑起来：“你先说。” “你老公不错啊。”我说。 “满乖的。”停了一下，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啊？不解放台湾不结婚。” 她用手捂着心口前仰后合地笑了好半天。 “你坏！”她说。 “喝点儿什么吗？”我问。 “马提尼怎么样？” “好啊。”她扬手招了招侍者：“两杯马提尼。”酒送来以后，她抢在我前头付了钱。我们各端了一杯，碰了一下。她目光亮亮地看着我，说：“还记得吗？” “什么？” “马提尼。” “哦，咱们第一次见面就喝的马提尼是吧？那是我调的，比这好喝。” “干杯吧。” “慢慢喝，这酒太厉害。” 她看了我一眼，举起杯子，一口喝干了。 “你也干。”她说。 “我不干。” “快嘛，真是的……” 我也干了。 她问：“你常来这里吗？” “常来。” “下次我也来跟你们一起玩呀。” “可以呀。” 她捏了捏我的手，说：“那我先上去了，你电话什么都没变吧？” “没有。” 她伸开两臂和我拥抱了一下，我吻了吻她的脸，我闻到她身上用的香水还是从前的那个牌子。 ※ ※ ※ 我们的诉状早已经递到法院去了，正在等候开庭。据红毛儿律师说，以他的经验，我们胜诉的把握非常大，因为他曾经办过一个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赢了，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在法庭上可以引用这个案例，他想不出谁还能驳倒他。蔡显宗欢欣鼓舞，说，我这个人，要嘛就什么也不做，要做，就要有十分的把握才去做，有九分都不会做，我比一台586电脑都精密。 在此之前，大明和米雪儿请我吃过一次饭，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做最后的努力，软化我的意志，把我拉回到他们那边去。大明了解我的弱点，主要是从感情上打动我。米雪儿还掉了眼泪。但是我丝毫不为所动。我对米雪儿说，收起你这一套吧，你就是流出一吨的眼泪，也休想再骗取我的友情。大明显得非常生气，但很克制，一直没有发作，也许是有了米雪儿的调教，将来还能变得更加老辣吧。从这次以后，我们的关系就算彻底破裂了，也一直没再见过面。大明在洛杉矶散了好多关于我的坏话，我听到以后，就像刮过耳边的风，根本不在乎了。 使我多少还感到惊讶的是，我刚刚听说，大明和米雪儿结婚了，上礼拜六举行的婚礼，在一家粤菜餐厅里摆了几十桌酒席，请的乐队和牧师，车队经过小台北的大街时，交通堵塞了十几分钟。米雪儿是用了什么办法收伏这头野牛的呢？这可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也许就是那次为了跟我们斗法，大明用了米雪儿一回，从此就自己给自己做下了套儿，到他发现自己跌迸了陷阱以后，已经悔之晚矣，早被套牢了。告诉我这事的朋友说你把人家想得也太险恶了，我瞧大明挺高兴的，对米雪儿特好。我说那米雪儿的段数就更高了，佩服！佩服！ 反正这就是我的偏见，说说也不犯法。 自从“国际名流”拆伙以后，我又搬回到小台北的那座办公楼，还和周珊珊是邻居，只不过不在同一层了。北京的关系都是大明的，我根本接不上，所以原来的生意也做不了了，盘算一番，只有还开旅行社。于是，我租了两间办公室，买了几台电脑，雇一位小姐，重操旧业。 转了一大圈，又原封不动地转了回来，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滑稽。唯一不同的是，这回我有钱了，是一个人当老板，再也不找什么鸟儿合伙人了。所以，毕竟也算有了一点点微小的长进吧，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所谓“螺旋式上升”？ 我琢磨着要想赚钱，还得从大陆接团，否则只在本地卖两张机票，连小姐的薪水都不够。我翻开名片夹一张一张仔细研究的时候，想起了北京的老谢，他那次来洛杉矶我们处得不错，而且对大明现在是同仇敌忾，有共同语言。我立刻就往北京给他也挂了个电活。 “喂，谢总啊，我是洛杉矶，刘小流！”我说。 “刘什么？” “小流，大小的小，流氓的流。” “哦。” “你好吗？好久没和你联系了。” “嗯。” “这个……我跟钱大明丫的掰啦！你说的一点没错，他太孙子了！” “我说什么了？” “啊？就是，就是……反正他特别不够意思，还说了你好多坏话呢。” “哦。你有什么事吗？” “我呀？我现在正接团呢，想跟你们合作，联合起来……” “我们公司不组团，没法帮你。” “其实也用不着专门干什么，只要你在……” “喂，我现在正开会呢，咱们改天再谈吧。” 放下电话以后，我一脚就把面前的椅子给踢翻了，这把椅了要是老谢的话，当场就得断了气儿。 ※ ※ ※ 我和周珊珊就算吹了，我说“就算”，是因为我们俩既没吵过架，也没正正式式地坐下来谈过分手的事，只不过从那次在她家吃过饭，喝过葡萄酒以后，我就再也提不起精神来跟她约会了。我也奇怪我怎么会一下子就没情绪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断掉了，只要断掉，就再也接不上了。想不到断掉的东西是这样脆弱啊！在这半年里，我也时常会想到她，想到与她在一起的一些往事，但心情很淡，没有微风吹过池水掀起一片涟漪那一类的东西。她也没再找过我，她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只要看我一眼就知道那种像火一样发光发亮有热度的东西，已经从我脸上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有的话，也是一些灰烬吧。 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啊！ 仍然觉得有点尴尬的是，“名流”散伙以后，我又把公司搬回了那座办公楼，这就免不了经常会在楼门口、电梯里、或者停车场碰到她。能够匆匆而过的时候，点个头、问个好，尽量匆匆而过。不巧把我们俩关在一个电梯笼子里的时候也有，这就不得不交谈了。理查德.罗伯逊一般就是我们唯一的话题。有一次还正好遇到我带着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儿，上了电梯以后，那女孩儿故意跟我撒娇，把手中的皮包往我怀里一杵，说“你给我拿着！累死我了！中国男人都是一路货，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真是的！”我偷眼看了周珊珊几次，她一直仰脸盯着电梯门上的指示灯，样子很不自然。我想我可能就更不自然了，等到这部破电梯吱吱嘎嘎好不容易到了三楼，周珊珊走出去以后，那女孩儿看着我说：“哟，拿这么个包包就把你压成这样啦！你看你，脸都憋紫了，跟猪肝似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女孩子往办公室带了。所有和我有点瓜瓜葛葛的关系的女孩儿，我一个也不让她们到办公室来找我，有的我连办公室的地址都保密。 有一天我为了见一个生意上的重要人物，自己开车去旧金山。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要开六个多小时。一路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景致，公路起起伏伏弯来弯去，两旁都是荒凉的山丘，因为季节的关系，也因为缺水，山上的草都枯萎了，而且很稀少。是长达六个小时的乏味旅程，我听了一会儿调频台播放的音乐，因为没有喜欢的，就关了。然后，我试着自己唱一些熟悉的歌儿，一张嘴，觉得嗓子很干，有点儿荒腔走板，但我还是唱了下去。唱到第二首的时候，我发现我哭了，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前连五分钟的酝酿阶段也没有，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心里一边想着“这是怎么搞的”，一边止不住地往下流眼泪。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我都接近于认为我再也不会哭了，却突然这么毫无来由地哭起来。我把车窗降下来三分之一，让风吹进来，清洁一下车内的空气。 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将前面的后视镜调整了一下，使我不用费力就能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哭的样子，眼泪是从两个眼角同时往外流的，脸上一共是四行不规则的泪线，到了下巴尖上，它们才交汇在一起。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就好像熬了四天四夜没睡觉的眼睛一样。当然谈不上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但单从脸上看也看不出有什么莫大的悲哀之类的样子。不过，我头一次注意到，这张脸已经不再年轻了。 已经是四岁的蜂鸟了吧？ 这么一想，我对着镜中的自己笑了起来。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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