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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情的岁月 云一般幻化的 是少年的心 伴着番薯和野菜煮就的日子，在一天一天地旋转，一如客家山路上“吱吱”旋转的独轮手推车……当年那个喜欢用脏兮兮的小泥手拉扯母亲衣襟，并且总喜欢恋恋不舍地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小宪梓，已经令人欣喜地长大了，长大得已经不像是被母亲呼唤的“细狗”了，说他是一只虎虎生威的小老虎似乎更加恰如其分。 才七、八岁大的小宪梓，已经长得既黑里透红又粗壮结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小男子汉。 幼年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父亲在世的时候，三，四岁大的小宪梓，常常被人们赞不绝口地称之为“好孩子”、“有出息”，但是父亲去世后不久，他却常常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呵斥为“坏孩子”，明明是人家打他，却被说成是他打人家，而且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损害了东西不见了东西，第一个受怀疑的对象总是他，并且直到最后，无辜的他总是成了理所当然的“替罪羊”。 那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实在是无法明白其中的原因，日夜操劳的母亲，自然也无法理会他小小世界的委屈和悲哀。虽然有对候，遭受责打的他也会不服气地质问他的妈妈：“为什么他们以前都说我是好孩子，现在突然都说我是坏孩子了呢？”母亲无言以对，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心爱的儿子，默默地流泪。 渐渐懂事之后，他终于明白由于他没有父亲，他的家就没有靠山，而没有靠山。没有父亲的家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他常常会受人家的欺负。 但是，小宪梓绝对不甘心过这种被人瞧不起、受人欺负的日子，特别是当他拥有粗壮的胳膊、结实的拳头之后。虽然这时候，他大字不识，并不可能学《毛泽东著作》，也不可能读《孙子兵法》，但他通过挥舞他的拳头，有轻有重地对付他的小伙伴的测试中，他终于明白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生活教会了小宪梓，从此不再害怕困难，不再甘心忍受别人的欺侮，他必须迎上去，必须勇敢地面对，并给它迎头痛击。他甚至愤愤不平地告诉自己：“有难关，自己想办法度过。“谁敢再欺负我，我就会揍他。” 小宪梓的努力总算没有自费，不久他成了村于里同龄孩子们之中的孩子头。碰到有大孩子欺负他们中年龄较小的孩子的时候，小宪梓总是挺身而出，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之气。 珊全村的黄昏时分，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玩耍的黄金时间，而村里面空置的禾坪，则又是这些流着鼻涕、光头赤脚的孩子们“冲锋陷阵”的天堂。 有一天傍晚，这个快乐的天堂，非常不幸地闯入了肇事者，以至成了“失火的天堂”。 在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有个大男孩乘机欺负年龄小的孩子，把小孩子吓得直哭。小宪梓忍不注“仗义行侠”、打起抱不平来，便与年龄大过他几岁的对手发生了争执，吵闹中对方首先出手，狠狠地打了小宪梓一拳，小宪梓气得顿时将母亲“不准惹是生非、不准打架”的家规忘到九霄云外，他不甘示弱地与对方打斗起来。 不到一会儿，于了一整天活、累得精疲力绝的母亲放工回来，正好碰上大男孩的家人怒气冲冲地投诉，自然是关于细狗如何不讲理。如何打伤她儿子云云。 母亲一听，不听话的的儿子又打架，而且人家大人已经拦路投诉上来了，马上心头火起，她顺手抄起一根粗大的竹棍，劈头盖脑地对准儿子打过来。 曾宪梓的母亲蓝优妹，在管教自己的儿子方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她从不袒护自己的儿子。只要是儿子与人家发生了争执，不管自己的儿子对不对，她首先会教训自己的儿子。 虽然她心里也明白，这样做对儿子不公平。天底下哪有不爱惜自己儿子的母亲，更何况与儿子相依为命的蓝优妹，但是她实在是找不到一种比这样处理更好的办法。 今天的曾宪梓每每说到这段时光，总是不无感慨他说：“这是我妈妈特别聪明的地方，她既不会袒护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怪责人家替自己的孩子辩护。这样我们家孤儿寡母的日子才比较容易过，妈妈也因此在村人中的威信很高，人们都认为她很会做人。” 但当时在母亲竹棍敲打下的小宪梓，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一边闪避着妈妈的竹棍，一边愤怒地告诉妈妈：“妈妈，不是我不对，是他先打我的！” 但母亲仍旧用力地敲打儿子，并生气他说：“就是你不对。” 在那样的情况下，小宪梓当然不明白个中原因，更不服气。他见母亲打得越来越厉害，便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猛地转身拔腿就跑，虽然在当时小宪梓不过七、八岁的年龄，但他人不大，心眼儿倒不少。 他一边跑一边考虑，往哪里跑呢？天色越来越暗了，晚上怎么办？这时候客家的山区，十分原始，不仅山林长得茂盛，甚至山里面也有很多野兽出没。小宪梓急中生智，他跑着跑着，偷偷转了一个弯，抄另外一条路回家了。 小宪梓偷偷溜回家，在堂屋的神堂后面，找了一个大箩筐，汉流泱背地跳进去，确定万无一失之后，再用一个盖子将自己盖起来。 母亲不知道聪明的儿子，已经偷偷溜回家了。她见打跑儿子，心里既害怕又着急，便和村里的好心人一起到处寻找。从傍晚七点钟一直找到深夜十二点，仍不见儿子的踪影。 母亲越想越害怕，越找越着急，她不知道在这黑乎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儿子会躲到哪里去，她流着眼泪伤心地想，果找不到儿子她也活不下去了……躲在箩筐里的小宪梓，听见母亲带着哭音的呼唤。但他不敢就这样跑出来，如果太容易让母亲找到，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很难再逃脱一顿恶打。于是他狠狠心决定让母亲多着急一会儿，以求改变这种挨打的现状。 到了夜深的时候，妈妈他们一行人开始往家里走，躲在箩筐里的小宪梓听见有人在责备妈妈：“你不要打他嘛。你不分对错拿那么大的竹棍打他，那是要命的。你也不怕把孩子吓坏了。现在这么晚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小宪梓听见妈妈回家的脚步声和哭泣的声音越来越近，就慢慢走出来愉偷溜回到房间里去。母亲见小宪梓回来了，放下心头大石。她流着眼泪说：孩子，你要知道妈妈和大家都在为你担忧，我都给你吓死了。” 小宪梓连忙抱着妈妈说道“妈妈我以后不会这样做了。我不会再跟人家打架，不会再惹妈妈伤心了。” “希望妈妈也不要再打我了。” 从此之后，母亲真的没有再打小宪梓。她很害怕，她再一打小宪梓，小宪梓真的会跑掉。 而那一夜，小宪梓自己也辛苦。当他一身泥一身汗地把自己闷在箩筐里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时候，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蹲缩在箩筐里又黑又怕，那种滋味儿他也不敢再去尝试了。 客家人原是中原仕宦之家、书香门第的后裔，崇文尚武便是客家人传统精神之一。在客家有句俗谚：“书爱读，打爱练，老婆不讨随方便”。其中的“书爱读，打爱练”就是指的崇文尚武。 千百年来的谋生经验，使客家人深深懂得了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南宋以后，客家人逐渐定居于“百粤之地，蛮荒之域”的梅州，人口的稠密、土地的贫瘠，迫使客家人出外谋生。而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要与他人争一长短、要谋求真正的出头之日，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所以在客家有“卖田卖屋也要供子弟读书”之说。 在客家儿歌中，有“赡蛛罗，咯咯咯，晤读书，无老婆，”以及“赌博钱，取眼前；生意钱，没几年；读书钱，万万年，，等等，都是教育客家子弟要知书识礼，懂得拥有文化知识的重要意义。 就像所有视读书为头等大事、望子成龙的客家人一样，蓝优妹看见日渐长大又充满野性的儿子，既高兴又忧心忡忡，没有钱怎么供儿子读书呢，不读书儿子怎么能有出息呢？而没有知识、没有出息的儿子是会遭人指责、被人看轻的。 她想起丈夫临终嘱咐，再穷再苦也要让儿子读书儿子是曾家的希望，是自己生存奋斗的唯一目的，决不能让儿子一辈子像自己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给人家当佃农、打长工。 善良的母亲咬紧牙关，开始加重自己的劳动量，她没日没夜地干挑活，一点一滴地节省口粮，直至有一天，她挑着一担装有米和菜的担子，拉扯着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硬着头皮走进珊全——全村唯一的珊全小学，为她的儿子求得一个上学读书的机会。 蓝优妹拉着儿子给学校的先生磕了几个响头，满怀希望他说：“先生，收下我的儿子吧。我没有文化，我的孩子不能没有文化呀。 他们什么都会做，可以给您烧火做饭，我每隔几天就给您送米送菜，求您收下他们吧。” 珊全村的珊全小学，是由三几间破旧的土屋改造而成。仅仅只有三个教室，分为一、二年级一间；三、四年级一间；五、六年级一间，也算小学，也算私塾。 教书先生是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留着很长胡子的老人家，名字叫做梁简如。这位梁先生实际上不是珊全村的人，据说是逃难时流落到梅县的客家人。 梁先生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教育的人，他深知这孤儿寡母的日子非常艰难，完全靠曾宪梓的母亲用柔弱的肩膀和勤劳的双手来维持这个家。能够养大这两个儿子已经是十分的不易，何况还要供儿子上学读书，梁先生望着憔悴不堪，面带菜色的母亲，看了看已经进入学龄期的宪概、宪梓，对这个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家非常同情，对这位勇敢坚强的母亲也非常敬佩，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收下了这两个孩子。 这一天，曾家之入开心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一天的晚上，母亲在父亲的坟前第一次没有流泪，第一次怀着无限的幸福，哺哺地告诉遥远的丈夫：“曾家有望了。曾家的孩子可以上学读书了。” 终于能够上学读书了。小宪梓神气地当上学生哥了。他有意无意地收敛了山野小子的野味儿，头虽然还是剃得光光的，但脚却是不敢再光了，他规规矩矩地穿上了自己用于稻草编织的草鞋，背上妈妈用旧衣服改成的书包。 每天天一亮小宪梓就快快起床，一大早便跑去学校给梁老师烧火煮饭、洗衣洗菜。上课后梁老师就教他们识字计数，一篇一篇地背诵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教他们打算盘的时候，梁老师很严格地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右手拿笔，左手打算盘。”回为像这样有效地利用左右手，对他们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非常有利。 小宪梓和同学们一样也非常爱戴他们的梁老师，虽然他们也有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而且这样的时候，梁老师会拿一把尺子毫不留情地打他们手心，这种体罚即使打不伤人但也很痛，对于小宪梓他们也很管用。 然而，既然是属于山野的儿子，就会拥有山野的特性。野性难驯的小宪梓，终日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劲和层出不穷的鬼点于。 这时候，再管用的体罚的痛感留在记忆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特别是在炎炎烈日的夏季，特别是当小宪梓他们看见清凉且波光莹莹的河水的时候，那种蛟龙戏水的渴望使得小宪梓他们将老师的训戒忘得一千二净。 在小宪梓的积极“倡议”和带领下，五、六个男孩子乘中午梁老师午休之际，便一个接一个地像一群呱呱叫的水鸭子般“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他们在水里打水仗、捉迷藏，玩得个天翻地覆，好不痛快……直到下午上课的时间到了，这群光着脑袋的野孩子，才恋恋不舍地从河里爬上来。 这时候细心的小宪梓突然发现，游水之后他们每个人的头皮非常白，如果就这样去上课下给老师发现才怪，经过很认真地“研究”之后，他们一致决定将河里的泥沙抹在头上，然后稍微用水冲洗一下，而且故意不给它洗干净，以求遮住发白的头皮，在互相检查确保天衣无缝之后，他们才开心得手舞足蹈、得意洋洋地回教室上课了。 尽管小宪梓他们真心实意地祈祷上天，保佑他们偷偷游水的秘密不要被老师发现。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做过坏事且格外心虚的孩子，不到一会儿，急得满头大汗的几个泥脑袋，开始出现了一道一道的小白沟一一偷偷游水的痕迹也就此暴露无遗。 一顿责打自然逃脱不了。梁老师吹胡子、瞪眼睛气得十分厉害，学生在上学的时间游水，出了事老师怎么向家长交代，梁老师越想越害怕，就用尺子将小宪梓他们的小手打得又红又肿，一直到这群小捣蛋流着眼泪连声说“再也不敢了”为止。 小宪梓最开心的就是放假的时候，学生不用上课，懂事的小宪梓仍旧跑去给梁老师烧火煮饭。梁老师很高兴他说：“你每天都过来给老师烧火做饭，你看你这样就非常懂事、非常乖。” 小宪梓也会嘴甜甜他说：“梁老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大老远的一个人来教我们读书识字，本来就很不容易。” 在这段时间里，师生二人都聊得好开心，有时候梁老师一边炒菜一边会考小宪梓学过的文章，小宪梓就会对着通红的炉火，大声地背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有的时候，梁老师会给他讲故事和一些为人处世、择善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梁老师间他喜不喜欢足球，小宪梓一听，马上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喜欢，喜欢，简直是大喜欢了。”他告诉梁老师他从会走路的时候起，就爱踢足球。 在客家山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色，那就是这里爱踢足球的孩子，都不用花钱去买足球，其实他们也没有钱去买足球，他们自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代用品——山前山后长着的土抽子。 土抽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必须挑那种仍是青皮、没有成熟、更不可以吃的。挑好之后，这种圆圆的土抽子踢起来相当有弹力，那种滋味儿绝对不亚于真正的足球。 村里的禾坪便是孩子们的足球场，然而当时才五、六岁大的小宪梓只有在旁边看的份，至多也只能为讨好那些大孩子，蹲在一边帮忙捡球。 生性爱动的他有时候实在是憋不住，看着看着就感到一双脚痒得难受，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进足球场，追着球乱踢一阵，接下来的后果不是将球踢进人家的窗户或者踢上人家屋顶，就是被那些大孩子斥骂一顿。不过小宪梓可不会在乎这些，只要有球踢，挨几下打都没关系。 当小宪梓将这些踢球的趣事讲给梁老师听了之后，梁老师被他逗得哈哈直乐。梁老师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他见小宪梓如此入迷，便给他讲起球王李惠堂的故事。 李惠堂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于梅州五华县且叱咤足坛二十五个春秋的“亚洲球王”。 李惠堂出身南华队，由两次征澳洲而出名，一九二八年被上海复旦大学聘去担任足球教练，并经常参加各类比赛，被上海人称为“球怪”。一九二九年李惠堂率领上海乐华足球队远征爪哇岛，把两个由荷兰人组成的强队，打得落花流水。 李惠堂杰出的球技，特别是他出神入化的射门绝技，不仅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更使身为统治阶级的荷兰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改变了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看法。李惠堂因此成为名振海内外特别受欢迎的英雄人物。 在当时的中国有句最流行的谚语便是：“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梁老师绘声绘色他讲述着球王李惠堂的故事，不时拿着地上的树枝画一些图表给小宪梓看，他激动不已地告诉宪梓： “他不仅是我们客家人的球王，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球王。他踢的球要多高就有多高，要多直就有多直。将球踢上空中之后，还会落回原地，丝毫不差。 “传说在他踢球的时候，一脚射门，对方守门的球员赶紧扑上去阻止球，球王连忙告诉他不要阻止球，一接球就会没命的。由此可见球的力量有多大。” 梁老师讲得眉飞色舞，小宪梓听得都入迷了。 梁老师继续告诉小宪梓：“他小时候跟你一样，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孩子，家里面特别的穷困。但是他从小就很坚强、做事很刻苦，而且特别有志气，所以他才可以做球王。 “小宪梓啊，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你，要艰苦学习。要努力，什么成果都是通过努力才能得到的。” 这个故事深深地教育了正在成长的小宪梓，为他接下来奋斗的人生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而且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球王李惠堂的故事中，小宪梓终于明白“要艰苦去努力，才能得到成果”这样一个道理。 从那时候起，小宪梓暗暗立志要不伯困难艰苦努力，要像球王李惠堂那样，做一个有志气、有作为、有出息的中国人。 孩提时代的生活再清贫再艰苦也是多姿多彩、充满魅力的，更何况精力过人、智慧过人的山野小于曾宪梓。 学校放假的日子，便是小宪梓带着小伙伴们到处调皮捣蛋、大闹天宫的黄金季节。 大凡野孩子应该具备的本事，他们全都是个中好手。在小宪梓的“率领”下，这些小捣蛋们常常结伴成群地爬树掏乌窝，下田捉黄鳝，到草地上打野仗、摔腰跤，点亮松木抓青蛙，甲竹竿捅蜂窝，上山采鱼藤抓鱼……各式各样的玩耍节目，既充实着他们随心所欲的童年，又给他们贫苦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 一如曾经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说的：“没有玩具的游戏并不见得比有玩具的游戏逊色”。 每一年的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月半”。 在客家，过正月半比过年还热闹，故而有“月半大过年”的说法。并且在元宵的晚上，人们常常喜欢挂灯、赏灯、放“孔明灯”等类型的娱乐。 这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喜欢做“孔明灯”，在乡村的夜里，一排一排花花绿绿的“孔明灯”飞上天，在清雅月色的衬托下相应生辉，显得格外妩媚动人。 这一天对于小宪梓来说是他一年里最为盼望、最令他兴奋莫名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的夜里，客家山村所有的小朋友舍倾巢而出，全力以赴地抢那些在空中飘飘欲坠的“孔明灯”，而且以抢得越快、越多越好为荣。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孩子头的小宪梓不比寻常的组织能力和非凡的聪明才智，在不知不党中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小军事家一样，提前撒网、刺探情报——以便知道今年放“孔明灯”的地盘会是什么地方。 然后他再去熟悉和了解地形，到了晚上，他就组织一帮小朋友负责“外围”——守注一块地盘。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下让其他的小朋友“入侵”，另一方面可以不使自己人在抢夺战利品时，将灯撕乱。 而小宪梓自己则不像其他村的小朋友那样，等着灯掉下来之后再一窝蜂地去抢夺，他只是不紧不慢、稳稳妥妥地用前面绑住铁钩的长竹竿，将空中的“孔明灯”一个一个地挑下来，一个一个地排好，再和他的小朋友们在自豪满足的笑声中，享受他们的智慧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在客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多半是“聚族而居”，客家人居住的大型楼屋、围龙屋一般都是考虑到四代同堂、五代同堂的需要而设计。但一如俗语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住久之后，分家是必然的。分家后各成各家，各管各业。所谓：“兄弟分开成邻舍，上昼分开下昼借”就是关于“业各有主”的说明。 一九四０年泰国沦陷之后，家兴业旺的曾宪梓的叔父曾桃发带着一家大小逃避战乱，从泰国返回家乡梅县暂祝日子虽苦但求平静安稳的曾家开始波澜骤起。 当曾宪梓的母亲蓝优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家人克勤克俭、野菜当干粮时憧憬美好生活的唯一希望——关于叔父当年两千块银元的借据时，叔父十分平静清楚地告诉母亲这笔钱已经不存在了，原因是当时曾宪梓的父亲看病吃药开支颇大，实际上没有剩余的钱了。 母亲对于叔父的一番话语无论如何都是始料不及的。她呆呆，地站立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有如被五雷击顶的母亲只感觉天旋地转、力不支体………只见她泪如雨下，难过得已经说不出话来，至于接下来，叔父继续说出的关于回来分家的打算以及一些安慰之类的话语等等，可怜的母亲已经是在六神无主、恍恍惚惚之中了。 叔父按照客家分家的规矩，请来族中也就是村中的被客家人尊称为“二叔公”之类的父老乡绅做公正，还有“在场见”的有关人士，都签名按手印，小宪梓一家分得的唯一的财产是一头水牛，除此之外曾家其他的财产，小宪梓他们不再共有。 在“二叔公”他们的指示下，母亲含着眼泪木然地在分家的契据上签字画押，一起画押的还有刚刚小学毕业的曾宪梓的哥哥曾宪概。小宪梓因为只有十一岁，没有参与分家之事，所以签字画押也没有他的份。分定之后，大家将分家的契据各执一份，作为日后家业产权所属的依据。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十六岁的哥哥曾宪概走上了父亲当年闯荡南洋、兴家立业的道路——跟着叔父他们一家“过番”去了泰国。 家里只剩下常常暗自流泪的母亲和不甘贫苦、心怀凌云之志的小宪梓相依为命。 没有希望不等于不要生存，日子虽苦总还是要过下去的。继续依赖母亲的肩膀，小宪梓终于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小学毕业之后，一穷二白的家是无论如何供不起小宪梓读中学的了。常年缺乏营养、积劳成疾的母亲经常患病，为了生活、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不至十二岁的小宪梓、再也做不起学生官的小宪梓开始放牛砍柴、下地耕田，做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农民也做，这种吃番薯，就野菜的生活也应该有所改善，特另（是瘦弱不堪的母亲更应该补充营养。非常有心计的小宪梓找到一根断了针尖的缝衣针，将它放在火上烧红之后，再拧弯针头做成鱼钩状，针鼻穿上自己用手搓成的线，针钩穿上小的蚯蚓，作好钓黄鳝的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到了春天插秧时节，田野上有很多的小洞，那就是黄鳝洞。捉黄鳝对于小宪梓来说是他的拿手好戏。 白天干农活的时候，他就有心发现哪些地方黄鳝洞比较多一些，一有机会，就悄悄引黄鳝出洞，等黄鳝咬住蚯蚓后，再拖住它，一点一点地将它拖出来，而且这时候小宪梓不慌不忙，见一条捉一条十分稳妥。回到家的时候，往往总是满满一竹篓。 实际上，小宪梓自己不吃黄鳝，但母亲可以吃，母亲爱吃对于小宪梓来说比他自己吃还开心。家里的大水缸，已经养满整整一水缸黄鳝，但小宪梓还是马不停蹄地继续钓黄鳝，村里面凡是曾经照顾过他们家的人，都经常能吃到小宪梓送来的黄鳝。 在小宪梓看来，吃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喜欢那种做什么便成功什么的滋味，而且那种令母亲十分自豪的喜悦，美得使他自己都难以形容。五十年后的今天，年逾花甲的曾宪梓常常童心未泯他说：“每一年的三月份，我如果挤得出时间回家乡，我也会像孩提时期那样，晚上偷偷溜出去，打着赤脚，用蚯蚓穿上鱼线再一条一条地钓黄鳝。那种感觉，回想起来真是乐趣无穷。” 不仅如此，小宪梓也像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客家人一样，上山砍竹子，学着村里的蔑匠编织竹器。人家做各式各样竹器的时候，他总是不言不语地蹲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回家后将砍来的竹子一一地编织，最后居然做得一手好蔑器活。 在外表看来，他黑黑粗粗的，但实际上，他却十分心灵手巧，只要是他认为该学的东西，他一看就学，一学就会。 小宪梓自己搓线，跟着人家学织鱼网，再用竹枝撑起鱼网，中间用一根线绑住蚯蚓作饵，放到池塘里面能网住不少小鱼小虾。 或者，用客家山上的一种有麻痹作用的叫“鱼藤”的根茎植物，把它捣烂成液状，倒人池塘，鱼吃了之后就会昏迷，再打捞上来。这时候他自己仍旧不能吃河鲜，因为一吃河鲜就肚子疼得厉害。 到了冬天，池塘里结了一层薄冰，光头赤脚的小宪梓便带着自己用竹于制成的扎鱼器到池塘旁边，凿了一个小窟窿，等鱼慢慢地游出来吐气的时候，就可以扎得到鱼。 所有吃不完的小鱼小虾，还可以腌制成咸菜，在青黄不接的日子，便是上等佳肴。 孩子毕竟是孩子，即使是再苦再累的日子，他也会知道该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该怎样给自己的小日子增添无穷无尽的乐趣。 孩子气十足的小宪梓就很爱养“了哥”，这是一种海南出产的小鸟，非常漂亮，在客家山区也有，只是数量不多。没有鸟笼子，小宪梓自己上山砍竹于，自己破开，然后编成鸟笼于。 有时候，他在厕所里开一个洞，在洞外用自己织的网罩住，有小鸟“不幸”飞进厕所，得意洋洋的小宪梓使劲赶鸟，小鸟就会往洞外飞，一飞就掉进网里了。这也是他自己创造的乡下的一种小玩意，很好玩，而且令他很开心。 小宪梓非常勤劳，艰苦的生活环境，却也能启发他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从小时候起，一无所有的贫困就给他带来热爱劳动、肯动脑筋的观念。 他自己爱于什么。爱玩什么，又没有钱去买，怎么办呢？就自己想办法、找窍门，他的心很细，手也很巧，看了想了之后，一切部靠自己去做。 没有网，自己织；没有线，自己搓；养鸡，自己做鸡宠；养猪，自己做猪笼；扁担、箩筐等杂物都是自己做，在乡下，没有煤烧，小宪梓就到处割草、砍树，松树上的松球，是烧火的好材料，小宪梓就用竹子做成竹扒，将树上的松球扒下来烧。时时刻刻，他都在劳动中享受自己的小发明、小创造。 在今天，如果有朋友问起曾宪梓手上的累累伤痕，他会自豪地告诉这些朋友：“都是从前做竹器的时候，被刀或竹子砍伤划伤的。” 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常常回味无穷他说：“别看那时候的生活艰苦，但挺有意思，培养自己的劳动习惯，培养自己的创造性，培养自己对苦日子的承受能力，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当时看见人家吃得好，穿得好，也觉得无所谓，心想你这样是过一天，我这样也是过一天，也就下去在乎其它了。” 做小农民做得十分出色、十分有创意的小宪梓和穷乡僻野的客家山村的所有客家人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并收获着他们穷苦的日子。 外面世界的风起云涌、外面世界激烈地动荡，却动荡不到僻远的客家山村。 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天的某一个夜晚，客家山村忽然开进来一支绝对不是国民党的军队，客家山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而且每一个人都穿着军装、扛着枪，家家户户的人们连忙紧闭大门不敢外出，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天亮之后，才有人敢上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时候街上到处都贴上“天下穷人一家亲！”“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之类的标语。人们开始明白是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穷苦入就要翻身得解放了。 不久之后，悔县解放了，土改工作队来到了珊全村，有的住进了小宪梓的家。 小宪梓和土改工作队员住一起，工作队员看见这孩子一忙完衣活就端起书本看书，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呢？” 小宪梓低下头，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家里穷，没有钱呗”土改队员告诉他：“你回去读书吧，现在解放了，穷苦孩子读书可以申请免费，而且还可以申请助学金。” 在土改工作队员的热心帮助下，这一年的春天，小宪梓真的背上了书包，开始继续他“小呀么小儿郎，背起了书包上学堂”的读书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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