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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诞生”，在以往描写反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坏人整好人，如舒芜在《历史需要我们作证》一文中归纳的，“左”氏之徒或品质恶劣的单位领导整正直之士；一是好人整好人，也如舒芜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王任叔（巴人）的事例。这后一种似乎更普遍，更典型一些。写好这类题材，对揭露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这样的悲剧，将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情况，似乎还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右派；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右派，就既不属于坏人整好人这类，也不属于好人整好人那类。究竟属于哪一类，还请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像有的领导人那样，板起面孔说“当初划你右派是正确的，现在给你改正也是正确的”那样简单化。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觉得人不可貌相。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校长就内定这语文教师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由于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坏习惯，不敢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一般说来，能“有幸”评上右派的，多半是被领导者，但有一般就有特殊，也有领导干部，甚至是一把手被评为右派的。M县卫生局原局长黄某某就是一个。 黄某某是中医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他家每一代都出一个名中医。在M县的小县城里，提起中医黄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某某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年轻时又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念了几年书，喝过不少洋墨水。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能兼收并蓄，以中医的经验参证西医的理论，医术竟有超过乃父乃祖之势。由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的战地医院里抢救了不少伤员，又在火线入了党，所以M县一解放，他便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开始后，十来人的县卫生局机关也分到一个右派指标。县科教办主任在分配指标的会上说明这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要是换了别的领导，随便找一个倒霉蛋报上去就算了，但这个黄局长却有“臭”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差点和科教办主任顶起牛来。回到卫生局后，也不好发动群众，而是随便召开了一次小会敷衍了事。他想：没有右派，总不能硬抓一个出来吧？后来汇报战果时，教育局、文化局等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他却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语定终身，黄局长就被划为右派。 以上是四个右派的来历，或者叫“诞生”过程。这四个人，除了最后那个黄局长“文革”时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医霸世家，最后受不了折磨，切开自己的静脉自杀而死外，其余三人都还健在，能为本文所述之事作证。只有这些人对自己何以会成为右派，至今仍莫名其妙。我想，这也难怪，要是能想清楚这小问题，那么，对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悲剧这个大问题，也许就可以明白大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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