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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把身体放在客厅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音乐，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六年来，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为积分、名次、晋级而费心劳神了。也许，这种轻松是暂时的，是战役之间的空隙，是更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养生息。但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浑身确实感到舒心的轻松。 但是，这六年太让人难忘了，场内场外的一切不亚于战争的激烈、残酷和跌宕起伏，这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徘徊，岂是可以轻易挥手而去，说声再见的？每当我闭上眼晴，过去六年发生的一切，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参加剪彩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把我介绍给李铁映：“这就是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李铁映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足球改革，就是从上次我们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吃饭时开始的，不是吗？”李铁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陷。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泅关于足球改革和我对国奥队工作的汇报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而当时，年维泅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来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际上那时年维泅已经在酝酿中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泅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记得1991年底，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上，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发言时说，我们讨论足球改革要考虑有过渡阶段。李铁映却指出：“你们要一步到位，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领导指示，中国足协开始酝酿走职业化道路这一大方针了。但对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来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透、那么深。李铁映对我说：“中国足球要搞职业化，目标主要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你是国奥队主教练，吉隆坡出线的任务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对中国足球的推动将是巨大的。”他对我提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非常赞赏。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闪失。 当时，伍绍祖主任也对国奥队非常重视，经常到队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候中国足球改革的“宝”，好像押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对伍主任分析了比赛的形势：6个队的单循环比赛，拿6分是绝对能够出线的，而我们肯定可以拿下3场。虽然我们提前一轮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却变成了最后一轮要面临与韩国队拼一个出线名额的局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赛后郝海东曾经说：“徐导，当时如果我的点球罚进了，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足球没有如果。 想当年，我信心十足地带着国奥队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国足球的希望，但是，我们失败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听着李铁映同志的话，自己想了想，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足球这3年里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从一个专业队教练变成职业队教练，从国家队到了俱乐部球队，这一切好像真有点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那时，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3年底，我在中国足球队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任务：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赛圈；二，搞好第六届全运会。但是在伊尔比德中国足球又一次失败了。 打完世界杯外围赛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后，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马克坚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说：“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来两个电话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我马上就跟金主任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开口就问：“你最近有时间吗？ 赶紧回一趟上海。”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吧。”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龚学平副市长分管体育了，他很关心你。”他透给我一个信息：“上海这几年足球搞得没什么起色，你回来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两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乐部。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足球赛，一次闲聊中他说起在德国，有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业余时间搞足球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对当时的助理教练杨一民说，我也想搞个足球学校。他说好啊，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学校，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觉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毕竟，自己不像李宁、郑敏之这些在运动场上闯出自己道路、作出过贡献的明星，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号召力。而我们搞足球的，到现在还没有冲出亚洲，尽管有点名气，但没有成绩，用名字命名不太妥当。后来想起1992年参加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球场里到处是“2002”的横幅标语，那是日本争办世界杯的口号。2002，这是跨世纪的象征。对，就叫“02”。现在招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时，他们正值当打之年，能培养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备选手，不正是我的目标吗？ 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环境后，认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上海执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个思路对金主任说了，他特别地支持。我希望在静安区设点，因为我是从静安区出来的，静安区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还把主管文教的静安区副区长请来与我一起商议。 而后我便把这些告诉了老那，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队的工作，同时还向王俊生汇报了，对我的设想，王俊生也非常赞同，但他说：“你继续当国家队教练，上海的事还是让别人去操办吧。”国家队在伊尔比德比赛时，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谈起02俱乐部时，向他提出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因与老那这一年工作是伍绍祖给的任务，只有学习、协助的权力，没有改变老那的权力。老那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但他的业务能力不见得比我高，长期跟着他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说，你现在离开国家队去搞02惧乐部，以后要再进国家队可能就难了，这个你要考虑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败后我接国家队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尔比德我们为此事谈了三次。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国家队，去搞02。 搞02惧乐部，是我的第一步尝试。现在，02这帮小伙子都已经成长起来，在国内的年龄组足球赛上连续三年取得冠军，证明我当初走的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筹办02俱乐部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龚学平副市长就批示同意搞02的计划，可02俱乐部却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记得当时曾有人向龚学平反映：“02”是个体户性质，不能这么搞，还是应该扶持“大中型企业”，如果人都调走了，我们少体校还搞什么？这是招生的问题。 还有资金的问题。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达斯公司赞助，他们表示赞助02服装和资金，冠名“阿迪达斯02”。龚学平副市长没有同意。他说国内有这么多企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赞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过，02归申花管，资金由申花出，将来人给你。那时大家对后备力量不太重视，因此郁知非没有答应，他说：“你自己搞吧。”在这情况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让杨礼敏、任彬去全国招生。 我们定下的选拔条件：一是身体素质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风；三是技术意识。我们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运动员，必须是全面型的人才。过去有许多例子，小时候技术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长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时候身体好，至少以后还能混混。 由于阿迪达斯无法赞助，国内的赞助一时也没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02实际上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但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再等，所以杨、任两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车，佐的招待所，一切从简，至于吃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这样揣着个包出发了。在武汉、天津、郑州、青岛、河北等地召了十来个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达成了协议，毕竟我不是个体户，面是在为上海培养人才，最后从少体校也选了些人。当时的许多投入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包括空调等，而最后一分回报都没有得到。当年的02变成了现在的有线02，我的一切职务也都没有了。 02俱乐部队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队边上训练，受的影响很多，进步也非常快，得过3次全国少年冠军。1995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成为有线电视台、上海市足协和我三方共有的俱乐部。1999年更名为有线02足球队。这个俱乐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为上海作出的贡献吧。去年10月他们在重庆拿了个冠军，当时我带万达队正好也在重庆。本想拿1万元奖励他们，可一想，这点钱让他们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决定请他们到假日酒店，与万达队住在一起，与我们生活一天，看我们赛前准备、比赛，我用这1万元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职业球队。我对他们说，虽然现在艰苦点，但你们主要是提高水平，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说他们拿了冠军后上海有线台给了他们三四万元奖金，因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队员不高兴了，便去找任彬，认为这样分钱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们仍然不满意，不服气。任彬对此非常伤心。他召集大家开会，给他们讲道理，老头子还在会上流了眼泪。这下队员们都感到错了，向任彬承认错误。不久后我从大连回到上海，他们正好都在连队里军训，我赶到连队里为他们讲课。对他们说，当初任彬、杨札敏去各地招你们的时候，也只有这点钱。他们是住招待所、坐火车、吃最经济的饭。你们到了上海后，市领导对你们多么重视，每年让你们下连队，就是要你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作风，长大能够接中国足球的班。队员们听了很感动。相信经过这一次后，他们应该有所触动。 这群当年02少年队的球员，现在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成为年轻队员了。当年我们给02俱乐部制订的目标是：2001年冲人甲B，2002年升人甲A。这些都是题外话。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见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说：“根宝，上海足球现在搞得平平淡谈，王后军搞了十来年，也就这个样了，我们市体委的领导商量决定后要换王后军，让你来干，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乐部的事，对金主任的这番话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是叫我接上海队吗？”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现在不是在打全运会吗？如果王后军打好了怎么办？”金主任说：“这你就别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换他。如果打好了，足协会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 这时才真正知道，金主任这么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图。 当天晚上给我的老上级年维泅打了个电话想征求他的意见。老年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上海这个地方搞足球有压力，不比在国家队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宗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等人在南京西路奥林匹克餐厅设宴招待我。龚副市长对我的印象不错。当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时，我率领的国奥队参加了广电局主办的第一届万宝路杯足球赛并得了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值江浙一带水灾，我们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奖金。后来又与罗马尼亚队打了一场赈灾义赛。我和国奥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饭时龚副市长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到上海来，上海足球这几年太软了。我说，过去北方队与上海队比赛，都说上去先踢他们几脚，上海人就怕了。龚副市长提出要改变上海足球软的作风井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让拿出个方案来。 这次见面，实际上确定了让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队。 上海要我回去，让我来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维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压力绝不低于国家队，怎么办？思付再三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上海的领导这么看中我，绝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上海足球分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没统起来。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计划方案，主要观点是把上海的三支队伍都统起来，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定的三队主教练是：一队由我负责，二队是杨震江，三队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镛看了方案后都认为“可以”。汇报完后又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队还在北京集训，7月要去深圳打一场与荷兰飞利浦队的商业比赛。比赛结束后，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上了辞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马克坚对我此举颇有意见，马克坚打电话给我，让再三考虑一下，并说可以让我留在国家队当领队。王俊生也说，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国家队就是你接(后来王俊生还私下跟我说，如果当时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你而不是戚务生了)。但至今仍觉得，离开是对的。 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一个上海球迷协会的成立大会。龚副市长也参加了。他在发言时说，上海要成立两到三支俱乐部队，用竞争的办法促进上海的足球发展。我们请根宝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乐部队。当时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让我搞俱乐部队了？下午到体委问金主任，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不让我搞一队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这里面确实有了变化，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初定下来让我摘一队，后来领导们又认为应该有竞争，另外再成立职业俱乐部，这样更利于发展。 那时，上海正举办万宝路杯足球赛，龚副市长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赛后，他对我说：“根宝，你再去搞一支队吧，不要搞上海队了。老上海队就让王后军去带，这些队员他比较了解，你另外带一支队，外籍球员你也可以招。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队了。时隔不久，方案全变了，上海形势的发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开了足球座谈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也参加了。会上确定上海组建；支职业惧乐部球队的计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队由王后军带领，在现有的队员中选十八至二十名球员，余下人员归第二支队伍挑选，第二支队伍由我带。就这样，我的角色变成上海“二队”的教练。 10月初，龚副市长和市体委催我赶紧去俄罗斯选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急匆匆赶去娥罗斯，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出发时，头脑里一点方案都没有。只记得龚副市长给我的指示是：“引进就是胜利。”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义。眼下是一张自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 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 原来，德国阿克发公司赞助上海足球队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续。上海一队今后的路将怎么走，便成了问题。那时上海足坛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说中纺机(中国纺织机械厂)、东方(广播事业局)、申花集团都有心加人，后来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线。这一段时间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最后领导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队。 申花集团过去也赞助过上海队，当他们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后，便提出，打破过去使用教练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教练员。我听说，苏永舜、曾雪麟、方纫秋、王后军和我都是候选人。 球队要变了，教练要换了，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乱了，签好的外援的命运将怎样？想到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02”到上海队，到“东方”，接着再去俄罗斯招外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里被一种无法知觉的力量牵引着，这场梦对我是福是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如今所有的计划又都乱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势渐渐明朗，申花将接手上海队井负责全面“组阁”。经过多方面研究，他们决定在我和王后军之间进行选择。俱乐部先找了王后军。 王后军很早就开始研究足球俱乐部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还有自己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后来听别人说，在那次谈话中，王后军大谈他对俱乐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王后军作为主教练将如何组队问题，因此，好像这次谈话有点话不投机，不太成功。谈话结束后，黄浦区的沈立恭副区长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对俱乐部方面的态度，王后军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这话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来，从沈立恭那里听说，王后军呆呆地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没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 王后军曾经带领由申花赞助的上海队夺过联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对申花做过贡献，至于后来与申花分手，与阿克发合作，这里面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从美国回来，他和沈立恭找我谈话。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装，看上去精神饱满。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顾忌。如果他们看上我让我担任申花主教练，那我不会放弃，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搞02。 郁知非开口便问：“如果你当主教练，将如何工作？” 我说，我离开国家队到上海来，主要是想搞02的。自从吉隆坡失败后我就想搞个少儿足球惧乐部，抓一些小孩。后来上海的领导曾要我搞上海队和东方队。如果要我挑的话，我是想搞02队，我没有想到会让我摘申花队，这是我的实话。前一段我去俄罗斯招外援，也是为东方队的。但不管搞什么队，不管是体工队还是俱乐部队，我带队的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狠抓作风。我从在国奥队和国二队抓作风讲起，讲到我们目前中国的球员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管理不好，训练就不行。训练不好，就出不了成绩，即使是外国俱乐部队，管理也是严的，训练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队，业余的、职业的，我认为这两条都是法宝，一条也不能松。当时让我到上海来搞上海队，龚副市长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改变上海队“软脚蟹”的作风。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对此好像兴趣很浓，我便接着谈开了。我说，如果我抓申花队，最主要的是改变“软脚蟹”作风。我的作风你们都知道，我抓作风，体现在“抢”字上。中国足球最大问题就是站着踢球，不抢，缺乏对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的特长是培养人才。我从国奥队开始，89年甲 A联赛第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国二队，而我们国二队都是由甲B球员组成：守门员李志高是江苏队的，右后卫冯志刚是武汉队的，中卫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队的，左后卫孙博伟是四川队的，中卫徐弘是大连队的，前腰是北京队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员，在当时都是出自甲B的球队。甲B的年轻球员经过我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都是差不多，只要组合好，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就能出成绩。 在我谈的过程中，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很有味。我心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从他们听我谈话时的表情，到沈副区长亲自送我到饭店大门口的举动来看，我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区长又找我谈话。沈副区长说：“经过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由你来担任申花队的主教练。”他还特别指出：“你所讲的抓作风，抓管理，抓训练质量的思路与我们一致。我们对你过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队伍搞好。”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又一次竞争获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经历过一次国家队主教练的竞争，我胜了。但吉隆坡失败后，我又被无声无息地“撸”了。现在，又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了！ 在轻松地谈完组队目标和思路后，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02怎么办？”“我在俄罗斯定的三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说：“你已经被我们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说我到上海来，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说了，02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弃。讲到这里，双方言语有些激烈，气氛也开始不对了。沈副区长很有经验，他忙打圆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俱乐部的事情，02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想会给你解决的。”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接着再问，我在俄罗斯定的3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又说，这3个人是为东方队请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队里需要不需要他们，要由俱乐部考虑后决定。郁知非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3个外援是与东方队签约，而不是与申花队签约的。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和这种说法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是我找来的，我与申花队签约后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我脸上流露出的不高兴的表情被沈副区长看出后，他忙说今天我们只定主教练，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这次谈话，留下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这个人有点急性子，在“面试”之后，已经感觉到主教练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我把成耀东叫到住处了解情况。成耀东是我在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他对我经过“面试”并很有可能担任上海一队(申花队)主教练的情况还不知道，他以为王后军的上海一队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来挑。 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 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 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 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 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 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 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没有迟到。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应该紧紧抓住。这是申花队的基础！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势，狠狠整顿，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一定要带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球队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有一些老队员不想于。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弃，不可借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于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延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右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他也动了心，只是还没有告诉我。后来，王钢还是离开了我们去了大顺队。 三年后又相见时，我们已是全国冠军了，王钢仍在甲B球队。他的太太责怪王钢当时不听我的话。他默默无语。 虽然王钢和几个老队员先后离开了申花队，去了大顺队，但我还没有忘记他们。1994年年底我们与德国凯泽斯劳膝队比赛时，后卫线人员不足，我从大顺队借了张卫华和王钢来。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训练相当努力，也非常遵守队里的纪律。 我找的第三个老队员是李龙海。李龙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老黄牛。他平时话不多，但踢起球来非常认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对他说，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说你是老黄牛，队里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说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年龄大了，没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老队员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便答应他向俱乐部反映尽力解决。李龙海人很实在，工作也好做。在谈话之前我就得到“情报”说，他愿意干。 林志桦来了。这是上海队的另一位老队员，踢中卫位置。说起来，他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林耀清是我的启蒙教练，从感情上讲，对他我应该特别对待。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为他留了个位置，让他去当青年队的教练。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谈话也直截了当。我问还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话，可以去当青年队教练。林志桦说，他是上海队的助理教练。我说，那时是体委时期任命的，现在球队关系从体委变为申花集团，老板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当一名好教练，总要有个过程，我认为从抓一些小队员着手，对自己积累经验非常有用。现在就想当一队助理教练，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我说，我从国家队下来后，到少体校当教练，培养了高洪波。那时我完全是业余的，就连饭也是自己做，没有人帮忙。两年后我去山西队，后来又到云南、火车头带队，然后再去体院读书，我认为这一段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还没有一个教练上任韧便当一队教练的，你还是从小搞起比较好。 林志桦也很通情达理，我们的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桦说要考虑一下，我同意他考虑几天，后来他还是没有来。 张卫华是我第五个谈话的队员。张卫华身体条件好，头球不错，是后卫线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对他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他与成耀东一样，是我组建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说起来也算是“嫡系”了。我对他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优点，接着也提出了批评，我问他第一天训练时为什么不到？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张卫华提出的条件很现实，一定要解决房子问题，否则就不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要看俱乐部。如果你要干的话，下午必须到场训练。他说他没有带鞋，我说我给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没了，没打招呼就走了，对此，我很生气。 郑彦也应该来报到的，但他年龄的确大了，自己也认为踢不了，干教练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来了。 唐全顺在上海队里是一个有灵气的射手，经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没有到队里来。直到我们训练的第4 天，他终于露面了。我说这个时候你来干嘛？他笑嘻嘻地说我来看看。我说：“三毛(他的外号)，我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来不来？”他仍说：“看看再说。你可别开玩笑呵。”我说我不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来。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为这些老队员的事非常操心。我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是想能够“争取”几个留下来。毕竟，这些老队员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来来去去的问题上，我对老队员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争取一个是一个。 正在这时，已经在队里训练的邱京巍，也不来了。邱京巍是队里的前锋，说实话，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来了，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过不了12分钟跑的关。 其实，足球运动员必须进行12分钟跑的体能测验，并不是这一年开始的。只是这一年中国足协更加强调了。过去在昆明进行的12分钟跑测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体能困难户，也是在队友的帮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冲过终点。而这次中国足协来真的了，不允许任何作弊的现象发生。这一下可劳了那些本来就视12分钟跑为畏途的球员，他们知道这一下可能难以过关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申花队。后来他去了王后军带领的浦东队，因为那时浦东队还是乙级队(按当时中国足协的规定，参加乙级队比赛是不需要进行体能测验的)，帮助浦东队打入了甲B。 后来我还知道，唐全顺的退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有一次他对我说：“徐指导，不是我不想干，而是我12分钟跑不行。” 上海队变成了申花队，徐根宝当了主教练，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队员退出，这事影响非常大。人们都在问：申花队到底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一切对我这个新任教练压力尤其之大。我想无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认为是因为我来了，这么多主力才会走的。我的处境很不利，很尴尬。 对于这些老队员，上海的有关领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市体委主任金永昌请这些老队员吃饭，惧乐部董事长郁知非也与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上海足球作贡献。但是最后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们仍然不愿意留下来。 经过这一段大波动后，到12月中下旬队伍终于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在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第一批申花队的球员，他们是：李晓、蒋建明、吴承瑛、谢晖、朱琪、陈伟、朱炯、张勇、刘军、陆玮、申思、邱之胤、范志毅、吴兵、毛毅军、黄翌、成耀东、郭志文、姚俊、李龙海、贾春华、蔡建林，这些都是愿意留下来继续训练的。这就是申花队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华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孝明赞助了我们球队家具。在赞助会上，龚副市长忽然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竟然是围绕我如何到上海，并如何担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的。看起来，关于我如何到上海，并取得主教练一职的话题，外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也难怪，上海这么个大地方，又有全国第一个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我这个离乡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与外地人已经差不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练大权，许多人是看不懂，社会上难免有传言。看得出，龚副市长是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 龚副市长着重谈了为什么我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俱乐部为什么聘徐根宝而不聘王后军。他首先说，徐根宝担任申花主教练的问题，是申花董事会聘任的，而他本人则主张徐根宝担任拟议中的东方队主教练。 龚副市长说：“去年上半年徐根宝来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来上海搞02俱乐部，抓小孩子。东亚运动会时我又向袁伟民提出了这个要求，得到了袁伟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场上要有竞争，因此我提出徐根宝在筹办02俱乐部同时筹建东方俱乐部队，也就是有了徐根宝去俄罗斯招聘球员一事。申花集团和黄浦区成立俱乐部后，开始提出的主教练人选是方韧秋，但方指导没有接受。在王后军与徐根宝之间，俱乐部最后定下了徐根宝，这是俱乐部与两人谈话后决定的。虽然我希望王后军带申花队，徐根宝带东方队，因为这更有利竞争。现在，申花俱乐部聘请徐根宝任申花队主教练，完全是董事会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后，龚副市长就申花队今年的建设对我们全队提了他的看法。他说：“我首先强调精神和队风。有了这两点，技术也会上去的。现在主要任务是抓好训练和作风、队风，成绩实际上就孕育于其中。纯抓技术是抓不好的，没有好的队风、作风，没有高昂的斗志和体能保证，所谓的技术也就是花拳绣腿，经不起碰撞，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我们在巴西的少年队认为，在那里训练50天，等于在国内训练一年，这就是我们过去训练、作风与实战的严重差距。万事开头难，我们也不要对申花队期望太高。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换个形式就是大变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会那么容易，重要的是作风和精神要有所改变，这是提高的基础。外界要多给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评，让球队在良好的环境中训练，不要非难，更不应无中生有，动摇改革的决心。” 关于老队员，龚副市长也说：“今天我再讲一遍，再给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想到队，那就不会再有踢球机会那天会议，我们全队参加，队伍整齐，没有打闹，更无抽烟。这是我们申花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大家的反映都是：队伍变了。 队伍基本稳定后，俱乐部一些工作也开始展开。教练球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也摆到了重要位置。制订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俱乐部郁知非很相信我，让我给俱乐部做个工资表。 这可是第一份职业球员的工资单。怎么做？基数是多少？全无参考文本，又不能拿国外俱乐部的来参考。我只能“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感觉，拟订了一份初步的工资单。当时，中国足协定下的球员月工资上限是1500元，后来条例又做了修改，允许俱乐部根据自己条件制定。我听说广州太阳神队定的工资是2000元，上海阿克发队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当时上海体工队一线运动员的月收入约1000元，教练员约1200元。 根据以上情况，我把平均工资定为1500元，分高中低三档，范志毅最高，2500元；刘军等队员中档，为2000元；吴承瑛、谢晖等年轻队员是低档，1000元。 比赛奖金，我定下的是赢球主力队员3000元，替补队员500元。 工资单具体如下： 范志毅2500元，李龙海2500元，成耀东2000元，李晓2000元， 陈伟2000元，刘军2000元，蔡建林2000元，贾春华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吴兵1500元，黄翌1200元，毛毅军1200元， 姚俊1200元，陆纬1200元，朱炯1200元，谢晖1000元，张勇1000 元，吴承瑛1000元。 教练员：徐根宝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顾兆年2000元。 这是申花俱乐部第一份职业球员工资单。这份工资单后来得到了俱乐部的批准。 申花队第一年相当艰苦，说起来可能有人会不信，队里连一个球都没有。你能想象吗？踢足球的居然没有一只球！我们是向青年队借了10个球才进行训练的。我当教练经历也不算少了，但这种条件我还是从未碰到过。 那时队里穷，可真是穷得连训练服都没有。分队比赛服装要有区分，怎么办？还是桑廷良有办法，不知从哪搞来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说，当时队里的伙食标准低，后来申花惧乐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烧饭师傅的水平也不行，队员们反映说队里的菜还没有家里妈妈做的好吃。 食堂是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通风，那时正值冬天，菜上来就冷。吃饭时大家围坐在一个巨大的砧板周围，有点像过去大跃进时代农村里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装修，中午就在没有装修的北房休息。那几天，正是天寒地冻，洗完脸毛巾挂上不久就会结冰，没有人敢睡觉，大家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到处在修马路，修高架，几乎每条马路都堵车。那时候队员的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不敢每次训练都叫出租车，因此经常有迟到的。据桑廷良统计，第一个月队里迟到累积次数有一百多次。我从不听队员解释，迟到就是迟到，不管是堵车还是别的原因，只要是迟到，哪怕一分钟(当时我让桑廷良和顾兆年站在门口拿着秒表等着)也得受罚。经过将近一个月严格治理，迟到现象终于渐渐减少了。 有一个星期天，一早起来便见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雾。我们都以为今天9点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来了。那时我们是一周训练七天，谁知9点不到便有球员三三两两地来了，不到9点30分，全体队员竟然无一人缺席！其中吴承瑛是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挤公交车来的，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在集合时对大家说道：“今天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个迟到，非常可贵。大家从很远的家里赶来，并不在于为了参加半个小时的跑步。这点运动量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不会有多大的作用，这里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员的精神，我们整体的精神，这支队伍是具有严明纪律的，而这对于球队的建设和打胜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谢大家！” 这一天我特别兴奋，特别有感触。从第一天报到，时间过了半天仍没有集合起队伍，到漫天大雾却无一人迟到，这支队伍的队风、纪律，终于树立起来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艰苦训练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了！ 队风虽然树立起来了，但好的作风只是基础，要想成为一支强队，更重要的还是训练，刻苦的训练。尤其是对我们这支青黄不接的球队来说。 我们坚持一天练两次，坚持一周七天不间断的训练。而过去上海队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才报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训练半天。我想通过这种强硬的训练，调动球员的状态和积极性，不让他们思想上松劲，初创阶段，总是最艰苦的。 由于七名者队员离开申花队，训练人数都保证不了，我便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其中有谢晖、吴承瑛、张勇、张佳平等人。当时，这些年轻球员的基本技术都不规范，记得谢晖、毛毅军等，虽然个子高，但跳起顶球的动作都不对。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让成耀东再示范给他们看。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队成立的这一月里，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这时，大连万达队也在上海训练，我们约了一场练习赛，结果以3比0获胜。赛后徐弘对我说：“徐指导，看你们申花队比赛，就像是我们当年的国二队，看出点抢逼围来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软，经不起对抗。我们国二队和国奥队后来在国内联赛成绩不错，就是因为我抓了抢逼围，从丢球后的回抢开始。当然，要想在比赛中体现这种硬朗，平时训练中就要像比赛时一样地严格要求、真刀真枪。 习惯了松松垮垮训练的球员们，对这种真抢真铲极不适应，谁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队比赛，陈伟与黄翌打架，我立即把他们轰下场。晚上在全队会议上还让他们做检查。 我批评说：“这就是我们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时训练与比赛脱节，训练对抗，不拼不抢，碰一下就要报复，这叫对抗吗？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谁不会？业余队里有的是。今天这事危害很大，比赛中你们这样做，只有两个结果：一，影响极坏；二，红牌罚下，最终受损失的还是集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对对抗的认识不够。陈伟，你记得以前在国奥队时吗？当时与朝鲜队比赛，人家踢你你还控得住球，但现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闹，都有你的份！黄翌你也有坏习惯，一下都碰不得，骄气，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让队员们认识到对抗的重要性，改掉过去留下来的坏毛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一些老队员，被新队友碰撞后还要抬脚报复。每到这时，我都要让训练停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强制性地让队员们知道，这种实战性的训练，对于今后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说，过去大家训练时和和气气，真要对抗时便软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队员被铲倒，火了，爬起来就朝对方踢去，我当即把这位老队员轰了下去。 我任国二队主教练时，训练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要求我们说，中国足球要解决一个抢宇，解决中国球员一碰上抢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抢，大家都不愿意，认为这太辛苦，认为这不是技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抢的技术与进攻技术一样的重要。抢是防守技术的一部分，它与进攻是一对矛盾，是对进攻技术的促进。 过去一遇到逼抢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便不行了。这一点我过去在国家队、国二队，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1992年2月参加在吉隆坡的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我们国奥队都由能抢、能跑、能对抗的球员组成，打起来很有气势。但是外界批评我们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没有坚持下去，而是换上了许多南方球员，试图打“技术球”。吉隆坡失败后我自己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没有坚持以往的打法。放弃了身体好、力量强、冲劲足、逼抢凶的特点，去与韩国队进行“技术周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要改变中花队，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更突出一个抢字。我心里知道，让上海球员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是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也是积极进取的气势所在。我要求队员们主动出击，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将丢了的球抢下来，再攻到对方的禁区里去。一人抢，众人围，多方堵，要想改变上海的“软脚蟹”作风，就是从抢开始。过去北方队一遇到上海队时在准备会上就讲，上去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他们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抢前，就是以抢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训练铲球，很能培养队员们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练倒地铲球，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练铲球时队员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鱼跃，因为这是最苦、最累的，而实际上，在比赛中这却是让对手最害怕的，在场上最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强调的便是对抗，便是铲球，一周内起码要练3 次。练完后马上分队比赛，要求将铲球技术运用到对抗中去。我还要求队员们一人抢，其他人移位，准备封堵，而不是站在边上看。队员们都非常年轻，肯花力气，训练效果非常好。 那段时间，是我当教练以来最辛劳的。每次训练完回到白玉兰宾馆暂住地，6点半洗完澡，7点还来不及吃饭，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点宾馆总经理钱丽芳派人敲门叫我去吃夜宵时，我才能醒来。那段日子，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把申花队带出来。 虽然训练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没放弃过搞02足球俱乐部的设想。训练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普陀区体委管足球的领导一起，谈有关02俱乐部放到普陀区训练的事。这事传到了俱乐部，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队后，发现队里墙上忽然多了一条标语，写着“安心训练搞好队”之类的口号。我感到很奇怪，队里谁不安心了？我问桑廷良和顾兆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训练完后，俱乐部两个同志来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大致是这么几点：一，老运动员的除名权不在你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处乱讲话，老队员的工作给你搞坏了；三，你平时态度太凶，不利于队里团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们要我考虑后果，要我对1300万上海人民负责。 我听了这话马上来火了。反问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队员的工作了？除名的话我是经常说的，不干就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最后决定权在你惧乐部。关于请老队员回队的事，我在足协也听说了一些老队员的反映，说俱乐部请、金永昌请、为什么根宝不来请？我是没有去请，这是真的。因为最后与他们一起训练、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请他们吗？这样的话，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我这个“黑脸”还怎么唱？再说，我与他们都谈过了，欢迎他们归队，还做过许多工作。龚副市长也说，门是开着的。领导都说门开着，我能把它关上吗？老队员干还是不干，关键还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我去请？说我态度凶狠，我找队员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跟队，不知道我这一个月里与队员们谈心达上百次，我承认我有时挺凶的，还要让队员吃‘麻栗子’(用手指敲头)，但这是为了训练，为了队员们进步。至于说我不安心，更是无稽之谈。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这，我的家属不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在这里，嗓子也喊哑了，你们看看现在这条件，看看这办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顾不上吃晚饭便睡觉，晚上11点起来才吃晚饭，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这些日子心中的郁闷吐了出来，当时我非常激动，这一通话说出后，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当我冷静后想想，可能是有关我联系02俱乐部的事，被惧乐部知道了，他们不太高兴。两天后，郁知非和孙春明在申花总部请我们教练吃饭，听我汇报队伍情况。郁知非听后比较满意，关于02的事也没提。 这次冲突后，我开始对02的事小心起来，我知道，比较申花队，02俱乐部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们取得第3名的成绩后，郁知非对我说：“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帮助你。”但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们队伍较稳定时，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乐部。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有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界我们要唱低调，对新闻界要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席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泅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监督我，这种于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大家无话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根宝你知道嘛？这半个多月来，我挨“克”了。我说，你应该被“克”。你要了解队，就必须与我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须了解我们的队，了解我们球员，了解我们的训练，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乐部汇报我们真实的情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挨“克”是完全应该的。 由于俱乐部对我逐渐信任起来，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理顺多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这也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时一定会出现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在其他俱乐部，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进步。我想，我与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矛盾，为现在和将来的俱乐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训。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罗斯球员来到了我们申花足球队。 当时我们是初创阶段，说起来是职业队，其实连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训练的场地也不行，餐厅像个大伙房，集中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厕所连脚都插不下去。整个基地，甚至一身整齐的训练服装都没有。尽管俄罗斯也有许多困难，但是像我们这里的条件，他们恐怕是不会想到的。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住在江湾，那里正在改建，乱七八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能与我们一起吃大锅饭吗？一想到黑头发的和黄头发的坐在条凳上， 围着一个如砧板一样的大桌子吃饭，我就觉得好笑。还有，他们住在哪里？由于宿舍改造，球员们都走训，他们要走训，走到哪里去？这些都要我这个主教练去解决。 住的问题还好解决，我与白玉兰宾馆老总钱丽劳打了招呼，他们非常支持，让他们佐在白玉兰宾馆，与江湾训练基地很近。每人给买一辆自行车，车费也省了。但吃的问题不好解决，考虑到经费，开始商议的是早餐在宾馆，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几天之后，这些俄罗斯球员反映吃不惯。最后我与他们达成了妥协，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宾馆。那些“小毛子”听说能够在宾馆吃西餐，高兴得眉开眼笑。 吃住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训练了。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能否在中国干下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初我出去挑外援，领导给我的要求是“引进就是胜利”，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引进外国球员，在中国足坛是开先河的。再说，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只能在乙级队里去挑，而且只凭录像和自己的感觉。 经过了三天的训练，我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那些俄罗斯球员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说，他们不习惯这种训练方式和强度。在俄罗斯他们每天只练半天，练完以后便开车回家，这里却是上下午都要练。再者，他们对我们的力量训练尤其不习惯。在俄罗斯，他们是不练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体单薄，瘦瘦的，两条腿很细，一撞就倒。我问他，你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差？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那里从不练器械力量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罗斯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反正我认为一个足球选手，如果身体力量不行，经受不起冲撞是肯定不行的。当时我就对他说，在我这里，你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器械训练，莎莎与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显增强。在分队训练时，再也不是一撞就东倒西歪了。这说明，我的力量训练指导思想和训练方法是可行的。在后来长期的比赛中，队里伤员少了，比赛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时照样冲劲不减，这确实与我们经常保持力量训练有关。 莎莎是个老运动员了，但出国踢球还是第一次。对于他来说，到中国踢球也是一桩非常新鲜的事。我问他，如果我们与你所在的斯密那俱乐部队比赛，我们能不能赢？他说，能。我问为什么？他说，申花队里有许多技术好的球员，如成耀东、刘军、李晓、陈伟等，整体实力强于斯密那队。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与外籍球员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是几天以后，这种新鲜感没有了，球员们对这几位“黄毛”来抢他们的饭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连年轻球员都不如。这就像后来我在大连万达，我挑了艾里，但大家都说艾里不行一样，这是后话了。 那段时间，这几个俄罗斯球员确实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引来球员们对他们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阵子，瓦洛佳练得不起劲。我问是什么原因？莎莎说瓦洛佳感冒了，身体不太好。我对他们说，在中国，一般感冒只要不发烧都照常上班。当运动员的有时比赛需要，即使发低烧也要上场。莎莎说，在俄罗斯不是这样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过去我也听说过外国人对感冒非常重视，他这么一讲，我也没有坚持。 这3 名俄罗斯球员在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们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门员库茨的特点是高球好，门前判断不错，但低球差，缺少力量，与蔡建林、贾春华属于同一档次；莎莎33岁，组织型前卫，特点是防守能力强，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轻，有冲击力，体力好，门前的感觉还可以。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进了10个球。考虑到他们在比赛中的作用，我们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库茨让他先回去了。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会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讲到人才问题时说：“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中国体育界也有人才，袁伟民是人才，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虽然没有成绩，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丰文虽然胖了些，现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对着我说，“你根宝能不能成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点样子，把成绩搞出来。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尽管我率领国奥队没有冲出亚洲，但伍主任对我的印象仍然不错，无论是我的训练计划，还是我带队的风格，他都很欣赏。伍主任在与我谈话时曾说：“根宝，你马来西亚如果成功，你做的许多东西便是经验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会上提我。他是让我不要泄气，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气。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话看作是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我就想，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走过辉煌的道路，也在马来西亚栽得头破血流。如果马来西亚成功的话，我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一想到这，我就有点不甘心，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赛中失败的教练，都一个个无声无息了。但我并没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体现我的本事。这次职业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向我徐根宝张开幸运之手吗？我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必须干出名堂来，让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宝还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实力重新站起来。开完会第二天，我立刻赶回上海，参加训练。 闭门苦练了两个多月后，我们终于要参加比赛了。南京方面发来邀请，让我们去南京与江苏队打一场公开赛。 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比赛的机会了，就像是一支终日排练的乐队得到了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但也挺担心的，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如果演砸了怎么办？ 上海的新闻界对我们第一次公开比赛相当重视，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去了。赞助服装也到了，我们申花队终于第一次服装整齐了。在南京车站下火车时，大家着装整齐，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苏体委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哟，不得了，职业队来了！” 南京的比赛对我和球队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它将检验我们过去两个月的训练成果，检验我为申花队制订的训练计划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刘军在训练中腿拉伤了，成耀东也受了伤，范志毅在国家队，朱琪、申思在国奥队，能打比赛的，基本上都是年轻队员。 那时我正生病，大家劝我别去了，但我还是随队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五台山体育场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顾兆年；人佐一间房。晚上，电视机里播放AC米兰队与帕尔马队的比赛，我让桑廷良统计一下，进攻时一脚、两脚、三脚传球有多少 ？统计结果是占全部传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说明外国强队进攻时也是强调盘带少，强调一脚出球的，这与我们的训练思路是一致的。赛前准备会上，我给队员上了1个多小时的业务课，又给大家讲了AC米兰队和帕尔马队比赛的传球统计。我说我们对江苏队并不了解，但关健是要打出我们自己训练的东西来，打出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来。 年轻队员都很紧张，左后卫吴承瑛显得特别紧张，他跑起来晕头转向，还在禁区里为对手制造了一个点球，幸亏蔡建林扑出。而莎莎一个直传，由朱炯打进的那个球却非常漂亮。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4比1赢了，但场面上却看不出优势，江苏队的体能比我们还要好，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比赛打完了，主办单位给我们送来一万元出场费。我们队里球员加干部共30人，这一万元如何分？据原上海队的年轻球员介绍，过去打这种友谊比赛，老队员一般不上场，都由年轻球员比赛，但分奖金时不上场的老队员比上场的年轻球员还要多。这不合理，应该拉大上场的和不上场的，主力与替补的差距，拉开十倍的差距，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分配方案在当时中国足坛是没有的，大家担心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主力队员如朱炯、毛毅军等人拿500元，不上场队员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顾兆年去分钱。他迟迟不动身，对我说，这50元那些老队员会要吗？ 我说他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你只管发下去，他们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多劳多得这个道理。 对江苏队的比赛是我执教生涯的第一场职业比赛，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职业化进行的比赛，从服装、分配到用人等。这场比赛，我总结出三个第一： 第一次比赛测验，第一次竞争机制，第一次按劳分配，这在中国足坛，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让我们能够回去痛痛快快过个年。这一天是农历小年夜。 虽然在南京与江苏队打了场比赛，但是外界还不怎么清楚中花队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测都有，其中有许多是针对我本人的。尽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长期效力于八一队和国家队，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联系没有那么紧，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失利，9分钟失了3个球，给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队初期，一下子走了七个老队员，球迷们普遍认为靠那些小青年撑世面，中花队肯定不行。听说有一次球迷座谈会上，球迷们的发言非常激烈，他们普遍对上海足球悲观失望。认为徐根宝只会长传冲吊，不会“PASS”(上海人对技术足球的统称)，抢逼围下去，上海足球与北方队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我也知道，球迷们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他们对“精致”的上海足球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建队以后在主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2月23至1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举行东视杯足球邀请赛。参赛的有八一队、江苏队、北京队和我们申花队。第一场比赛我们与八一队对阵。场上的观众不多，大家都愿意在电视里看比赛。我要求队员们把平时练的东西拿出来，要像小老虎一样去拼八一队。 比赛的结果是1比l。毕竟是第一次在自家面前亮相，打得有点紧，看上去热闹，但场面有些乱。第二天一大早，我与龚学乎副市长通电话。龚副市长说，吴邦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昨天也看了你们的比赛，不过是开完会后看了下半时的一段。他说，吴邦国问两家怎么都跑不动了？看来体力有问题。龚副市长还补充了他的意见说，你们的技术太粗糙，特别是在下半时，失误太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没有想到市里领导对我们申花队会这么重视，回去我把这些向队内的干部传达了，并要求队员们一定要打好第二场。 第二场比赛对江苏队。在赛前的准备会上，我总结第一场的经验教训后，要求大家减少失误，提高抢的成功率。我说，你们别看江苏队输给了北京队。但从场面上看，这两家都差不多。江苏队还是有实力的。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为在南京赢了人家4比1，那是我们机会掌握得比较好，人家也有许多机会。 这场比赛打得还可以。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场面，但1比0比较平稳地赢下来了。最主要的是抢逼围把对方逼住了。他们几乎没有机会。 最后，我们与北京队争夺冠军。这场比赛，高峰被冻结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北京队夺得了冠军。 没有拿到冠军，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这些小鬼还可以。在这三场比赛中，我提出抢宇：抢为中心，用抢促进各方面的提高。我对球员们讲，抢是体能的反映，如果没有体能，怎么抢得起来？没有力量，没有速度，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怎么去抢？抢也是作风的表现，关键的时刻，在大家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为抢球只是力气活儿，抢也是技术，一种防守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被别人过了，还抢什么？像我们现在，动作太大，一抢就犯规。这里面有没有技术？当然有，抢还要讲究整体配合，比如说把对手往边上逼，尽快离开中间的危险区域，一人上去抢，其他球员要注意保护，要有预判，估计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时断球。这难道不是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吗？ 以后被人们广泛议论的“抢逼围”便在这次比赛中作为口号提出来的。但是，“抢逼围”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风顺。 谈到抢字，我不得不谈一谈李晓。 李晓是我1986年从上海青年队调到国家二队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踢得软，丢球不抢，胆子小。我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采取强制性手段让他改变了这些缺点。一年之后，李晓直接进了上海一队，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还踢上了主力。但这次我接队，发现李晓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样了。但这次对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困难得多。 东视杯的三场比赛，我考虑最多的便是对李晓的使用问题。李晓在南京与江苏队比赛时是替补上场的，但后来与对手发生争执，被我换了下来。 李晓技术不错，有速度，踢球也有灵气，但比较懒散，不肯跑，防守意识差，不积极参加防守，这是我不能容许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队员都要参加防守，从失球的第一秒钟开始。因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没有抢到球，也会给后面的防守布阵赢得了时间。 这三场比赛就是我强调作风、改变队里的面貌，树立新气象，为甲 A打基础。因此我强调，作风不过硬的球员，不能上场。 我让李晓打替补，是想了解一下其他前锋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张佳平，再用谢晖，然后把李晓换上场。比赛结束后惧乐部人士对我说，你在比赛中换人上有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们说，李晓应该用，不应该换下来。我说他在场上不贯彻我的意图，不抢，我不能用他。 那段时间，关于李晓的使用问题一直是大家谈论的焦点。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少数派。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不用李晓，我总是用同样的理由试图去说服他们，但没有什么效果。我不是对李晓有什么偏见，我想，建立这么一支球队，就像一支军队，一支有疯狂冲击力的，人见人怕的军队，这就需要11个不知疲倦、勇猛冲锋的勇士。谁也不能特殊，不能看着别人努力而自己无动于衷。 这段时间，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联赛前，郁知非与我又谈起李晓时非常恳切地说：“根宝，在用人问题上，你是主教练，你有权力决定谁上和谁不上。但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过比赛表现再看怎么办。” 经过这么多的“折腾”，李晓比以前提高了，在后来的联赛上，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1994年对于李晓来说是又一次飞跃，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之所以能够到来，与我们对他的严格要求，改变了他丢球不抢，软、胆小的毛病有很大关系。当初成耀东向我介绍时说，李晓已经不是过去的李晓了，他退步了。但经过1994年的“改造”后，李晓又进步了，后来他调入国家队，在亚运会上打得也不错。 其实，李晓的问题，也反映了老上海队的问题，那就是有灵气，有技术，但作风不硬，体能差。对李晓的改造，可以说是对上海队改造的一个缩影。当李晓在场上奋勇追击、拼抢时，我心里暗想：李晓，我终于把你改过来了！ 中国足坛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训又开始了。 我们到达海埂后的第三天，范志毅从国家队集训地广州赶来报到。第二天我们要与海牛队打一场练习赛，就对他说，你明天先在边上看看，了解一下我们队年轻球员情况。 从申花成立到现在，范志毅还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队里。他对申花队并不了解，看到这些队友他瞪大眼睛说：“就靠这帮人去打比赛？”我说、“只要大家努力，没有打不好的比赛。想当年国二队时你也不行，现在不也行了？我们当年国二队拿冠军人家想得到吗？” 我们在海埂打了4场练习赛，4比1胜海牛队，2比0胜佛山队，2比1胜天津队，4比1胜吉林队。辽宁队的门将徐强看了我们的比赛后说：“你们简直就像是一群疯狗！哪像是上海队？！” 范志毅看完我们第一场4比1赢海牛队的比赛后说：“哇，这帮人真能跑，真能抢，体力怎么这么好？！”那场比赛，我们上的是陆玮、瓦洛佳、谢晖、张勇、吴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轻人。这场比赛一打，震动老队员，也惊动了海埂。申花成立后大换血，大家对申花并不看好，谁知申花队完全没有了老上海队的样子，变成了一群“疯狗”，人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队里组织爬西山，我规定昨天投打比赛的全都要去。范志毅提出不去，说要请假。我说，你刚从广州回来，怎么就要请假？范志毅说是来了几个澳门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刚与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还拿者上海队眼光和处事方式来看待问题。我说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给。你必须与昨天打比赛的主力一起活动活动。 看得出他不太高兴，几天后仍然带着情绪。我找他谈了一下，我说：“小范，现在的中花队已经与过去的上海队不同了，应该以新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你到国家队后我们队的情况你只是听说，现在你看到了。小范，你从小在我这里训练，你对我来说是祸是福，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话，便是我的祸。”奥运会小组赛我们对朝鲜队时，小范顶进了一个球淘汰了朝鲜队，但在吉隆坡决赛时他却不行了。 小范到底是老队员，而且跟我的时间很长，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尽管心里不痛快，但他还是老老实实遵守队规，呆在海埂没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队，小范是个“头”，“捉”住了他，队里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这一周，大家练得都很卖力，申花队训练场周围，总是围着许多人，因为这里的声音最响，动作最大，一些教练和队员都来看我们训练，这无形之中使大家练得很兴奋。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屋里整理笔记，成耀东走了进来。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来请假的，要请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当时一听我就不高兴，我想，你成耀东体能测验是个困难户，12分钟跑都成问题，现在离测验时间已经很紧了，为什么还要请假呢？你考虑过体能测验的问题吗？ 成耀东对我说的理由却不能不使我“心软”：他太太刚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关签证的问题，非要他去不可。怎么办呢？我说：“离开昆明，要经过春训办批准，还要俱乐部的同意。这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再说，你请假一周，你的体能测验肯定就完了。你说怎么办？”他说：“在昆明我可能是测不出来了。但我保证补测成功。”后来他确实是补测过关了。但当时我还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东的困难确实应该考虑，但他是队里的骨干，如果成耀东开了这个头，其他人怎么办？我找桑廷良和顾兆年两个助手商量，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之际，我向俱乐部作了汇报。俱乐部来电说，让我们根据情况处理。这样，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当天下午，成耀东便离开基地，飞回上海。看来他是挺急的。 这段时间最令我头疼的，是队员不断提出请假。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让队员出去，但是我担心我们这支队伍刚组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领导对我们的期望又非常高，把这次足球改革作为中国和上海体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们不横下一条心，全心全意地苦练，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怎么来证明自己呢？ 队里走了七名老队员，剩下的几个骨干球员，便成了老队员了。老队员在队里的作用很大。他们在场上是主力，在场下对年轻队员有影响作用。老队员的工作做不好，队里的管理要上台阶是很难的。 队员与教练确实是一对矛盾。队员总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顾得多一些，对他们松一些。但是教练不能这样做。如果这也考虑那也照顾，队伍的作风便没办法形成，没有过硬作风的球队，是不可能有坚强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晓来向我请假。我没有同意。蔡建林便说，范志毅和成耀东没有请假都能走，为什么我们请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东找来，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就外出？ 成耀东说他没有外出，而是在楼上青年队。我马上让桑廷良去青年队问一问，桑廷良回来说，青年队的人说没见成耀东来过。成耀东转口又说，他没有离开过基地。这时，你能说什么呢？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没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么处理他？总不见得为这么一件小事兴师动众调查吧？我想，成耀东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应该知道我们对此的态度了，不能逼得太急，这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就说，你没有离开就是在队里了，以后只要离开队就得请假，万一有事我们好找你？成耀东点点头走了。在请假和迟到的问题上，成耀东在队里是最多的。后来他对记者也说，当时我们对根宝的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才慢慢感觉到，就是因为当时抓了纪律和作风，我们的队风才形成了，才有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东谈话，他要我照顾老队员，过去对老队员都有照顾，现在也应该有。我说：“成耀东，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两者不能等同。再说，什么叫照顾 ？最好的照顾就是严格要求你们，出了成绩，你们拿了名次，获得了利益，这是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后来联赛首场对沈阳海狮队比赛后，李晓拿到奖金，回来说要感谢教练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另外我对队员们反映我不讲情义也很反感。什么叫情义？球赛赢了，这就是情义。在球队里，严就是情义。 在昆明海埂的训练中，申花队出尽风头，打了4场练习赛，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队，像是北方队，像是一群“疯狗”。那时，好多原来国奥队队员到队里来看我，他们讲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导，我们在吉隆坡最关键是没有坚持这样的打法，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更增强了我坚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训初步改变了上海队的作风，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海埂的春训，才有了我们联赛开头的4连胜。 体能测验在海埂开始了。这一年中国足协动真格了，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我们申花队的体能测验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龙海没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时没有把瓶子推倒，记录员便认定没有成绩，李龙海没有及格，也就此结束了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可乐瓶子可以让一个优秀运动员结束运动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认为合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张佳平和黄翌也因没有在12分钟内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被取消了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尊重李龙海的意见，不能当运动员就当教练员。我感谢他在这三个月建队初期的训练中，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在当时，队里有六七名老队员没有报到，只有他来了，并与年轻球员一起参加训练，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队员。后来他当上了青年队教练。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训，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练得比往年要认真。我们申花队无论哪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训办公室的表扬。我们在昆明打了4场比赛，完成了预定目标，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打法，扩大了影响。当然，我这个“败军之将”也成了海埂的新闻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谈话，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队的情况，了解职业化改革以来球队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征求对国家队下阶段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当时对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有两种意见，一让国奥队去，二是让国家队去。我的态度是，如果中国足协定下前三的指标，让国奥队的年轻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练也是个问题，老那明摆着没有什么打法，但谁去接？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俊生说，这全怪你根宝。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计划全打乱了。我说，怎么打乱了？他说，你在边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话你去接，顺理成章。我对王俊生说，我走还是对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报纸上不是说过，老那不行就是因为根宝的问题。 当时，老那的国家队确实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对国家队不满意，好多国脚体能测验都不及格。当时的形势是戚务生接国奥队，老那仍然带国家队。但换掉老那的呼声很高。换教练可以，但是换谁？我说，如果戚务生接的话，他不也变成了两个队的教练了？当初我身兼两职，就招来许多人的批评。但让老那继续坚持下去恐怕也不行。当时王俊生很头疼。后来的格局是，老那继续当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任执行教练，把老那架空了。参加亚运会的指标还是要前三名，最后决定还是由国家队去。最后王俊生对我说：“说心里话，你搞申花我们都很高兴，你搞02也很有远见。我们希望你能够成功。” 昆明春训结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打来的电话。陈副书记非常关心中花队的情况，我便向他汇报了队伍在昆明的春训情况。陈副书记指出，上海正处在力争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我理解陈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变原来的面貌，能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球场上反映出来。陈副书记对我说：“根宝，你做到了这些，就是为上海作了贡献。”陈副书记的话，当时对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给龚学平副市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昆明春训的情况，其中包括老队员测试不理想的情况。龚副市长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测试不及格的人员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谨慎。4月5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对测验不及格人员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并问他们一年没有工作，工资如何拿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就会影响其他老队员的情绪。他还问李龙海、成耀东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队员认为队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这些问题啊。龚副市长甚至连伙食情况也问得非常细。 打完电话后，龚副市长还不放心，4月7日他亲自到队里来过问情况。我说，张佳平和黄翌定下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测验还不行，惧乐部才解聘，龚副市长对这样的安排比较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急切地等待着联赛的开始，准备大干一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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