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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说实话，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要求。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上海从30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领头羊。上海足坛曾经出过李惠堂、孙锦顺等亚洲一流的球星，上海的足球应该重现历史，再现辉煌，应该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足球这些年一直在的低谷中徘徊，要重振过去的雄风，困难会很多。申花队目前所做的，只是打基础，打好基础最重要。1995年是上海足球关键的一年，但是这个目标究竟定在哪里呢？ 1995年元月，俱乐部召开了董事会。在召开董事会之前，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找我谈话。沈立恭首先肯定了我在1994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我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对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也给予支持和肯定。另外，他还要我对新闻界讲话时应当注意尺寸。 郁知非说，我们一年来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不懂足球，不懂俱乐部管理的人来说，收获非常大。他还希望我今年再创辉煌云云。最后他们告诉我，俱乐部将继续聘用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 他们讲完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对俱乐部继续聘用我表示感谢。另外还对俱乐部的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这次民意测验的问题。我说，我对你们的这种作法有看法。搞足球队与搞企业和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不能采用搞企业的方法来搞足球队。这一年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看到了，一个球队虽然只有20来个队员，但管理他们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你郁总过去也对我说过，你管理一个几千人的企业很轻松，但管这20来个球员的申花队，怎么就这么多事情？我说，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韩复东，原来在部队是一个军的军长，是贺老总把他从部队调到国家体委的。1960年他率领中国足球队访问缅甸，回来后连说，带一个20来人的球队，比带一个军都困难。过去，体育比赛中充满了许多政治因素。足球队当时是随中央政府代表团出访的，因为政治需要，比赛必须0比0打平。按当时我们的实力，赢二三个球没有问题。好在只要是0比0，不把球射进网内就行了。结果是很顺利地打平，完成任务了。回到北京以后，双方要再打一场，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要求只能1比0赢。当然，做起来还是不太困难，只要打进1个球就可以了。韩领队认为最困难的，还是球队的管理。那时的球队管理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好上几百倍。球员都非常地自觉，训练和生活上根本用不着教练、领队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说有什么问题，也不过是有点娇骄二气罢了，绝对没有出格的，更没有溜出的事发生。即使这样，他都觉得运动队难搞。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球队管理非常难，当然管理企业也很难的。但是管理球队与管理企业是不同的。我对俱乐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测验仍然耿耿于怀。我说，俱乐部怎么能听队员的呢？你们要听运动员怎么讲怎么讲，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下去教练的威信如何树起来？ 郁知非马上对我解释道，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队员了解情况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谈了。 我的第二个意思是，俱乐部、主教练和队员三者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我为此曾特别请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诉我德国足球惧乐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员对教练员负责，教练员对俱乐部负责。我说，我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够参照国外先进俱乐部的管理模式，队员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如果有队员再找到俱乐部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踢到我这里来。郁知非回答得也很干脆：一点没有问题。 最后，我说了球队建设的问题。我提议，外援内援的工作要抓紧。内援问题，根据陈副书记和龚副市长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说，在你们决定续聘我之前，我已经就内外援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联系黎兵、郝海东和胡志军等，这些队员原来都是我国奥队的队员，我认为我讲话还是管一点用的。但是联系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郝海东是现役军人，转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的部队还没有转会一说。再说解放军队就指望着郝海东进球，少了海东根本不行。即使部队可以转会，以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他走。胡志军从广州转到上海也挺难，主要是广州市体委方面有困难，他们不会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转会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从贵州把他招到国奥队的，现在辽宁队。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与他谈起过此事，他也有意来上海。何况，黎兵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上海体院进修。但是没有料到后来黎兵去了广东。 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应该好做些。不料他后来去了广东队。原来他是要去广州队的，太阳神俱乐部的人都到过他家去了。但广东队工作做得更彻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给截走了。后来在昆明我曾经问起黎兵，你当时不是想到上海来吗，为什么又走了？是不是那里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说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与上海人不太好相处。广州那里更开放些，与外地人相处可能会好一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细一些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改变。 内援我就只看中这三个。除此以外，还没有更合适的。这三个争取不到，“内援的名额”也就没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与莎莎的作用在队里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外援是沈阳的莎莎，这个秃头“老毛子”在沈阳海狮队里是最有威胁的人物。94年我们第一场对沈阳海狮队，就被他冲得差点乱了阵脚。郁知非忙说，那你快想办法，赶紧去联系他，这个队员我们要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头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我这个董事会成员之外的人物，这时却成了主角了。 参加董事会的董事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俱乐部总经理郁知非、副总经理孙春明，黄浦区体委主任施翔和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贡献。他们首先向我表示，我被聘用为1995年赛季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这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过过场”。而后郁知非代表董事会向我表示，董事会认为申花队今年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这使我有点吃惊。 我必须承认，我们1994年取得前三名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的真正实力，其实与大多数球队相差不了多少。如果最后一场吉林队金光诛的点球罚进，我们就是第五了。因此我说，我第一年的目标是争取前六，今年是不是提出争取前三？最好不要提确保第三，更不要去提争第一。说实话，争取前三的指标，已经是非常难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的争取前三的指标，其实与六位董事会的意见差不多。只是市领导对申花俱乐部提出的争前三的指标不满意，郁知非和沈立恭有压力。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讲争第一。 果然，当我讲完后，沈副区长便插话道：“根宝，我个人想法，你能不能提一下争第一？”我说：“沈副区长，争第一可真不行。国安提出永远争第一，与我们要求争第一是不同的。他们提的只是口号，没有兑现的具体时间，而如果我们定下，就得去实现。我提出的争取前三，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难的了。还是给我留点余地吧。” 沈副区长又说：“如果你争到了第一，区政府奖励你三房一厅！”我说：“你即使给我六房两厅我也不能提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董事会上确实也讨论过要争第一，但大家都认为有困难，便希望我自己提出来。贡献还出了主意：根宝的脾气要让人去激的。你激他，他才会提。于是，沈立恭便来激我了。 当时我感觉争前三已是非常难的，根本没敢想拿第一，因此也没有想去争个三房一厅。但偏偏那一年我拿了冠军。这也许就是“命”，你想要的不会有，没有想到的，却有了。 争第一的事就这样没了结果，董事会也就不再坚持在接下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最后我仍像第一年时那样地表态：“如果完不成前三的指标，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没有一点压力，浑身就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我便飞北京。今年要打出好成绩，外援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不能再犯引进黎兵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秃头莎莎请来。 在北京找到了莎莎的教练谢尔盖。他一日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并向我保证，只要他开口，莎莎没有不答应的事。 我们把话挑得很细，甚至定下了许多条件，如：莎莎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伙食费每天60元人民币，赢一场球奖3000元，平一场1500元，每年探亲一次，夫人探亲三个月，吃、住，托运超重费均由俱乐部负责。关于转会费，谢尔盖提出5000美元，这在当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然而，就是这5000美元，使秃头莎莎的转会有了麻烦。谢尔盖让我当时就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转交给俱乐部。而事后我才知道，莎莎并没有什么惧乐部，这5000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是要进谢尔盖自己腰包。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说必须莎莎到申花队后钱才能给你，而且由俱乐部给你。如果我现在给了钱，到时候如果没来人，我找谁去？ 谢尔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是两周后带人来。但我回到上海等了两周多，谢尔盖和莎莎都没有来。后来有人在沈阳海狮队看到了莎莎，他依然穿着海狮队的球衣在训练。不用说，这事又黄了。我们谈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认为当时没有交钱。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交了钱，莎莎就真的会来？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幸亏我没有交钱。当时的转会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好像这不是堂堂正正地交易，而像是贩卖人口似的。 外援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再次北上俄罗斯，因为那里最便宜。半个月后，我又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1993年第一次去俄罗斯是我一个人。这一次则由步润生(上海体科所)、莫志康(当时的上海大顺队主教练)和吴无差(大顺队领队)三人一起去的。 四个人代表两个队，但在人员挑选方面是由我们申花队先挑，这个方针在出发前便定了。我们队有5个外援的名额(可上场3人)，莎莎和瓦洛佳是临行前就定了，这次去还可以找3个。 这次出发的主要目的地还是圣彼得堡。莫斯科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行前已有朋友为我们联系了那里的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 斯巴达俱乐部是俄罗斯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有两个室外体育场，一个室内足球场，俄总统叶利钦就是斯巴达俱乐部的球迷。 此时的莫斯科已是零下20度，室外根本没法踢球，但俄罗斯人冬天从来没有停止过足球活动，他们都是在室内足球场比赛，他们的室内足球场太多了，这真使我大开眼界。 在莫斯科呆了5天，我们在两个室内足球场看了3场比赛。 也许是中国足球给人家的印象太差，太落后了。斯巴达俱乐部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队队员。尽管俱乐部副主任对我们的接待很热情，但我还是看得出他从心里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在观看火车头队(第五名)与斯巴达二队比赛时，这位副主任对我说，我们的二队球员到你们中国踢球也足够了。我告诉他说，中国足球尽管很落后，但你们奥林匹克队不久前在中国与中国的四川全兴队也只打成了2比2。他似乎不相信，你们有这么强大？我还告诉他，去年意大利AC米兰队和桑普多利亚访问中国，还输给了中国国家队和北京队。他有些不太相信。 正在这时，火车头俱乐部总教练走过来。1992年我带国家队和国奥队在参加新加坡鱼尾狮杯和泰国国王杯比赛时，与他们比赛过并把他们淘汰了，因此他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见我后，忙用俄语向斯巴达俱乐部副主任介绍，他这才相信，对我认真起来。 这时，我讲话的底气更足了。我说，你们的二队水平太低，不够我挑，把你们一队替补或者要淘汰的老队员介绍几个给我吧。他连忙点头答应。一旁的大顺队领队吴无差见这一情形开玩笑地说，看来外国人也是要看来头的。 在莫斯科呆了5天。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球员，但俄罗斯的一线队都要考虑俱乐部自身利益，有好的队员不肯放，而年青的球员我们则认为水平一般，终于没有找到理想的，我们只能把目标放到了圣被得堡。 到圣彼得堡的挑选工作就顺利多了，因为上海市体委事先已经与他们联系了，他们已经把球员准备好了，我们的要求是一名守门员，一名前卫。 我们还是到斯密那俱乐部。老板第一个介绍给我的便是高佳，并担保高佳比库茨好十倍。高佳曾是格鲁吉亚国家队的守门员。尽管我没有看过他比赛，但是有老板和其他教练的推荐和担保，我相信不会有问题，当场就拍板了。另一个是瓦西里，身高1米65。去年我挑选瓦洛佳和莎莎时，看到他踢过球，也是个不错的球员。瓦西里我也当场定了。 我挑完后，大顺队的莫志康和吴无差只能在斯密那队的其队队员中寻找，在室内进行的分队比赛中，他们也选了几个，我也一起帮他们出主意。 只一天的功夫，我们就把所要的球员都定了。挑球员有时得碰运气，有的当时看起来很好，但回去后不行了。有的当时不注意，但后来却发现非常不错。实践证明，高佳我是挑成功了，他为申花队1995年夺冠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他的工资也很低，一个月只1000美元。 在圣彼得堡过得很愉快，因为有莎莎、瓦洛佳这两个外援“打底”，我已经放心一半了。另外，莎莎还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在我挑外援时我对他说，你要我明年留你，那你要给我好好出主意，不要给我们“垃圾货”，否则如果明年球队成绩不行，首先让你回家。 诸事顺利，离回国还有两天，闲来无事，我忽然想去家访了。想去看看莎莎和瓦洛佳的家。这也是我去俄罗斯这么几次，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 我们先去瓦洛佳的家，由莎莎开着车送我们去。他新买了一辆车，拉达牌，花了8000美元。我一看，这车与我们的普通型桑塔纳差不多，没有现在的2000型好。 瓦洛佳的妈妈正在生病。我为他妈妈买了一些礼物。我原以为俄罗斯的住家都是很好的，但没想到瓦洛佳是与别人合租一个单元，一套居室的房里住着两家人，合用一个厕所和厨房，没有洗澡的地方。房子与我们60年代造的工房差不多。我问瓦洛佳，你们洗澡怎么办？他说，我们就这个条件，没有洗澡。我又问，你们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说大概人民币10万左右(两房一厅)。我对他说，去年你在中国干了一年，赚了6000多美元，还不够，明年你要加油干。 瓦洛佳是当时在中国踢球的十几个外援中最红的一个。回到圣彼得堡后，许多报纸都采访他。他在那里非常得意，也很吃香。 在俄罗斯，瓦洛佳的生活应该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些，因为他有这么多美元。而在当时，俄罗斯一般的职工一个月的收人大约只有100多美元。 瓦洛佳的家里摆设还是很干净的。这一天瓦洛佳的父亲去上班了，他妈妈出来接待我们，一看便知是一位善良的俄罗斯老妈妈。她非常感谢我们对他儿子的关照。她还告诉我说，瓦洛加在中国呆了一年，女朋友也吹了。她妈妈拿出很多糖果接待我们，我们的翻译濮者太与她年纪差不多。她深有感触地说，俄罗斯比我们的生活条件还艰难。 晚上，我们到了莎莎的家。 莎莎用在上海挣的钱买了一套房子，也不过6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二房一小厅，正在装修。两间房子很小，厅也只有10多平方米。莎莎非常看重他在申花队里的经历，把我们全队的照片，申花队的队旗，以及前三名的奖章，都挂在墙上，我没想到他对荣誉看得那么重。 我想起1994年联赛结束后，我问莎莎和瓦洛佳什么时候回去？ 他们反问我奖章什么时候发？ 他们要等到拿了奖章后再回去。莎莎还把我们队第一年在白玉兰宾馆为他过生日送给他的礼物也摆了出来，他确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这次实地探访俄罗斯家庭，所见所闻比我想象的要差，最多与我们当时的生活相差不了多少。祁宏当时也是三代人住两间房，我也只是50多平米一套房子。 这次俄罗斯之行，非常顺利，大家愉快，吴无差也说，这是一次愉快而难忘的旅行。吴无差在南京部队时曾与我一起踢球，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这次俄罗斯之行一年多后，他却因病过早地走了。 外援问题解决后，我的心放下了一半。下一步，就是要考虑队里的事了。 俱乐部兑现了年前的承诺，范志毅和李晓两人各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我对范志毅曾经说过，你要房子，我拿不出来。我们一起好好干，只要成绩上去了，年底惧乐部肯定会给你的。 论条件，老队员成耀东也应该分到的，但俱乐部只拿出了两套房子，他没有分到。我想，这一年来成耀东干得也不错，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很起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在1比6惨败后接下来对山东队的比赛，小范两张黄牌停赛，成耀东作为队长率领大家逼平了山东队。这场如果输的话，我的位子就保不住了。再说在建队初期，成耀东把队里的所有情况都向我作了介绍，为我建立队伍，掌握情况做了许多工作，帮了很多忙。成耀东的年龄与李晓相同，比范志毅大，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应该有一份。于是我给体委主任金永昌打了报告，请他想办法解决一下。当时的运动员还是俱乐部和体委双重隶属关系。后来体委领导研究后，也给成耀东解决了房子。 1994年联赛结束后，申花队的国内球员比较稳定，没有人提出要转会。申花队在国家队只有范志毅，后来有李晓，其他球员还没有什么名气，在国内足坛也不起眼，因此队员也都没有转会的念头。 经过一年的运作后，董事会在管理上也比过去成熟了许多，确定了总经理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俱乐部给我这个主教练一部分权力，其中包括球员的工资、奖金都由我制订，然后报惧乐部批准。这样，我的权利也延伸到“经济领域”。 恢复训练后，我边训练，边与运动员“谈条件”，谈工资，伊然成了“商人”。 惧乐部这时把我的工资由每月3000元加到4000元，桑廷良由2500元加到3000元，范志毅和李晓作为队里的绝对主力，工资也由2800加到3500元，加上有国家队的500元补助费，也达到4000元，与我这个主教练一样。 成耀东的工资定为3500元，刘军、吴兵等人我也都给加到了3000元。在谈话的过程中，有些队员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低了些，但我这个主教练的4000元的标准押在那里，最后谁也没话说了。应该说，我们申花队的球员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通情达理的，从这儿也能看得出上海球员的素质。工资的事谈得很顺，“全票通过”，俱乐部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内部安顿停当，俱乐部有了另一大举措，就是向社会公开招聘领队。 向社会公开招聘领队，这是根据1994年在香港城召开的上海足球界座谈会上，陈良宇副书记“球队要成立党支部”的指示决定的。 在全国公开招聘领队，无论在中国足球历史上，还是足球职业化进程中，都是第一次。此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映，有120人报名。当然，俱乐部对于招聘人员的条件要求也很高，除了年龄上要求中青年外，还要有学历、工作经历、政治表现和个人性格等等。这种考试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和好奇，最主要的是我将与其中的一位合作，因此我也抽空旁听过一次面试。主考官(有时是孙春明副总经理，有时是陈维力副总经理)主要要求这些面试者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球队输球，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你将如何面对？如果球星违反纪律，队员有情绪，你将如何去做工作？如何对待主教练与你在工作上产生的分歧？如何理解主教练负责制？等等。 在我旁听面试的那一天，我正在休息室里，忽然有个招聘人与我打招呼：“徐教练，你还认识我吗？”当时我一楞，只感觉到面有些熟，但怎么也记不清在哪里见过他。我问：“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是教育学院的，1985年我在北京体院进修心理学，你也在北京体院那里的教练员大专班脱产学习，我们还一起踢过球，‘5．19’那场比赛的球票，还是你给我的，我叫邹忠伟。”时间过去那么长，我对他确实已经没有印象了。这次招聘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新疆的应试者，他口才好，看上去人也非常能干。他说，他可以离开家一门心思去工作，现在他的爱人在武汉，他在新疆，他如果来的话，不需要任何条件，他完全可以协助好主教练徐根宝。 最后，经过四五轮的面试，到了决赛的时刻。邹忠伟来到队里对我说，他临场发挥特别好。我也知道，这场竞争到最后，实际上是那位新疆应试者和邹忠伟两人中挑选一个。郁知非为此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只参加过一次面试，还很难拿主意。但作为我们队的领队，不要与我性格一样，因为我的性格很“冲”。其实从我内心，我还是倾向于邹忠伟，他是心理学老师。1994年我们成绩起伏太大，市领导说要加强心理学习，要配备心理教师。 最后，俱乐部根据我的意见，决定聘用邹忠伟。他性格温和，还踢过业余足球，与球员能交流。实践证明，选邹忠伟还是正确的。在1995、1996两年的合作过程中，他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队里大量的后勤工作、管理工作，他承担了不少。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老好人，处事有原则，也有耐心。党支部在他的主持下，还发展了吴兵、祁宏入党。 1995年的准备工作看似不起眼，但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做，而且很扎实。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特别看重新年的第一场比赛。1994年我们第一场在南京对江苏队，打得顺利，结果受用了一年。 1995年，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在卢湾体育场迎战韩国金星队。金星队在来上海之前，3比0赢了山东队，与广州太阳神队打平。在当时，中国的惧乐部队还没有赢过韩国俱乐部队的先例。对这场比赛，我非常看重，1991年我率领的国奥队就是1比3输给韩国队，害得我连国家队主教练也没有做成，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记得当时有家报纸写道：“对韩国的球队，我们应该咬牙切齿，因为韩国队始终压迫我们，不让我们翻身。中国足球总得反抗一下，让球迷扬眉吐气一下” 我们的一些球队这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恐韩症”，常常是未战先怯。但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不会这样，我要求他们打出申花队的气势来，韩国队不是很难挤的吗？我们与他们挤一下，试试看，到底谁更能拼。 金星队在94年韩国联赛中也是第三名，队中有5 名国脚，其中李水真、李荣益、金判根等都非常出名，他们还有两名南斯拉夫的外援。 这场比赛我们打得相当不错，最后1比0小胜。我们借助卢湾体育场场地硬，韩国队不习惯的因素，又上了4名外援，高佳、瓦洛佳、莎莎和瓦西里，在这场比赛中，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不仅赢了这场球，也观察了外援的能力。还有一点，最后20分钟我把从未上过场的小将祁宏换上场。祁宏在禁区附近制造了一个任意球，由成耀东主罚，范志毅顶进，一球小胜。这场比赛后，祁宏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我发现这个队员很机灵，而且心里素质也不错，只要假以时日雕琢一下，可途不可限量。 这场比赛瓦西里打相当不错，但后来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其实现在想想，应该送走的是瓦洛佳，他在1995赛季中表现非常糟糕。最令我满意的还是高佳，他在比赛中的表现相当好，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成熟的守门员，经验丰富。 开年大吉，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相信1995年我们一定会有好运气。后来1996年我们第一场输给了法国嘎纳队，结果全年不顺，有了七连平，这是后话。 不久，我们去海埂春训。在这次春训中，我们没有因为体能测试而减少技战术训练，因为我对我们的体能心里有底，再加上今年的任务是争冠军，因此强化技战术训练被我放在了首要位置。与1994年一样，我们一到昆明就打教学比赛，边比赛边训练。但测试前两个星期我们进行摸底测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这样，我不得不采取措施，每天安排一次8000到1 米跑，并把技战术训练比例减少。经过一通“急救”后，情况马上好转了。 1995年春训与1994年不一样，足协在训练计划和管理等方面，对球队比较宽容。与1997年的严加管柬完全不一样。中国足协那时认为，经过一年的职业联赛，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应该提高了。这一年是宽松了，但运动员的管理还是成了问题。所以导致了1997年把狼狗也带进海埂看门的事情。 像过去一样，到海埂上西山是我们的必备节目。1994年我们上了西山，1995年我们仍然要上西山。西山距海埂很近，沿着滇池乘车大概也就十多分钟路程，山上香火很旺。爬西山，只当是体能训练，上山后有的队员也学人家的模样，烧一熔香。上山后大家集中在一起喝茶。在喝茶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我们这次海埂训练目标很明确，一定要保证体能测试成功，大家一定要加把劲。” 在海埂，申花队的训练场，向来是最热闹的。一来我训练时发现球员做得不对就叫喊，我的嗓门特别大，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二来我们的训练特别认真，挤起来很凶，就像真的比赛一样，球迷们看得也过瘾。因此球迷们喜欢看我们的训练，其他队的球员和教练，也喜欢到我们场边看一看。在海埂，无论是足协春训办，还是兄弟队，都认为申花队的训练质量是最好的。广东队的池明华说，如果我们队像你们这样训练的话，成绩肯定会好很多。 自从有了体能测试后，每年海埂训练的重头戏，便是12分钟跑了。1995年的体能测试定在3月26日，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大家都非常地紧张，因为如果通不过的话，轻者停几轮，重则停一年。1994年吉林队的李红军、湖北队的蔡晟和广东宏远队的张兵，就是因为没有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而一年不能参赛，对球队，对个人损失都极大。 测试前，冬训办召开教练员会议，按各队的名次挑选测试的时间。测试是从上午9点开始，每个队半小时。大连万达队是冠军，第一个挑。他们挑了9点半，也就是第二个出场，这是最好的时间。因为9点测试早了些，必须7点30分吃早餐，6点半起床。第二名广州太阳神队，他们挑了10点，也不错。昆明的天气是9点半刚开始有点热，10点还可以，从10点30分开始，天气热起来了。再后来，不仅天气热，还要起风，这对跑步项目很不利。我们第三个姚，究竟挑什么时间呢？我们商量下来，就挑9点，第一个出场，没准会给我们全年的联赛带来好运。 测试前一天，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来到海埂看望大家。他一个球场一个球场地巡视，一圈下来没有看到中花队的影子， 就问申花队在哪里训练？当时我们还在田径场上练跑步。衰伟民就到田径场来看我们，他握住我的手问：“明天你们测试会如何？”我说：“我们在明天测试中，全队大概平均能跑3200米以上。如果去掉高原因素，那我们全队12分钟跑的平均成绩会在3300米以上，这个水平够得上欧洲球员的标准了。”一旁的中国足协职业部部长马克坚插话：“如果你们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以后申花队可以免试，我们搞飞行检查就可以了。”衰伟民认真地对我说：“你能接受抽查吗？”我说：“我们完全有把握，这次我们就要求第一个测试。”衰伟民对大家说：“如果大家都像申花队这样，足协就轻松多了。” 他到相邻球场看了其他队训练后，出人意料地又来到申花队的训练场看我们训练。他看到桑廷良与队员一起跑，便说：“你与小伙子跑，身体还真行。”接着又问我：“国家队回来的人怎么样？”我指着范志毅对他说：“小范身体单薄，但有爆发力。最近他在吃老本，训练紧一阵松一阵。”衰伟民问：“吃老本？范志毅几岁了？40岁？”我说：“报纸上老说他好，说他进球，不说他与裁判吵，这怎么行？这样我们的工作就难做了。上两个星期我们队里进行一次内部测试，小范只跑了1800米。报纸登了他内部测试的消息，他马上紧张了，这一段有了明显进步，第二次内部测试，他达到3100米。”袁伟民说：“越是明星球员，越要严格要求。” 袁伟民这次来看我们训练，确实对大家鼓舞很大。我也感到了领导对我的关心，这证明我们1994年和最近一段的工作是正确的，我们狠抓训练，狠抓管理的方向是对头的。 测试的那天早上，气温还挺凉。我们整理完毕后，便驱车到昆明市区的拓东体育场，准备11分钟跑。 别小看12分钟跑，这里面其实也有战术。不能自顾自地跑，要有整体，还要讲究配合。根据我多年积累的经验，12分钟跑有这么几种要素：一是“领头羊”非常重要，要控制好每圈跑的时间，而且步伐不能太乱，不能太小，让后面的能跟着步点跑；二是队形的编排很重要，谁在里道，谁在外道，在外道的肯定要吃亏，一般来说，体能差的在里道，体能好的在外道；三是跑的战术，前5 圈必须保持队形，一点也不能乱，但真正要咬牙的是5 圈以后。以后的战术是马上分成两个集团，第一集团冲3300米以上，争取一次过关，第二集团冲击3100米关口，有些人还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因为他们不仅带着困难户跑过关，而且最后还要自己尽可能跑好一点的成绩，这对第二个测试项目折返跑非常重要。 我们的困难户是毛毅军、成耀东、范志毅等。我让吴兵和姚俊在第二集团带着他们跑，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实力都在3300米以上，他们带着毛毅军等人冲过3100米后，自己还要完成3200米，避免折返跑吃亏，难度加大。可以说，12分钟跑是既有组织，又有牺牲精神的一项集体活动。 非常不巧的是，就在测试前毛毅军连续发烧了4天，体能测试本来就是他的老大难，再加上发烧，他还行吗？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他能，坚持要和队里一起测试。9 点整，我们开始测试了。领跑的瓦洛佳手拿秒表，他控制得不错。在跑到第三、四圈后，那些体能好的还要带头喊“一、二、一”的口令，让大家把步点压好，这样跑起来可以省力。 由于我们组织得很好，又在测试前两周进行了专门训练，我们的全队平均成绩达到3235米，其中3300米以上的有瓦洛佳、莎莎、瓦西里、祁宏、刘军、张勇、吴承瑛和谢晖。如果吴兵和姚俊不带，他俩也能完成。他们最后跑了3260多米。毛毅军跑出了3106米，另一个老大难成耀东闯过3100米，这是他在昆明从来没有跑过的好成绩。范志毅也跑出了3170米，跑完后他向体能教练崔宝根表示感谢。为了帮助队伍进行体能训练，在队伍去昆明之前，龚副市长特意提出调一个体能教练给我们，体委从上海田径队调了崔宝根到队任体能教练。这样的成绩，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当时对记者说，加上高原的100米损耗，我们平均水平超过了3300米，欧洲球员的水平也是在3300米至3400米之间，我们的体能达到欧洲水平。 测试的结果，我们的体能成绩在12支甲A队中名列第一，有了体能保证，因此我们1995年的抢逼围做得是最好、最成功。 当申花队打出抢逼围的旗帜，在球场上占据主动时，好多报纸都说，上海人能搞抢逼围，北方人更能，因为北方球员的身体素质比南方球员要好。而通过测试来看，北方球员的体能不见得比我们好。我认为，体能好坏不在于南方和北方，主要还在于训练。体能测试虽然得了第一，但足球比赛毕竟全是体能比赛，要拿联赛冠军，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1995年我们的势头很好，体能测验获第一，热身赛赢佛山队，赢天津队，队里建立党支部，又招聘了新领队，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把我们申花队捧上了天，好像全世界都知道申花队今年有“花头”。 春训完后，我们参加了在广西南宁举行的银荔杯足球邀请赛，但1比2负于广东宏远队。当时年维泅坐在主席台看球。他赛后对我说，你这个队有实力，有打法，有希望。 比赛输了，我们看到了问题，那就是前锋的攻击力不行。在昆明冬训期间，李晓被查出患肝炎。在1994年甲A中，我们队进了36个球，李晓一人就进了11个。李晓除了能得分外，还在于他的穿插和突破给瓦洛佳创造了很多机会，瓦洛佳也进了10个球。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进攻点不多，进攻办法不多。缺了李晓，我们在布阵时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用申思打左边。实际上等于打瓦洛佳一个前锋，让他去冲击，瓦洛佳的后面是申思和莎莎，他俩一左一右，这样的阵式去年也打过，是瓦洛佳在前面，李晓与莎莎在两边。当然，李晓打假前腰的作用与申思完全不一样，李晓是尖刀，申思则更多地起到控球和传球的任务。所以尽管他在比赛中控球的时间很多，但在前面穿插给对方造成威胁的时候却不多。瓦洛佳去年大出风头，人家都对他开始防范了。结果这场比赛申思不是尖刀，莎莎没有射门，瓦洛佳被看住，3 个前锋几乎没有机会，加上我们的前卫线上刘军、陈伟、吴兵后插上能力不够，因此，少了李晓后，进攻比1994年差了很多。1995年甲A联赛实行国际足联颂布的3 分制，鼓励进攻，鼓励赢球。再说我们赢了韩国金星队，体能测试跑了第一后，被新闻界“做大”了，一般的对手碰到我们都后收，不与我们对攻，因此我们的抢逼围作用被降低了，需要控球渗透的能力，需要攻击手，需要进球，而正在此时，李晓生病了，我们实际上遇到了大麻烦。 1995年的甲A联赛终于开始了。 联赛第一场，我们主场对去年把我们送上第三名的吉林队。上半时我们角球 5次，射门5次，对方只有3次射门2次角球，但是我们真正有威胁的射门不多。比赛结束，双方1比1打平。 第一个主场被逼平，对手还是1994年快要降级的队伍。我记得比赛下来后，从上到下都不满意。确实，与1994年前4场四战四胜相比，1995年第一场比赛主场就打平当然令人不满意。在主席台上的龚副市长也看出一些问题，他对郁知非说，你们准备多花点钱，去买几个好外援，后来6月份我与郁知非和瞿郁明去法国选外援，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办的。 第二场比赛是客场对国安队。这场比赛可不好打，去年的1比5大家还记忆犹新。为了从心理上减少队员的压力，我决定变阵。针对我们前锋速度不快的问题，我启用了对韩国金星队比赛的三个外援，瓦洛佳、莎莎和瓦西里当前锋，并让蔡建林代替高佳守门，想加强前锋的速度和冲击力。 瓦西里虽然个子小，但非常顽强。开场不多久他的头就被跺破，他硬是缠着绷带继续比赛。由于瓦西里与队友缺少默契，再说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前锋，而国安队又把我们当成强队，打防守反击，我们在破密集防守中缺少速度，又没有高度，所以对对手根本形不成致命的威胁，反而被对手踢进两球，0比2，我们又失败了。 头两场比赛一平一负只拿一分，大家很不满意。媒体上有了“看不懂了的徐根宝”、“申花队，你的前锋去哪里了？”“申花何时会再开，徐根宝把抢逼围当万能”等等文章。这时谁都认为，申花今年要进三甲，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龚副市长有一次在办公室听我汇报。我说我们缺少了李晓，前锋线既没速度也没有高度，破阵难。 “瓦洛佳不行，”龚副市长说：“你能不能把范志毅当前锋？” “让范志毅当前锋，好多球迷和记者都提出过，报上也登了不少。也许龚副市长看了报纸，听了球迷的意见。” 我说：“范志毅打前锋，过去王后军也试过。但正因为试了几场效果不好，以后就让他一直打中卫。如果小范打前锋，冲击力、头球都可以，但他走了，后防怎么办？” 龚副市长说：“反正你们看着办，这只是一种意见。”我说：“等我解决了后防人员问题后，我会慢慢试试看。” 两场只取1分，尽管球队和我的压力不像1994年1比6时那么大，但是确实也不小。第三场我们是主场对四川全兴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如果这场比赛再平或者输的话，我想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由于今年实行3分制，赢一场得3分，平一场才得1分，从积分来说，平局没多大意思。看着手中可怜巴巴的1分，我有点蠢蠢欲动，我想搏了。 在赛前排兵布阵时，我们分析了队里当时的情况：由于对北京国安队时吃了张红牌，莎莎停赛一场，陈伟的情况也不太好，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前锋线缺少高度和速度的问题，因此会上教练们认为，把范志毅推上最前线去。但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想到了不妨用谢晖试一试。在这一段时期，也有个别球员向我提议，用谢晖当前锋。我考虑再三，直到比赛前一天才下决心，让谢晖去试一试。我想，范志毅的位置不能太前，要想有高度和速度，只有谢晖了。 谢晖虽然是国奥队队员，但当时在队里还很不起眼，媒体没有提出过用谢晖，人家还不认识他。他身高1米86，虽然控球能力比不上李晓，但他跑起来速度很快，头球也可以。当我告诉他，让他上场当中锋时，谢晖一听乐坏了，他对我拍胸脯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另外，由于莎莎红牌停赛，我决定前腰用申思。申思也打过几场前锋，作用还不错。我又把范志毅大胆向前推了一下，让他打后腰，而把成耀东安排在中间与吴兵打中卫。阵容就这样布下了。 四川全兴队对谢晖也不熟悉，他们更提防范志毅。 他们也从报上看到，申花队准备用范志毅当前锋。对谢晖还没有在意。 开场5分钟，姚俊后场长传，谢晖面对来球，背对球门，头往后一顶，全兴队守门员措手不及，球居然进了大门。 我们变阵后，整个中前场的结构马上不一样了，前锋有了速度和高度，中场范志毅上去后，有了挤抢和组织，未炯也打得非常出色，后来调上场的吴承瑛也不错，全场比赛我们攻势如潮。下半时我们进了一个很漂亮的球，这个人球镜头至今在还不断地播放着，当时刘军下底传中，谢晖凌空倒钩未打着，范志毅从后面高速插上，在距地面只有几十公分的地方鱼跃冲顶，将球顶进网内，这个经典的入球体现了范志毅价值。 赛前，四川球迷认为申花队今年不行了，两场比赛只得1分，于是专门乘了两架包机赶来看球，没想到结果失了两个球。 比赛结束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郁知非打来电话祝贺，并要求我们总结成功经验。 申花队没有李晓的文章，开篇做得不错。球迷满意，队员也很兴奋，我们教练组更是高兴，因为困扰我们多时的缺了李晓行不行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眉目：谢晖突然冒出来了。 回到江湾后不久，邹忠伟突然跑来对我说：“谢晖不行了。”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不行了？比赛时不是好好的？”邹忠伟说大概是他在场上倒钩时，头着地，有点轻微脑震荡。当时我曾想换他，问他行不行？他说行，怎么现在怎么又不行了？ 邹忠伟说，谢晖说他像是失去了记忆。没那么严重吧？我心里想。我便说：“你先去看看，我马上就过来。你再打个电话，让他家里人来把他领走。”邹忠伟说：“我刚才就想给他家里打电话，问他要电话号码，他说他忘后来队里不知谁联系了谢晖外婆家里的电话，周转了一下，他父亲匆匆到队里来了。” 谢晖的父亲是上海田径队的。他赶来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很着急。后来我听说他父亲来看谢晖时，问他：“你怎么样？”谢晖说：“你是谁？”他父亲说：“你连我也不认识了？”谢晖说：“你是不是谢老师？”我听了邹忠伟这一番话觉得好笑，说我们去看看。 谢晖正睡在床上。看见我马上要坐起来。我接任他说：“你别坐，先躺着吧，刚才场上不是挺好的吗？”其实我早看出谢晖的小把戏了，便接着说：“你刚打了一场好球，以后还要虚心，不要骄傲，以后的比赛还很艰巨，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以后还得加紧给我练。”我边讲，谢晖边点头。我暗暗想，谢晖还是个孩子，他可能确实有点头晕，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撒娇，是想让大家注意他。 这件小插曲后，我感觉到，对于谢晖今后的成长，一定要不停地敲打。 2比0赢了四川，挽回了不利的开局，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什么这场比赛打得比前两场好呢？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在阵容上只动了2个人，一个是谢晖，另一个便是范志毅。他的位置往前推了一步，让他打后腰。 范志毅1994年也打过后腰。但这次我们让他打后腰，任务完全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后腰主要是以防守为主，但这次我用范志毅打后腰，更多的让他去参与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小范这个后腰在我的思路中是五五开，甚至是六四开，攻六，守四，绘范志毅更多的进攻使命。这个后腰的含义与去年完全变了，我们的中场攻击力也大大加强了。在这之前，我们的前卫线上，刘军的控球、攻防能力平平，他最主要的是责任心强，像老黄牛一样忠于职守，虽能下底，但真正突破不行，爆发力一般；陈伟和申思也是控传球型选手。当我们把范志毅推上去后，中场立刻硬朗了起来。但是中场真正发生变化的，还是到后阶段，也就是莎莎换下申思，朱炯换下陈伟。这个由范志毅、莎莎、朱炯和刘军组成的中场，拼抢、控球能力平均，硬朗多了。 这种对后腰攻防比例的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进攻，为了赢球。我还是这样想，平一场才得1分，但赢一场便得3分了，一定要多赢球才能长分。 把范志毅推上去，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小范天生是个踢球的料，但如何用他，如何用好他，却是要费思量。建队初期我在昆明对范志毅说：“你是福是祸我还不知道”。我想，如果把范用好了，把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将是申花队的福。 对范志毅，我是非常了解的。1988年是我把范志毅直接从上海青年队调到国家二队的。 记得有一次我请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李文龙在北京烤鸭店吃饭时说，1986年底我们国二队把李晓、成耀东、张卫华调到国二队，经过一年训练后你们要回去了。1988年我们再组队，你们就不给我了。那你们帮我在青年队里看看，有没有像样的，我再帮你们培养培养。当时李文龙说，条件好的有一个，就是范九龄的儿子范志毅。这小子爆发力强，是块踢球的料，但是技术粗，太调皮，挺难管理的。 当时上海青年队正在贵阳赛区打比赛，我便派任彬和杨礼敏去那里观看，去的时候便有目地性，其中重点是看范志毅。另外，广州青年队中我们也重点观看胡志军，以及辽宁队的于明，这三个都是18岁。任彬他们一看，果然如李文龙所说的那样。上海青年队主教练杨震江也介绍说，这小孩有潜力，但需要一定的时间。 1988年我重新组建国二队，便在名单中写下了范志毅。其他的还有胡志军、于明、小王涛。郝海东是1987年那一批，黎兵是1989年才到的。 发通知后，我们国二队第一批组队在昆明海埂集训。当时上海正好在闹甲肝，上海队有好多球员也患上了。我马上打电话让李文龙转告杨震江，让范志毅别来了，我怕他也患上了传染病。那时我主要是怕万一，再说他毕竟还是年轻队员，只是想带带他，并没有考虑到用他。电话刚放下，范志毅就进房间报到了。后来我想，人生的机遇确实非常重要。如果他当时不来，再等半年，也许就给耽误了。 我一见他便说：“我刚通知上海，让你慢些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你有没有生甲肝？”他脖子一直，眨巴着眼睛说：“我没有，刚检查过。” 我心想，来了也好。我正希望这些条件好的年轻队员能够多来一些。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范志毅。这小子长得精瘦，但挺有礼貌，挺会客套的。他在训练场上是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 几天训练后，我发现，范志毅训练挺刻苦，也虚心，有上进心。训练后常会问我，有什么问题？其实那几年与年轻人在一起，我对他们的心理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其实有一些假虚心，为了讨好教练，更为了听人家多讲他好话，不过，这也能看出他的自信心还是很足的。 三个月后，我们新组建的国二队进行了第一场比赛，是在河南洛阳与中国青年队打对抗赛，我让范志毅当右后卫。但他上场后漏洞百出，几次被张军轻易晃过。通过那场比赛，我看出范志毅的优点和缺点一样明显。他的优点是爆发力和头球好，回抢能力强；缺点是一防一过程中脚步站不稳，容易吃假动作，易犯规，因此不太适合打边后卫。 这场球打完后，我感觉到小范还是太嫩了点，还得多训练。因此，整个1988年甲级联赛上半年我几乎没有用他。直到7月份在沈阳打三强赛(国家队、国二队、辽宁队)时，我才让范志毅去盯王宝山。经过半年的训练后，范志毅在这场比赛中总算冒出来了，成功地把王宝山给冻结了，他的潜在能力受到专家们的好评。 以后我们又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杯赛并取得冠军。在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范志毅再次证实了他个人的潜力。澳队球员身体强壮，我们的涂胜桥等后卫与他们比起来矮小许多，太吃亏，而范志毅在与对手的对抗和挤抢能力上，明显要强于我们其他的队员。尤其是最后我们访问泅水(印尼第二大城市)与当地的印尼俱乐部冠军队比赛时，小范额头被对手踢破，鲜血直流，我要换他下来，他说没有问题，胶布一粘继续比赛。我这时才发现，范志毅已经不仅仅在身体上，而且在意志上也具备了优秀运动员的素质。 在1988年下半年的联赛上，范志毅基本上就是国二队的主力了。1989年全国联赛，我们夺得了冠军。小范在这一年的联赛上，在高洪波、李红兵、魏克兴等优秀球员带领下，进步最快。1990年后我组建国奥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范志毅，还让他当了国奥队队长。尽管他后来几次违纪，中途我也想换他。尤其是在重庆他再次违纪，我真想把他的队长给撤了：但是后来选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人，最后还是没有撤掉他。范志毅的缺点是明显的，但他在场上气质、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 当初没有撤范志毅的职务，至今有人向我提起，对我用范当队长有意见，甚至说我偏爱他。我说：“叫你们当，你们不当，这怪谁？如果是我用错了，为什么施拉普那用他当队长？戚务生用他当队长？霍顿用他当队长？”说实在的，他在场上的作用，确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谁也代替不了的，尽管他在场下有许许多多的缺点。 在申花这段时间里，我与范志毅也有过许多矛盾。第一年他与我争吵过，第二三年他依然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为申花队夺取了冠军，在执行我的抢逼围战术，在按照市领导“压倒对手的气势”上，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范志毅，是申花队1995年的一个转折点。而对范志毅本人来说，经过1994年一年多的调教，他也有很大进步。1994年他得了两张黄牌停赛一场；1995年直到最后他才得一张黄牌；1996年他一共也只得了两张黄牌。3年他一共只得了5张黄牌，这与他过去的“红黄牌大王”以及我离开申花后他又是与球迷打架又是与裁判争吵等不能相比。 范志毅的作用，只有在他思想最稳定、状态最好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他最辉煌的时候，离不开这几个前提。 申花队“解放”了范志毅，才有了1995年的辉煌。但是要解放范志毅，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他离开后的后防位置必须要有人替代。那时的申花后卫线，中卫有成耀东、吴兵、毛毅军，朱琪也能打中卫，但成耀东比较突出。尽管他回追速度和高球比不过范志毅，但在他后防的稳健方面不比范志毅差。所以，由成耀东、毛毅军、吴兵和朱琪(中卫)搭配的后防线，也可以在范志毅“上调”后令我们安心了。 当时的申花队后防人员多，而前锋人手不够，中前场实力欠缺，解放了范志毅，可以一举弥补这两方面不足。我们解放范志毅，实际上也是客场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时给我的启发。 这场比赛他还是后腰，还是以防守为主。但是在陈伟被罚下，我们十对十一时，他勇猛地冲到中前场，作用相当大，尤其是一个远射破门非常精彩。这场比赛后我们发现并认为，应该把范志毅从后场解放出来，应该让范志毅担当更多的进攻任务，应该让他充分发挥进攻特长和威力。过去的“后腰”束缚住了他，应该把他“解放”出来，应该让他攻出去了。 打完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后，我们又打了沪港杯。谢晖一人进两球，2比0胜。而后紧接着第6轮我们2比0胜青岛，谢晖又进了1球，这场比赛后，谢晖也确定了自己的主力位置，范志毅也从中场再向前挪了一步。 对八一队比赛，我们想让范当前腰或者干脆当前锋。因为我们感觉瓦洛佳不行了，七八场比赛一球末进。于是我们把中卫吴兵也向前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吴兵在组织上可能比范志毅差，但防守不差。吴兵上来后，再把范志毅推到前腰位置，进攻力更强了，效果可以更好。 对八一队比赛，范志毅和谢晖两个前锋一上来就出风头，2比0领先。但是由于我们下半时体力不支，连输4球，反以2比4失利。但这可以看出，范志毅与谢晖在前面具有强有力的冲击波。 范志毅解放后，申花队的进攻更加强大，后来又出了个祁宏打前腰，我们的得分点更多了。这三个后来成为申花队的三剑客，1995年整个联赛他们3人进球高达33个。 “解放”了范志毅，使申花队全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范志毅用好了，真是申花队的福啊！我暗自叹喟。 用好了范志毅，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6轮我们在西安2比0领先的大好形势下，最后竟会被八一队连扳4球，2比4输了。这几年来，申花队经常会出现这种逆转，比如说1994年1比6负广州太阳神队，1995年2比4负八一队，1997年1比9负北京国安队和1999年1比6负辽宁队。真不知什么东西附在申花队身上，老是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结果。 这场2比4的失败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药。回到上海后，我们主场胜广东宏远队2比0，挽回了不利的局面，大家的情绪又稳定了。 胜了广东队后，由于国奥队、国家队集训，走了范志毅、申恩、朱琪和谢晖，队伍不整齐。在此期间，北京国安队却是风头十足，连续赢了AC米兰队等强队。7轮以后，北京国安队排名第一，广东宏远队第二，我们申花队第三。 在这一个月的休整期，虽然队伍不整齐，但是我们训练的质量却很高。我主要是抓耐力，因为休整以后的比赛全是在夏天。我还抓了整体战术的训练，主要是强调中前场的抢截。这一阶段的训练比1994年好，1994年我们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万宝路杯”足球赛，以赛代训，系统训练少。 这段时间，我们还学会了另一种放松的办法。那就是蒸桑拿。那是在一次教练会上，桑廷良提出，我们现在训练量这么大，除了让队员们吃好休息好外，还需要其他的辅助恢复手段。我问什么手段？他说他听说其他项目一些队伍训练后去蒸桑拿，都认为非常不错。我一听便认为是好建议，忙找来张德发，让他联系。没几天，张德发便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联系了一家宾馆，他们欢迎我们去。我问是那一家？他说是宝隆宾馆。 宝隆宾馆我知道，老总李磊与我还有过一面之交：宾馆在上海东面，与基地也不远，我便答应了。星期四，宾馆便派车接我们去桑拿。 过去我听说举重队训练后有过这种恢复方式，搞球类的还没有。但一试，果然不错。队员们反映非常好，都说蒸完出来后浑身轻松了很多。我便开玩笑地对李磊说：“你这里条件那么好，我们以后每周都来一次，你别想赶我们走。” 从此以后，每周四上午我们大运动量训练后，宝隆宾馆都派车来接我们去那里桑拿，队员们也越来越习惯这种恢复方式，一发而不可收。我离开申花队后听说，俱乐部还专门在基地里修了个桑拿浴室。后来我到了大连万达队，大运动量训练和主场比赛后，我都要求全队去东方宾馆蒸桑拿。如果是客场，只要条件许可，也必须这么做。 前7 轮比赛，我们始终是起伏不定。赢四川全兴队，尤其在解放了范志毅之后，又给人看到了希望。但当我们打完第6轮、却被八一队打了个2比4。我们接受了1994年的教训，不能以赛代训。北京有好多比赛，也有人到上海来联系，要我们参加商业比赛，但都被我推掉了。当时北京的商业比赛进行得非常火红，国安队屡胜世界强队，金志扬风头十足。我心里很清楚，这只是友谊比赛，我要赢必须赢的比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甲A联赛。我对教练们说：我们不打这种商业赛，埋下头来好好训练，准备联赛。1994年国支队主教练唐鹏举也赢过AC米兰队，比1995年还要轰动，但是结果如何？国安队1994年在甲A只打了第八名，他不是也下课吗？我的目标很明确，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是甲A，就努力把它打好。这段休整期的训练，对于下一阶段的连续15场在夏季的比赛，包括穿插其中的足协杯比赛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段训练，对我们来说，等于第二个准备期。 过去，上海队大热天总是打不好比赛。为此，体委主任金永昌几次来电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在营养学上如果需要，他们上海体委科研所拥有的这方面专门科研人员随时能支援。申花队去年夏天成绩不好，我也闹不明白。去年联赛一头一尾打得不错，就是在夏天那一段时不行。听金主任这么一说，我赶紧让桑廷良直接与科研所联系。 夏天的训练，不但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更需要补充糖、钙等碳水化合物。这时上海体科所正好研制出一种在大运动量训练和比赛后，有利于身体机能恢复的碳水化合物饮料。桑廷良把配方也弄来了。从此以后，我们训练和比赛前，曹年山医生、桑廷良、邹忠伟都忙个不停，按配方冲好饮料，装在写好各人名字的瓶子里。我对这种东西的真实效果有点不太相信。我想这种饮料如果说有用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作用。过去我们队员喝鸡汤，我们对他们说放了人参，其实一根也没有放，但队员感到浑身是劲。 休整期间，正逢足协杯赛，打了4场，我们淘汰了天津队和四川全兴队。之后，第二阶段连续15场比赛便开始了。这也就是我们取得十连胜辉煌战绩的日子。第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山东泰山队。山东泰山队集训期间也练得不错，足协杯也淘汰了实力强劲的辽宁队和国安队。在我们去济南之前，山东泰山队队长邢锐在与桑廷良通电话时说：“你们来吧，我们的势头比去年还要足！”去年我们是1比3输给了山东泰山队。听邢锐的意思，他们还要收拾我们。 这场比赛对我们打好第二阶段的比赛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走1994年在济南过于骄傲导致失败的老路，从市里到俱乐部都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在我们临走之前，特地在虹桥宾馆召开了誓师大会。宾馆总经理说，他要给我们跨过山东泰山队这道坎搭一座虹桥，并当场宣布：“如果你们打进前三名，每个队员免费在虹桥宾馆吃住三天，徐根宝一周。” 队员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打山东泰山队，非但没有出现去年1比3的惨状，反而是以4比0大胜，把山东泰山队打懵了。比赛前济南下起了雨，山东球员怕雨球，一见下雨了，当时就在车内说“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是不是靠雨球获胜，我不敢说，但这场比赛大家打法统一，拼抢非常积极，无论哪方面都压住了对手，胜在情理之中。这场胜利对鼓舞我们士气，增强信心，统一打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山东球迷的热烈掌声中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宾馆。正要吃饭，突然有两个上海球迷跑到我的房间，样子非常狼狈。他们说：“徐教练不好了，我们上海球迷被他们包围了。” 我并不认识他们，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专门从上海赶来看球的，一共约200多名。他们说，现在其他人都在体育场里出不来了。说有一些山东球迷将在他们去火车站的必经路上准备伏击。他们两个人是假装山东球迷混出来到这里求救的。 看到有这么多上海球迷来捧场，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听他们一说好像还挺紧张的，便马上找来桑廷良和邹忠伟，让他们去联系山东足协，让山东足协请当地公安帮忙把上海球迷“营救”出来。 邹忠伟联系了半天，终于把这事办妥了。在离第二天凌晨1点发车的前几小时，这些球迷安全地赶到了我们住的宾馆。他们一个个精疲力尽，又累又饿，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好像有一种经过“长征”后终于找到了大部队的感觉。我赶紧让张德发与餐厅联系，给他们上菜上饺子。他们饱吃了一顿，情绪才安定下来。 到了晚上，山东公安局的人说，现在球迷已经散了，你们走吧，没事了。他们这才离开宾馆去火车站回上海。这些球迷，真不容易。 我们回到了主场，下一个对手是上届冠军大连万达队。这时候，我们的前锋线上又多了一名队员，祁宏。 在甲A休整期足协杯比赛时，因为谢晖参加国奥队集训，前锋只有瓦洛佳一人，左后卫吴承瑛，前卫申思和朱琪也不在。在这段时间，我们不得不调整了阵容，我让朱炯打左后卫，莎莎打左前卫，这样，前卫线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前锋还是缺人。上谁呢？ 足协杯第一场是客场对天津队，这时我和郁知非、瞿郁明正好要去法国挑选外援。我让桑廷良负责指挥这场比赛。 我们打足协杯主要目的是锻炼年轻人，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瞄着甲 A联赛。在我去法国之前，我与桑廷良定下了主力阵容，让祁宏上。这主要考虑到祁宏年初调上来时，我就觉得他门前的感觉好，踢球有些灵气。考虑瓦洛佳与张勇，或者瓦洛佳与祁宏配合。张勇我们已经了解了他的能力和特点，但对祁宏还不清楚。他调上后对韩国金星队创造了一个任意球还不错，但毕竟还年轻，力量不够，身体单薄，与成年队员还有差距，毕竟，他那时他还不到10岁。 但我始终认为，祁宏有潜力。他有灵气，奔跑能力强，训练刻苦，人品也好。我们曾内定，祁宏下半年争取用上，用他顶替瓦洛佳和张勇。正好这时，谢晖去国奥队了，我们对天津队的比赛便用上了他。 虽然足协杯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但老板郁知非还是非常关心这场比赛，比赛当天晚上让瞿郁明从巴黎打电话回去问结果，一听说2比1赢了天津队、而且祁宏一人进两球，他高兴坏了，忙说：“祁宏这小子又冒出来了！” 在郁知非高兴的时候，我说：“足协杯好打，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主场能够吃掉天津队。下一个对手是四川全兴队，再下一个对手是广东宏远队。这一路上如果我们吃掉这三个对手，就能进决赛争冠军了。足协杯冠军好争，打掉三个对手就行了，但甲A联赛太难了。”我说：“我们是不是足协杯也不要放过，也争一争，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个冠军呵！” 郁知非马上说：“对，足协杯比赛我们也要重视。” 我从法国回到上海，正赶上主场对天津队。按照在法国我与郁知非商定的足协杯也争取好成绩的目标，我对教练组和全队说：“明天对天津队的比赛，我们一定要打好。我们在足协杯赛上，也要去争一争！” 这场比赛中，我还是把祁宏放到主力阵容中。比赛打得很顺。范志毅先进了一个球，祁宏在禁区线过了一个人后远射再次破门。 从这场比赛后，我心里已经把祁宏确定为主力队员了．我感觉到，他比张勇和瓦洛佳好。 这次对天津的足协杯赛，我们不但冒出了个祁宏，更主要把我们整个夺冠的主力阵容确定了。范志毅已经确定了前腰的位置，祁宏也在前锋位置上站稳了，我把莎莎拉到左前卫，未炯放在左后卫，姚俊右后卫，毛毅军、吴兵任中卫，高佳守门，这一套阵容在后来的比赛中，非常强大。 主场赢了天津队后，我想到这一个多星期我们队伍很稳定，打得也不错，一高兴，当天晚上就宣布放假。而过去比赛当天是不放假的，尤其是晚上比赛后是更不能放假，中国足协对此也有规定，主要还是让球员在大消耗后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但这一次我破例了。不料，这例一破，竟然引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二个星期，足协杯赛我们主场对四川全兴队，范志毅梅开二度，2比0获胜。由于下周我们要客场对四川全兴队，为打好客场比赛，我让邹忠伟在车上宣布：吃完晚饭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训练后再放假。 按照习惯，队员们都是洗完操后马上去吃饭，我则是最后一个去餐厅。这次我进了餐厅后一看，怎么菜还有那么多？像是没有动过一样。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吃饭？邹忠伟说，大概是天太热，等会儿再过来吃。我说谁吃完了？邹忠伟说，祁宏、张勇、张毅和两个老外。 我感觉不对。这么久了，那么多老队员还不来吃饭，肯定有问题。我联想到上个星期日放假了，这次没有放，便问，是不是没有放假他们有抵触情绪？ 当时几个教练都没有反应过来，顾兆年说不会吧，他们是不是休息休息再来？ 我说，小桑、小邹、小顾你们去各房间看看，看完后来告诉我。 我吃完饭回到房间，一会儿几个教练都来了。邹忠伟和顾兆年说，队员都说吃不下，不想吃了。我这时心里已经清楚，队员对我们不放假的决定有意见。我对邹忠伟说，你到食堂去弄些西瓜，每个房间送一些，再观察观察动静。 过一会他们来汇报说，今天不对了，西瓜也全退出来了，摆在门口。这时我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已是晚上近12点了。 我们连夜召开干部会。大家首先分析今天不吃饭的原因与我们不放假有关。他们说，上次你从法国回来打完天津队后放假的。我说中国足协已经规定，上次我是破例的。大家说，你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就不好说了。后来从年轻队员口中知道，今天晚上大家原来都以为放假的，并且与朋友、家人都说好了去干什么，因此当宣布不放假，大家都闷住了。 怎么办呢？我们教练组的意见很一致，队员的这种抵触情绪很不应该。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这事不抓好的话，我们这支队伍就控制不住，就会涣散。 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二点多。我们决定早上起床后的训练前先开个会，帮助队员提高认识。 第二天早上开全队会议，尽管我心里冒着一团火，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队员说，昨天我们宣布不放假，是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这没有错。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上次赢球放假？因为那次是破例的，我们不能把破例当成规矩。这场比赛打完后，我们消耗这么大，下一场客场对四川全兴队，如果说我上次破例是不对的话，我不能再错上加错，你们不能因为上次放假，这次也非要放。 队员们好像有点不服气，于是我接着说，既使不放假，你们也不能用这种行为与我们抵触。职业运动员，首先一条是服从惧乐部、教练的要求。不能因为不称你们心意，就不满意，更不能出现昨天这种对抗。这个问题你们不提高认识，我们不抓你们的话，我们这支队伍是没有希望的。 我最后说，我不勉强任何人，如果你们认为不想干的话，也可以与我提出来。你们看看，李晓病了，机遇不就给了谢晖吗？国奥队员走了，祁宏、未炯也出来了？小范你也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打得比原来还顺？我不是威胁，吓唬，其实，要干的话，就心平气和抱成团去干。 我这番话态度平和，软中有刚，更主要我讲得在理。从队员们脸上看出，他们好像是有点通。讲完后我说，原来跑3圈，现在你们给我跑6圈。 有些队员做做鬼脸，嘟嘟哝哝说，我们肚子饿，是不是吃完早饭再跑？我说，你们肚子饿活该，跑完后再吃。其实我知道，吃完饭肚子鼓鼓的是没法跑的。 这件事后，队伍在思想作风上又上了一层。事后我想，为什么这件事我们能够抓得住？主要就是竞争机制。大家都知道，我们中花人才多，能不能冲出来关键在于机遇。如果没有后备人才不断出来，尽管我这样做是对的，但未必会收到效果。后来我在大连万达，便遇到这样的问题。 “西瓜事件”结束后，我们队更加团结，越打越好，在足协杯赛上，我们淘汰了四川队，淘汰了广东宏远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十连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一口气取得了十连胜的骄人战绩。 联赛客场4比0大胜山东队后，全队士气大振，大家认为，现在的申花队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对手了。接下来我们主场迎战大连万达队。尽管万达队是1994年联赛冠军，但这支队伍此时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新教练迟尚斌刚上任，情况还不太熟，尤其是在上海炎热天气下，他们显得很不习惯，再上体力不好，被祁宏上来就进了两个球。最后我们以3比0获胜。这场比赛以后，祁宏更加坐稳了主力位置。 比赛结束后，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来到休息室。队员们都为以这么大的优势战胜万达队而兴高采烈，门外也不时传来球迷的欢呼声。两位领导对我们在这场比赛中打出的气势和水平非常满意。临走时，陈良宇副书记走到我的面前，轻轻地说：“根宝，桃子熟了，就要去摘。” 我听得懂领导的意思，他是让我们去争夺今年联赛的冠军。 这时，比赛才进行到第11轮，我们名列第二，比第一的北京国安队只少2 分，队里还没有人敢有这“非分之想”，但陈良宇副书记敏锐地感觉到，申花争夺联赛冠军的时机到了。 接下来，我们在第一循环最后一轮的比赛中，4比1战胜了天津队。我们的排名，也首次列在第一，比第二的北京国安队多出1分。 第二循环的首场比赛，我们是客场对吉林队。由于后勤工作出现一些小误差，过去我们从上海飞赛地延吉，每次都是在大连换机的，一直很顺利。但这次我们到大连后等飞机一直在机场等了3个小时。如果我们在大连乘到延吉的大飞机的话，一个多小时就到。但这次坐的是国产的运七小飞机，从大连飞停沈阳，沈阳起飞后再停长春，最后从长春飞延吉，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结果又整整折腾了3个多小时。而且这小飞机只能坐20多人，飞得低，颠得厉害。与我们同机从上海出发的一些记者，下午5点之前就到了延吉了，我们则是晚上7点多才到。他们对我们走这路线也感到吃惊。我问张德发为什么挑这路线？他说机票没有订到。我对他说，如果我们比赛时体力不行输球的话，你可要负责任了。张德发也感到了压力，以后他在买机票时，大部分都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做得很好。1996年我们再去延吉比赛，就坐上了大飞机。 到延吉是9月9日，也就是比赛的前一天，这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继承了在国二队和国奥队好的传统，决定和大家开了个中秋晚会。 记得1989年中秋节，我们国二队正好在天津参加全国联赛对八一队的比赛。比赛前一天，我把全队都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今天是中秋节，八一队被天津警备司令部请去了，我们没人请，只能自己过了。” 我首先问队长李红兵和高洪波，中秋节是家人团圆的节日，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与家人团圆，你们说为什么？他们俩都说，“为了我们的足球事业”。那时小范还小，我没有问他。 我接着说：“我们有多少个中秋没有和家入团圆？有多少个春节没有在家里过？在个人利益与家庭上都作出了牺牲，这都是为了事业。我们把大好的时光献身事业，所追求的就是干出成绩，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说：“我的父亲1967年去世，那时我正在国家队拉练，等我坐火车赶到广州后，接到电报才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但我们没过几天就要与朝鲜队比赛，我弟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回去，如果赶不及的话，他们就料理父亲的后事了。当时的领队杨秀武找我谈话，说我应该回去。但是他又说，从队里情况来说，过几天就要比赛了，也特别需要你，反正你看着办，回去不回去最后由你定。 最后我给我弟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有比赛，不能回去了，请你们为父亲办理后事。为这事好些邻居都说，养个儿子有什么用，父亲去世也不回来。但是，10多年以后，当我事业搞出成就，我们的邻居又夸我了。” 我对队员说，如果我父亲在九泉之下，知道我在事业上取得这些成就，他也会原谅我的。冯志刚(我们队里的主力)的父亲5 月病重住院，正好是我们国二队集训后在贵阳与四川队打邀请赛。我们征求冯志刚的意见，他最后还是没有回去。杨礼敏正好出差去武汉，我让他代表我们队看望冯志刚父亲。那时他父亲病非常重，他对杨礼敏说：“你告诉冯志刚，他的工作是主要的，现在他考虑到比赛不来看我，这是对的。如果我去世以后他不来送葬没有关系。但你回去转告我儿子，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努力刻苦地训练，最后成为国家队的成员。”后来，冯志刚终于进了国家队，实现了他父亲的宿愿。 那次我们国二队的中秋团圆座谈会，最后变成了提高大家思想认识的一次动员会。 国二队自成立3年来，对八一队比赛很少取胜。就在我们中秋座谈会后第二天，我们与八一队对阵，结果3比0大胜。而后又赢了十连冠的辽宁队。这次中秋座谈会成为我们取得1989年联赛冠军的出发点。 那天在吉林我们申花队开的中秋茶话会上，我问范志毅，你还记得1989年我们在天津打八一队之前开的那个座谈会吗？他说记得。我又把这个故事给全队讲了一遍。我还讲了三点，一，为了事业，我们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中失去了节假日，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成功的话，那是值得的，我们的家长、妻子、朋友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支持的；二，我们要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做人家没有做过的事。上海已经34年没有拿冠军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志气，把今年的甲A冠军争下来？第三，明天比赛是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打好这场比赛的意义重大，决定我们能否与其他队积分拉开。 这个会气氛很好，开得很成功。第二天大家轻装上阵，1比0战胜吉林队。这场比赛我们的运气非常好。莎莎开赛6分钟便进了一球，这是他在上海中花队唯一的一个进球。足球在某种情况下，赢球是最重要的。赢了吉林后，我们保持了五连胜。 我们下一轮是主场对北京国安队。这时，我们已领先国安队3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国安队，我们的领先优势就扩大到6分了。甲A冠军将唾手可得。 沪京之战，是我们1995甲A联赛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金志扬到上海后曾经说，他们想赢这场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就与申花平起平坐。 这场比赛也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和广大球迷的热情。这是中国两大足球力量在顶峰状态中的一次较量。国安队曾经连续赢了世界劲旅AC米兰、桑普多利亚等队，甲A战罢第11轮，他们的积分仍一直领先。到第13轮，申花队也只不过领先3分。当时提出了“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在全国影响很大。 这场比赛的球票，令票贩子发了大财。申花队当时一年的联票价是300元一套，而其中对北京队的球票，黑市上可以卖到500元。 外面炒得很厉害，但我们队里则提出宽松与和谐，要求大家不要搞得太紧张，按我们的计划去准备，大家放开去挤。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场球是非拿不可的。 我反复看了北京国安队的录像，研究高峰、高洪波、谢峰等人的情况。由于前一阶段消耗大，我们还是强调力量和身体的训练，在战术训练上，强调抢逼围的猎豹战术。在训练中，我还把张勇假设成高峰，只要他拿球，我就叫，高峰拿球了，必须3人围上去，吴承瑛、朱炯、吴兵上！ 另外，高洪波、曹限东等一拿球，也规定必须三人围上去，不允许一对一： 尽管这场比赛场外显得很紧张，两支球队内部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但大家表面上都很平静。星期六、我按惯例请客队教练到白玉兰宾馆喝早茶。由于比赛紧张，也许由于主帅与主帅之间要避嫌，金志扬没有出来，派了领队杨群和教练李松海、郭瑞龙来。我和桑廷良两人出面。这天的气氛很好，大家都尽量不提明天的比赛，但是又不得不牵扯进去。桑廷良开玩笑地问：“金志扬怎么不敢来了？”杨群说：“这有什么不敢？队里总要留一人的，还要出早操。”杨群忽然对我说：“今年我们国安的命很好，你看，我们班子里的四人的名字多响亮？金龙杨海(金志扬、郭瑞龙、杨群、李松海)。 原来我还没有注意，听他这么一说，果然不错。杨群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安今年不得了，有冠军相。我说：“是啊，你们国安的命很好。但是今年我们申花的运气好，也许今年是国安的命，申花的运。” 随后，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张我新印好的彩色名片，上面有我的照片。杨群一看便说：“哟，这张照片真是杀气腾腾啊”。我说：“是啊，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股杀劲行吗？” 玩笑归玩笑，两个队主教练的弦都绷得很紧。但相对来说我可能经金志扬要好一些。因为我们比分上领先，如果赢就超6分了，平也领先3分，输不过打平。 1993年我刚接手中花队时，曾与接待我的白玉兰宾馆总经理钱丽芳说，我一定要把上海的球市打出来。如果有一场比赛球票很紧张，我就要买100张，一路见到谁送给谁。 这场比赛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买了200张，沿四平路一线，见到警察就给，见熟人也给，有人问我要也给。所以我在这场比赛中心情很平静，至少我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打开了球市。 郁知非在准备会上作动员时说：“大家要抓住机遇。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要挤足两个月，俱乐部是看重成绩的，经济问题我就不讲了。像现在你们这样，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和利益，中国足球史上没有的。如果你们成功了，将受益一辈子。对北京队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打出对大连队比赛时的气势，胜负就在其中了。” 我说，我们这场比赛就打的英式打法，打对方身后。防守的时候就是猎豹战术，“两高一曹”每一个都要三人照顾。你们的能力也许比不上他们，但你们要在勇猛上弥补不足，要像出盆的蟋蟀一样，“先掼三掼”，放进盆里继续斗。你们只要拿出这种精神，肯定能赢。 紧张的比赛往往不太精彩。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场面上却不太精彩。最终我们赢了。除了3万人的虹口体育场爆满外，场外不知有多少电视观众在看，商店里的电视机前挤满了人。 我认为，我们这场球赢在几个方面：首先思想上要放得开，北京队优秀队员的技术比我们好，但我们拼得出，拼得凶，取得优势；根据我们中场缺了两名主力的情况，我们制订了不通过中场的战术，直接往谢晖和范志毅头上冲，打国安队后卫的身后。这场比赛打完以后，有些人说我们这是英式打法，但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说，我们的中场球员能力比不上曹限东和高洪波，只能扬长避短，下半时谢晖就是接身后球抢射进去的。 实践证明，我们在防守上的猎豹战术是对的，高峰、高洪波无从发挥。我们没有中场的战术，也使北京队的中场优势体现不出来。金志扬赛后说，我们不适应申花队的打法，对这种打法没有思想准备。 赢了这场球后，上海的老百姓见到我们就说，我们星期天就像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这场球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人们上班还在议论。足球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和精神文明建设，通过这场球确实体现出来了。 赢了北京国安队，我们领先广东宏远队4分，领先北京国安队、大连万达队6分。这时，夺冠的势头已经很明显。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们还有5个主场，当时定的指标是主场拿分，客场不丢分。 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形势的严峻，但赢了北京国安队后，确实是一片光明。队员们也有些飘飘然，好像冠军奖杯已经放在口袋里了。就在这时，市委、市府在西郊宾馆召开“振兴上海足球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体委副主任李毓毅。李毓毅说，申花队胜了北京国安队后，上海人民好像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庆功之日，我们只领先第二名4分，后面还可能会输球。为了上海1300万人民，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现在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本来我们准备派一些运动员代表参加，但后来听说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都要参加，为了让队员们感受一下气氛，便决定全体参加。 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六连胜后松劲而开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松劲的苗头。 我在会上汇报了三点：一，我们今年能够取得目前这样的好成绩，首先是我们冬训的基础打得好，我们的体能测试水平名列甲A第一，已经达到了欧洲水平，这个基础现在已经反映出来了，人家都奇怪申花队怎么下半时体力还这么好？第二，人才上的优势尽管李晓生病停赛，瓦洛佳状态不理想，但我们冒出了谢晖、祁宏、吴承瑛，很快接上了班；第三，打法上的优势，我们坚持抢逼围，并且解放了范志毅。 龚学平副市长说：“我们取得的成绩，关键是在队里成立了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以及严格管理。最后9 轮比赛，我们在战略上要有坚决拿下的决心。不敢掌冠军的教练不是好教练，不敢拿冠军的运动员，也不是好运动员。防骄戒满，就是今天会议的主要目的。” 陈良宇副书记说：“黄菊同志非常关心足球，对北京队的比赛本想去的，但因为有事而未能去成。他希望我们队能够打一场进一步，不要松劲，希望上海足球与上海大都市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给大家在爬坡时鼓点劲。8月19日我在康平路市委召开体委、惧乐部和球队决策层会议上说，现在已经到了摘桃子的时候了。人没有目标就要松懈，你们要树立这一目标。每场战术要统一，小心翼翼地去打好，决不能阴沟翻船。” 市委市府为了防止我们松劲，专门召开这个会议，平时还经常打电话问候。确实给我们起到了防骄戒满的作用，更确定了我们夺冠的目标。 会议以后，我们客场1比0胜四川全兴队。这场比赛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对方多次有威胁的射门都没有进，特别是姚夏一次射门，打在左门柱上又弹到右门柱，最后落到了高佳的怀里。高佳抱着球久久不起，不停地感谢上帝。 而后，我们主场赢广州太阳神队，赢辽宁队，客场2比0战胜青岛海牛队，一鼓作气，连续十场胜利，创造了当时中国足坛的奇迹。中国足协的金正民遇到我说：“你们就像是重型坦克，一往无前，谁也挡不住。” 客场赢了青岛海牛队后，我们完成了十连胜，形势大好。下一场是主场对八一队，按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士气，赢八一队，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赢了八一队，我们就是十一连胜了。 八一队此时正面临保组，输不起。他们到上海后，没有住在足协接待的宾馆，而是自己联系了另外一个宾馆住下。这场比赛，八一队以黄继光堵枪眼的精神，把我们的射门一个一个挡出。尽管我在准备会上说，八一队准备堵枪眼，保护自己的堡垒，密集防守，而且踢得比较凶。我们要狂轰滥炸，他们是黄继光，我们要做董存瑞，要用敢死队炸碉堡的精神去夺取胜利。 但是我们终于没有获得胜利，被八一队逼平了，十连胜也就在这里打了休止符。 十连胜被终止了。没想到的是，在我们夺冠的道路上，也因此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被八一队逼平后，我们连胜的势头受阻了，这令我们很不安，因为如果我们再坚持几场胜利的话，冠军就到手了。毕竟是三十多年来，上海还没有尝过联赛冠军滋味，那种心情是非常急切、非常迫切的。这时，我们只是想着，把所有的劲用在下一场，打败广东宏远队。 在打广东宏远队之前，我们领先宏远队9分，领先北京国安队8分。如果我们把宏远队打掉了，广东宏远队便彻底失去了夺冠的可能，后面三轮便是怎么追也追不上了。我们的竟争对手便少了一个。如果北京国安队也赢了，我们之间仍然差8分，希望太大了。 在与我们比赛前，宏远队主教练陈亦明公开对记者说，我们不怕上海申花队。当地有些媒体甚至说，申花队此行要输两到三个球。 广东宏远队此时也是势头最旺的时候，不久前他们曾以1比0出人意外地击败了哥伦比亚国家队。在年初的银荔杯赛上，他们也赢过我们。领队岳永荣说，他们将派葡萄牙籍外援丹尼尔冻结范志毅，这场比赛宏远队可胜两到三个球。 宏远队对这场比赛准备相当充分，赛前双方一番舌战也使这场比赛充满了悬念，因此球票也非常紧张。当地人说，广东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这种盛况了。周日比赛的门票，周三就通宵排队，每人限购两张，一抢而空。 我们提早一天，周四就到了广外，并把每星期一次的长跑放在了广州，其目的就是要适应周日对广东宏远队比赛时的炎热天气。 按广东省人民体育场的情况，完全是具有打夜场比赛的设施条件。但是他们却把比赛排在下午，据说是为了让外地来的球队不适应当地的炎热天气。 我们周四和周五在广州的训练情况非常好，但是周六的训练质量却非常差。范志毅刚结束国家队的集训直接飞到广州，我们安排跑圈，但他不跑。我说，我知道你集训回来很累，我可以给你减量，你既然参加训练，就必须参加队里的训练。这天确实非常热，大家都感到受不了。谢晖跑起来也没有尽全力，我冲上去指着他大声说：“你在干什么？！” 这次训练挨批的还有不少人。训练结束后，我集合队伍说：“你们今天一个跑不动，两个跑不动，这么多人都跑不动，怎么可以？今天太阳热，明天太阳更热，怎么办？就不比赛了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广东宏远队为这场球作了多少准备？你们知道不知道目前的形势？我们冠军还没有到手，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咬牙坚持。广东宏远队和北京国安队咬得我们很紧，没有体力光有技术有什么用？明天这场球，就是挤体力，挤意志品质。还是那句话，谁体力好谁上，谁跑得动谁上。” 十连胜的光环使队员的名气大了，难弄了，现在我们又碰到了新问题了。如何战胜自己，便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我也知道这场比赛前，范志毅、谢晖等人非常疲劳，祁宏的状态也不好。不全是他们自满，也不是他们不想努力，从夏天打到10月份，我们弦绷得很紧，场场拼，没有一次松过，心理上太疲劳了。正如范志毅对球迷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憋了这么长时间了，内心的一股气就要冲出来爆炸了”。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直到对八一队比赛时，他才领到了第一张黄牌。 为了夺冠，我们从上到下一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球队的严格训练，因此在对广东宏远队赛前出现了疲劳，训练质量不高的情况，这确实有客观原因。这场比赛我们被罚了 6 张黄牌，出现了年轻队员围着朱六一裁判争辩的情况，范志毅三次在场上公然指责裁判。 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还不错，年维泅赛后评论说，尽管上海申花队输了，但打得还是不错，积极接应，表现出进取的精神，场面上比对手高出半截。以前看申花队比赛，抢逼围似乎只为调动队员踢球的积极性。这次非但防守敢逼敢抢，进攻也是一动全动，变等球为争球，变站着踢球为跑着踢球，抢字在进攻中增加了活力。双方射门12对8，申花队明显优势。 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朝着我们的预想发展，0比1，我们输给了广东宏远队。这一轮比赛的结果，我们只领先宏远队6分，与北京也只差5分。我们下去了，人家追上来了。本来清晰的局面，此时又变得混浊起来了。比赛结束后，队员们开始有点后悔了。战胜我们后，广东宏远队也成为联赛冠军的有力竟争者。 这次输球主要输在高佳的一次不应该犯的错误上，使得黎兵在没有角度的情况下打进了一个球。另外在用人问题上，由于谢晖和祁宏状态不好，我先用了张勇。张勇虽然踢得不错，但有几次机会没有把握好。所以输了这场球后，报纸上都对我使用张勇提出质疑。 在张勇的使用上，一直以来总有很多分歧。我每次使用他时媒体都会有看法。张勇有拼劲，体力好，积极性高，责任心强。他的最大缺点是门前感觉不好，得分少。当初张勇、谢晖、吴承瑛、祁宏等人被我从青年队挑来时，技术能力最突出的是张勇。但后来其他几位冒了出来，张勇便成了替补。在使用张勇问题上，球迷传说我用张勇，是因为他是上海某领导人的亲戚，这倒是确无此事的。 虽然我们0比1输了，但我认为除了在场上不该对裁判指责外，我们在客场能打出这样的水平还是挺可以的。因此我在吃饭时安慰了队员，设想到我这一鼓励反而出了问题。第二天早晨7点，桑廷良和邹忠伟敲开我的门对我说，有一件事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没有告诉你，有六个队员直到晚上1点多还在饭店楼下的夜总会。我问你们是怎么发现的？他们说，晚上12点多，楼上突然扔下一包东西打在楼下警卫的头上。那位警卫抬头一看，是从10楼扔下的，10楼正是我们队住的楼层。他马上把这事告诉了我们的干部。桑廷良和邹忠伟、顾兆年去查房，发现只有高佳一人在喝啤酒，瓦洛佳不在房间里。高佳因为下午的这一失球心里不太舒服，买了鸡爪、小排骨，喝起了闷酒，吃完后用纸包好顺手往下一扔，正好……邹忠伟问高佳，瓦洛佳呢？他说瓦洛佳在楼下。我们的干部马上就到一楼去找。到了一楼吓一跳，竟有六个队员坐在夜总会里。他们都说肚子饿了，夜总会里哪有什么食物？只有酒。听到这里，我说，你们去把六个中最年轻的叫来，问一下是谁领下去的。 这位年轻的队员很义气，怎么也不肯说，而且态度也不好。我一气之下对他说：“你这个态度，我马上把你送回家，不要留队了。”我马上召开干部会，提出把这年轻队员送回去并马上把此事向俱乐部报告。今天回去后不放假，全队整顿，否则下一个主场对山东泰山队的比赛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我再问其他队员，他们都说是自己去的。我们感觉到这里面肯定有人牵头，但这么多人否认，比赛就在眼前，这么多人犯错，总不能全部处理吧。我马上打电话向俱乐部汇报，并决定回上海后不放假，马上召开会议解决。输给广东宏远队后我们的形势非常严峻，后面还有3场比赛，如果我们全输，冠军就会丢了。这告诫自己，我们决不能辛辛苦苦白忙一场。 俱乐部请示了上海体委，他们来电同意我们不放假的意见。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后，李毓毅、郁知非和孙春明到机场来接我们。他们这次来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光彩，而是我们队里出了问题。大家一看这架势，都知道问题严重了。 这时，那个年轻队员跑到我的面前来求情，承认错误，恳求我不要把他送回家，另一个老队员也跑来帮他说情。 离开机场，我们直接回到江湾体育场基地。到了基地后，体委主任金永昌也来了。我们马上开了碰头会。 我说这个问题在我们打山东泰山队之前必须解决，这件事是这段时间一些问题积累起来的总反映。球场上昨天已经发现了有队员不服从裁判的事，在我们对青岛海牛队比赛之前以及到青岛后，也出现不少队员违纪的现象，但这次是最多，也最严重的。这事关键是个别的骨干和老队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早上我在广州想通过年轻队员了解到谁带的头，我说要抓就抓老队员抓骨干，但他们都挺讲义气，都扛到自己头上。 那位老队员被叫进来了，在领导面前，经过大家的帮助教育和批评，他认识了错误，痛哭流涕地跑出去了。其他队员见此，也意识到了昨晚的事情非同小可。 会上经过商量后决定，由我在全队会上重申三点：一，如果夺不了冠军，这些队员要负责，这事现在先记上一笔，希望能够将功赎罪；二，按队规进行处罚；三，如果再犯此类错误的话，马上开除。另外对犯错误的老队员也约法三章 ：一，在比赛中不许批评其他队员；二，在比赛中不得指责裁判；三，不许再出现任何违纪现象。从现在起，大家每做一件事都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上海人民太需要这个冠军了。 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完了。这也是十连胜后我们队里进行的一次小小的“整风运动”。下一场是主场对山东泰山队，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在我们比赛之前，陈良宇副书记专门来到队里与大家座谈。他一开始就说，本来以为你们输给广东宏远队后情绪不好，现在看来却还不错。陈良宇副书记给我们讲了以下几点： 一、西郊会议后，你们踢得非常好，对广东宏远队的比赛也是虽败犹荣，打出了应有的气势。我很赞同根宝提出的，谁状态好，谁挤谁上场的标准。最后三场，形势最好的是我们队，现在已经到了夺冠的最后时刻，上海人民太想拿这个冠军了，你们的胜利会更加鼓舞全市人民。在这最后阶段，是英雄是好汉就看最后的比赛了。如果你们赢了，市委将为你们庆功； 二，今天给你们增加压力，关键是你们能不能战胜自己。你们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命运不能交给人家，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打下属于自己的天地；三，关键时刻要有关键措施，现在开始，所有的管理训练都要围绕夺冠进行。最后三周要制订出每天具体的工作，要制订得细之又细。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上海的足球，每场比赛都要体现出旺盛的精神面貌，踢出精彩的足球。 陈良宇最后说，现在你们有6人得了6张黄牌，以后再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吃黄牌了。应该做足球场上的仁义之师，足球场上要勇猛顽强，更要体现出高尚的精神状态。比赛可以输，但是精神绝不能输。 由于及时地处理在广州时的多人违纪事件，再加上领导非常及时的关心，大家的弦又开始绷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夺冠的“大决战”。 在首场对山东泰山队的比赛中，大家气势如虹，一开场就向对方猛扑过去，上半时就以2比1领先。 中场休息时，我们听到北京国安队战平青岛海牛队的消息后，知道国安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夺冠的竟争。这时我们唯一的对手是广东宏远队。但是即使他们连胜，最多也是与我们同分，但净胜球数远低于我们，只要我们拿下这场比赛，我们就能提前两轮夺冠了！大家听了分析后，都暗暗地憋足了劲，在休息室里队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夺冠的最后呼喊：“下半时一定要拿下！”、“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下半时出场时，我要求队员们学习巴西队，手拉着手出场，以示我们一定要拿下比赛的决心。 这时，广播宣布北京打平的消息，全场欢声雷动，球迷们也都算清了这笔账。当我们手拉手，雄超越气昂昂地出场后，全场观众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为我们助威。 山东泰山队被我们必胜的信念压倒了，我们的气势征服了对手。下半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去保胜果，而是去争，去争取胜利！ 最后祁宏又进1球。 比赛的哨声吹响了。申花队3比1获胜。1995年甲A联赛的冠军最终属于我们申花队了。 球场先是安静了一下，观众们好像不相信他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后突然地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声浪。谢晖、高佳双双跪倒在地。高佳是基督徒，每次赛前他都要把谢晖叫到休息室内，相互祝福。第七轮他到四川比赛，姚夏有一次射门，那个球从这个门柱弹到那个门柱，却又回到高佳的怀里。高佳发完球后跑到小范跟前对他说，刚才那球是上帝在保佑他。 队员们这时都因这突然到来的巨大胜利和荣誉显得不能自抑，范志毅捂着面孔一路哭着奔回休息室。其他队员则在场上尽情相互拥抱，很多人都激动地流泪了。为了这个冠军，他们确实付出了许多。 两周之前我就预料到决战会在上海，对手是山东泰山队，而且我们一定能够提前两轮夺冠。但当这个冠军真正到手后，我的内心虽然很平静，但还是被眼前的这一幕所感动。站在一边看着欢呼雀跃的队员，我鼻子酸酸的，真想大喊一声：“我徐根宝站起来了，我没有被失败和厄运击倒。”干部们互相道贸，记者也围了上来，范志毅从休息室跑了出来，他带着队员们冲上来，把我向空中抛了三下，这时，我的眼晴也湿润了，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但此时我的内心深入似乎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这只是国内的冠军，我们还没有冲出亚洲，这还不是率领国家队在亚洲乃至世界大赛上取得的胜利。 1992年我在吉隆坡率国奥队冲人决赛时，我也曾经对自己说过，如果真的冲出去的话，我要早早地躲开。因为我心里清楚，对中国足球来说，分量最重的是世界杯的出线。那场比赛我们1比3败给韩国队，没有出线，但我依然很冷静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看到球员们把衣服扔在地上时，我仍然很严厉地喝道：“穿起来，输了不要耷拉着脑袋，你们要挺着胸走路，你们以后还要踢球！” 这毕竟只是甲A联赛的冠军，场面虽然确实感人，但对于我来说，也只是那么一会儿，因为这距我最终的目标相差还远。因为我有这种想法，当我1998年带领大连万达队在济南提前五轮夺取冠军后，我的内心更是平静。那时我的想法非常奇特：我真与老山东有缘，两次联赛夺冠都是对山东，超霸杯夺冠也是对山东泰山队，足协杯失利，也是对山东泰山队。 此时我们的干部球员只顾高兴，兴奋地忘掉了观众，加上公安人员一个劲地让我们回休息室，当我们回到休息室后才想起，按“国际惯例”我们应该绕场一周的。当我们猛醒后准备出场向观众致意时，已有观众从看台上跳入场内，公安人员坚决不让我们出去，他们怕出事。 但是，3 万多名观众都不肯离开，一定要再见我们，而公安局的同志态度也非常坚决，死活不让我们出去，体委李毓毅副主任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去交涉，他们也不让步。到后来，只同意我与小范出去向观众们招手致意。但观众们不答应，非要我们全队都出场。公安人员对我们说，他们是在执行公务，现在外面的情况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说不定会出事。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只是从心里感到对不起全场的观众。 观众们迟迟不肯离去，似乎不肯让34年才迎来的一次激动就这样轻易地溜走。这时，我们接到了通知，回去赶紧洗澡，全队去白玉兰宾馆庆功，这是赛前预定的。球员坐上大巴士，我则开着自己的车紧跟在后面。 这时，只见白玉兰宾馆外面围了几百名球迷，当我的车开过后，一些球迷认出我2002的牌照后，突然一齐喊“根宝草包！”我非常纳闷，1994年我们1比6输了，球迷们这样喊，但1995年我再也没有听到这喊叫，在对八一队比赛前，我还看到看台上打出了“根宝国宝”的口号。为什么拿了冠军后反而要骂我草包呢？ 我下了车向球迷们走去。球迷们看到我走来，情绪更激昂，吵得我听不清楚。我说你们安静些，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请说土下。好容易他们派出了一个代表。那位球迷说，我们为了看这场球，晚饭都没有吃，上海球迷苦苦等了33年，今天晚上终于等到了。但我们很伤心，你们连绕场一周向球迷打个招呼都没有。这位代表说到这里，场面又乱了，有的球迷还冲了上来。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考虑到安全，让我赶紧进去了。尽管我向他们做了解释，但这解释球迷是不同意的。 我走进白玉兰宾馆二楼，陈良宇副书记已经到了。他非常兴奋，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龚学平副市长在云南昆明出差，也发来了贺电祝贺。说真的，我们能够取得冠军，与这两位足球书记、足球市长的关心帮助是完全分不开的。 陈良宇副书记对大家说，他代表黄菊同志向大家祝贺，徐匡迪市长也打来电话，表示了他的兴奋心情。他现在腰不好躺在医院的床上，不能直接看电视，便用镜子反射着看电视。 陈良宇副书记说：“申花队夺冠使上海人民非常满意。足球改革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龙头。中花队的成功反映了机制和体制改革上的成功。体委与俱乐部，体委与球队，俱乐部与球队之间关系协调，是俱乐部走向成功的关键。同时，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光有金钱是得不到冠军的。两年来我一直重申，不管输赢，足球场上都应该有压倒对方的气势。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要有优秀球员，不能有特殊球员。比赛要夺冠，首先是训练要夺冠。” 陈副书记还对记者说，申花队很有志气，徐根宝是个出色的教练，我们要为徐根宝请功。徐根宝的正确指导思想，改变了过去下半时跑不动的状态，功不可没。申花队现在的体能甚至比北方球队还要好。 我发言说：“我们夺取甲A冠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后面还有两场甲 A比赛，我们还要把比赛打好，不能让人家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夺冠后就松松垮垮。我们还有一个重大任务，那就是争夺足协杯冠军的比赛，我们要争取把足协杯拿下来，实现领导给我们提出的夺双冠的任务。足协杯我们还有两个星期的准备，最多三天，我们就要把心收回来了，否则我们将很难完成后面两项任务。” 但是，两个星期我们的心还没有收回来。在迷迷糊糊中，我们把足协杯给丢了。 甲A联赛最后两轮对大连万达队和天津队的比赛结束了，第三周便是到南京去与山东泰山队争夺1995年足协杯冠军。 自从我们夺冠后，尽管我不停地给大家敲警钟，要求重视足协杯的比赛，但是竞技状态就是这样，它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状态到顶峰后就会自然下落，不是说你想重视就能重视的。虽然我们几乎天天在讲不要松，要绷紧，要准备南京的比赛，但我仍然感到，十连胜和打山东泰山队夺取联赛冠军的那股劲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退。尽管俱乐部和黄浦区政府许诺，足协杯如果再夺冠军，全队将获得一百万元奖金；尽管大家也知道，如果足协杯能够夺冠的话，就可以达到人生事业绩峰；尽管队员们也知道，如果棒回足协杯冠军，上海庆功游行的路线都定好了，但是……在打完最后一场联赛后，申花队提前一周搬进了龙相进行封闭训练。在那里封闭了10天后，我们星期五飞往南京。南京与上海不远，但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坐火车最快也要5个小时。因此为了确保队员得到充分休息，我们选择了飞机。这时国奥队的谢晖、吴承瑛、申思和朱琪去集训了。在他们去之前我一再叮嘱，周日还有对山东泰山队的决赛，周四国奥队与印尼队的友谊赛不要拼得太凶。一是因为对手弱，二是这毕竟是友谊赛，在场上注意不要受伤。但是周五他们到南京时，这几个人非常疲劳，吴承瑛的小腿也被踢伤，肌肉都肿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队员带来了从其他国奥队队员那里获得的各惧乐部年终的分配情况。当有些队员得知一些降级队的队员拿的钱甚至比他还要多时，心里开始愤愤不平了。 据我了解，队员们当时的主要情绪是心里不平衡，俱乐部经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至今他们却没有看到收获在哪里？会有什么收获？联赛夺冠之后，奖金没有马上发下来，队员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当时在黄浦区庆功会上，俱乐部宣布夺得足协杯冠军奖100万时，下面的队员都没有反应，他们也许在算，100万30多人分，他们能够分到多少？ 这时，又听山东记者传来的说法，听说上海要奖100 万后，山东省领导在接见球队时说，如果你们能够拿下足协杯，我们的奖金绝不会低于上海！ 山东泰山队在此之前，已经有7轮比赛没有赢球了，奖金少得可怜。一听领导说出这么个天文数字的奖金后，球员们反应相当踊跃，纷纷表示“玩老命拼了，就是头往门柱上撞也要上！”这两个队在赛前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当时的准备工作中，确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夺冠后，我被奖了一套房子，而且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亲自督促黄浦区和俱乐部拿出7套房子奖给队里。但已经宣布的奖金和房子没有马上落实到个人，让他们减少“后顾之忧”，所以，你说得再好，也不能刺激他们。 星期五晚上，沈立恭和郁知非到了南京。我把这些情况向他们汇报了。郁知非听了这情况后非常惊讶，问这么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不让他早知道？ 我说我也刚听到的。这不能怪邹忠伟和张德发，他们事先也不知道。郁知非很不满意地说：“我们俱乐部做得这么到位，队员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意见？”我说：“郁总，我们是做得不错，但是山东泰山队这次奖励比我们多，做得更细。另外，你宣布奖 100万后就没有动静了，队员们不知道你怎么个奖法。”他问我：“那你看怎么办？”我说落实到个人。上场队员，有功的人员，奖金、房子落实到人。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在这时，一连串奇怪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星期六一早，我们接到上海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我们的住地江湾基地被窃。大家听了后，心情都沉重起来，几个外援更是急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有些还没来得及寄回去或是存起来的工资奖金都放在宿舍里。莎莎哭丧着脸告诉我，他有两千美金放在抽屉的夹层里，不知道钱被偷了没有。我当时安慰他们说，没事的，但是，我看得出队员们的情绪明显低沉了下来。在下午的赛前训练时，又有两个不祥之兆。刚做准备活动时，我们的主力前卫朱炯突然倒在地上休克了，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把我们吓坏了。后来，据朱炯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那天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发现训练用球少了一个。在联赛客场对广东宏远队时，也是训练时丢了一个球，结果比赛0比1输了。这次怎么又少了一个？桑廷良急得要命，我心里也毛了，队员也急了，大家一齐出动到处乱找，但都没有找到。比赛还没有开始，大家的心里便被一片阴影笼罩着。 赛前组委会召开两队主教练联席会议。在商定服装颜色时，按甲 A联赛规定是主场先挑。而这场比赛谁也不是主场，只能两队商量谁先挑。过去我们一直是穿自的，打得比较顺。11月5日3比1 胜山东泰山队夺取冠军的那场比赛，我们也是穿白的，山东泰山队穿红的。这场比赛山东泰山队主教练殷铁生想穿白，但定谁先挑时，中国足协代表就说，大家抽签决定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了，抽签也不见得好，就很大度地说：“殷指导，还是你们先挑吧。”殷铁生笑嘻嘻地说：“谢谢你们，我要挑的话就对不起了，我们穿白的。” 山东泰山队挑白的，我们只能穿蓝的了。当时我还想，我们穿蓝的也照样赢你们。 后来，超霸杯决赛山东泰山队来到上海，殷铁生说，上次我先挑了，这次根宝你先来吧。我挑了白的。最后我们1比0小胜，夺得了超霸杯。 那时，各队都很重视队服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包括世界强队也是很重视的。这也不是迷信，它是球队的吉祥物，是一种心理的调节和感应。 尽管赛前有那么多的不祥之兆，但我取胜信心依然十足。 有许多事情，当时感觉不到，事后才能发觉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才意识到，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有问题。 这种大赛队员肯定是想认真踢好的，也会努力去拼的，谁不想拿冠军呢？ 不认真，松懈是不可能的。但我忽略了一条，那就是当时队员的状态已不是11月5 日夺冠之前的状态了。由于国奥队训练使队员们太疲劳，吴承瑛打了15分钟后，我就把他换下了。我们还是强调打抢逼围，但队员们的体能根本达不到，根本打不出抢逼围。在当时队员们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如果改用控制球的战术，也许效果会好一些。实际上，吴承瑛被申思换下后，朱炯拉到左后卫，由申思、莎莎和刘军等控制中场，形势就不一样了。这里面也有对申思的使用问题，这我以后再说。 由于我们刚赢过泰山队，所以球迷们都认为，申花拿下足协杯没有问题，因此这场足协杯，让数万上海球迷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涌到了南京，一时间大街上到处都是兴奋的阿拉上海人。球票被上海的旅游公司买走了一大批，他们以此组织旅游团体到南京看球旅游。这天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看台上，一大半坐的都是上海人，这里几乎成了申花队的主场。许多饭店都提前被订了位，申花队赢球后，球迷们准备到那里去喝庆贺酒。这场比赛打得激烈但不精彩，双方在寸草不生的坚硬场地上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技战术配合，比赛结果我们0比2输了。许多球迷气得连饭也不吃，便连夜赶回上海。比赛失利后，当时的江苏体育运动学院院长蔡振华跟我说：“根宝，你是根蜡烛，点燃了南京，但是自己灭了。”听后，我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们失去了双冠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汽车上我只跟全队讲了一句话：“这场比赛，大家会后悔一辈子。” 对我来说，这次夺双冠是最好的机会。由于甲A夺冠后，自己也没有抓紧拿出必要的措施去准备这场球，因此失去了。后来1998年我在大连万达队时，也有夺双冠的可能，但还是输绘了辽宁队，与双冠王擦肩而过。 双冠确实太难拿了。我们具备条件却没有拿到，这真是令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尽管我们没有夺得双冠，但是在我们坐火车回到上海后，仍然受到市领导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仍然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迎，在火车站上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一周后，我们在虹口体育场1比0击败山东队，夺得了超霸杯。 这时我听到传言，说我们足协杯是故意放给山东泰山队，因为如果我们拿双冠的话，国安队以甲A联赛第二名的资格就会出来与我们争超霸杯。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莫名其妙。足协杯尽管不如甲A，但其分量仍要比超霸杯重得多。我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交易呢。1995年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甲 A联赛的冠军和超霸杯赛的冠军、全国五人制足球赛的冠军、足协杯赛的亚军。申花队还获得了那年中国职业足球所有的个人奖项，最佳教练、足球先生、最佳射手、五人制足球赛最佳运动员等等。 打完超霸杯后，上海杏花楼集团请我们全队在扬州饭店吃饭。我们刚进去，郁知非对我说，陈良宇副书记在楼上房间里等我。我上楼后，他关上房门，房间里只有我和陈副书记两个人了。他说：“根宝，我们今天关着门，两个人谈谈。” 他说：“为什么你们失掉了足协杯？ 你考虑考虑。我总觉得，我们足协杯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包括夺冠后队伍应酬太多，其中，你的书是不是出得太早了些 ？你如果在足协杯以后出书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时，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根宝如是说》的书。) 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的谈话气氛不是领导对下属，也不是批评和指示，完全是朋友间交谈。这次谈话后，我领悟到许多东西，学会了更全面地看问题。也确实让我感到，我们足协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确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这时领悟已经晚了。我和队员们一样，将为此遗憾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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