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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江善 乞丐活动在一些城市的繁华地段,以车站、码头最多。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绝不能完全以穷困来解释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其中不乏好吃懒做之徒寄生在社会,成为一个恶性扩散的毒瘤。治理与整顿社会秩序,不能忽略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整治,更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但这是需要认真动动脑筋的。——主持人 “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乞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在被一些人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沿街行乞者也不难见到。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中国,乞丐现象仍然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怎样一个群体?循着声声乞讨,我走进了乞丐的世界… ●强盗一般的乞讨者 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然而,在这条令中国人自豪与骄傲的大街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底色。 沿长安街东行,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上演了乞讨者的百态图—— 这条街500米左右,隔几步就有一名乞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老人、儿童,也有妇女,有四肢发达的正常人,也有各种伤残人。有的跪在地上向行人不停地作揖,有的趴在路边伸出脏兮兮的双手。 一个被严重烧伤者,向一位碧眼高鼻的白人女子举起两只烧残的手,嘴里不停地叫喊着:“money、money”(钱、钱)。那白人女子见状,大叫一声,仓皇逃去。 如果说这位烧伤男子仅仅以自己的恐怖逼讨过往行人还算文明,那些拦住行人不停地磕头,抱住行人大腿不放的乞丐就与拦路截劫相差无几了。记者在长安街东单菜市场对面的人行道上目睹了这样一幕—— 三个四五岁的女孩,个个小脸脏兮兮的,见到行人就伸手要钱,不给就扑上去抱住对方的大腿不放。一位小伙子被抱住了大腿也不愿给钱,小伙子拖着女孩走了十多米,才把她甩掉。更多的人被抱住大腿后没有办法,只好掏钱。 令人愤慨的是,女孩虽小,胃口却大,给她一角钱,她摇摇头不要,张口就要一元钱。过往行人象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三个小女孩。 此时,在不远处的地铁口,坐着三位晒太阳聊天的妇女,她们是三个女孩的母亲。 ●乞讨者=乞丐? 京城的乞丐主要分布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西客站、市区内的地铁出口,以高档大宾馆、大饭店前门居多,而建国门外的外交人员公寓一带,又是乞丐们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介绍,1996年他们共收容796人,其中多数为乞丐。1997年4月9日,他们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带,一次就收容19名乞丐,而最多时一次收容了四五十人。 从地域看,有北京人(包括远近郊区县),有外省人,以外省贫困农村地区居多,而河南、山东农村的乞讨者又居首位; 从身体状况看,有伤残人员,而在外省人中,则多为四肢健全者; 从年龄上看,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壮年人,还有三四岁的孩子,而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从季节看,春暖花开时节外地乞丐涌入京城,冬季则少一些; 从行乞时间看,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才散去; 从他们的丐龄看,有外地入京的新手,也有四五年、十几年的“老油条”。 乞丐们有的在北京四处流窜,有的则固定在一个点乞讨。有的伤残人早晨被家里人送来,晚上接回去,每天象上班一样,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 乞讨者并非都是乞丐。 多数乞丐并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他们中有的并不缺吃少穿,有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腰缠万贯。 记者在秀水街结识了一位自称姓王的乞丐,这家伙长发披肩,面黑如土,穿一件草绿上衣,身上散发出酒气。听出我的东北口音,他攀起了老乡。 “大哥不瞒你说,我哪天都喝两盅,日子过得还不赖。”他一边洋洋得意地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皇冠牌香烟,并递过来一支。他告诉记者,抽的都是好烟,赖的不抽。 这家伙绝不是乞丐中的富有者。 建外街道办事处李乃和副主任告诉记者,家住宣武区的残疾人张二平,前几年来乞讨时,由丈夫蹬三轮车送来。如今扔掉了三轮车,换成了机动车。 在公安机关收容的乞丐中,有一位自称家住双桥的老头,看上去干瘪瘦小,浑身脏兮兮的,有谁会想到,他竟会是万元户。他把一个8000元钱的存折放在一个老乡那里,老乡不见了踪影,急得他团团转。 在一些乞丐的身上翻出存折并不少见。有一位乞丐,把5000元的存折缝在内裤里,而更多的外地乞丐则将讨来的钱随时寄回老家。 ●走到乞丐老家看究竟 为了解来京乞讨人员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北京市公安局派员于1997年5月深入到乞讨者的老家进行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对收容的78名乞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河南籍69人,收容暂押期间,公安人员对河南乞讨者的详细情况做了了解,并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3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组通过走访乞讨人员家庭,与民政、公安部门座谈等形式,了解来京乞讨的主要原因。不以乞丐为耻的历史习俗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权县民政局局长梁立志说,旧社会生活贫困,部份乡、村就有外出乞讨的习俗,目前在一些村民的意识中,宁可让子女与外出乞讨人员的子女结婚,也不愿与修车、理发、种地人结婚的观念还存在。 把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是一部份乞讨者认识上的误区。在个别乡至今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 这种“致富”手段在村民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民权县北关乡辛庄村的调查对象任某,就是听同村人说在北京乞讨能挣到大钱,便从4年前开始,带着一个残疾女儿长期在京乞讨,去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一台16英寸索尼彩电,家中的部份房屋也进行了翻建。 还有不少乞讨者,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公安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乞讨者缺乏致富手段,不掌握家庭副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便利用农闲结伴来京乞讨。 乞讨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好逸恶劳。以民权县为例,1996年全县人均年收入已达1642元,远远高于贫困县标准。县财政每年拨专款对孤寡老人予以帮助,各乡村也成立了富帮贫结对小组,全县不存在因吃不上饭、生活无着落而外出乞讨问题。被调查的3人均是壮年人,身体强壮,家中有麦地、果树、牲畜,如辛勤劳动,每年收入可达3000多元。 民权县林其乡的杨某,46岁,家有果树,但他不精心管理,长年不结果。其他村民种的果树则果实累累,生活得到了改善。杨某说:“种果树、种庄稼太麻烦、太苦了,不如到北京来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有时一天最多能要到50多元哩,比在家种地可轻松多了。” ●遣返的困扰 常住北京的人都会发现,每当“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或重要活动,北京街头的乞丐就会不见踪影,而这些节日过后不久,乞丐便卷土重来。 公安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扫荡”一次,将乞丐们收容,遣送回原籍。可是,过不多久,乞丐们重又出现在首都街头。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处的王贵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公安部门花了不少力气,每次收容之后,街面上就会干净几天,基层干警的任务很多,每天都有许多比清理乞丐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守在那里呢。 据北京市信访、公安部门介绍,每年都有人民来信,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治乞丐。外国人对北京的乞丐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她1981年来北京时,几乎没有多少乞丐,如今北京街头特别是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乞丐明显增多,有的乞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外商反映,他所住的建国饭店,门前的乞丐不仅多还特别凶,给钱少不干,还追着行人要钱,常常影响他的正常行走,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管一管了。 ●管理新机制——当务之急 基层的同志反映,旧的遣返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坚持,目前的遣返办法作用又不大,是乞丐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收容乞丐和盲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被收容的乞丐,首先要与他们原籍的有关部门联系,确有其人后,经市公安局13处批准才能正式收容。将他们送到收容所,定期遣返。遣返时不仅要将乞丐送到家乡,还要将他们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才算完成任务。 改革使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减轻,人口流动量增加,乞丐和盲流大量涌入京城。公安部门收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收容审批程度上做了改革,将审批权由市局下放在分局。对外交人员公寓这一带给予特殊政策,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 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所长马海算了一笔帐,全所干警50人,最后一次收容出动了三位所长,20多名干警,共收容19人。每次收容都要借车或租车,在往返昌平收容所的途中还要向收费站交纳60元钱,每次行动至少要花四五百元钱。而这方面的经费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遣返工作程序也大大简化。收容单位把乞丐和盲流送上火车,车到郑州站后,将河南籍的赶下去;车到济南,将山东籍的赶下去,就算了事。以至于出现遣返工作人员还未回到北京,被遣返的乞丐已经回到了京城的怪现象。 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条街上,有的乞丐已经被收容遣返了四次,在这条街上乞讨四五年的乞丐并不少见。 惩治措施不得力,是一些乞丐不愿依靠劳动生存、致富的又一个原因。 他们热衷于街头行乞,是因为乞讨的钱得来的太容易。 建国门外大街这一带是商业发达、外国人聚居的繁华地段。各地乞丐蜂拥而至,把这一带当作“掏钱”的宝地。 记者调查了十几个乞丐,每当问到一天能讨到多少钱时,乞丐们都显得敏感起来,笑着说,没有多少,够吃喝的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行当,以至于有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北京曾发生过不法分子将流落社会的孩子集中起来,租给那些成年人当乞丐赚钱的案例。 ●综合治理依法办事 美国纽约为了治理乞丐,制定了《反乞丐法》,对乞讨者的行为作出种种法律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目前在全国立法条件不成熟,至少可以先在首都实施地方立法,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有效地遏制乞丐猖獗的乞讨行为。 制定新的遣返办法,有效解决乞丐的回流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次收容遣返,又多次回流京城的乞丐,是管理工作的难点,有关部门应根据目前人口流动的新特点,与有关地区的民政部门建立联系,对乞丐进行有效遣返。 有些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残疾人,是真正的乞丐,对他们,社会应该承担义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对残疾人就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老年人有人管,真正做到老有所养,不再流落街头。对那些还具有劳动能力、或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广开就业渠道,组织他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那些还有劳动能力,但多年屡教屡犯的乞丐,各地民政部门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劳动边教育,直至他们真正改变以乞讨为生的观念,建立起自食其力的信心,再把他们送回家。 □原载《中国质量万里行》(1998年第0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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