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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贱民”是甘地建设性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不可接触制乃是印度教社会的一大痼疾，是英国赖以维护其分而治之统治的基础，因此甘地决定从狱中发起一场消除不可接触制、解救“贱民”的社会宗教革新运动，他称之为“哈里真”①运动。 -------- ①“哈里真”即“神之子民”的意思，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当时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依照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贱民”将以少数族的地位参加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斗争。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首相撤销“贱民”阶级分区选举的规定，否则他将绝食至死。 当日，甘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表明了心迹。他说：“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甘地要求“贱民”与非“贱民”的领袖立即签字，在一种真实的兄弟情谊之下合作。 甘地的绝食斗争，在印度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印度教领袖呼吁甘地不要绝食，但同时保证支持他。泰戈尔的来信对甘地是雪中送炭，诗人表示：“为印度的团结，社会的正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在。”社会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有关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将留给“贱民”阶级的席位增加一倍，而且全印宗教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初战告捷，9月26日，甘地停止绝食。 当然，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决非易事。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依然视不可接触制是印度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维护旧俗。1932年底，甘地得知契拉诺邦一所印度教庙宇不准“贱民”入庙礼拜，十分恼火，他指名要那些人纠正错误，并声称如不纠正错误，他将在狱中再度绝食。那些印度教徒则指责甘地离经叛道，动辙以绝食相逼乃是一种讹诈。甘地便与之展开论战，他发挥自己对宗教经典熟谙的优势，旁征博引，去劣取优，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所谓“贱民”与生俱来便低人一等的说法，“不过是可怕的宗教偏见和陈规陋习”。他认为绝食乃是有宗教教养的人的最后武器，即“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他便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也如法炮制，拿绝食来对抗他，反对他绝食，甘地不为所动。他的态度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拿绝食反对他，他也还要绝食。经过甘地一再呼吁，契拉诺邦印度教庙问题，经过公民投票，绝大多数居民还是赞成“贱民”入庙。 1933年1月4日是不合作运动纪念日，卜拉沙德曾策动各地群众集会，导致多人被捕，国大党领导人前往狱中征询甘地意见，是否发动不合作运动。甘地希望他们自作主张，自己将专心致力于拯救“贱民”的工作。此一时期，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正在酝酿废止“贱民”阶级的法案，甘地呼吁所有印度教徒予以支持。 2月11日，甘地主办的《哈里真报》（周报）正式在浦那创刊。甘地为之撰写的发刊词，阐明该报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贱民”，并呼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贱民”脱离奴隶枷锁。此后，《哈里真报》成为甘地领导“哈里真”运动的一块舆论阵地。 至于如何拯救“贱民”，甘地在4月15日的《哈里真报》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我深信绝食的方法……不可接触制是一种大错，可能不须流血便可废除，但需有适当的工具。我想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牺牲被神选择。只有那些不断追求真理、爱慕真理且抛弃物欲的人，才能从事这样的绝食。如果没有准备，是决不可尝试的。” 29日，甘地又打算绝食。这天清晨早祷时，甘地写了张条子给随侍人员，说是深夜12点，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要他绝食。他虽本能抵抗，但始终违抗不过，所以他恭敬不如从命。30日，甘地向外界宣布了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的声明。他说，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只是反对自己，是一种清心的磨炼，是为了接近神，接近真理。 5月1日，甘地致信总督，表示他的绝食与政府无关，完全是基于良知的原因。 绝食预定在5月8日上午11点开始。政府担心甘地在狱中进行长时间绝食，会造成不利的后果，便于8日上午9点将甘地释放。甘地出狱后，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个月，并要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他则照常绝食了3星期。 待甘地体力逐渐恢复后，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中接受甘地的意见，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由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禁止一切地下活动。甘地的理由是，个别不合作斗争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倒下去，不影响他人，反之，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则彼此影响。另一方面，前者由自己作主，后者则要依赖领袖。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有失败的可能，也可能被镇压，但个别抵抗则没有人制服得了。 会后，甘地致信总督要求会晤，遭到拒绝。英国国务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声明：除非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否则政府决不与甘地谈判。于是，国大党立即决定实施个人非暴力抵抗。 7月26日，甘地忍痛宣布解散他一手缔造并凝注了他18年心血与希望的真理学院，以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个人不合作运动。随后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于7月31日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员工踏上征途，到农村去作长途宣传。 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生全体被捕。4日，甘地获释，但被要求不得离开浦那。甘地不从，又被抓起来，判刑1年。政府规定，甘地在狱中每天可以收阅报章杂志，但不得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每天不得接见2个以上的来访者。甘地要求能像过去在狱中那样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遭到拒绝。 8月16日，甘地宣布将在狱中绝食至死。2天后，政府发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从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运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甘地不同意有条件释放，继续坚持绝食。1星期后，甘地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送至沙桑医院看管。由于政府始终不肯让步，甘地身心状况极坏，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消沉与萎靡，好像已失去活下去的兴趣，甚至把自己仅有的几件心爱之物也送给身边护士。眼看甘地已濒临死亡，8月23日，政府慌忙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此后甘地恢复进食，才幸免一死。 甘地出狱后处境极为艰难，假如他继续从事个人的非暴力抵抗，必将再度入狱。而入狱后，必将因同样的“哈里真”问题而绝食，政府大概不会让步，那么甘地只有死路一条。一些国大党领导人认为，甘地当时实际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再“惹事生非”，而用全部精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时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见见面，必要时出出点子。第二个办法是在一段时间内完全退出国大党，让年轻人顶着干。 9月13日，甘地正式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1年，直至下一年8月3日。在这段时间内，他将集中精力于解救“贱民”及其他建设性工作。 9月30日，甘地开始作募集解救“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捐献来支持此一全国性革新运动。 此次募捐旅行虽受到一些顽固印度教徒的抵制，但他得到的欢迎却盛况空前，也出现了许多群众慷慨解囊、感人至深的场面。整个旅行历时将近1年，共走过12500英里路程，募得基金80万卢比。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高潮过后，占优势的国大党右派领导人认为积极斗争和施加压力的阶段业已过去，现在必须来一个妥协的合作。所以从1933年末起，右派为参加本届立法会议的选举而恢复了自治党。在这个新议会派的影响下，国大党越来越右转。与此同时，以尼赫鲁为首的左派的信仰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主张不妥协地进行反帝斗争，哪怕是受到暂时的挫折也在所不惜。 甘地针对斗争高潮过后的低落情绪，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策。1934年4月7日，甘地在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中发表声明，推翻上一年7月发起的个别不合作运动主张，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有谁想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须事先得到他的指示，经他认为此人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他方可。他的理由是，为了今后能承担大任，一个非暴力者应当学习自制的艺术与自愿的贫穷。他们必须参加国家建设，诸如自纺自织、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垒、解救“贱民”、禁酒与自洁。这些都是保护穷人的工作，同时还必须服从当局的法律。 甘地的声明令尼赫鲁等左派非常失望。当时尚在狱中的尼赫鲁8月13日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他的不满。 “当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备响应你的号召。不过你所提出的解释及对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贵的一种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立即给尼赫鲁回信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也表示他们在手段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控制手段，便不难达到目的，否则就不会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他还解释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时间因素，意思是说尼赫鲁的想法未免有点急躁冒进。 甘地发表声明后不久，便在阑溪召集国大党领袖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萧克·阿里、安沙里博士、卜纳沙德、奈都夫人、诺艾、戴赛等人。会上，甘地澄清了一种说法，即大家以为甘地是叫国大党停止所有不合作运动，其实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由他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项斗争。甘地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国大党停止抵抗，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但由于同志们的劝告，甘地答应等到10月份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时再决定。 其实导致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的原因还很多。1934年9月10日，甘地发表声明，阐述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在我看来，许多党员和我本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分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罕有的效忠，他们选择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扬镳。”声明中，甘地主要列举了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在纺纱与土布问题上的分野，甘地将纺纱与土布列为首要工作，而多数国大党员对此毫无信心。有些人虽纺纱，却并非出自信心而是对甘地个人的忠心。二是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甘地主张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下，在党内设立议会代表团，借以实行党的政策很有必要，而其他人则对此有尖锐的意见分歧。三是他与左派的关系将很难相处。他认为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富于勇气和牺牲精神，其主张却不合他的胃口，他不愿与之在党内处于实际对立地位。四是在非暴力问题上，甘地视之为信条，而其他人则不过是当作一种政策；在“贱民”问题上，甘地认为这是宗教与道德问题，而其他人则认为甘地大可不必停止不合作运动而致力于这一枝节问题。还有在土邦问题、个人非暴力抵抗等等问题上都有分歧。 最后，甘地提出了反映自己根本立场的几个提案交提案委员会审查。这些提案，一个是要求将党章第一条中“合法的”与“和平途径”改为“真理与非暴力途径”；二是将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4安那改为应缴双股纱8000英呎，其中60英呎必须自纺；三是任何人如不是继续在党部登记备案，履行义务达6个月，并经常着土布衣服者，均将丧失党内选举权。 甘地认为，国大党如果同意他为领导人，就必须通过这几项提案，没有丝毫妥协余地。他希望全党同志冷静考虑，自作抉择，切勿迁就他个人的意见而影响大家的判断。 大会于1934年10月26日在孟买举行，甘地所提各项修正案，多数被修正或予以保留，因此甘地决定退党。 28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尤感满意。”甘地最后致辞表示：今后他对国大党的兴趣将限于在相当距离内，注视其所坚守的原则。 甘地退出国大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恢复乡村工业是甘地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他认为土布运动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和乡村居民在精神上结合，而不是前者剥削后者，或者要乡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进而提出由自纺自织发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乡对工业的想法。 1934年11月26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著文，阐述他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些基本思想。其中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张小规模乡村工业的道理。他指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当然是好事，但在印度这种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使用机器就是坏事。因为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替几亿人找空闲而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平均有半年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器工人代替10个工人的工作，他就等于在农村赚了10个人的钱，造成了10个人失业。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即使他生产的东西再价廉物美，也比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要贵得多。对于一些人批评乡村工业是个体生产，不适用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式，他也提出反驳。他认为乡村生产固然限于狭小的村落，可是产品可以集中，利润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计划适当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协作也是可以进行的。但他认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为推进其他的工业而放松了对土布的纺织。没有土布工业，其他便不能推进。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该会为国大党外围组织，但甘地不主张其过问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们不知甘地又将在农村搞什么大动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对此，甘地的态度是：“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随政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压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帮我。我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必须是适当的协助。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我只选择旁人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决不干预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广糙米、土面，只不过要老百姓别忽视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国内政治活跃的一年，一般民众都热心政治活动，甘地却在这个时候远离政治斗争的前台，专心于他的乡村工业，许多人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这是逃避现实，表现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国大党50周年纪念日上阐述了他的思想：“凡没有准备好从事小改革工作的人，决不能担负起伟大的改革事业。凡已好好运用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将发现他的才能是在不断增强。而且原以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业，其实不过是小事，只有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能自然。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一个人首先要忘记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为那些晦暗的问题伤脑筋，不到死，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特点。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越来越不满足国大党右派领袖们所提出的宪政形式，积极探寻新的反帝斗争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们聚集在尼赫鲁周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鲁是一位与甘地风格迥异的国大党领袖人物。他出自婆罗门世家，早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对哲学、文学、法学颇有研究。他从英国回国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在斗争中热烈追随甘地，且久经铁窗考验。然而他与甘地在一些方面格格不入。尼赫鲁是个理性主义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深遭外国殖民者蹂躏的罪魁祸首，而甘地则对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尼赫鲁性情暴躁，清高孤傲，甘地则谦逊柔和；尼赫鲁酷爱文学，崇尚科技，甘地则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尼赫鲁富于理性，认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甘地往往凭本能（他本人称之为“内心的声音”），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认为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会政治观上，两人也有很多不同。如1922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就极不赞成，认为它挫伤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势丧失。1930年德里协定及随后的圆桌会议，尼赫鲁认为它转移了人民对主要问题的关注，带来了失望与失败情绪。他认为甘地过分强调土布及解救“贱民”工作是轻重倒置，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关注。他也不同意甘地号召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而由他一人代劳。尼赫鲁在提出摆脱现状的出路时，要求国大党的领导采取国大党活动的民主化和积极行动的激进纲领，以便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同时他承认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捍卫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组织应当完全服从国大党。他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在反帝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产生怀疑。尼赫鲁写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印度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罪恶控制之下。 在社会方面，这种策略也没有规定根本的改变。” 但甘地科尼赫鲁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尼赫鲁虽不同意甘地的主张，但他一直崇拜甘地的人格，并追随甘地行动。甘地对尼赫鲁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诱导。尼赫鲁是甘地最为属意的继承人。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该法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于1935年7月24日正式列入法令。该法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英国虽然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该法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关系是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法权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它丝毫未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对。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了会议，甘地出席会议，但并未参加会议的讨论。他推荐尼赫鲁任主席之职。这次大会批准否决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会后尼赫鲁在组成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左派参加，人数占到1A3，但右派仍在国大党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 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到西迦昂的一个僻远小村，住进了茅棚。他认为自己过去偏重于发表理论，现在该有更多的机会来长期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哪怕只是住上一阵，他将对印度农村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西迦昂环境恶劣，肮脏而又闭塞，但因为甘地的到来，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子很快闻名遐迩，成为国大党要员频繁出没、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场所。甘地就在那窄得仅容他转身的茅棚里住到5月下旬，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移往他处疗养。 这年5月，甘地得知其长子哈瑞拉·甘地在孟买改信伊斯兰教。在甘地的几个儿子中，长子酗酒成性，游手好闲，到处招摇撞骗，让甘地伤透脑筋。由于哈瑞拉曾几度宣称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其意图不过是想捞点好处，而非出自信仰，所以当得知儿子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便在《哈里真报》上撰写了题为《致穆斯林友人》一文，对他这位不孝之子的行为进行揭露，以便穆斯林友人能考察哈瑞拉改教的动机。 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有关“联邦机构”部分引起了印度社会人士的激烈批评，决定先着手实行“有关省自治的部分”，“联邦机构”部分暂时搁置不提。它公布省立法会议的选举拟在1937年年初举行，总督林利兹戈勋爵为分裂反帝阵线和为各反对党派拉更多选票，开展盅惑宣传，表示政府打算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状况，并号召国大党领袖们合作，同时继续对左派分子进行迫害，企图阻挠他们进行竞选宣传，主张同政府合作的各地方组织，党派也都积极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决定利用选举，宣传国大党纲领，吸引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早在1936年8月，国大党就提出了竞选纲领，其中包括许多进步内容，如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男女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释放政治犯等。国大党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攻势。 1936年12月，国大党第50次会议根据甘地和尼赫鲁的主意，在马哈拉斯特拉的法兹普尔村举行，意在突出国大党要与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 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宣布反对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以及因此而强加给印度人民曾公开反对的所谓印度宪法，认为任何与宪法合作的行为，都与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背道而驰。大会重申不与该法合作的一贯立场，且将在议会内外与之斗争。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土地纲领，规定降低地租、田赋、水税，取消欠税，禁止各项杂税，以及强迫劳动、减少高利贷债务负担等。 甘地未出席此次大会，但会后他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初的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2月末，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开会，通过新的立法政策，还规定：凡国大党籍议员均不得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不得接受封号，同时必须身着土布，实践竞选纲领。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在是否接受各省部长职务问题上意见分歧，迟疑不决。右派有势力的领袖早在选举前就主张无条件接受，但尼赫鲁等则希望争取比“省自治更大的权益”。甘地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主要作用，他提出国大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部长职务。结果1937年3月19日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遵循甘地的意见，正式决议：凡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省区，国大党籍议员可接受省级部长职务，但总督必须同意不使用行政权干涉议会。甘地这是想借合作的方式来达到不合作的目的。 选举活动和国大党在选举中胜利，导致印度全国政治生活进一步积极化，并引起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加强。尤其工人的罢工斗争十分活跃，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国大党让步，同意不使用总督的特权。1937年7月，各省民选代表走马上任。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的注意力开始主要集中到参加政府方面。甘地则一如既往地专心于乡村建设运动，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印度的理想乡村应该是“备有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取自当地方圆2．5公里以内。家家应有菜园、庭院与畜栏。乡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须保持洁净。同时，设有拜神集会的场所，合作食堂，初级与中级学校，讲习技艺。另外还要设长老会，排忧解难，制止纠纷。每一乡村应能生产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 甘地为推进乡村建设，特意组建了“甘地社”，这一作法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猜疑，似乎甘地有意在与国大党唱对台戏。为此，甘地在一次社员大会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正视听，他说：“开玩笑的人说，‘甘地社’与国大党变成了互相敌视的两个组织。其实‘甘地社’不过是负责推动国大党的建设方案，它怎能反对国大党呢？” 形势的变化使甘地社面临许多新问题，甘地社成员原是国大党中的抵制议会派，那么现在那些已参加立法会议的人是否仍然可以成为甘地社的成员，以及甘地社的成员能否参加立法会议，这些问题曾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以帕迭尔为首的一派主张赞成，以卜拉沙德与甘地社社长麻希洛瓦为首的则坚决反对。 甘地组织身边的同志反复讨论，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抵制议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这与真理和非暴力原则不同。我现在已不像过去一样地反对，但也并非回到我原来的立场，这纯粹是战略的问题。我只是说在必要时这是迫切需要。我现在虽然是不合作主义者，但大家忘了，我也是合作主义者，就是为了合作而不合作。我曾说过，假如我能用合作的方式将国家带向前进，我一定合作。我现在指示进入议会，不是提供合作，而是要求合作。我深深相信，如果不是我坚信真理与非暴力，别人将不会重视我的政治活动。我最先的动机是追求真理，随后才发现非暴力。” 当然，甘地并非鼓励“甘地社”的社员都去竞选入议会，他认为如果被指定参加竞选，就不必畏缩。因为这是去扩大影响，从事真理与非暴力的斗争，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私利，议会是诱惑的陷阱，像一杯烈酒，但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的人，必能经得起考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纳粹报纸的特派员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服的态度。甘地告诉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所得到的结论是： 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此时正是印度国内的多事之秋，国大党选举获胜，参加了政府后曾在国内造成过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国大党右派领袖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诺言，满足工农大众的需要，他们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改革，步履维艰，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国大党内部的纷争激烈，特别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恶化，新上台的国大党省长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甘地亲临指导。当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关系极为紧张，领导人已进行过长时间交涉，笔墨官司不断，但不解决问题。 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与真纳会谈。正式会晤预定4月28日举行，在这之前，甘地几次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纳的会晤。 真纳和甘地一样，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著名领袖。约有10余年，他一直在国大党内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甘地取得国大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于1921年脱离国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争取穆斯林在统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对原来的政治目标并未完全放弃，依然为实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合作不断努力。1937年的选举，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现决定性的转变。当时，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并拒绝在穆斯林居少数地位的省内与穆斯林联盟分享权利，采取了一些损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纳从中得出结论，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这位昔日两大教派团结的捍卫者，成为建立巴基斯坦国方案的不屈不挠的卫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买真纳的寓所里会晤了真纳，这次谈判仅系初步交换意见，为下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会谈做铺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晤后，双方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我们曾就印穆团结作过3小时的友好会谈，这一问题将继续再谈。” 5月1日至8日，甘地访问西北边省，然后回孟买休养。6月间，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了11项要求：①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②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得重划行政区；③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④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⑤应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⑥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设；⑦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⑧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文；⑨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别选举制；⑩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位；⑾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国大党拒不接受11点要求，使印穆谈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杀事件到处发生，现状令甘地无比忧愁。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一方面引咎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他说：“我不能说自己退出国大党就可以推卸责任，我离开国大党的动机，是想站在党外来促进它的发展，我知道我仍旧影响国大党的政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对目前党纪败坏必须负责。党在1920年是从艰难中开步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为信条，多数党人只当它是一项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希望当大家看到国大党在新政策下的进展后会接受它为信条，但只有少数人如此。最初阶段，高级领导人物反应颇佳，诸位可以回忆当时像老尼赫鲁，达斯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发表的公开信，他们曾领导党员表现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牺牲与严肃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变成了苦行僧。当我在各地考察时，我发现同志们几乎都已换上了新生活，当然还有其他人，我毋需一一列举。高级领袖们的热忱无疑大大影响着同时期的许多人。 “但是，这种情形，随着一年内自治的不能实现而突然改变。我所指示的一年内自治的先决条件，大家都健忘了。马吉德甚至说作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队的统帅，我必须首先认清自己提的先决条件乃是可以办到的，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却没有办到。大规模使用非暴力手段从事非暴力斗争，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试验，所以我不能将它写成具体的条文，我所期待的只是国人的响应。他们也许会绝不赞同，错误和偏差是可能的，这些话姑且不论，问题是当争取自治的斗争延长，哈里发问题已不再成为国人热心的斗争，紧接着高潮过去，对非暴力的信心动摇，于是异端邪说便乘虚而入。本来对党章没有信心的人，当然是公开的攻击。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没有授权我来领导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却想神会选择我为工具在印度实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恶。已有的进步相当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还很多。……不管是否需要再来一次食盐进军那样光荣的奋斗，印度也终能借非暴力达成其理想。我祈求真光驱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们同我一样祈求。” 当人民的斗争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时，甘地的态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德里会议上，甘地代表国大党起草了“有关人民自由”一案交大会讨论，该提案称：最近发现许多人，包括少数国大党党员在内，竟假借自由的名义，任意烧杀抢掠，实行暴力的斗争。还有几家报纸，故作不实报道，企图挑起教派间冲突。我们要唤起国人的注意，我们争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动暴乱或歪曲宣传，因此，本党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政策从未改变，但将基于一贯的立场，支持国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议案意在授权那些参政的国大党部长们对所谓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行动，甚至不排斥使用暴力镇压。国大党左派强烈反对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议，他们认为国大党参政放宽了人民的自由，但国大党籍部长们却扼杀了自由，这一提案不过是要为部长们提供滥用自由的方便，这和过去的官僚并无二致。 会后许多共产党人找甘地理论。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而人民不能用暴力反抗。甘地辩称：“虽然政府原则上也不应使用暴力，但假如一个人杀了小孩，抢去了他的玩具，那时我剥夺这个人的自由，不让他再犯，我这种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暴力。但假如我采取的行动带有报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显然是说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而人民的反政府则是暴力，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国内反帝斗争继续发展，以鲍斯、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力量影响进一步上升。1938年末，国大党主席鲍斯正积极筹划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绝，就开始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计划得到大多数反帝参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赞同。当时，印共支持整个行动计划，同时提出重要补充，它号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运动和群众组织。 国大党内部因为这一变化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大党主席之职也就成为左右两派力量争夺的焦点。 新主席的选举预定于1月29日举行。最早获得提名的是阿萨德、鲍斯与席塔玛亚3人。甘地和国大党右派领袖支持的是席塔玛亚。1月20日，阿萨德主动退出。但鲍斯认为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退出，他坚持必须通过全党选举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见此情景，1月24日，帕迭尔、卜纳沙德、巴咭迦、多拉脱兰、戴荷、戴赛及克里巴拿里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获胜而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鲍斯是上届国大党主席，一向主张坚决的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甘地对他颇为不满。选举揭晓后，甘地发表声明，公开表示自己原是反对鲍斯再度竞选的，现在既然他获胜，还是应当表示祝贺。不过甘地接着指出：由于他自己先前曾支持席塔玛亚不退出竞选，席塔玛亚的失败无疑也是他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获得大多数国大党代表对其原则和政策的支持，既然如此，少数派最好退出国大党。他还提醒人们，同情国大党主张而并不在党内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他鼓励大家如感到不便就退党。 甘地实际上是在给鲍斯出难题，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甘地拥护者的巨大压力下，除鲍斯的弟弟外，全部辞职。 鲍斯向甘地表示：席塔玛亚的落选并非是甘地主义及其领导的失败，他希望能得到甘地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 1939年3月6日，国大党全代会如期在阿萨姆的特里普拉土邦举行，这次会议是一次关键的较量。甘地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大会由于鲍斯等左派力量的提议，于3月7日通过“民族需要”一案，重申了争取独立、通过民选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决心，并且认为印度自决的时机业已成熟，要求英国当局立即答应印度人民通过制宪会议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要求。决议呼吁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国大党所组成的省政府至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加强团结，清除腐化，使国大党能成为代表民意的有效机构。 左派的激进纲领令右派极为不安。他们担心群众的真正发动会危及其根本利益，因而极力组织反击。3月8日，联合省首席部长潘迭特提出信任甘地案，宣布支持过去20年在甘地领导下制定的各项基本政策，确定这一政策不容中断，并将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准绳，认为当前形势下只有甘地领导国大党及全国人民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决议案要求国大党主席必须遵照甘地的意愿指定人选，组成国大党的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潘迭特提议后，由拉贾戈帕拉戛查理附议，交大会讨论后获多数代表同意通过。 会后，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人选，甘地表示他自己不能介入潘迭特案，不能提供工作委员会名单。但是他也表示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通过，甘地要他去找上届工作委员会商量解决。 鉴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只得提出辞呈。尼赫鲁曾建议鲍斯撤回辞呈，鲍斯却深感无奈。 最后改选卜纳沙德为1939年国大党主席。5月3日，鲍斯在党内自组前进社，以团结所有激进派与反帝进步分子为宗旨，采取各方进步人士所共同协议的方式作为斗争手段。但总的看来，左派力量遭受此一打击后，基本上一蹶不振。尼赫鲁也在甘地及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软化下，渐渐失却其激进锋芒，成为其忠实代理人。 甘地的注意力除积极致力稳住国大党及其支持者的阵脚外，也十分关注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力欲以其非暴力拯救人类于血海。 30年代中后期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奥地利、捷克被吞并。法西斯赤裸裸的暴力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水火不容，甘地视之为“豺狼”而加以谴责。然而甘地却不赞成被侵略国家采取武力抵抗。这位多年来对非暴力信守不渝，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老人在这世界正沉浸于法西斯血腥暴力的时候，不断向世人宣传他的“法宝”，并现身说法，要替当局者“指点迷津”。 他除了呼吁希特勒之流放弃武力政策，并对“豺狼”予以谴责外，还认为需要提醒羊不要落入豺狼的圈套，即被侵略国家无论遇到多么暴虐的考验，都不要诉诸武力，失掉光荣。这种荒谬的“提醒”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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