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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话。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才解了围。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都是国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感。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还没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天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他表示祝贺。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 ①三只雕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德性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 总督蒙巴顿得悉甘地遇刺的噩耗后，立即赶到比尔拉寓所。他来到时，房间里已挤满了人，尼赫鲁面色惨白，脸上留有泪痕。帕迭尔紧挨尼赫鲁坐着，两眼迷惘愣视前方，他实在难以接受刚才还同他热烈争执的领袖已永难复生。甘地周围的女眷们强忍悲痛，低声念祷《薄伽梵歌》。房间内点燃了数盏油盏和香烛，甘地安祥地躺在由灯光与烛光映成的金黄色的光环中。蒙巴顿接过装有玫瑰花瓣的杯子，在死者身上撒下片片花瓣，表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对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人的敬意。 总督蒙巴顿亲自负责安排葬礼，他本想采用防腐香料保存甘地的遗体，周游印度各地，以使甘地爱戴和终身为之效劳的人们能瞻仰他的遗容，但由于甘地生前立有遗嘱，遗体将在他死后24小时内按印度教的习俗火化，蒙巴顿只有按甘地的遗愿安排他的后事。为防止群众太多，无法维持秩序，蒙巴顿建议动用军队护送灵柩和准备葬礼。虽然甘地的很多信徒明知此举有悖甘地的心愿和非暴力理想，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印度举国上下因失去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无比悲伤，人们以传统的方式寄托哀思。一望无垠的恒河平原上，再也看不到一缕炊烟，大地一片沉寂，只有甘地生前最喜欢听的赞美诗在上空低回盘旋。在浦那城，愤怒的群众难以遏制对夺去甘地生命的仇敌的满腔怒火，他们力图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要捣毁国民公仆团及其机关报《印度民族报》社址。在孟买城，1000多名群众拥入沙瓦迦尔的住处。在其他城市，极端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成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办事机构也被群众捣毁。在巴基斯坦，数百万妇女打碎戴在手上的玻璃手镯，以传统方式表达她们哀痛的心情。 甘地殉难的比尔拉寓所成为全国最催人泪下的所在。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比尔拉寓所一楼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五盏油灯环绕四周，象征自然界的四大组成部分——火、水、空气和土地以及将他们连为一体的阳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他们的救星。 新德里的另一隅，印度广播电台传出了尼赫鲁沉痛的声音：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失了，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们敬爱的首领，我们称之为巴布或国父的人离开了我们。我刚才说光明消逝了。不，我说错了，因为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千年之后，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因为它将为所有人带来慰藉，它代表生命与永恒的真理，带我们古老的国家走向自由。 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印度各地的群众已走了整整一夜，一清早，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哭啕声、呜咽声和啜泣声响彻街区上空。世界各地的唁电也雪片似的飞向新德里，吊唁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乔治六世国王、艾德礼首相乃至甘地的宿敌温斯顿·丘吉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数千名英国人纷纷对甘地遇难一事表示慰问。史末资将军也从南非发来唁电，称“全人类的巨擘刚刚离开了人世”。在梵蒂冈，教皇庇护十四盛赞甘地是“和平世界的捍卫者、基督教徒的朋友”。在华盛顿，杜鲁门指出：“全世界同印度一起悲哀地哭泣。”真纳在唁电中提到：“面对死亡，一切争论已不复存在。因为甘地是印度教派空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上午11时，灵床放置到平板灵车上，灵车将穿过首都，然后到亚穆纳河附近的拉杰加特火葬场，那里是火化历代国王的地方。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白红两色布单和独立印度的三色国旗。为了尊重甘地极为厌恶现代机械化的思想，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长麻绳牵引徐徐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的骑兵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流不断加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10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下午4点，火化仪式开始。甘地的两位儿子把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檀香木柴堆上，按照印度教葬仪规定，头部朝向北方。当火舌开始吞噬檀香木时，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哭叫声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表现。随着来自河边的凉风扇起一阵阵冲天火焰，甘地安祥的面孔终于消失在金色火焰与彩霞交织的帷幕后面。 遗体火化的第12天，甘地的骨灰像千百万印度亡灵的骨灰一样，撒入了一条注入大海的河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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