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这次胜利也是对法国足球界人士三十多年来辛勤工作的回报，尤其是对我们精心制定的技术政策的回报，凭借它，足协和各精英俱乐部挖掘并培养了一代杰出足球人才。由乔治·布洛涅，先驱者中的先驱，设计和建立的这一体制弥补了教育体制的不足。唉，在体育这方面，教育体制所能提供的东西总是低于我们的期望值（想想学校中一天课程的安排是否平衡吧）。 幸亏国家队老早就让这些有才干的年轻球员接受锻炼！幸亏我们有可以信赖的培训中心，尽管它经常被荒谬地比作“生产刻板老套、同一式样、毫无创造力的球员的作坊”！如今，事实证明，如果把俱乐部的培训、高水平的教练和长期积累的国际比赛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既高且远的境界。 在这个漫长的炼金过程中，不要忘记了那些地方各级教练员的功劳。正是这些“幕后教练”实施了这一技术政策的两项轴心工作：挖掘年轻球员，培训教练——我们足球事业的顶梁柱。 对于这种财富，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大力加以保护，正如同应该保护足球事业不受任何来自外界的蓄意侵犯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一切都要以足球为中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保护这份财富的目的。 这个教训并非刚刚才得到。斯奈拉早就向我灌输了这一观念。球场、球赛、球员是系统的原动力。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围绕着这些基本要素，我们的系统就会出现故障。 俱乐部的预算经费（几千法郎或几亿法郎）和球员的工资（菲薄或可观的数目）对足球事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只有球场和球场上的艺术家们置身“高处”，避开一切使其背离中心即球赛和球艺的危险因素，足球事业的发展才不会受到威胁。 当人们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把商业置于竞技之上，为了某个公关项目而让球队放弃训练时，教练们就无法保证球队能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这种危险是一直存在的，同时，以一种不健康的经济逻辑为借口，干着悻离体育“基本精神”的勾当的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把那些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放在首位。凭借国家有关机构提供给我的一切便利条件，我能按我的意愿办事，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传奇也成为了可能。 如果建筑物的基座稳固，什么风都没法吹倒它……应该记住，法国足球队的胜利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坦率地说是一种敌对的舆论氛围中取得的。 与媒体打交道……对我而言，相当棘手但又无法避开。既然在我执掌法国队主帅印的四年半中，媒体总是对我特别关照，那么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说出来也许会今某些记者吃惊，但我首先还是要申明一下，我对记者没有任何偏见！我很早就跟他们打交道：没有他们的参与，在职业足球界无法办成任何事情。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但双方都得赶往同一目的地，无论愿意与否。我们不总是相伴而行，我们不一定操心同样的事情，运作方式也不同，承担的责任更不一样（他们是否真的要承担什么责任呢？），但我们同乘一条船——足球之舟。 这就是双方的共同点。我们是演员，他们是观众一报告人。不论怎么说，负责普及推广体育运动的他们还是体育事业不可缺少的一座桥梁。 在现今职业足球界有大量金钱流通，这是因为一些商人——这个词毫无贬义——在其中发现了高质量的信息容量，能够为我们双方带来利益。没有媒体的宣传我们就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知就无法引来投资者，没有钱就没有足球的职业化。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负责任也不合时宜的。 因此我一直把记者当作我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合理的限度内我尽量同他们合作，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论当球员还是做教练时，我都是这样做的。在波尔多的“白热化”时期，脾气暴躁的俱乐部主席咒骂有些媒体，甚至禁止媒体接触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很多人可以证明，当时我坚持每天完成接待新闻记者的任务，对他们没有丝毫歧视。 在与新闻界的交往中，我从没享受过特权地位，更谈不上与之有很默契的关系，但我所到之处碰到的大部分记者都是正直诚实的。我们之间保持着健康的、毫不暧昧的关系，甚至双方还互有好感。不管怎样，我从不曾对“媒体”设置过障碍，没有过偏执妄想，也没有对其耍过坏脾气。 坦率地说，我认为充斥着摄像机和摄影师的记者招待会并不是什么很严肃的事儿。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喜欢抛头露面，接受记者的狂轰滥炸。但大家都知道，有时需要扭曲自己的天性…… 当我刚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时，新闻界内外许多人士认为我不过是代理这一职务而已，有点像雅克·乔治代理足协主席之职。我本来就没有勃勃野心（人们至少承认了我的这一优点，而且是一致认可），也知道人们只是把我看作是“临时”主教练，所以人们对于我任期长短的猜疑，对我没有一点影响。 我只是要求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下工作。根据我的判断，需要两年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取得’96欧洲杯参赛资格。 一旦国家队前进的势头有所减缓，在创立球队风格方面未能有所突破（但从未经历过失败），“观察家们”就开始在《队报》上批判我，起初还较隐晦，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队报》是法国惟一的体育日报。凭借其垄断地位（也许问题就在于此），它还成为了形形色色热心体育的人的参照读物。 在雅克·戈代、加斯东·梅耶、雅克·费朗等灵魂人物的领导下，这家报社在体育新闻处理和体育竞技发展方面，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在创建新赛事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欧洲冠军杯——欧洲各国俱乐部冠军之间的锦标赛——的创立归功于加布里埃尔·汉诺的远见卓识，他是原国家足球队队员，后投身于新闻事业，在《队报》供职。在其他体育项目方面，这家报社也显示了它的创新精神，如在本世纪初创立环法自行车赛（那时《队报》名为《罗多报》）。 为了加深自己对足球的认识，我长期坚持阅读雅克·费朗的高质量的社论和让—菲力普·勒塔盖尔尖锐中肯的技术分析。罗贝尔·韦尔尼的尖酸报道，以及雅克·艾蒂安、维克多·佩罗尼、让—保罗·乌多、克洛德·谢瓦利等人生动详尽的报道，都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的现实情况。这些人作为《队报》驻外省的记者，是我们赛事和训练的见证人。他们为人平易，彬彬有礼，他们提问，我们回答，简言之，我们互相交流，然后他们进行加工处理。 80年代末出现了所谓的“新式新闻”，其特点是摒弃了基础材料和有价值的技术分析，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至于对比赛的报道、对球场上真实情况的反映则越来越少。但对于细枝末节的东西、闲话和扑风捉影的或出于各种目的编造的谣言，他们倒是很有一手。这样的东西，读者们读得太多了！ 一天，一位我认识很久的记者（他不在《队报》工作）对我说了一番令我大为吃惊的话： “我们再无权报道比赛了；要找边角料、趣闻轶事。制造争议才是精华中的精华。我们必须用最初的几句话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赛事本身退居次要位置。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依据这些“新潮记者”（至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准则，我可能算不上是理想的主教练。也许一项营销调查报告显示我不是一个“利润的携带者”……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开始势利地对待我，向我寻衅，指责我“一脸屠夫相”。 《队报》的新潮记者中地位最高的两位记者对我的工作成就视而不见，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他们从不直接与我对话，而总是抓住自己臆造出来的句子来编排对我的指责。他们在某些野心家的支持下，在四年中颇有耐心和韧性地给我制造障碍，而我则以同样的耐心和韧性努力使法国队攀升至欧洲足球强国，继而是世界强国的高度。 这一小撮身居高位的家伙之所以能如此经常地、顽固地散布谣言而不被揭穿，全靠了报社的垄断地位撑腰，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使得他们说出的话无人反驳，他们由此建立了自己赖以蛊惑人心的伪权威。在《队报》足球专栏组内部，他们的攻击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法步调一致的，这是他们的几位同事在暗中造访伊纳街①时告诉我的。 ①法国足协所在地。 巴黎新闻界的其他成员采取的态度稍有不同，或者说更有弹性一些，然而在争战最为激烈的情况下却很注意与伊西莱穆利诺①口径一致。他们自夸在那些故做幽默的标题中找到了一种新颖独特的风格。这让我想起公布28位球员名单翌日的一句话来——“雅凯丧失了足球意识”…… ①《队报》总部所在地。 外省的新闻界做评论时要正大光明得多。至少它在报道时做到了忠实于被采访人的言论或者其言论的主要内容。在艰难的1996—1998时期，它成为了沟通我和各地区读者的纽带，使这些读者了解了我所做的工作。正因如此，我乐意接受邀请去里昂、马赛、雷恩或者其他大城市，向人们解释我的具体工作和我面临的困难。 在那段时期里，国家队所做的实际工作被主导媒体大加扭曲了，误会由此产生。 国家队的教练以及各俱乐部的同仁们都深知，两年之中没有比赛，没有意义重大的赛事，没有真正的赌注，我们将很难，甚至无法开展工作。有些小伙子每个周末都全身心地在意甲或英超联赛的赛场上拼搏，他们面对的是满场狂热的观众，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与南非或苏格兰的友谊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我出于需要进行的一些尝试干扰了球队的平衡，令球员们有点找不着北，失去了自发性。我对此已经做过数次解释了。我说过我们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在这个特殊时期，国家队不可能将实力完全发挥出来，更现不出角逐世界杯冠军的阵势来。 我自己很重视这些热身赛的内容和球员对新的战术问题做出的答复。无关紧要的比赛，48小时的敷衍了事的集训，只是迎合国际足联的规定……我们的球员完全有能力达到对手要求的水平，以此赢得尊敬，树立威信。 我们深知建设一座漂亮建筑物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许多人等不及了，他们急于想看到建成的房子，漆好的百叶窗和摆着鲜花的窗台。 我反复讲过我们正“按原定计划如期开展工作”，某一位关键球员的缺阵并无大碍，相反倒会给我们带来些有益的经验，但我的观点没有得到共鸣，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与我有共鸣。也许在法国—俄罗斯的友谊赛前一天登上一篇题为《这场比赛是个什么玩艺儿？》的文章，赛后再写一篇题为《这打得叫什么比赛呀？》的文章，添油加醋一番，报纸会更有销量。我从未要求记者编写荒谬的东西去欺骗读者。我也没指望他们把困难重重的国家队描绘成一支光彩照人的队伍。我只希望得到全面、清晰和客观的信息。这对于法国惟一的体育日报或许是要求过高了。它的敌对态度使得我们只能在一种不健康的、充满疑虑的氛围中步入世界杯。 一个实例证明：我们在芬兰进行了最后一场热身赛（法国队以1：0获胜），第二天报上就登了一篇题为《穿着草底帆布鞋登埃菲尔士峰》的社论。文中说什么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盛会近在眼前，但我们却还未曾做好物质准备，所以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对球员的才能和决心极端不重视，也对以往的劳动成果毫不尊重！我们完全错了……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是对的。 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持这种反常的态度。比赛的结局证明了乱敲警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难道还需要我提醒一下，我领导下的国家队在53场比赛中只输掉了三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恨呢？为什么长期以来如此盲目轻率呢？企图动摇我的地位甚至将我逐出国家队的勾当，从我执教国家队第一年年底就开始了，那时离’96欧洲杯为时尚远。 我们在英格兰欧洲杯上打进了半决赛，这个成绩对于刚走出’94世界杯外围赛失利阴影的法国队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然而我们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队报》评论家们极其严厉的评判。按照他们的标准，我不胜任国家队教练之职。他们对我的不满的一个方面是我坚持启用了状态不佳的齐达内！是否还需要我申明，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依然不改初衷？ 这无数次的“谴责”丝毫不曾动摇我的信念，甚至连我的毛发也未曾伤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第一位值得惋惜的受害者就供职于《队报》。很显然，报社中那些“控诉人”没有争取到很多合作者加盟他们那不光彩的事业。那位《队报》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国家队撰写“按语”。介绍性文章或对比赛进行报道，从不缺席任何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同他接触较多，我要补充一点，是正大光明的接触。但他突然被分派去做别的工作了，很显然他被指责在动摇并驱逐蓝衣军团首领的工作中打击力度不够。 与此同时，另一位小伙子接替了他的工作，此前在别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认真的年轻人。也许因为他生性极为自负狂热，或者由于过分驯服于领导，总之他也开始以各种无聊的借口找起我的碴子来了。 临近世界杯的一段小插曲很能揭示“故意歪曲事实”是如何造成危害的：有名的“22—28”位球员的故事。我们在4月23日只是宣称5月初将公布“参加世界杯备战训练的队员的名单”。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法新社逐字逐句地转载了我们的新闻公报。而《队报》则自认为有权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宣扬：“5月5日选定22位球员”！ 我们不得不去应付那些要么低能，要么不诚实的人，如果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话……倘若他们没有读懂我们的新闻公报，则是低能；倘若为了寻开心或出于虚荣故意扭曲公报内容再编出一篇伪新闻，则是不诚实。他们紧咬住我不松口…… 从那天起一直到我的28位队员名单公布时，《队报》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旨在说服我于5月5日公布参加世界杯的22位队员的名单是谁一明智的选择。标题《雅凯必须决断》让这场充满自负的攻势达到了极至。这个题目看似骇人，实则对我没有丝毫威慑力。《队报》声称：必须让球员尽快见到入选人名单，如果我不马上公布名单的话，球队内部的气氛将会令人窒息…… 那天，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不禁想质问他们：你们究竟以为自己是谁？你们有什么资格如此自负，竟想取代那些惟一有权做出选择和决策的人？ 记者是比赛的见证人，他们的职责是如实报道，他们也有权提出建议，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们不可以取代真正的决策者！他们不应自夸真理就在他们手中，而实际上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又无法使他们在熟知底细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这是一个涉及理性和谦逊的问题。 记者怎能自称“直觉中”拥有比专业人士更权威的见解呢？让他们提出建议，可以，但让他们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决不！他们怎么能宣称教练没有启用某位球员是错误的？要知道，教练要听取多位专家对于该球员各方面能力所做的报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他们对于我的球队整体观念、在不同情况下打算采用的组合、以及我认真探求的东西有多少了解呢？ 我从不炫耀自己作为球员或俱乐部教练时的历史，尽管那是成绩斐然的一段历史，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一切举动都是正确的。难道没有几个证据能证明高水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另一我从不曾夸耀的王牌也许能让我的批评家们变得含蓄谦逊一些。那就是足球界权威人士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的对我的信任。我首先想到的是米歇尔·普拉蒂尼和在职的各精英俱乐部的教练。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并没有声称雅凯有天赋的才能，而是简单地说：“让他好好干吧，他懂行，他已经证明过了自己的实力，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前，现有成绩会为他大力辩护。” 任何明智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明显的事实，即使他并不是足球行内人士。这是演员皮埃尔·阿尔迪迪在世界杯前夕发自内心的呼声，它深深地触动了我。 《队报》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去阻止论战或是愈演愈烈的批评指责，相反它更愿意玩既愚蠢又恶毒的尖刻讽刺的游戏。例如，在28位队员名单公布翌日，出现了一篇题为“难道场上需要13名球员？”的文章。文章中还配有一张精心挑选的我的照片，嘴巴大张着，像是十分狂热兴奋……旁边的社论则将我描绘成一个“唉声叹气”的“老好人”，根本无力推动任何事情。 一周又一周后，挖苦讽刺的话语和荒谬怪诞的态度在读者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疑虑产生了，国家队和公众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一方面，国家队严格执行精心制定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公众受新闻误导欺骗，迷失方向不知该相信谁。 此外，某些人身攻击给我的亲朋好友造成了严重伤害，所以在夺冠的第二天我针锋相对地说了些强硬的话，而且我永远不会收回半句。我决不原谅那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批评家们，因为在他们阴险的态度中存在着尤为无法忍受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成分：由于挑不出工作中的毛病，他们于是针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 倘若是那些恪尽职守，尊重“对手”的人出现错误，还可以原谅，甚至获得尊重。而那些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地对他人的工作及人身进行攻击的人，则根本不值得原谅。 回顾1998年，我们可以欣赏到《队报》假忏悔的拙劣表演，其奸诈和虚伪程度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在假装“向我热情地伸出手”的同时，他们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他们只承认既没有预料到迪·比亚吉奥射罚点球时会打到球门横梁上去，也没有想到在国家队中从未命中一球的图拉姆竟在半决赛攻进两球。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吗？我们怎能原谅这种人呢？他们曾千方百计地践踏你、破坏你的工作，现在仍然摆出一副厚颜无耻、狂妄自大的嘴脸。 这些窘困的先生们本该闭上嘴沉默一段时间了。可他们没有，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鼓捣些社论，继续假装博学地去区分良莠。 我尽量全面地考虑问题，但这是徒劳。一切都成为他们作弊、破坏我的形象、嘲讽我的工作的借口。是否还需要再来一个例子？我在此给大家讲讲他们向我找碴吵架最凶的那一次的情形吧。他们断章取义地抓住我的几句话，向我亮出了又一张黄牌。那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交谈过程中，我使用了些过激的词语，于是那些藐视我的人马上针对两句话“只追求足球的观赏性是乌托邦的做法”、“足球比赛不是等台演出”借题发挥，对我横加指责。 我承认在艰涩干巴的陈述中难免有争议。但是这争议的实质在哪儿呢？围绕球艺风格或者X和Y的完美配合的讨论是徒劳无益的，我曾一度想将话题引到关键问题上来，即球队的凝聚力和攻击的效率，而将观赏性和风格放到次要位置。竞技的首要目标是赢得胜利。谁听见过一位职业主教练在赛前宣称：“结局，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将进行一场足球表演。打出一场有观赏性的比赛来，就算我们吃个大败仗也没关系”？当然没有。我们上场比赛总是为了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赢得战斗的胜利，衡量对手，进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如果赛场上出现了精彩镜头，那是好现象。如果场上表演引人入胜，就更妙了！谁不喜欢精彩纷呈、具有观赏性的竞技？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我更不是这样。 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新颖之处。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我的意思。所有人……除了那些只想着如何使艾梅·雅凯这个“老好人”丧失信誉的批评家们。 他们毫不放弃对我的侮辱，甚至诽谤中伤，直到有一天脱口说出他们不相信“曾是贝兹时代波尔多队（还需要再讲讲那时的事情吗？）忠诚教练的这个人，在道德方面无可指摘”。 是的，他们到了这种程度，对我们精心缔造的事业一无所知，根本没有看到一股强大的集体浪潮正推动着蓝衣军团向国际水准迈进。 这些人没有职业道德，凭着报社的垄断地位赋予的不正当权力随意扭曲篡改事实，企图使一直与各家媒体积极合作的我信誉扫地，这简直是在犯罪，应该受到谴责。 其职业的特殊性造就了一种破坏性观念，他们污染了国家队周围的环境，差点使之丧失了盛会之际必不可少的大众的支持。 他们的行为是不公正、令人难以置信、不负责任的，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回顾过去，当然必须将这些指出来；为了将来，更应如此！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