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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夏，我去访问诗人李季；谈话中，他向我讲起李纳：“你见过李纳吗？她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大苦。她的小说写得好；我很喜欢她的作品的清新、细腻的风格。但她伤心了，不想写了；不过，我对她说过：‘拿起笔来！’还‘命令’她，最近必须交出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同年10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涓涓流水》，它是李纳在十年浩劫后的第一篇创作。 后来，我读了她的全部创作，我们通了信，见了面；真是文如其人！她写过一篇成名之作《煤》，我觉得，她像一块煤，有着善良而火热的心肠；她有一篇优秀之作《明净的水》，我觉得，她的感情像山中的泉水，清澈而明净…… 爱家乡，同爱母亲一样，几乎是人所共有的天性，李纳深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孔雀一样美丽的云南……她曾自豪地说：“我的家乡很美，有闻名于世的石林，巨大的瀑布，梦一样常绿的大地、秀丽的水，不朽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就诞生在那里……” 是的，云南是美的。 1920年5月22日（阴历四月五日），李纳就出生在云南省路南县城内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原名李淑源。 她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古朴、精巧的小城，闪光的小河，清澈的泉水，典雅的小桥，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闪烁着报春花，婉转鸣叫的春喜鹊……啊，多美的家乡！ 李纳降生时，祖父是当地的乡绅。他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但平时对任何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大声呵斥孩子，高兴时，还让李纳搬他的长指甲。他衣着朴素，不穿绸缎，但他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语言是他毕生遵守的信条，脑子里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幼小的李纳，感受最深的是家里“男尊女卑”。她家叔伯五人，又有弟、妹，虽是一家人，但吃饭男女不能同席，男子那一桌的菜，要多要好。祖父每日严格监督叔叔们攻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至于女孩子，他深信“无才便是德”，能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所以，李纳只能读“大狗跳，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一类被祖父讥笑的课本。 父亲的早逝，给李纳一家带来了不幸。当时，留下她和一个妹妹，母亲还正怀着孕。祖父极希望生下一个男孩，以延续其后代。一个夏天的傍晚，家里正宴请从远方回乡的叔叔，客人都在欢乐的饮酒举署，忽然传来婴儿“呱呱”的哭声。祖父警觉地问：“是男是女？”李纳的婶婶早已查看清楚，随即幸灾乐祸地回答：“姑娘。”祖父立即沉下了脸，撂下筷子，扬长而去，同桌的外公像被击中了头顶，轻轻放下筷子，回到家里，放声痛哭。 痛苦的刺激就这样强加给了年幼的李纳，她回忆说：“这件事，在我心上投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在旧中国，我最痛恨重男轻女，我憧憬着男女平等的生活。我对这个越长越可爱而又不受欢迎的妹妹，寄以极大的同情。有时把她抱到祖父面前，总是被她嫌恶地用‘走开’二字赶走。母亲因为绝望没有奶，我小小的年纪，就不能不担负起保姆的责任了。” 李纳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她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而那美丽的大自然，却是她童年的伙伴。在那偏乡僻野里，除了山水以外，没有正常的精神食粮，家里的书，有的她看不懂。这时，一位远房伯母，便成了她第一个文学启蒙者。 这是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年轻时便死了丈夫。这位伯母，性格豪爽，是一位路见不平敢于挺身而出的女性，她不知道“害怕”二字，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族长面前，也敢据理抗辩，毫无惧色。在家里，她承担着牛马般的劳役。当她转完沉重的石磨时，便领着李纳去看戏。戏场是大众化的，观众都是短打扮的劳苦大众，人们站在既无电灯照明，又不讲究的露天底下，头顶着星星，聚精会神地听那《三国演义》、《瓦岗寨》、《水浒》的戏。这位伯母看戏认真，每次都同戏里主人公的感情一同升沉，爱憎感情异常分明。她最喜欢张飞、程咬金和李逵。 这位伯母善讲故事，常用简练十动的语言给李纳叙述《东征》、《杨家将》的故事，十分同情杨家将和薛仁贵。她的心胸开朗，很少忧愁，只有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找个僻静的地方，用丰富、生动、诗一样的语言凄凄惨惨地向死去的丈夫哭诉她使人同情的孤苦悲惨的命运…… 人，都是社会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受到各种人和环境的影响，而那童年、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尤为重要，往往成为人生道路的指路标或为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打下基础。李纳说，她的第二个文学启蒙者是一个卖菜的中年人。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他孩子多，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挤在一间肮脏的耳房里。他生活得快活、自尊，从不许别人冒犯，为了保卫自尊心，经常在小菜摊前和别人吵架，有时简直要打起来，所以连那些有钱人也往往怕他三分。但他有一颗美的灵魂，热爱生活和孩子。他常常捧着一只竹筒烟锅，蹲在石阶上，一面吸烟锅，一面向孩子有声有色地讲述《三国演义》的故事。他恨曹操，看不起刘备，喜欢张飞，佩服赵子龙。他的身边，总是围拢着一群背娃娃的小听众。他，像一位园丁，用甘露浇灌孩子们纯洁的心；他，像一块磁铁石，吸引着孩子们的纯真，不管母亲如何骂，甚至抡起棍子，也阻挡不住孩子们往他家里跑，李纳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启蒙者当然不止以上两个，那爱唱歌的雇农的小楼，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李纳回忆童年生活时，感慨地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我毕生感激的。后来，当我会看书时，如读《荡寇志》，我憎恨陈希真和陈丽卿，因为他们剿灭了梁山泊，杀了我喜欢的英雄。我无法发泄愤懑，于是就将这些人的面像一个个挖空了眼睛……” 再暗淡的生活，也会有亮光。对李纳来说，这亮光就是这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她说：“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们。他们不但给过我快乐，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这些人，就是颈项上拴着铁链，也过得高高兴兴，从不对生活绝望。这些人是善良的，纯朴的，对别人充满了同情心。后来，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之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著，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单纯。我爱这些人。无论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寒冷日子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想到她们，心中充满了温暖、”（《李纳小说选·自序》）这就是为什么，李纳在自己的笔下反复歌颂她们。 中国的封建势力是一条给人民制造了无穷苦难的绳索，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但那根绳索仍然束缚着当时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最感痛苦的还是婚姻不自主。李纳也不例外。在高小时，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绑缚着她。对方是什么人？她一点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与同命运的小女友在校园里的凤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纳说：“像我们那样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耻大辱。死，比退婚还容易。” 小学毕业后，在昆明读书的叔叔回来了，他和李纳有着同样的痛苦。她向叔叔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之后，叔叔要她争取出去读书，还指着墙上的一幅对联说：“读好了书，便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母亲同情女儿，赞成她出去念书。那时，她的家乡只有一所女子小学。由于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滇军来，川军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乡下，就是躲进昆明。自从她受了叔叔的启发和鼓励，外出读书“便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个女孩子，远离家长的约束，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经过母亲的苦苦哀求，由于他怜悯她从小没有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将她托给一家亲戚。 聪明、勤奋的李纳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以后，她曾多次提到《亚利安娜》给她的启示。她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个寒暑，可是至今想来，还清晰如同昨日。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寂寞总是笼罩着我。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一本厚杂志，读到《亚利安娜》。这篇小说，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一个为真理献身的女性感动得热泪迸流。在我稚气的心灵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长久地在我心中燃烧，长久地成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纳所在的这座中学，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活跃，出了不少共产党员，还牺牲了几位女英雄。但在李纳入学时，空气已经颇为沉闷，学生们在几个老处女的监视下，如被幽囚的小鸟，连她们和男子一起走路也要开除。她们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图书馆里有几本不像样子的书，只有冰心的《寄小读者》还能稍稍满足一点学生求知之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纳曾读到巴金使之耳目一新的《亚利安娜》，但这种书在那里是找不到的。 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开了，她母亲领着三个女儿开始单独生活，日月艰难。不久，李纳考入同样腐败、守旧的女子师范。她不喜欢数理化，而独爱好语文。她的语文老师虽然年轻，却很守旧，专教学生读古书和写作旧体诗。这时候，她接触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李纳说：“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说这是那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功劳。” 中国，近百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欺凌。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奋起抗战，使苦难的祖国从黑夜望见了黎明的曙色。这时，李纳同千百万中国青年一样，从个人的哀伤中奋起。国家正在死亡线上抗争，用生命拯救她，是儿女的神圣责任。李纳说：“在这伟大的时候，如果谁还仅仅想着个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当时不少云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战的爆发，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几天之内，许多有志之士离开家乡上了前线。女学生也不肯后人，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要奔赴前线。李纳兴奋地参加了这个团，到昆明西山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她母亲反对，亲自跑到昆明，终日形影不离，拉着她不放，使她没有走成。 1938年，纷纷传说敌机要轰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蓝的天空像平常一样透明，院子里飘着阵阵花香。体育教师领着她们跑步之后，忽然异常严肃地叫她们立正。他激动地面向学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敌机要轰炸，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这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空，却不能让自己的国旗飘扬……”他哽咽着，泪水沿着他粗糙的脸颊滚了下来。国旗在沉默中升起。泪水从许多学生的眼里涌流出来，最终形成一阵哀哭……这时，李纳胸中的热血在奔流，在燃烧，她回忆说：“我仿佛经历了法国都德《最后一课》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动起来，好像又置身于抗日的烽火之中……” 国难当头，在许多青年看来，读书已成为多余。饭馆和火车站，经常传来出征的歌声；酒杯相碰，泪流满面，心向祖国，同发誓言：“不收复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徒步来到云南。他们带来了进步文化，进步书店日益增多，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起来，使昆明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正当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之时，李纳的姨夫从上海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附中担任教导主任。他在路南县家乡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他团结进步教师，搜罗进步教师，楚图南就是颇受学生爱戴的一位。昆明被敌机轰炸后，附中疏散到路南县。李纳由于家庭困难，又羡慕该校的自由空气，便请求姨夫介绍到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周围又有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多年来，她渴望读书，在这个知识宝库里她得到了满足。在浏览了“广阔的世界”之后，她懂得了人应该怎样生活。尤其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她对延安充满了激情，认为那种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灯塔，心中的诗。 那时，去延安，须有不怕杀头的胆量。李纳说：“我认为，为了真理，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女主人公给了我勇气。我充满着同旧生活决裂的精神，决定闯出云南。但云南离延安实在太遥远了。当时交通困难，我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我有婚约的束缚，万一被发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我抓缚回来。我姨父说服母亲，她心软了，决定让我走，并向我提供路费及一切需要的方便……”于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汽车在大路上跑，两旁的加利树向后面飞，她激动地站起来，但心里没有离情别绪，只有幸福！她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是一只飞出樊笼的自由鸟！ 延安，像陕北高原健壮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一位热烈地爱着她的青年！ 李纳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那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一切强调集体。她们穿布军装，同睡一铺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课，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为什么到达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 李纳是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发现这个革命集体里一部分规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学们找她谈心，鼓励她进步，热情地帮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习惯了，进步了…… 延安，那是个革命家庭，组织上很注意大家特长的发挥。她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被送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她说：“那时是我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我很喜欢这个环境。这儿学术空气很浓，读书成为共同的需要。鲁艺图书馆藏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我贪婪地读了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读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译本，我觉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样晶莹。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资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饭便往资料室奔去，资料室还上着锁，门口已经排了长队，等管理人员一开门，大家一拥而上，以便抢到一本好书……”在光线暗淡的资料室里，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泥做的凳子占满了，就站在墙角阅读。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实在伸不出手，就将砖头烧烫，塞在棉被里，盖着半截身子读书。李纳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着，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几个月后，延安整风开始，一切课程停下来，图书馆和资料室封了门，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被批判的行为。每天召开批判会，写检查、写自传，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结束。鲁艺办学方向和办法被批判为“关门提高”。音乐系和戏剧系合并，变为秧歌队，文学系实际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边，有的去陇东，都改了行。鲁艺变成了延安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下属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会和农会，专门纺线、种庄稼。李纳被分配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她是带着革命虔诚的感情去从事教育工作的。当时，年轻的李纳，思想单纯，脑子里没有多少私心杂念，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觉得，为革命培养新一代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甚至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孩子。当时，她每周六小时语文课，除了备课，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纳回忆说：“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活泼，多是经历过不少苦难才辗转来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遗孤和干部子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连级干部，我和他们结成难忘的伙伴，我教他们，但也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后来，他们大多都曾在苏联学习技术，成为中国后来许多单位或企业里的技术骨干，有的当了大领导。如果说，我也有点安慰的话，每每想起他们，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学，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结束，度过了一生中甚为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唤，人群从各个山沟和窑洞里涌来，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点上火把，汇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涌到新市场、桥儿沟的街上。卖果子的叫着：“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钱啦！”狂欢的人群中有的吼着：“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东方破晓，游行才算结束。她有一位同学高度近视，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但回到窑洞才发现，狂热的游行中，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镜片而竟没有察觉。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延安带来了新的变化。“到新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辟工作！”就是当时的战斗口号。大批大批的干部涌到前方，李纳也怀着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后几天便动身去东北。 李纳不是东北人，但她和东北人一样，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响在她心里。 东北的十月是美丽的，虽然那里处处有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伤痕。 经过革命生活锻炼的李纳，胸怀广阔了，感情浓烈了。东北山水的粗犷美和云南那种四季如春的细腻美，在她心里织成一幅辽阔、壮丽的画卷，这就是伟大的祖国！ 到了东北，她分配到《东北日报》当副刊编辑，一同工作的还有作家陆地，领导是严文井。那时，她在严文井和陆地的鼓励下，开始到铁路工人和市民中采访，也采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生活。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和他的壮烈牺牲使她无比感动，于是写了几篇关于抗联的散文，发表在《东北日报》副刊上，这是她创作生活的最初尝试。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时，他们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扰、破坏，解放区很不巩固。中共中央发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东北局由各机关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搞土改。李纳被分配在哈尔滨近郊，了解了农民的苦难，把她所目睹的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配胜利果实，送子参军等令人激动的场面，用散文、报告丈学等形式写出来，发表在《东北日报》和《东北画报》上。 1948年，东北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提出应该有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产生。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更具体地提出：好作品应该用两把尺子来量，一是群众喜欢，二是干部喜欢。这些话，对李纳产生了影响，她认为，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就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作品。于是，她以记者的身分到东北最边远的鸡西煤矿采访，随身带了赵树理的作品，还有菡子的《纠纷》，力图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写出群众喜欢的作品。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鸡西煤矿，设备落后，天天有大小事故发生，他们只要煤，不要人，不管中国工人的死活。李纳当时在一所专门为提高矿工阶级觉悟而办的矿工学校里住了两个月，遇到过两次诉苦课。她回忆说：“每次诉苦，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放声痛哭。诉完苦一两天内，工人饮食减少，饭总是剩下大半桶。有一天，我听说煤矿‘冒顶’，即刻赶去，才到矿口，便看见从矿内抬出几个烧焦的尸体。啊，多么让人心碎！我忍不住背过身去，痛哭失声！这些为了给别人光明而自己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使我终生感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只要看到煤炭，仍然忆起那烧焦的身体。煤，是用生命换来的！” 矿工最受压迫，苦大仇深。在矿山解放后，矿工们拿起日本杀他们用的刀枪，纷纷参加了解放军，矿工少了，但人民要煤，解放军要煤，于是补充新工人，改造新工人，便成了重要任务。李纳根据矿山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一些间接材料，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煤》（1948年，《东北日报》）。这篇优秀小说就是写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黄殿文。外号叫“无人管”。他蹲过好几次监狱，但他毫不在意，他说：“监狱就是我的家，长久不来还想它呢！”他行窃的人生哲学是：“皮袄谁穿谁暖和；吃饭谁吃谁饱。”这名小偷被判刑后，送到矿山劳动改造，经过工会主席和群众的反复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终使好吃懒做的小偷成为新人——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了煤的价值：“咱们现在吃煤、穿煤，国家用的是煤，那一家离得了煤？煤真是宝啊！”这也证明了“能使废铁化成钢”的真理。当时这篇不可多得的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发表后，好像一朵迎春的奇葩，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打电话给她，表示祝贺，并找人写评论文章，作家舒群给予鼓励和关注。这篇小说被香港的文学刊物《小说》转载后，著名作家叶圣陶和端木蕻良都写了评介文章，肯定了她在人物刻画和群众语言的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功。美国的杂志《群众与主流》、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杂志也都译载了《煤》。解放后，这篇小说一直被全国各家选本所选用。以后，她相继发表了表现东北人民在艰苦的岁月里忘我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短篇小说《父亲》和《不愿做奴隶的人》及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出路》和《姜师傅》，这五篇小说结集为《煤》，列入“收获文艺”丛书，于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这几篇小说都是反映重大社会主题的，语言朴实，流利叙事、对话平实自然，笔墨干净，生活气息极浓，显示了李纳的创作才华和艺术风格。 解放后，李纳到北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前身）学习。她的同学多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并写过一些文章的人，后来多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没有机会读书，迫切要求读些中外文学名著来丰富自己。可惜两年的时间有一年多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真正的读书时间不到半年。毕业后，她被分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1953年，到纱厂深入生活，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做人的灵魂的工作，使她看到“女人在怎样地改造着世界，也在吃力地扔掉旧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在纱厂一年多，她默默地生活着，观察着，体味着，逐渐熟悉了社会这一角世界的人和事，以女工生活为题材，写了些散文和小说。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开始了。这时，中国作协作家支部解散，驻会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涝，后来旱。夏天，为了抗旱，农民日夜车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庄稼结籽，待到要开镰收割，却不能不扔下成熟的庄稼，违背意愿地去炼铁、修马路，大搞“三天车马化”、放“卫星”、报喜。浮夸风吹晕了领导的思想，他们干尽了令人痛心的蠢事，庄稼烂在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长了“白胡子”。李纳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泪！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收入她发表过的十二个短篇，除几篇外，大部分写于1958年和1959年。那时期，她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李纳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说：“他们的淳朴、坚忍不拔、为公忘私的精神给我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总是怀着崇敬的激动的感情来写他们。”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的写普通人在新社会里的成长，有的写受压迫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受剥削的奴隶。《撒尼大爹》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阶级友爱和仇恨。《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写村妇对恶霸地主的反抗情绪，写得真切感人，边远地区的风习和传说，描写得委婉有致，极富地方色彩。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如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李纳在短篇小说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到《明净的水》，其风格则臻于成熟。文学评论家黄秋耘说，李纳的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她的艺术风格真有点像《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 李纳的不少小说，写得干净利落，精细而不繁冗，明丽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净的水》、《儿子》各篇，无论叙事、对话，还是写景、抒情，都显得晶莹剔透，堪称上品。李纳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给读者以清新，明净，细腻的美感，又能抒写火热的生活，阐发严峻的主题，并把二者熔为一炉，这就是李纳的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云南，是李纳的家乡，那里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许多地方她没有去过。1963年和1965年，她在离别多年的家乡深入生活，到过好几个兄弟民族地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从云南回来，她打算以云南生活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结果，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铸成的未完成的书稿在抄家时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个疯狂时期，一切都使人绝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毁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并决定“洗手”不再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于是李纳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务”集团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艺界的重点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纳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为她的丈夫——诗人、画家朱丹，与作家方纪的友谊颇深，因此和冯牧等人同被诬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红卫兵”关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连李纳，再加上有人向当权者告发她“攻击中央首长江青”，致使她成为集中营中的重犯。这些“罪犯”由合肥文艺界联络站管理，并于1968年押到合肥农具学校。李纳回忆说：“我没有蹲过法西斯的集中营，我想大约不会比我门的处境更惨吧。我们几十个人同睡一个地铺，门头高悬‘鬼棚’的牌子，门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请罪’，旁边有人拿着‘水火棍’监督。稍有不慎，就挨惩罚——胸前挂上耻辱牌，让你抬土、扫地；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挨了多少石头。睡眠时，一百瓦的灯泡悬在头上，使人无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处罚。”李纳还讲到一个灵魂极其残忍的高干的儿子，是一个文工团员，他经常提着皮带任意捉弄“犯人”，并以此为乐。李纳是他最不顺眼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侮辱的材料。背诵“老三篇”，他问李纳“老三篇”里有几个“但是”；《愚公移山》中，为什么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时，他纠集一帮嘴里叼着烟卷的人，要李纳跑步、不停地向后转，而他们在一旁纵声大笑。“遇到这情景，我只想哭，哭这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青年，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说这些话时，李纳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当李纳差不多感到绝望的时候，光明的翅膀驾着她在黑暗中起飞，她遇到了人类中美好的灵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远不能忘记，”李纳说，“当那个文工团员侮辱我时，一个年轻的会计便挺身而出保护我；当我被斗后，回到爬满蟑螂、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这位会计，悄悄端来一碗饭，还有酱肉和猪肝。她温情脉脉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李纳还讲到一个同她只有过几次谈话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她，给她勇气、信心和温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说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亲。因为同情我，还和丈夫吵了架。最后她对丈夫说：‘我决不相信李纳是特务，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决不连累你！’当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在那样浑沌的世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国的大地往纵深处燃烧；那年的严冬，李纳被押解到舒城县的小山沟里。她的任务是大雪天，到飘着冰凌的河里为全机关洗菜。她的手，一触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颤抖。有时上山挑石头，还要在田头地埂上挨斗。不过农民并不买工宣队的帐，房东从不说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1977—1984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同菡子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发表于1979年《钟山》第一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纳小说选》。 《刺绣者的花》是李纳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云南一偏僻小县——航远县的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绣花工叶五巧的成长，展示了这个小县急剧的历史变化。 叶五巧是个聪明、美丽的女子，在“五四”运动后，被地主乡绅的爱子杜天鸿看中，娶为妻子。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杜天鸿便和与他家结为世仇的陈家的儿子—一他的好友陈永直携手奔向昆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并遗弃了当年爱过的妻子；而陈永直则成为共产党员，回到航远县的彝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叶五巧善良而热诚，在杜家虽受歧视，但曾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叫；在杜天鸿的身上，舍生忘死地爱着他。她被抛弃之后，又把全部的爱给了独生女儿。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学问，因此便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知识人——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女儿在表叔陈永直的影响下成了革命者，这与她的意愿是相违的，但女儿是她的一切，失掉了女儿就失去了一切；她为了理解女儿，便走入了女儿的世界，在陈永直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于是，她又将自己的全部的爱给了革命。当时，杜天鸿是当地几个县的专员，而叶五巧的斗争对象正是她的“婆家”；“丈夫”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她忘我地做着革命工作，于解放前夕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被捕，后即被杜天鸿下令杀害。 叶五巧的形象是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她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优美、善良、纯朴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的真挚、忘我，正是中国妇女美德的核心。她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一生都将千花万朵贡献给他人，自己却被当作泥土受践踏，但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是“人”，这时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都绣进了共产主义事业。叶五巧的成长是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典型再现，她的形象具有较深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故事曲折、感人，边远小城的风情写得活泼、亲切，栩栩如生，作者的艺术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在创作的道路上，李纳整整跋涉了将近五十年。她的作品不算多，已经出版的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个选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与人合作）及一些未辑集的短篇小说和散文。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她对我说：“我很难过，我的作品太少……”这句由一分谦虚、一分真情、一分自勉组成的话，她对我讲过多次。但每次都使我痛苦地思索很多：社会应该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然而她的生命无故地被减去了十岁。 她在《李纳小说选·自序》中也说：“重新翻阅我的短篇小说，我真是惶恐不安，好像一个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女竟是那么孱弱，那么丑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真话，自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多次感到我走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路。走这条路，不但需要刻苦，还需要才能。我后悔挑选错了，应该及早回头。可是爱上这一行的都知道，既然爱上了，就永远也放不下这份感情。”她还把作家们比做去赶集的人，说“和我一同起步的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比我后起步的也已赶到前面去了。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目送他们。” 一个作家，当他成名之后，很需要这份谦虚，永不固步自封，时时想着无止境地贡献自己的精神。李纳正是怀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去进行创作的。她是在用“心”写自己的人物，“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的。“作家应该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李纳正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寻找者。当这篇文章结束时，我又想起了李季的话：“李纳是有才华的，但才华的发展并不顺利。你看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她扼杀。现在好了，你瞧吧，她一定会写出佳作，以飨读者……” 1984年12月，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她被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那时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离休后在家读书、写作，相继写出了纪实长篇《朱丹传》及一些散文。1995年4月11日她在给我的信里说：“自朱丹去世，接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撒手离我而去，我的生活中一下少了两根支柱，在情感上简直有点难以承受。但，人总要活下去，而且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像个样子，所以也努力拿笔，写点什么。这倒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安慰自己。” 诗人李季早已仙逝，但他的预言还在我的记忆里。李纳虽然远离了一会儿热闹一会儿沉寂的文坛，但她还在生活的大海里，自得其乐地打捞着属于文学的珍珠…… 1980年10月26日 1995年5月1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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