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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这些名言，我默默地写在女作家柳溪的名下，作为她半生坎 坷、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写照，作为她半生奋斗、逆境中创造真理 的总结…… ——摘自1982年3月22日手记 一 我选择春天去天津访问柳溪。 在她的书桌上，花瓶里插着一枝刚刚折来的杏花。我知道，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柳溪，其心境比春天还美。 年已六旬的柳溪，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谁会想到她就是苦海中勇敢的舟子，从无边的惊涛骇浪中划到阳光灿烂的彼岸。 我盯着她那满头乌发……她见我心中有疑，便说：“大概你以为我的头发是染的吧？”我点点头。她笑了：“不是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染了头发，其实不然。我的头发至今所以不掉不白，这完全是苦难逼迫的。不少人，因为突然的打击或灾难，头发可以在几天之内脱落或变白。我是在跌入深渊之后，下决心自强不息的。……我终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寒夜中重新认识了人生，于是承受了生活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种认识，就是苦中求乐的追求精神。” 这种精神，是青春，是创造，是柳溪创作的生命。 二 许多中外大作家，其作品无不含有自己的生活，即多有自叙传的成分。我读着柳溪的《生涯》、《四姊妹》等作品，从吉悒兰、高婕等众多的人物中，不仅听到了爱与恨谱成的命运交响曲，还印证、辨析了她苦难的一生…… 1924年，中国北方，没有热，没有光，没有鲜丽，乌云迷漫，一片黑暗，生活窒息，是荒凉与寂寞，是废弛了的地狱…… 军阀正在混战。中国历史在苦难中跨过了一个新起点…… 这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5日），正是北方农村桃李芬芳的季节，一个穿着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喇叭上衣、留着燕式刘海儿的满族旗人女子，激烈的阵痛之后，在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接生婆的侍弄下，那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就是柳溪。柳溪降生了，但是刚结婚一年多、年仅三十三岁，慈爱善良、粗通文字，能写“夫君见字如晤”信件的母亲，却因胎衣未下，而丧生在九泉之下。 母亲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无私地把生命交给了柳溪。但命运却无情地把柳溪留在残酷的荒原。那个时代，对她来说，不是绿洲，没有奇花异草；柳溪说：“别的孩子一生下就幸福地生活在慈母的襁褓之中，而我，人生的种种不幸好像是随着我的诞生而来的。” 柳溪原籍河北献县，乳名慈恩，本名纪清亻先。其父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他擅长绘画和诗词，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逃亡。 柳溪丧母之后，三岁时有了一个漂亮的继母。“有后娘就有后爹”，这句话虽不是绝对的真理，确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从此，柳溪好像便与噩运结下不解之缘，不幸，总是不时地纠缠她。她像女作家庐隐小时那样，被家人视为灾星，永远承受着虐待、侮辱，在她的记忆里，童年是冷酷无情的，既没有灿烂的阳光，更没有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饥饿、寒冷和恐怖中生活。她的外祖父用滚烫的烟袋锅打她的脑袋，恶狠狠地咒骂道：“八败星转世！妨死了你妈，一辈子活该命苦！”她的祖父用鸦片烟枪指着她说：“就是这个妨人的东西，让她妈做了披发血鬼，不能进咱家的祖坟，当了游魂！” 她生在书香门第，但没有过那种本该文明的“待遇”。她像一个小佣人，从来没有坐到桌旁和大人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躲在远远的角落里，羡慕地望着继母和父亲，亲昵地逗着咿呀学语的妹妹，两人竞相抱妹妹、亲妹妹。年节时分，妹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人上上下下称作“美丽的洋娃娃”，只有善良的保姆王妈妈，才能给她些微的同情与温暖。 七岁，正是孩子上学和玩耍的时候。而柳溪不仅没有，反而做了一个真正的小保姆。 “无论是寒冬、酷夏，还是刮风下雨，我都得抱着妹妹在院里或街上玩耍。她披着斗蓬，戴着皮帽，而我穿着姑姑的一双旧鞋，光着一双冻得皴裂的小手，在寒风里打哆嗦。如果是雨雪天气，那对我这个丑小鸭就更加残酷：我得一只手抱妹妹，一只手撑伞，累得我两臂红肿酸疼，躺下睡觉都不知往哪搁才好。”柳溪回忆说，“我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一个。每天一大早就被继母的吼声、斥责声喊起。我睡眼惺忪，懵懵懂懂起床之后，便像开了发条的机器人那样，做起每天刻板的工作——扫地、倒尿盆儿、生炉子、买早点，最后抱孩子。” 她的继母一共生了六了女儿，几乎都是她抱大的。如果她们生病，她得日夜值班抱她们，有一个妹妹竟是安静地死在她的怀抱里。那时的柳溪并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她羡慕死去的妹妹，希望自己也能在长眠中死去，这样可以把觉睡够，不再被命令去捡煤核，不再到垃圾箱里刨食德州的枕头西瓜的瓜皮，好摆脱饥饿魔鬼般疯狂的追逐，不再挨打受骂，不再干难以承受的繁重杂活，永远告别人间的苦难。不过，这只是她幼小心灵里最早萌生的一个幼稚的幻想。非但不能如“愿”，从八岁开始，柳溪还做了“一仆二主”式的小使女。除了在家里带妹妹、干活之外，还给一家山东来的地主董家当小丫环。她每天也是给董家抱孩子，只是在董家的小少爷哭闹得哄不下的时候，她得按照董太太的吩咐，趴在地上让那少爷当马骑，用柳枝、藤条披头盖脸地抽打，直到他破啼为笑为止。之后，她躲在墙角，摸着脸上浸血的印子，偷偷地哭泣。董太太爱打麻将牌，经常玩到深夜，她的任务是坐在走廊的石阶上随时等待主人的使唤：跑街买烟、水果和夜宵。这是她最害怕的苦差，因为她要壮着胆子，战栗地穿过好几条恶狗狂吠的胡同，还要遇上穿着黑色夜行服的更夫。虽然董家可怕，但她却宁肯留在那里，而不愿再过一挂肠子闲着半挂的受气挨饿的日子—一不愿看见继母每日飘忽在她的筷子与饭碗之间的阴森可怖的目光，不愿听那凶煞恶神的斥责与咒骂。 在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柳溪说她的任务是充当“光荣的扈从”。每天早晨，她拉着妹妹的手，替妹妹挎着书包，小心翼翼地横穿马路，平安地把妹妹送到学校，看着她像小鸟一样唱着叫着飞进校门，飞上游艺场，去溜滑梯，轧跷板，登游船，打秋千，她是那样快乐！柳溪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样幸福的儿童生活为什么没有我的份？！不但如此，除了饥饿折磨我之外，还要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瘦削的小屁股蛋上，总是被笤帚疙瘩和藤拍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学习，这种权力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但是，人，生而不平等不自由，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家、理论家们，利用各种形式为之斗争，虽然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事实仍是一个严酷的存在。年幼的柳溪渴盼着读书，她羡慕妹妹，甚至嫉妒妹妹！但她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和进行的。那时有一种专门租赁小人儿书的车，每天下午四点，就摇着铃走街串巷，于是成群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这其中就有拿着两个铜元替董太太租书的柳溪。对于柳溪来说，许多回忆都是痛苦的，而说到租书，她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愉快情绪：“那时我迷恋着武侠和得道成仙的小人儿书，所以我也就以我的爱好替董太太租书。当然我不仅坐在车旁以先睹为快，而且半小时之后，我还能看完我和小朋友们交换的小书，然后飞奔着跑进主人的房里……这些小人儿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侠剑》、《火烧红莲寺》、《七侠五义》、《西游记》等等月附我不仅迷恋着上花果山去吃桃，而且还迷恋着到昆仑山去成仙；我想，那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再也不受继母打骂、申斥，再也不去跑街伺候主人，我可以吃仙丹、仙果，睡在高山密林之中，再也不在人间受气了。” 这些小人儿书中，成道成仙、杀富济贫的思想和描写，是人们近于虚妄的理想、不满现实的反映。这种正义之气、英雄之举是极易为人所接受的。童蒙时期的柳溪，这些曾是她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曾和胡同里的小朋友讨论、商量过如何寻找昆仑山的问题，但都因那些孩子不愿离开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而作罢。 柳溪的童年，虽然像一个受气筒，但她的性格，却不是怯懦的胆小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新奇而冒险。”她只要稍一有空，就组织一帮小朋友，玩那种占山为王的游戏。自然，她是当然的寨主，其他孩子只是二寨主或喽罗兵。 “我住在河北二马路伊安里，但经常和大马路的伊公里为敌，进行战斗。我不是那种‘耗子扛枪窝里横”的孩子，相反，在家门以外却是一个绿林豪杰。我常常把许多孩子打哭，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都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他们便甘拜下风，高喊：“大寨主纪家二姐子，我投降，甘当你的喽罗兵！”柳溪轻松地回忆着童年时代她性格中顽皮的一面。但是她的胜利和荣耀，招致告状者终日盈门，从早到晚，常能听到：“纪太太！管不管你家二姐子？看把我们孩子打成嘛样啦？”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她的灾难。但她并不束手待毙。当继母恶狠狠拿起笤帚、藤拍时，她就飞也似的跑进后院，登着厕所那扇门，蹿到房上去，然后越过花墙，从隔壁煤铺的梯子上溜下去逃走。柳溪说：“那时，我连做梦都幻想着能像《三侠五义》中的豪杰那样，也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但是。不管她暂时能跑多远，夜里总要回家睡觉。她继母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白天并不急于向她表态，而夜里，当她悄悄地溜进屋里，钻进被窝，沉入梦乡之后，她只好束手就擒了。“啪！”一个藤拍落到身上，接着是一顿嘴巴；当她恐怖地从震惊中醒来，才发现一个披头散发有着两道凶光的女人脸，方醒悟到是继母在打她。她从小小的年纪所得的惊吓性头痛症，便是继母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留给她终生不可忘却的纪念。 继母的打骂、虐待，把她逼上了绝路。柳溪说：“有一次，我实在不堪忍受，觉得死了比活着或许更有福。这时，我心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想起了两种死亡的方法：上吊或吞鸦片。”她曾亲眼见过十七岁的店铺小伙计，为反抗店主的虐待而上吊自尽。但当时她怕上吊后没有亲人给她刨地下的大泪球，“如果没有泪球，就要沦落在阴曹地府受罪，永远不能投生。”于是，她否定了这种寻死的方法。吞鸦片的方式，是她看《贫女泪》得到的启示。柳溪说：“那时，我除了为苦难的贫女的不幸遭遇落了不少天真、同情的眼泪之外，也向她学习了辞别人世的方法——她是喝鸦片烟死的。”柳溪当时觉得这种方式省事，又没有死后不能投生的说法，所以便决定采用喝鸦片的方法，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那年8月，柳溪穿着一件刚盖过肚脐眼儿的绿格小褂，在夜里，又受到继母的一顿毒打之后，便于清晨，利用父亲上厕所之机，在紧张与慌惊中，抓了一大把茉莉花籽似的烟灰，放在嘴里，用水吞下。柳溪说：“那时我的情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不幸的尘世，而到另一个极乐世界里去寻找生身之母去了。我幻想在那里有女儿和她作伴儿，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寂寞、孤独了。从而，我也可以真正地去享享慈母之爱。”那天早晨，天空特别晴朗，霞光万道，飘着云彩。吞食鸦片之后，她自幼就有的幻听的毛病发作了，她总是听到白云深处有人说话。但不一会儿，那种稀有的快活心境，变成了肚子疼痛和恶心，浑身打着冷战。是她父亲及时发现，用手掏她的嘴，使之连续呕吐，直至吐出胆汁，又用绿豆汤洗胃，才把这个弱小、不幸的生命从通往黄泉的路上截回来。柳溪说：“在我记忆中，虽然那一次我没能享受到长眠就是幸福的滋味，但是毫无疑问，那也是我小小生命中一次最充分最舒适的休息了……” “死”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柳溪的命运，挨打受气还在继续。十三岁那年，继母又一次追打她。但这一次，她不再向她求饶，而是转身提起一根棍子，作为防身武器。她继母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撂下！你反啦？！” “你撂下我就撂下！”柳溪指着继母手里的笤帚说。 继母的大眼睛变得十分可怕，惊讶地望着好像不认识的柳溪。这时，柳溪含着泪说： “你已经打了我好些年，已经打够了。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 能像我小时候那样随便让你打了。以后你打我，我就打你！” 这一着，使惊愕之中的继母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答帚。这次反抗，使柳溪基本结束了挨打的生活，并使她第一次懂得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生活，需要勇敢和斗争！ 童年，尤其是不正常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给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清晰的，长远的。柳溪的童年，好像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谁会想到，十岁时，曾以“被告人”的身分进过一次法庭——那是继母为转嫁到她身上的“打人罪”而施展的心术。这场“官司”是一场滑稽戏，但使柳溪第一次感到了法律的威严，也看到了人的虚伪、社会的欺骗。……为赚点钱，买吃的，柳溪还背着继母曾到专事丧葬和嫁娶的铺子——扛房——里充当执事的小工：去喊“肃静”，去“鸣锣”、“开道”，扛“雪柳”……柳溪说：“为了五个铜板，我穿上绿色带黄花的衣服，头上围一圈黑色丝穗，举着一根白纸糊成的雪柳，随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一直送到坟地，等到下葬，才算完事。”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那洁白的雪柳。柳溪说，她从事写作后，所以选择“柳”字作为笔名的一个字，便是由于“雪柳”的关系。 ……人类的童年曾是残酷的、野蛮的。柳溪没有爱，没有温暖，但她却像北方野山里的小树，艰难地发展自己。 “是的，没有人疼爱，经常生活在惊恐之中，饥饿、打骂、跑街、受苦，这就是我的童年。”这是柳溪的结论。 三 柳溪，好像一个黑夜里迷路的旅人，在荒山野岭中被折磨了十来年。但蓦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山口，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的地平线…… 柳溪能上学读书，似乎有点戏剧性。在她试图第二次自杀的第二年春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柳溪去学校接妹妹时，遇见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张老师。他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她回答：“……后娘不让我上学。”那位老师以仁慈的同情心，安排她当旁听生，每天到学校上课。她没有书，便和妹妹同桌，没有本子做功课，妹妹便高兴地把生字本拿给她，让她替自己做作业，自己去玩耍。她从十三岁开始，像跳棋一样，连跳两步，由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以她的聪颖，仅仅三年，便从天津木斋小学毕业。提起上小学，柳溪至为感慨，激动地说：“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以启蒙的恩师，是他第一个把我领上了知识的道路。” 她上中学是在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那时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保定，住在小城南边，靠着城墙。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她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便开始幻想创作小说氏在她读到的许多作品中，当时她最喜欢庐隐女士（黄英）的那本石绿色封面的作品选集。她觉得庐隐的文笔隽永、自然、流畅、简练，情节哀婉动人，篇篇打动她的心。柳溪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本选集附一张作者的照片，美丽安详。我熟悉她的传记，得知她早逝，还为她异常悲哀过。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我几乎能背……”就在这一年——193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便模仿着庐隐的小说，写了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投到《河北日报》。两三天后，此作便在这家报纸的文艺版上发表出来，这就是她的处女作。这篇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写了一个少女被男人欺骗，经过种种痛苦，终于死在雪地的故事。处女作，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起点，它的问世，无疑会给作者很大的鼓舞。柳溪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其实这是一篇真正的无病呻吟。因为我毫无这篇文章里的生活经验，只是受了《海滨故人》与《雷峰塔倒了》的影响，根据听来的生活故事写成的。所以，后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我这篇处女作，因为它太幼稚。不过，这篇‘不祥’的作品，却不幸地言中了我后来的恋爱生活——我终生都是一个失意者。”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不是真要教她们中国诗文，而是躲在书房偷听王荫泰在会客室里与各种人物的私房话。这个危险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当时柳溪受组织的委派，组编出版杂志《罡风》，或明或暗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杂志只出了两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学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装撤离北平，于是《罡风》停刊。在她经过平西地区的北平委员会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区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其险情是她终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在她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与中篇小说中有着真实的描绘。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柳溪从黑夜里走出，来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区。她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辽阔的华北平原的怀抱里放声歌唱，才能表达于万一。于是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她觉得她就像一只出了樊笼，(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鸟儿那么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种享受！ 柳溪到达解放区后，先在《冀中导报》工作，认识了当时正在该报编辑《平原》副刊和《平原杂志》的作家孙犁。孙犁回忆说：“……传说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大学生分配到这里来……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这是孙犁未见到她之前和最初见到她的印象。其后，她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中学教员等。1947年土地改革时，她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并深深爱上了农村。她回忆说：“那时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饶阳县北官庄搞土改，这位革命老大姐对我非常热情，经常给我捉头上的虱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是这个时候，孙犁对她还有一段回忆：“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到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农民化”，就是当时的柳溪！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动。上改后，为了能描写农村，她志愿留在艰苦的农村，当了饶阳县第八区公所教育助理员，直到平津战役结束。这期间，她曾昼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战勤工作，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报道，在《冀中导报》上发表后，被新华社转载，并加了按语，还作为通讯员学习写作通讯报道的参考材料。 从北平，到解放区，四年间，她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积蓄，于是便又开始短篇小说创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说《找对象》就发表在刚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版《人民文艺》上，并以冀中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文笔，显示了作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华。 不久，她被调进保定，先当教师，后到河北省文联做文艺工作，同诗人远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编了《河北文艺》、《工人俱乐部》、《写作学习》三个刊物，还为《河北日报》代编文艺副刊《花间》。在他们周围涌现了如刘绍棠、谷峪、房树民等有为的文学青年，后来多是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柳溪很留恋那段往昔岁月，曾写了散文《古城的思》发表在《莲池》文学杂志上。柳溪说：“那时进城不久，文艺界尚未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人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真诚的，没有。点句心斗角、尔虞我诈，同志之间是多么亲如手足、亲密无间啊！”。 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岁月！虽然共和国尚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它的公民们有的是天真和纯洁，坚信将来物质会丰富，社会会进步。这时期，柳溪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从事小说创作。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与老作家的关怀、杂志编辑的支持分不开，这一点，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机务段体验生活的感受写成小说《喜事》，寄给《人民文学》。那时茅盾任主编，秦兆阳在给柳溪的信中说，“茅盾同志看后，反应绝佳。”柳溪说：“一个文学青年受到文学大师和先辈们的如此赞扬，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它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这就成了我其后向文学之途奋蹄前进的鞭策。”她写的小说《刘寡归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同时获得河北省文联颁发的文学奖金小说甲等奖，大众书店为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这是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第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她在文学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当北京香山的红叶染上朝霞的时候，柳溪作为编剧，来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关于那时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骆宾基有一段回忆：“在看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时，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旁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在散场时，……只见前排……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问过朋友之后，方知她是感情遭受过封建家庭的屠戮，并经历过革命艰辛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柳溪。 在剧本创作所，她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但都被“枪毙”了，只有由她执笔，同颜一烟、杨沫合作的短片《陈秀华》（由国际著名寻演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的中国部分）拍成了电影。 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她写完个人的历史之后，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就插上门，偷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难的起点——她被开除党籍、降职、降新，下放农村、农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岁月的回忆是苦涩的。但从苦海中挣扎出的柳溪，却有常人少有的乐观情绪：“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漫长岁月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正像俄国沙皇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必然要到西伯利亚去充军，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坏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砺了意志，清醒了意识，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并不像我二十岁时所理解得那样笔直、铺满鲜花，而是充满了鲜血和荆棘。” 无论处境何等险恶，不管是在农村工厂劳改中受苦，还是在收发室、资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创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区“安家落户”，应付了一些检查之后，就偷着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其中题名《两个父亲》的长篇，后易名《红薇传》者，即是《功与罪》的前身。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幻想东山再起”。那时她在人生的悲凉之中常读两篇文章：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辩《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两位完全不属于同一思想范畴的历史人物的发言和文章，却使她从中吮吸了无比坚毅的力量和难忘的教诲。柳溪说：“我不仅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奋发有为地活着……”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并不能熄灭她的创作之火。在北风呼号着的寒冬，她忘掉了“劳改”中的屈辱、紧张、疲劳，偷着记录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并利用干部们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机，创作了中篇小说《王妈妈》。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双林农场改造。在那里，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使她停止关于创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为思考一个故事情节，竟掉进沟边的冰窟窿，棉衣棉裤湿透了，在跑回宿舍时，全身结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武士。为了烤干棉衣，她只好请假，一个人倒插着门，披着棉被，盯着火光，沉思着。谁会想到，她又在继续刚被中断了的创作构思呢！ 横扫东方，风云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生自灭的一场将永载史册的灾难。柳溪说，这期间，“我所受的迫害和斗争，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所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受的比他们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罢了。”关于这段生活，她不愿多说，我也不想多问，但她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情节，我却不厌其烦地穷追不舍……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正发高烧，于是掀起了一个抄家的高潮。对于柳溪来说，已无家可抄，然而，她也不会幸免。那时，她既无金银，也无珠宝，只有偷偷写成的那些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草稿。柳溪总算把草稿都稳妥地转移到邻居——一个新华书店干部——的家里。但后来“牛棚时期”，她伪装写“认罪书”（上而搁着“认罪书”，底下放着创作手稿），写了长篇小说《功与罪》中的几个新章节，因临时转移，来不及把稿本收藏起来，还锁在书箱里。有一天，一帮人要检查她的单间宿舍，她怕极了。柳溪说：“我那些稿子里有一章标题为《幸福》，内容是写小说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区工作，伪装洋车夫，从车站接来北方书记刘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时我真是提心吊胆，若是被发现，不仅捞来一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挨批挨斗，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后悔不该写出来，要是装在心里那该多保险。但她总算躲过了这场大祸。她利用开箱取茶之机，就着他们转身检查别人东西的时候，顺势将稿本拟在手中，掖在裤子里——让它顺着裤子掉在事先用带子扎好了裤脚的裤腿下边。 写在这里的，我不认为是一则文人轶事。它是那个时代的罪证记录。柳溪说：“在我们的国家，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权力去搞打砸抢，却不允许你干正大光明的事业，做学问、创作，还得像贼一样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这样的滑稽戏令人疚心……” 这些我痛苦地实录在此，也许会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1970年，她离开了劳动集中营似的干校，在一片一级战备声中，以疏散之名插队到天津西郊一个临着独流减河的一个小村。东躲西藏的稿本，也从沉睡中醒来，欣然陪伴着孑然一身的柳溪。这时她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但是老乡们的亲近、关怀、同情温暖了她的心。他们常担心她的处境，为她的遭遇落泪。柳溪说：“我日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声说笑。春天，有刚出生的羊羔和牛犊的叫声；夏季，有可爱的蛙鸣；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虫声；冬天，有串门的花猫同我说话，有呼啸的北风向我喧哗。每当夜深入静，全村沉睡的时候，我便重新摊开稿本 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们成了她的朋友、亲戚，有的还是政治上和重病时的恩人。她写的不少作品，有些还念给他们，听取意见。 1975年，柳溪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更年期综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喝水都喊不到人。这时候，有一个从前认识的老朋友来伺候她的病体，使她起死回生。为了报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艰难困苦和暴风雨中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画家康明瑶。他早年留学日本，也被错划为右派，是一位为人耿直的知识分子（据柳溪来信云，康先生于1993年7月9日病逝）。 当谈及爱情、家庭时，柳溪颇为伤感。年轻时候，恋爱受骗，结婚有子后，因受审查怕牵连而被迫离异。这便是她十七岁至三十岁的辛酸史。她还得过恶性血崩症，几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子宫摘除时一个人流着泪躺在病榻上，她没有家属，也没有一个人关心她。柳溪悲伤地说：“我并非天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也曾经陷于过绝望与悲怆之中。那时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离子散，远隔天涯。孤独是我的侣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从生活费里节俭一点钱，买些铅笔、书包、手套、糖果一类东西，寄给远在长春的孩子，我就会得到‘想用物质腐蚀，收件人拒收’的回执；我嫌公厕太脏，主动打扫，就说我‘故意表现’；我给河北地震灾民捐献棉被，就讽刺我要‘哗众取宠’……人言可畏，墙倒众人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到这份处境是无法领略的。如果不是我儿童时代就受过苦难的磨练，也许我不会熬过这人类情感领域中这种罕见的创伤和折磨……谢天谢地，一切都熬过去了。现在，过去和我划清界限的儿女，他们受到株连、历尽人生痛苦之后，也都欢欢喜喜来和我团聚了。看来，这个新家庭也可以与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颠簸着，终于来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书稿，最后也在“评法批儒”“批水浒”的嘈杂喊叫声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轰毁了十年修筑的城堡，祖国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柳溪这个被命运弃之已久的沦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别了那间亲切的茅舍和可敬乡亲，搭乘拖拉机回到天津。一张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的“改正决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绑的手脚。于是，她开始了长篇小说修改的艰苦工程。这一年，这位在文艺界被冷落了二十余年的老兵，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选了一篇小说《双喜临门》投寄给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学》，并在8月号上刊出，起到了“亮相”、“开禁”的积极作用，于是上海《文汇报》才发了一则新闻消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坛》。此后，各刊物才敢发表她的作品。柳溪为此感慨万端。多少年来她一直沉沦在政治漩涡的深渊，又像一颗飞落荒郊野外的陨石，其心情悲凉而寂寞。柳溪说：“《人民文学》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称《人民文学》为婴儿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坛的摇篮。 七 柳溪是一位献身于革命，献身于创作的作家。从193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失意者》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她的主要创作时期却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除了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挑对象》（1950年，大众书店）、《爬上旗杆上的人》（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外，之后出版、发表了《柳溪短篇小说集》（198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淑妃文绣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战争启示录》（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点》（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说选》（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长篇传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大盗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超级女谍——金壁辉外传》（1987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及散文集《若梦集》（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新港》、《长春》、《新苑》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李宝大婶》、《霞辉》、《窦老乐赶会》、《海河之滨》、《“红玛瑙”大战“五子登科”》等。从这个作品简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由于柳溪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还可以异常明晰地看到她那条含辛茹苦、一生多蹇的道路。 柳溪擅写短篇小说，二十多年的“犯人”生涯，使她不得不偷写长篇小说，而且中篇小说也成了她的所长。善良的读者，为她的成就而庆幸，又为她的不幸而同情。兴奋之余，我们还要握着她的手，含着泪说：“活过来就好。这就是一部作品……” 文学是生活、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就不会形成真实正确的思想，这样，作家也不会创造出真实感人、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柳溪的短篇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是生活土壤里长出的花朵。当我们读她五十年代的小说时，虽是时过境迁（尤其国家政策的巨大变化），但给人的思索似乎还是比较深远、广阔的。 柳溪把河北人民视为养育她、疼爱她的再生父母，把曾留下过她年轻的足迹、青春的倩影的华北大地，看作自己的至亲骨肉。她的小说的根须，就深植在这块可爱的土壤之中。 孙犁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序里说她的“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还说她的作品有着女性作者“不易有的豪放”之气。这是气之相熟较深的老作家所作的言简意赅的宝贵评论。 从能看到的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可见柳溪对农村生活积蓄之深厚。只有其深厚，选材才能精，方能避免单调、简单或重复。柳溪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她的视野是广阔的。她的绝大部分小说虽然写的都是农村牛活，但没有雷同的现象，每一篇都有其独有的深刻性、新鲜感。读她的这些小说，就好像生活在农村一样，各种活生生的人物都围到你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同你对话，他们毫不隐讳地表现着自己，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触动你。有的人物，你爱他；有的，你恨他；有的，同情他；有的，你可怜他。这是柳溪艺术上的成功，但这种艺术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升华与再现。 文如其人。风格即文格，文格就是人格。柳溪的小说，深厚之中有豪放，有的还透着辛辣。在生活里，她从不回避矛盾。这种性格，就表现在她的创作之中。《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创作与发表，就是她这种性格的典型表现。这篇小说是以河北饶阳五公村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背景材料写成的，耿社长实际上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化身（因此，不少人把这篇小说又称之为特写）。她写在五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而且还是在被审查之中。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终使它击败当时强大的“社会势力”，作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篇历史见证，存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柳溪的这种人格，实际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创作原则。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都应当尊重历史，进行客观的真实的描写，那些虚假的，脱离历史真实的虚构或夸张的“作品”，只能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时期的漂浮物，总要在一个河湾的岸边停下来，默默地腐烂掉。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她和刘真等作家到河北大名县深入生活的一桩事。当时这个县有一位红得发紫的假劳模，欺上瞒下，人人怕他，但却是这个县委年年上报丰产的“王牌”。柳溪不顾一切，给中共河北省委、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信，忿怒揭发这个假“劳模”的罪恶和包庇他的县委，最终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小说，这其中的人格，同她的文格是完全一致的。 她的《鸭官陆文骏》，是一篇充满了人情、令人难忘的佳作，朴实、自然、细腻、真切、动人。小说以陆文骏为中心，另外还有两个人物：金苓（苓寡妇）和她的儿子铁柱。六十多岁的陆文骏一辈子没有娶过妻。他年轻时是一个身躯魁梧漂亮的小伙子、干活的能手，村里的姑娘们都偷偷地爱着他，同伙的男人羡慕他。那时他与二十二岁开始守寡、比当新娘时还美丽、丰满、娇媚、更有风韵的金苓相爱，金苓还怀了孕。他们斗争、反抗——不仅要面对几千年来人们因袭而来的世俗的攻击，更要遭受杀人不见血的封建宗法与道德的屠戮。金苓的族长向她宣布：“第一，要嫁，必须嫁到外村；第二，只有她的小儿子才是财产的继承人，财产不能由她带走；第三，儿子是她夫家的后代香烟，不能由她带走——而且永远不许她看见他。”她的父亲信奉“好马不被双鞯，好女不嫁二夫男”，干脆扔给她一把菜刀和一根绳子，意思是——宁可让她自杀，也不许她改嫁。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远走高飞。金苓被迫坠胎。在社会的残酷压迫下，金苓为孩子，陆文骏为他们母子俩，这一对相爱的人儿，便中断了关系。但他们的心，一直向往着，相爱着。“春雷一声响，世道变了”，后来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因铁柱长大了，当了社长。这时陆文骏已经悲凉地跨入了老年。他为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而悲哀。忽然有一天，田铁柱请他入社，又当了养禽队的负责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使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时常在心里闪现的对金苓的思念，最后也就成了现实：金苓的儿子——田铁柱社找，主动让母亲到陆文骏那里，于是完成了一个时代的美满结合。 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变化中的社会观念，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爱情和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人性。在中国新文学里，关于寡妇再嫁的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篇小说透露出的人情味、人道的光芒，使它增加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不仅表现了历史，就是在当代和未来高尚的爱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道德的逐渐完善中，也有深意。 小说《我的爱人》，描写护士朱淑贞，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榴霰弹片夺去双目和左手的军人结婚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曲伟大爱情和高尚灵魂的颂歌。姑娘护理残废军人之后，并与他将要告别时，流着眼泪说：“……我是发愁我走了，谁给你穿衣，帮你吃饭；不给你派通讯员，谁给你当眼睛，当手杖呢？”她做出与他结婚、终生伺候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而更有人道力量的驱使。他，一位为人类和平流过血的战士，应该享受爱情。她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残废人，永远看不见她的美貌，但是她深刻地懂得，爱情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灵感受。这类题材不太好写，容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柳溪写得相当成功，以情动人，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被爱情的阳光照耀的君子国，那里到处是美和温馨的情操。 柳溪的短篇小说有较广阔的生活视野。在她的笔下，既有栩栩如生的具体描绘，又有或细腻或豪放的抒情。在《爬在旗杆上的人》里她写道：“这个地区就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本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现在靠微的雨像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读到这一段，就会知道，这该死的雨，给正在收割的谷子带来了什么后果，故事就是从里展开的。“蔚蓝的河面上，阳光像火蛇一样。小船的箭把它撞碎了，随人蛇的幻灭，水面上迸发了无数的金点，颤抖着，揉碎着，耀得人眼发花。在晚霞的辉映中，雪白的鸭子，迎着落日，在水面上扑着翅膀，拍着羽毛上彩色缤纷的水珠……”（《鸭官陆文骏》）这里写陆文骏上任后到河里放鸭子的情景，实际上是写他的心清。“……屋里刷得四白落地，大红的木器家具，使人耀眼欲眩，炕上新毡条，新被褥，墙上挂着奖状、大美人的画片，桌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这么平实、亲切的几笔，使人感到这是多么真实的农家景象！但这只是《骨肉》中语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在其结尾，我们又读到：“我又流下泪来，但这是欢乐的眼泪，我真要擂起胸膛，向故乡的山川宣誓：我骄傲我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留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传宗接代，让他成为真正农民的骨肉，替我报答抚育我的农民！”这又是何等豪迈！而又一转：“夜色清凉如水，天街澄澈晶莹，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月光之中……”又把我们从感情波涛里，推向冷静，悠远的思索中。 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她的《生涯》、《四姊妹》、《彩凤凰》，都是跨度大、背景广、人物多，维系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如同一组生活和时代色彩浓烈的油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兴衰、个人的沉浮，还可以看出国家命运的变迁。 柳溪说，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那一群性格各异、鲜明、丰满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中篇小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西厢记》、《红楼梦》，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关于女性命运的诗歌、戏剧、小说，可以开列出很长很长的书单。妇女是社会的两个主人之一，是人类历史两个缔造者之一，但是她的命运，几乎从来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谁能同母亲、爱情、家庭分开。作为“人学”的文学，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感情色彩，关心她，歌颂她，表现她，则是义不容辞的、天经地义的力。柳溪的经历和遭际，决定了她后半生创作的题材。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制约着人物的性格、思想、观点、感情，因此，“人”便永远不会是一种模式。于是，柳溪笔下便有了吉悒兰、高婵、高婕、高妤、素娥，以及高殿臣的几个老婆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气质，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爱与憎，喜与忧”（刘锡诚：《在重新执笔之后——读柳溪中篇小说有感》）。是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泪”，更看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由许多人组合起来的命运。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泪的感情，悲怆地写下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吉悒兰的旷世苦难，从社会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历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岁月里，吉悒兰在死神面前，似乎是于弥留之际那种昏沉的思绪里，像梦一样回忆了苦多乐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亲，于是便开始了白眼和打骂的折磨，还当过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过，寻过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超龄好几岁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从此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但又进入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她的恋爱生活，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被抛弃。她向往革命，追求光明。参加革命后，那个分配给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时候，落井下石，残酷地践踏道德和良心，以“假离婚”的欺骗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变给她的灵魂带来了至深的创伤。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特殊而真实”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 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 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 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 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 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 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姊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姊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的社会生活，描写一个父亲、三个母亲、四个女儿这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沉浮。四个女儿是中心人物，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不同的命运，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地主官商高殿臣的四个女儿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高婵，“嫡出长女”，平时总是带着她母亲的庄严，举止雍容华贵。她性格孤僻，我行我素，终生信奉独身主义和科学救国。解放前夕，当一些人纷纷逃亡美国，或想逃而不能的时候，她却抱着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的，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到北平。她说：“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用不着问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我的信条是居里夫人的名言：科学是不分国界、阶级、种族的，科学无祖国。它应该打破狭隘的局限，服务于全人类！”作者并没有让她说大活、空话，她是一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富有正义感，喜欢高婕，讨厌高娟…… 高娟，长得丰姿绰约，很会眉目传情，忸泥作态，懂得在什么场合应像花一样张开笑脸，在什么场合应庄严、肃穆。学生时代，她是有名的枝花，在去新京参加清朝末代皇帝“选妃”不中后，便与伪满大臣结婚。抗战一胜利，就急忙易主，当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第十一个小老婆。解放后，又成了新政权下共产党一位“高干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斗争高干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靠上了支左联络站的军代表，于是那位海军航保处处长又成了她的丈夫。她会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极善投机，利用结婚、离婚攀龙附凤，是一个似乎永远浮在水上的漫画式的人物。 高妤，在四姊妹中最小，“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一个天之骄子！一个绝代尤物！”她当了国民党首席接收大员、行辕主任的干女儿，梦想着“参与这个世界的大变革”。她追捕过三姐高婕。到台湾后，现实使她选择了科学，抛弃了政治，定居美国，成了物理学博士。作者笔下的高妤，其性格是发展的；她作为美籍华人回国探亲，主要就是要向三姐高婕道歉、忏悔。 高婕，是《四姊妹》的主人公，作者着墨最多。她是“庶出”——姨太太、小老婆生养的。这种社会地位，给她带来的是屈辱。从出世以来，她看到的是母亲的悲苦——受欺压，挨打骂。从这样的阶级烙印里，生长的是不平，是反抗。她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的眼睛是深邃的，目光是冷峻的。她的妩媚里，透出的是忧郁、悲怆和凄婉。由于社会地位、环境（她接触过女英雄赵一曼等革命者）的影响，高婕背叛了家庭，成长为一位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新女性。她秉性勇敢，十五岁就在长春、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解放后，她走上成熟，富有坚定的自我牺牲精神，时时把握着崇高的信念，因此她才能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毅然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石屏结婚。这样，一个冷寞的、屈辱的、被误解的、“眼泪浸泡着心的凄凉岁月”，以二十年漫长的黑色阴影，残酷地罩住了她。但她默默地奋斗着，期待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与赤诚。“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柳溪实践了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她不是把生活、人物变成作家笔下“描绘”，而是以血泪和生命去塑造，所以才有高捷等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 《四姊妹》的父亲——地主官商高殿臣，是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商业行情，是交际场中的大市侩；他一生中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爵位”，恨自己只是一个“土鳖地主”。为了挽救家庭败落的命运，他以四个玉树般美丽的女儿为钓饵，让那些有权有势的军政界的官宦人物上钩，好“有个能作威作福的乘龙快婿，管他什么伪满、中华！”他以杨玉环如何被唐明皇册封为贵妃对女儿们进行教育：“她爸爸成了老太爷，她哥哥杨国忠成了宰相，连文武百官也顶不上人家一个杨家闺女！……你们姐妹四个，要有一个成了这么显贵的一品夫人，光耀咱们高家的门庭，那我也不白来人世走这一遭啦！”当“新京”皇宫传出“选妃”“圣诏”时，高殿臣恨不得立刻携眷奔赴“满州国”应诏，为当“老国丈”，竟把家从哈尔滨搬到长春，大花“运动费”，不惜走“后门”……高殿臣是个随机应变的几朝“元老”，伪满、国民党时期他是上面的人物，共产党时期，他仍然浮在上面，成了“红色资本家”。“统战对象”。实际上，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反动派！他自己曾说，他称各式各样的女婿：“有高干女婿，外国女婿，还有劳改释放的女婿……”这是一部多层次、多矛盾，纵横交织的历史！高殿臣，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风吹浪打，成长起来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物”！ 《彩凤凰》是一部农村劳动妇女高尚道德、情操的颂歌。柳溪说，它“是专门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的妇女，而她的遭遇，又是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我为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女性流过眼泪，抱过不平，因而写起来不仅感情饱满，而且也献上了我崇敬的心情。” 小说中的葛素娥，在八年抗战中，支持丈夫参军打日本，以自己的生命，勇敢地掩护过他。她不仅承担了养育一家老小的重担，还跟着雁翎队打过伏击。然而，这位对革命有功之臣，革命胜利后她得到的却是不幸。她和进城后当了官，变了心，抛弃了她的乔振民是“抓髻”夫妻，过去非常和美，他当了八路军后，她为他站岗放哨，盖洞口，他挂了彩，为他养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乔振民被揪斗时，她不仅疼爱地可怜他，还为其申张正义：“……尽管乔振民对我没良心，我恨他，可我要说，他不是一个孬种，更不是一个叛徒！他打日本鬼子，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咧。他不是胆小鬼，怕死鬼，他身上挂过多少彩，有多少枪眼儿，我知道的最清楚……这是实际事儿！我恨他没良心，这也是实际事儿，但这是私人间的个儿，可那是革命的大事儿，不能胡编。”这些话，只有一个公正、善良、仁慈、高尚的心灵里才能流出，这些话如同雕塑家的一刀一斧，画家的一笔一抹，最后完成了这个闪光妇女的形象。葛素娥的性格也有弱点：那就是奴隶般地忍受痛苦，“打断胳膊往袖里掖，打掉了牙往肚里吞”这种从中国几千年妇女的命运中因袭下来的逆来顺受的一面。这个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描写极其细腻、准确。作者从千百万个葛素娥的命运中，把最真切、感人之处，提炼出来，诉诸笔端。在朴素、自然、抒情、清疏的文笔之中，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有着民族传统的文学形象。 在生活中，或在历史上，虽然邪恶得逞的悲剧普遍存在，但在柳溪的多数作品（如以上三部中篇小说）中，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从美学上，表现了中国人在艺术上的美好的善良愿望，也体现了作者美学观点及对弱者的同情。 九 《功与罪》是柳溪以二十多年的奋斗写下的具有较高艺术概括力的长篇巨著。它以主人公方红薇的成长为主线，再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北方城乡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生活。 小说是从美国传教士查理德和与他有两代世仇的贫农女儿方红薇的斗争展开的。聪明、美丽、天真、善良的方红薇，在水峪镇为父母取药时；被从事对中国儿童做征服心理实验的查理德拐骗到北平，幽禁在深宅大院。曲折、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就从这里发端，并逐步深入、激化。方红薇从被拐骗，到接触革命，受到启示，挣脱教会势力的羁绊，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作为领导，南下请愿，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也是她从幼稚到成熟、成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中间，交织着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有真诚的友谊，有纯洁的爱情，既有历史长河中激流勇进的战士，也有沉沦、叛变的渣滓。 这部小说，是柳溪在1958年酷暑中，被戴上右派分子“荆冠”那天，下定写作决心的。《功与罪》从写作意图、结构、时代背景到成稿，都有不少重要的变化。柳溪说，她写《功与罪》的目的，最初比较简单，但酝酿了好久。她老家献县的张庄有个大教堂，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专门搜集共产党的军政情报。1947年被破获，她对此颇有感触。解放后她去参观育婴堂，见到白骨累累的死人坑，深受教育，于是便决定写一部单纯揭露教会配合侵略中国的作品。但后来她被劳改，时间挤掉了，拟写的作品搁浅了。是她划成右派之后，才又燃起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那时她在天津南京东路看见一座德国天主教堂正作晚祷，许多中国人虔诚地在听一个身穿白色绣花道袍的人在讲经。柳溪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已是六十年代了，在我们国家对宗教还那么火热，我感到有一种揭穿宗教的责任。这时我想到我仍旧要写这部作品。” 她在冀中时，认识一位曾是内蒙古王爷的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了投身革命，他坐过牢，爱妻在狱中生下一女后牺牲。“二十年后，在一次剧团为部队演出时，她发现一个女演员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妻子……非常凑巧，女演员原来也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父亲是革命者，母亲在狱中生她后死去，她被送到育婴堂长到十五岁，才偷着跑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参谋长从身上拿出保存的照片，于是他们抱头相哭，从此认了父女。北平解放后，女演员忽然接到她生身父亲的信函，被认走了。可是他们还保持着父女一般的感情。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初稿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功与罪》上部《后记》）在农场劳改时，柳溪与与一位也被打成右派的巾帼英雄人物同居一室。她的故乡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一个教区……八岁时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拐骗到北平，经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锻炼，“七七”事变时参加了革命。之后，东挡西杀，业绩辉煌。柳溪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孕育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典型……劳改分手后，我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便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于是我以参谋长的故事和她的经历结构新的梗概，重新写作了第二遍。”这位女英雄，就成了方红薇的原型。这部小说她从1958年构思，1962年写作，到1965年，她完成了两部半。 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部作品的构思，同样会随着作家对生活、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升华。文化大革命中，柳溪有了新的想法。从革命“中坚”被一批批划入“敌人”营垒，到开国元勋、盖世英雄和无辜人民相继死于非命，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历代兴亡有其必然的规律。”柳溪说：“我以为认真的政治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有良知良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她不仅悲愤地呼吁，也去实践。《功与罪》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就是她不断深化主题的证明。柳溪是在寻找历史的答案。她在给我的信里说：“顾名思义，我写《功与罪》就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大胆地评价这一历史阶段的功过，给后来研究历史的专家，提供一点生活背景、时代气氛、人物的可怜命运，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及谁在创建新中国和谁制造了这场浩劫、灾难。” 《功与罪》气魄宏大，所反映的生活浩繁。笔者对方红薇、李大波等，以及像艾洪水等人物未作分析，只能留待以后。这里以较大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想这对研究柳溪的创作思想及其长篇小说会有好处。 柳溪的十六万字的通俗长篇小说《大盗“燕子”李三》，是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民族化、通俗化的一种尝试。“燕子”李三同拳王霍元甲、大刀王五，并称“幽燕三侠”。这部小说描写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威震京津、劫富济贫，以及他如何搭救北伐战争中的军团长越狱的正义侠骨、赤胆忠心的感人事迹。这部小说由《花山文学丛书》发表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今晚报》连载了删节本，接着，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剧团、连环画都要改编。如此热烈的反响，柳溪颇为激动，使她进一步体会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性。 严肃与认真，是作家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这种精神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与罪》时，她走访了女主人公的故乡，住在她当年落生时的土炕上，还采松枝与野花为她扫墓，夜间盖着她的被褥，思念着她的音容，眼泪打湿了衾枕。那一次，柳溪搜集了许多女主人公的英勇斗争事迹。写作《大盗“燕子”李三》也一样，为了对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她访问了当年枪毙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长、八十九岁高龄的鲍毓麟，这使她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那时社会风貌的知识，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动的情节。《超级女谍》又是一部通俗传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 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 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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