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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专员公署的命令，叫我马上同专员一起去冀鲁豫行政公署执行新的任务。我们那时在滑县，行署在荷泽，我同专员骑马赶了一天路，到行署时已是下午，刚到就来了七八辆吉普车、小卡车，下来十几位穿美国军装的外国人和几个穿西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我浑身尘上未去，即被行署主任段君毅拉去当翻译同那些外国人打交道。原来外国人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其中有负责在花园口堵口的总工程师、美国著名水利专家塔德。其他还有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驻开封办事处和花园口堵口工程总局的工作人员，也有几位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的简称）代表，他们是来解放区查看黄河故道、黄河旧堤的情况的。 我被段君毅拉去同塔德同坐一辆吉普车去黄河旧堤上察看，为他们当翻译。抗战八年来，英语早不用了，但我十几年（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都是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的书，会话还未完全忘掉。我一开口翻译，塔德就很惊奇，他没有想到在这鄙陋的解放区内还有会说他们语言的人。这第一次翻译工作完成后，于是就把我调来行署专任翻译和接待联总人员的工作，参加与黄河问题有关的谈判。 早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由平汉路向南进犯时，国民党政府想阻止日军南下、西进，用军队抵抗不住，想用黄河水把日军堵住，于是就在郑州东的花园口把黄河大堤炸开，使东流的黄河改为向南。波涛汹涌的黄河，突然从花园口向河南中部冲人淮河、安徽、江苏，形成一条新的黄河。但是这条改了道的黄河，并没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反而淹了豫。皖、苏三省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600多万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对这一惨祸国民党政府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黄河自花园口改道后，原来黄河故道，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时，变成了抗日根据地，隶属冀鲁豫和山东渤海两个边区政府。这一段黄河故道堤长7M公里，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沟壕纵横、破坏无遗。旧河床已住上居民，开垦了许多良田，建立了1760多个新的居民村，它们属于冀鲁豫解放区，归考城、封邱、滑县、长垣、东明、濮阳、荷泽、鄄城、观城、范县、寿张、郓城、东河、平阴、长清、乔河等17个县和渤海区的济阳、青城、蒲台、利津等4县所管辖。 黄河本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悬河”，经八年淤积，旧河床更是悬而又悬。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提出要将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堵住，把黄河引回到故道，理由是消除水患。但另外的险恶用心是用黄河水淹解放区，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被称为“黄河战略”。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此直言不讳，并亲临花园口视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从前炸开花园口是我主持的，现在我有责任来督促花园口堵口工程早点完工。花园口堵口工程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负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署（行总）配合，由行政院令其黄河水利委员会协同联总组织花园口堵口工程局，由联总派美国著名工程师，在战争中立过功获将军衔的塔德全权负责。在联总的人力、财力的支持下，塔德雄心勃勃地向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一个抛石平堵的方案。预计在六个月内完成，把黄河恢复到故道上来，实现国民党政府的“黄河战略”。 消息传来，引起解放区人民，特别是冀鲁豫党政及人民群众反对。中共中央指出，黄河恢复故道加以治理，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生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事，我们不能反对。我们主张，必须在修复好黄河故道的大堤、旧河床的居民妥善迁移后，花园口才能堵口，黄河才能引回故道，这就是先复堤移民后堵口的正确决策。 这个决策由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政府行政院，联总负责人福兰克芮、塔德、马歇尔等协商，达成口头“六点协议”，规定“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下游工程必需之物资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等，肯定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 最后以周恩来、马歇尔、薛笃粥三人名义公开表示对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确保彻底推行。联总开封办事处派了一个小组驻在冀鲁豫行署所在地荷泽，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协议规定，监视我们复堤、移民并提供物资。 行署就派我负责接待，联系这个小组，并随同我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去开封、郑州，与联总办事处联系，主要是为了争取物资，并去花园口视察堵口情况，同堵口工程局和塔德打交道。 那时我方黄河水利委员会谈判首席代表是赵明甫，他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赵守钰关系很好，办起交涉来自然方便得多。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家里是大地主，抗战后，为了执行解放区政权的三三制，争取他参加了冀鲁豫行署工作，叫他去与国民党人士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他有些胆小，公开同段君毅讲，怕在谈话中犯错误。段君毅就对我与他当面讲，与外国人打交道，由我把关，因我是党员，我认为应该怎样谈，由我用英语讲出去，不管赵怎样说，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翻译。赵明甫保了险，将来有政治运动时，他同美国人交涉这一段经过，有人作挡箭牌。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点，我因为组织上信任我就积极去干，由此也可看出段君毅同志的胸怀。 经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联总驻开封人员一同商定，同意我解放区黄委会派一代表驻在开封国民政府黄委会内以便联系。赵明甫为我方代表，但他不常住，派一秘书常住，这位秘书一个人住在国民党衙门内，自然够苦闷的，好在我们常去，大家交换情况。我们第一次去开封还是由联总驻荷泽小组长亲自开车送的。后来与国民政府军政方面商议好，给我们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我们即可自由进入开封城。这在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办法。当然这个特别通行证在花园口堵口完成后就不适用了。 联总的外国人办公是在一个教会的大楼，宿舍选在城南一座教会神父的大院内，我们曾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与招待会，吃的是西餐，酒会用鸡尾酒，我仿佛又回到了燕京时代，并且比那时更洋化更高级。 我们曾利用往返开封之便，从国民党区带回几位想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学家，如诗人王亚平夫妇，他来后就担任冀鲁豫文联负责人。我的工作有几种，首先是做好联总小组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们复堤移民的情况，要求他们及时提供物资及需要物品、工具。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联总交涉，允许偿还我下游复堤用工料款60亿法币，下游移民救济费150亿法币，发放下游复堤工粮约面粉8500吨。[注●]这个数字并未完全拨下来。经过我们与开封联总办事处多次交涉，联总拨来几百吨面粉和大批美国剩余军用物资，这些物资中什么都有，大至机械，小到衣服、食用罐头、巧克力等。我们拿来分发给移居的群众。联总小组还赠送吉普、中型吉普（约一吨半的运货车）二十来辆。 第二是接待来参观考察我区复堤移民情况的外国人。那时国共双方对峙，中共建立的解放区对外界是个谜。除塔德及联总人员来视察我复堤工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周刊）的沙布伦，专栏作家罗辛格。塔德来视察时，称赞解放区是真正执行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的，并对他负责的堵口工程和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官员表示不满，说他们工作不积极。像沙布伦、罗辛格等新闻记者对解放区情况及复堤工程特别满意，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讲述黄河问题。在联总人员中，我们争取了开封办事处主任危海宁及总部的韩森等支持我们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我会见过几位自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人，他们也在联总工作，私下也告诉我一些联总的内幕。美国人韩森先后来我区三、四次，与我很谈得来，据他说他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学的是社会系，他的父亲早年在中国当教师，所以他会汉语。他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表示对中共解放区的同情，他还透露了一些联总内美国军人的专横情况。后来我们解放南京后，他未走，被我军俘获当作特务审查，我那时任西南外事处长，曾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第三就是注意花园口堵口情况。先复堤后堵口的办法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但是它并不执行，按照蒋介石及其军事要人的计划是赶快把花园口堵好，让黄河尽快地冲进解放区，实现他们的“黄河战略”。 塔德为了显示其工程技术，提出六个月堵口计划，而他的堵口办法是采取“抛石平堵”方法，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中国工程师们反对这个方案，主张用中国传统的“捆镶进占立堵法”，认为按照塔德的方法要在六月合龙，即在大汛前夕合龙是不可能的。他们双方争论结果，自然是联总的美国工程师培德胜利，他就在花园口安营扎寨大干堵口工程。 我们去巡察时，好似进入一个宛如大军营的“现代化”木板结构城市。国民党政府动员了一万七千多民夫，使用大批美制机械昼夜不停地加紧堵口工程。塔德对我们（赵明甫和我）表示很欢迎，带领我们看他的工程施工情况，并特别请我们在他的住地吃饭，除鼓吹他的工程外，还要求我们赶快把旧堤修筑好。看他那股施工劲头，是要不顾我区复堤完工与否提前堵口合龙。那时国民党军正缩小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包围，并对豫东地区展开进攻，切断三野与中原解放军的联系，花园口若堵口合龙正是实现国民党的淹没解放区的“黄河战略”。所以我们并不支持塔德，认为他是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是“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但是从我和赵明甫的观察，他并不是个阴谋家，也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他是个很骄傲、自信其工程能力的“美国著名”的工程师。他反对中国水利专家的意见，要以美国的技术、财力。实现他的计划，从而客观上起了“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作用。我们这种看法得到行署领导的同意。不管对塔德的认识怎样，他提前合龙是违反“先复堤后堵口”的协议，对我区是不利的。6、7月间，下游黄河旧堤正紧张抢修时，国民党以几十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苏皖两解放区，花园口东部工程的栈桥架设刚成功，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抛石合龙。但石料须自新乡潞王坟石场经由火车运来，我游击队袭击了潞王坟石场，石料不够，又恰值黄河汛期到来。河水猛涨，将花园口东部栈桥桥桩全部冲走，花园口第一次堵口合龙失败。 经过这次斗争，国民党与联总不得不重新同周恩来谈判，重新恢复原南京六点协议，决定偿付我下游复堤移民的费用。7月中，周恩来同志来开封会同联总、国民党及我区黄河小组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很特别，会议桌摆成丁字形，联总的代表驻坐在丁字的中间，他两边坐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官员和主要工程师，右手桌头坐的周恩来，左边桌头是国民党代表，我们坐在条形桌的两边。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分述黄河的危害与1938年人为决堤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分析了国内形势，强调必须执行“南京协议”。会开了一天，大家一致认为堵口和复堤都应按“协议”执行。这次会议我陪同冀鲁豫党政负责同志参加，并在我驻开封办事处听取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花园口堵口工程在1946年12月又一次失败，直到1947年3月堵口终于合龙，黄河水又重回故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全面内战，我在黄河南岸军队已返回北岸，刘邓大军正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略，出没黄河两岸打击敌军。 堵口合龙，黄河恢复故道，但黄河谈判未完，双方提出要保护两岸河堤安全，不许破坏，这项交涉仍由联总从中主持，因国共双方已正式打起来，难以进行商谈。这时我的职务有了变动。前一阶段，我主要做翻译联系工作，并被任命为冀鲁豫行署交际处处长，但实际上我没有管交际处的事。我主要是做联总的工作。那时解放区也成立了一个救济总署叫解总，是专门对付联总与行总的。我被任命为解总冀鲁豫分署的秘书主任，兼黄河谈判的代表和翻译。 1947年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率团撤回延安，黄河谈判结束。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封锁，我区与外界来往已完全断绝，唯有解总在已解放的烟台设有办事处，另就是冀鲁豫通过黄河东明渡口还可同外界交往。那时国际上有许多友人及慈善团体设法声援支持解放区，其中有如英国的公谊救护队，国际红十字会，加拿大及美国友人组织的医疗救护团体等。1947年就有公谊救济队派来两位医生、一位翻译为黄河沿岸的群众治理大肚于病，他们称之为黑热病的一种。他们长驻解放区，我负责接待与协助他们，除了负责他们的生活与安全外，还要向群众宣传。 一些国际慈善团体、友好人士募集了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及医疗仪器存储在天津等候运送解放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多方交涉，国民党允许他们用卡车经由黄河东明渡口送来。从东明渡口到冀鲁豫解放区的张秋有近百公里路程，沿途有一大段路属游击区。我负责去接这批外国客人及物资，晚上沿黄河大堤行驶，近十来辆汽车灯远射，像一条长龙，引起了我游击队的警惕，开枪射击，我不得不冒下车找游击队交涉。到达张秋已是半夜。这时大雪盖地、天寒地冻，外国朋友到后，冀鲁豫行署负责人设酒宴招待，并安排他们睡在有木炭火盆的卧室中，四位外国友人一房。第二天，我还未起床即有人叫我说出了事。我赶去招待所时，发现一位外国友人哈立森大夫因中煤气逝世了。行署负责人连同其他三位外国朋友都十分惊讶与悲痛。除抢救无效办理后事外，急忙报告解总总部。在总部王荫甫同志出席下，我主持了哈立森大夫死因调查会，在会上三位与哈立森同房的外国的朋友证明他是因中煤气身亡，他们还证明哈立森大夫原来已患感冒，年老体弱，经不起日夜奔波，无力抵御煤气。死亡原因查明，参加会议的人在记录上签字。行署举行了较为隆重的临时安葬仪式。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接着我即调往解总总部担任秘书组组长，在石家庄与“老板”熊瑾玎可在一起工作了。 1947年底我调到石家庄解放区救济总署担任秘书组长工作。董必武是解总的主任，总署实际的负责人是熊瑾玎夫妇，我们称他们为老板和老板娘。他们俩是老党员，多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党内地位很高。解总的小事我们作主办，大事由老板请示中央办公厅。老板和老板娘对我很好，我们秘书组三、四个人很团结，干事积极。但是时间不长。天津一解放，解总搬到天津，我就离开解总去天津外事处工作了。 天津解放后，接着是南京解放，黄华由天津调去南京担任外事处长，章文晋接任天津外事处长，我从解总调去任副处长，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各地都是用军管会名义或地区性人民政府的名义管理。比如在天津，黄克诚是军管会主任，黄敬是天津人民政府市长。 外事处军管会，表示是在军事时期，可以不受所谓国际惯例的限制。当时执行的“打扫于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对外关系，清除外国在华的一切势力。天津是除上海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第二个最有势力的港口，中央把天津作为执行对外政策的试点。 我们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国在天津所有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宣传新闻、军事、港口码头等情况，然后具体拟出对策，报中央外事小组批准后执行。首先宣布不承认外国在天津的外交、领事、新闻宣传机构，所有外国官员都要以外侨身份进行登记，军管会保护守法外侨。那时在天津有十几个外国总领事、领事馆，除了英国、苏联两国总领事尚留任外，其他国家的总领事都跑了，只留下少数人其中大半是中国雇员看守馆址。 英国总领事在我们几次通知后曾在公安局外侨科登记，仍写下英国总领事职务，当时外侨科的同志告诉他，只能以侨民身份居留，并要遵守军管会的法令。 苏联总领事则同我们有来往，我们外事处同苏联总领馆来往较多，还互相宴请。许建国那时是天津首任公安局长，他要摸清天津外侨的情况，特别是外国潜伏的间谍及其活动，也让他的外侨科长赵明同苏联总领事馆的人联系，据赵明同我讲，苏领事馆中的克格勃很了解外侨中的间谍活动。公安局要拘留、逮捕外侨，事先都同外事处商量好，并报上级（中央外事小组）批准。我那时曾负责与公安局联系，配合破获几起外国间谍案。赵明还以文学形式写了有关案件的剧本和电影脚本。 天津外商相当多，最大的有开滦矿务局，太古、恰和公司及其所属的轮船公司。我军进天津后即将开滦煤炭公司大楼征用，作为军管会办公地址。对于这些外国公司，外事处会同军管会财经部门进行调查清理。当时我们不承认它们为合法的公司或企业，但也不马上取缔或没收，外国进出口商行均已登记，是否允许营业须经军管会外贸处许可。 那时对外贸易完全归政府统一管理，但并不封锁港口，也允许外国轮船公司经营航运。清查外商外资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外事处组织了一个专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进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先承认新中国的有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苏联原驻南京的大使馆在战争中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苏联承认新中国后，将大使馆从广州经海上迁来北京。外交部派我去塘沽迎接。那时大吨位海轮尚不能进塘沽码头，我以天津市外事处代表名义乘小轮船去大沽口外海上停泊的大船上迎接他们。苏联大使馆从广州来的只有二十余人，以一等秘书为临时代办，乘坐我的小轮船来到塘沽。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看来没有什么风浪，但小轮的颠簸使我头昏目眩。肚里翻腾要吐，但在外国客人面前我极力忍住，滋味实在难受。在塘沽派有专列火车，坐上火车后，我精神好转，才多用时间同他们攀谈起来。那位代办英语不错，为我一一介绍使馆人员，除几位秘书、随员外，多数是工作人员，还有两三位年轻女性，他幽默地说，这几位是我们使馆的“苏联之花”。他们人不多，行李不少。 火车直接从塘沽开往北京，在前门车站下车。周恩来总理带着新外交部十余人在月台上迎接，我把代办介绍给总理，总理在月台上致简短的欢迎词，现场气氛友好而严肃。 1950年初重庆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外交部派我带了一位机要员和几个青年干部去重庆，负责建立西南外事处，归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外交部双重领导。 重庆在抗战时是陪都，驻有各国大使馆，胜利后外国大使馆都搬到南京去了，只有几个国家在重庆以其总领事馆为留守处。我去后以西南外事处的名义，按照天津的作法宣布他们为侨民，同时对外国势力进行调查与清理。当时重庆军管会驻进了几个外国（法，英）总领事馆，还征用了原美国新闻处。我去后，西南局对外事极为重视，还专门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汇报了当时我国的对外政策，讲了打扫干净房子的意义与作法，说明外国国家的房产、旧的使馆、总领事馆及其他国有财产是属于外国政府所有，除了交战国外，我们不能加以没收。如果急需征用，必须报告外交部办理征用手续。西南局支持我的意见，决定有关对外事务统一由外事处负责办理。 重庆也是通商口岸，虽然外国公司比天津少，但它们与我国内地联系却很大，比如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它的市场不只在重庆而且遍及四川各地，要清理它的资财比较费时，同时它雇用了许多中国人作代理，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还发现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教会势力很大，它们设立的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福利事业很多，教徒也不少，它们占有房地产，尤其在乡间更多，这在天津是没有的，无形中增加了西南外事处的工作量匕 我在重庆西南外事处工作时间并不长，西藏解放后，我又被派去拉萨担任西藏外事工作的负责人，从此，我又经历了虽然仍是地方外事却远远超出了地方性外事范围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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