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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这位20世纪50年代辉煌一时的印度领袖和亚洲伟人，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印度独立过程中创下业绩。但在印度独立后却要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亚包括喜玛拉雅山区各国和地区掠得的特权，甚至在中国西藏也要保持英印政府侵略所得的特权，连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所划的中国领土，他也要继承下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统一祖国时，他曾以威胁的口吻阻止中国军队进驻中国自己的领土。阻止不成之后，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但在印度议会上玩弄名词游戏，说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又说是宗主权，故意在这两个有重大区别的名词上混淆不清，在西藏的主权问题上模糊人们的视听。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乃和中国签订中印协定，仍企图保持一些在西藏的特权。中印协定签订后，他对西藏的具体作法仍然是要保持甚至扩大印度在西藏的影响。 印度某些政党和报纸公开宣称，西藏要成为印度大陆与中国共产主义的“缓冲国”，以阻止共产主义的南下。缓冲国是假，要把西藏变成印度帝国的一个类似当时锡金的一个土邦是真。它派驻锡金的专员仍然执行着英印政府规定的主管锡金、不丹和西藏事务的任务。 尼赫鲁在表面上承认西藏的自治，但他的自治的含义是西藏保持在印度控制下的自治。这一点我们在执行中印协定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 按照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了，西藏地方的两位噶伦成为军区的副司令员，接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了，达赖成为主任，眼看西藏的形势照着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规定步步前进，尼赫鲁着慌了，他觉得要丢失西藏，于是策划了1956年邀请达赖访印的事件，企图支持。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和西藏少数分裂分子把达赖留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在此阴谋中尼赫鲁抛弃两面手法，露骨地诱惑达赖倾向印度，搞独立阴谋。周恩来亲自去印度，同尼赫鲁直接交涉，大力作工作，劝说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并与一些闹独立活动的分裂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与斗争，宣布了西藏六年不改，六年以后改不改由西藏决定的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又说达赖若留在印度只能是一个流亡者，西藏的工作仍然要进行的坚定立场，并指责尼赫鲁允许在印度境内收容、支持搞西藏独立的阴谋分子和外国、台湾的特务的活动。这样，尼赫鲁才保证送回达赖返归西藏。这场达赖访问印度时的斗争，我在别的著作和本篇关于达赖的叙述中有所记载。 1957年4月达赖等返回西藏，但西藏的形势愈来愈紧张。叛乱分子，阴谋搞独立的分子，从他们的基地上（主要在噶伦堡）向西藏派遣特务，运输军火，袭击人民解放军，在噶伦堡办起各种所谓西藏协会，印刷报纸、刊物鼓吹独立。在这个时刻，尼赫鲁煽动达赖邀请他访问西藏，如果尼赫鲁成行，那不只对达赖是一个重大的诱惑，鼓励他更倾向于印度，表示西藏是含有某些“独立”意义的地位，而且给那时正闹着叛乱的“独立”分子以极大的鼓舞。达赖的邀请信竟要我执行，送交印度总领事。我坚持要请示中央政府，结果中央考虑因西藏形势不稳，拒绝发出邀请。 尼赫鲁要访问西藏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又策划了一次借道西藏去不丹之行。 不丹在历史上是中国藩属国。过去若干年来，不丹认为中国皇帝是他们政治上的最高君主，达赖喇嘛是宗教上的最高信仰者。不丹过去对中国的朝贡只送到中国驻藏大臣处，不直接来北京，同时也给达赖送呈宗教上的供奉。因为宗教、文化、经济上不丹与西藏有非常密切关系，不丹有常驻代表驻在拉萨，我们进藏后这位不丹代表仍然存在，我们与他有过不少交往，但只以商务代表对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占领全印度后向喜玛拉雅诸国进攻，在占领不丹的平原地区和近十个山口后，向不丹内地进攻，进行几次战斗后，在1865年签订了新曲拉条约，英国势力进入不丹。1885年不丹内乱，汤沙总管乌金旺曲在英人支持下掌握了不丹大权。在1904年英军侵略西藏时，这位总管为英军服务，在获取西藏情报方面出了不少力。从此不丹就在英国保护下实行他的自治。英国人虽然在不丹得势，但并未派人进入不丹，仍然保持不丹封闭的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并未进驻到不丹与西藏交界处，我们尊重不丹，让它在西藏的活动及权益仍维持原状。但不丹是西藏通往印度平原的一个重要地区，它的向背对西藏局势有一定作用。尼赫鲁为了要在西藏有所行动，就得对不丹进行控制，使其完全依靠印度。 他在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前夕，亲自去不丹是有其重要的作用的。此外，他采取假道西藏，由亚东去不丹也有用意。他要访问西藏的计划落空了，这次1958年秋假借西藏的亚东去不丹，他计划西藏上层达赖喇嘛一定会来亚东接待他们的过境，从此可同达赖及西藏上层作进一步的接触，也可以此来提高达赖和西藏与外国领导人交往以抬高身价，包含着达赖可直接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深意。 但是他这个预计也落空了，中国政府决定，不以西藏地方政府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名义进行对他假道短暂在亚东的接待，表明是中国政府而不是西藏地方进行接待，对他是一种较高的礼遇，他则无话可说。当时中央代表张经武派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为他的代表亲自赴亚东接待他，具体接待事务是我同军区副参谋长执行的。 1958秋，尼赫鲁将从锡金岗托乘车至锡藏边界山口乃堆拉过境，我们西藏亚东至山口的公路只修到乃堆拉山下，头天我同符副参谋长带着一班解放军乘车来到山下河谷里，夜间即搭帐篷睡在山下，次展黎明我们即登上山口锡藏交界处马尼堆（此山口当时尚无界牌，只有由碎石堆集的马尼堆，上插满藏族过往人员的画有经文的幡旗，本来是藏族人民作为敬神的，现在作为边界的标志）。等了约一个多小时，尼赫鲁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乘一辆吉普车，后随有十余辆车驰上山口，下车后，我即上前以中国政府及中央代表谭冠三将军的名义向他表示致敬和欢迎，并介绍军区副参谋长，随即检阅由一班解放军组成的仪仗队。尼赫鲁表示感谢，并高兴地检阅小小仪仗队，随即向送他来的印度要人，外国朋友告别。我们带来十余辆苏联式嘎斯车将他及其随行人员送下山休息。原来我们准备有休息住宿地点，那是在下亚东春丕谷的一个草坪上，搭了几座西藏最好最高级的帐篷，尼赫鲁一行下山在此休息，同谭冠三见面，谭对他表示欢迎。后他们住进其商代处。这个代理处原来是英国人经营多少年的房屋，占据了亚东山谷里唯一的一块平地，房屋西式，设施完备，还有保卫人员护守。当晚由谭冠三设宴欢迎他。我们的厨子完全按中国式待客宴会款式，冷盘、热菜、点心等一道一道的上了十几二十来盘，谭冠三热烈致词欢迎，兴奋地祝酒，尼赫鲁颇不习惯，时间久了，有点疲倦，其随行人员特别是他女儿英·甘地向我提出两次，希望快点结束，以便她父亲休息。 不丹与西藏亚东交界处是在下春丕的一条河，河宽不足三丈，但水急滩险，河上搭有一土桥，桥这边是西藏，过桥即是不丹界。第二天，我们用车将尼赫鲁一行送至桥边。尼赫鲁下车与我们告别过桥，桥对岸不丹欢迎的人约数十，高声欢呼，雀跃欢迎，但他们那边无公路，只有牦牛驮行李，尼赫鲁过桥后同不丹欢迎者会面后，即乘马上山，而山路窄小崎岖难走，左右有人扶持。我看见这位闻名世界的人物，竟不顾高龄，头发苍白，身体显现驼背，辛苦跋涉在山区小道上，所为何来？ 十天后，他从原路回来，我们还是在铁索桥处接他及其一行回到亚东，回来时看到他面孔较黑瘦，但精神仍好。在印商代处休息一会，即步入亚东街上巡视，那时亚东街上约有商店近百家，多为尼泊尔、印度商人，是亚东最繁盛时期。他一上街，所有商店的人员都拥上街道，两旁林立，夹道欢迎，印度商人高呼万岁，热闹气氛空前，他漫步街头，在几家印度商店门前站立与商人交谈，商人乘机提出种种要求，如要把亚东永远作为自由港，要在亚东修建印度商会馆，甚至要将亚东变成印度租界。晚上，他在印商代处举行招待会答谢我国官员，谭冠三、符副参谋长、我等都出席，招待会采取印度自助餐方式，大家随意就座交谈，尼赫鲁在与谭冠三将军共坐一会后，即同我交谈，主要问我执行中印协定和与印度三个商代处的关系问题。第二天，我同符副参谋长仍送他们一行去乃堆拉山口回国。 这次接待他过路，我们当时都奇怪像他这样知名高位的人为什么不辞辛苦，亲自登山跋涉前去荒芜落后的不丹？当时我们做过几种估计，后来到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在山南受到印方暗藏特务的支持并从不丹与西藏交界处逃亡印度，我们才恍然大悟尼赫鲁此行的用意与图谋。后来不丹竟正式成为印度的保护国。 我们同印度交涉边界问题一直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就是“麦克马洪线”问题，尼赫鲁坚持非法的麦线，态度从未改变。关于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他却有极大的改变。 中印边界西段是中国新疆、西藏与拉达克接壤的，这段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以空喀山口为交接点，以北是我国新疆和拉达克接壤，以南是我国西藏与拉达克接壤。 空喀山口以北我国新疆与拉达克接壤的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由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往北与新疆接界，从阿里到和田要经过新疆和田管辖的阿克赛钦。阿克赛钦是中国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传统生息的地区，同时也是新疆人民与拉达克人民进行贸易的必经之地。阿克赛钦历代属于我国新疆和田管辖，1928年中国政府又专门设立赛拉图设置局负责管辖这一地区。 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原有的辖区，继续控制着这条传统习惯线以东的中国地区。1950年底到1951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着这条习惯通道，经过阿克赛钦进入阿里。接着我国大量人员、物资都通过这一地区由新疆进入阿里。从1956年3月到1957年10月，中国政府花了19个月，由新疆部队连同三千民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修筑了长约750英里的新藏公路，其中约有112英里的地段通过阿克赛钦。 在这期间，印度在拉达克最前的哨所是在楚舒勒，距阿克赛钦还很远，根本不知道我国在阿克赛钦人员交通的情况。1952年印度曾派出一支巡逻队进到离阿克赛钦很远的拉那山口，1954年又派出同样的巡逻队，并在拉那山口树起了印度国旗，但印度的巡逻队从来没有抵达过阿克赛钦。印度直到我国修通了新藏公路才知道有此行动，并派出侦察队进行侦察。1958年9月中国新藏公路值勤部队在阿吉栏干附近先后拘获了印度军人15人，在审问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布置的有计划的侦察行动。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就此事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查讯印军下落，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回复一份备忘录，8日印度驻华大使馆复照中国外交部，承认有一支15人的印度小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声称“这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同时，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答复议员询问时，先说他不知道这个阿克赛钦在何处，后又说，那里是荒无人烟，遍地沙碛，是一个无人去过的不毛之地。 1959年9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回答议员质问时说，关于西段边界，“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拉达克地区是个不同的地区，并且就边界来说，……是个比较含糊的地区，因为确切的边界线根本是不清楚的，……这块地方，阿克赛钦地区，在我们的地图上无疑是……（属于印度的），但是我们把它同其他地区完全区别开来，究竟拉达克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须坦白地告诉议会，它是不清楚的。” 可见当时，1959年9月尼赫鲁对于中印边界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的立场，至少认为该地区的主权是有争议的，是不清楚的。 但是在后来不久，西藏少数分裂分子闹事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在尼赫鲁庇护下搞什么流亡政府时，尼志鲁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改变了，印度军队在西段执行“前进”政策，逐步向我境内设立边防哨所，最多时达43所，并在我边防哨所附近设立，向我军挑衅、开枪，逼我哨所撤退。继朗久事件不久，就发生空喀山口事件，我边防哨所还击印军的挑衅，打死打伤印军数人，十余人被俘。这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涉，加之印军继续前进到我国境内，印空军飞机不断越境侦察，两国外交部间抗议与反抗议的照会不绝，一时被称为“照会战”。两国总理也互致长信，申诉自己的立场。 1959年3月尼赫鲁曾给周恩来一封长信，长篇大论地历述印度对于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立场，并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表示疑虑和愤慨。9月8日周恩来回复了一封长信，重申了中国的基本观点，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批驳了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关于西段1842年的所谓条约和关于东段的西姆拉会议就等于划定了边界线的论断。周恩来在信中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 尼赫鲁回复了周恩来的来信，对周恩来的信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接着不厌其繁琐地辩解印度所要求的边界一直是历史形成的，每一段都是由历史、地理、习惯与传说确定的。在这封信中除了东段的“麦线”，中段的若干地区外，还声称西段的阿克赛钦历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他提出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恫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从此，尼赫鲁拒绝中国一再提出的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并大力推行他的前进政策，宣称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境内清除出去，要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 尼赫鲁在1959年9月议会答辩时，以煽动的口吻说，“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并不愿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们的言词中，在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中，在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都表现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想要欺侮印度。他说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为了占有几座山峰，……占有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某些地区，因而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那将是极其愚蠢的。但各位议员都知道，并不是这样，当这些冲突发生时就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相当随便的对待，而且中国还企图欺侮，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的话——我们”。 那时尼赫鲁在议会（人民院）的答辩、演说，印度报纸是全文刊登的。我们在拉萨订了几份印度报纸，他在议会的讲话，我们定能在《印度新斯坦时报》、《政治家》报（英文）等报上全文看到，并且把它们剪贴下来，研究他的政策。尼赫鲁过去在议会中关于同中国边界问题的答辩，向来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有时甚至是先后矛盾的，但这次虽然也是他惯常用的压抑的语调，但是用蛊惑人心的话语，把边界问题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问题。由于他的煽动，使已经由印度右派煽起的反华情绪更加强烈。尼赫鲁已改变了过去的同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在边界问题上要用武力解决。 尼赫鲁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改变呢？据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所说，是由于两个直接导火线，一是朗久事件后不久又发生空喀山口事件，使印度军人丢脸；另一是接到周恩来9月的回信，使他感到惊异与伤心。对中印边境西段阿克赛钦地区态度的转变。据马克斯韦尔说是由于听信戈帕尔在英国探索回来的报告，说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他在英国档案中找出了19世纪英国人企图侵入新疆南疆，画出的几条边界线。当时中国新疆南疆发生阿占柏叛乱时，帝俄与英国都插入1865年印度测绘局官员约翰逊由和回返回拉达克，经过阿克赛钦，他自己划了一个边界线，把阿克赛钦及一大片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划人克什米尔境内，这是他私自划的边界线，后来在英印政府里引起争议。 1897年英军参谋部军事情报处长对这段也划出了一个边界线，沿着昆伦山脉，把阿克赛钦、叶尔羌、喀拉喇什河划人印度境内，称为阿尔达线，这都是英国人员自己私下划的。1898年印度总督埃尔金采纳马继业划的线，即沿拉宗山脉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分别划给英中，把拉宗北的阿克赛钦腹地，南面的林济塘洼地分割开来，阿克赛钦划给中国，他定一条自己划的线曾由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置之不理，认为那里的边界是明确的。这就是所谓马继业——窦纳乐线。 戈帕尔自认为他所了解英国在这段边界的立场比中国的更有力。其实他不知中国在这一带早已设有赛拉图设置局和李炳烈的勘界活动。马克斯韦尔在书中说戈帕尔的主张对尼赫鲁是起作用的，就是说尼赫鲁信任了他的话，才改变了对中印边界西段包括阿克赛钦的态度。 在1960年的中印官员会晤中，戈帕尔作为印方官员出席了会晤，我恰恰是同他处于各自官员的第二把手地位（中方官员第一位是章文晋，印方是梅达），同他不但有接触而且可说是对手。我对他的印象是一副学者面孔，他自己承认印方对中印边界西段的主张，他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若说尼赫鲁改变对华政策是由于戈帕尔的主张，那是言过其实，我看也不是马克斯韦尔所说的两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对西藏控制“自治”政策的失败，中印边界问题早就存在，但自西藏分裂分子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西藏人民进行改革后，尼赫鲁真正感觉他在西藏控制“自治”的野心失败了，所以才改变了对中国友好政策。 我要谈一下我所知道的尼赫鲁说的受了中国欺骗的事，这关系到我国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问题。 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国人迫使西藏代表私下秘密地划定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一事，中国代表和政府都不知道，但英藏公开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中国方面一再声明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不承认，并声明英藏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一律不予承认。这个立场从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及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都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不承认的。 1955年起，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向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经过了几年的谈判、会议、勘界等工作，于1960年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最后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这是新中国第一次解决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中缅边界全长二千多公里，有的段曾经中英订约划过界，有的段中被英兵无理占领（如片马、古浪等），曾引起中英（缅）的纠纷与冲突，有的属于未定界，情况比中印边界复杂。但经新中国政府与缅甸独立后的政府友好协商得到解决。原来未定界中有一段，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中、缅、印交界处）这段是属于“麦克马洪线”东边最后一段，1914年私划“麦线”时，缅甸尚属英国统治，并未分离出去。但这一段“麦线”恰恰是中国军队实际控制线，而且与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相一致。缅甸提出这段边界是“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要中国承认这段线是已划定了的，那就是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反对承认“麦线”，而认为这是传统习惯线，这段传统习惯线实际上是中缅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可以按传统习惯线划界。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吴努总理说，“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 在解决中缅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尼赫鲁曾同周恩来谈过中缅边界问题，吴努与尼赫鲁的关系更为密切，自然把上述周恩来对“麦线”的意见告诉了他。 后来，这一段中缅边界果然是按“麦线”划定的。在中国来说是按传说习惯线划的，在缅、印度来说是按“麦线”划的。这给尼赫鲁一个印象认为中国最终还是要承认“麦线”的。 早在1956年，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赫鲁就提出“麦线”问题，周恩来当时答称，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但周恩来说，他要报告中央并征得西藏方面同意，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1959年2月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与争论时，尼赫鲁给周恩来信中提及“麦线”时，说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同意以“麦线”划界，并将当时谈话印方记录的有关“麦线”一段抄录在信中，指责中国总理违背诺言。 中国外交部在回信中说明会谈的经过，说这条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承认的。但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且表示希望以后找出解决东段（指“麦线”一段）边界的适当办法。中国照会说，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于“麦线”的承认。 1956年的一次谈话，尼赫鲁认为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在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失败后，尼赫鲁丢失了控制西藏的可能，他就在边界问题上压中国，想把他记录的这篇谈话公开出来，逼中国承认“麦线”。经中国复照一澄清，他就大为恼火，在议会中声称他受了中国的欺骗。他这种说法在1962年煽动的中印边境武装入侵失败后，更为印度议会（人民院）所接受，一时掀起反华的浪潮，使中印关系在50年代的友好如兄弟的关系变为敌对仇视关系，甚至延长了近20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扭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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