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人物背景： 肖建国：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 1957年生于辽宁鞍山 1982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 1989年获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规： 交互式报纸组版系统，早年在《解放军报》投入使用后，成为国内第一个大屏幕组版、屏幕逼真显示大样并可实现直接操作和修改屏幕大样的中文报纸组版系统，现已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地的中文报纸。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 1995年由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大方正集团联合组成，王选教授任院长。研究院设有博士。硕士研先生培养点、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下设报业管理、数字媒体、指纹技术等6个研究所和多个研究室，目前拥有开发人员近450人。 人物自白： 无所事事 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段经历倒是深深影响了我。1982年我从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计算机主机生产厂。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做点事，体现自己的价值。 那时的计算机都象一个柜子那么大，后来国家越来越开放，各种微机都开始引进，我们就发现，无论从运算速度还是使用的方便性，那些大柜子机跟台式机根本就没法比。厂里就开始模仿国外的小型机，样机刚做出来还没有调试好，人家下一代又出来了，等我们瞄准下一代机型时，国外新的产品又很快出现。使用的硬件、操作系统、软件都是用国外的，我们做软件的简直无事可做，整天都在翻译一些资料、说明书和用户手册。我开始想调走，但工厂也不让流动。 胜利“逃亡” 后来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1984年，IBM、北京市和电子部等单位拟组成一家合资公司并开始招工，我所在的厂也分到两个名额，200多人参加的考试中，我得了第一名。厂里知道这一情况，也不管我了，我也不用上班，就干脆也参加了当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在研究生录取前一个月，传来消息，说合资公司又不办了，我心里又没了着落。正好我媳妇生孩子，我就在家等着，每天都往北大跑，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自已被录取了。 把握做事的机会 这样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否则很难想象在那个厂待下去，自己今天又会是什么模样。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抱怨没有机会，实际上，机会是有的，关键看你如何抓住它。 机会也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到王选教授那里报到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好的课题，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个，NPM。现在看来，王选教授的幸运恰恰在于许多重要课题后来都没有做砸掉，因为他在关键的题目和关键的人上面都选对了。其实王选当时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课题，比如他很早很早就想做类似WORD、WINDOWS的东西，如果当时下力气做，那到现在肯定是不得了的事情。实际上，WORD、WINDOWS等这些课题也有人在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做事的人不感兴趣，没有抓住机会，结果也就没有做成。 回头来看，和NPM同时的很多课题都非常不错，可惜能抓住这种机会的人真的不多。许多人并不懂得机会的珍贵，大学毕业后留校，老师安排一件事，还像写作业一样应付。事实上，能在工业界、软件界抓住一个机会，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施展自己的才华，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我之所以如此珍惜，是因为在当初的那个工厂自己曾闲置了3年半。 这永远是一个个怪圈，越没事做越胡思乱想，就越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事，越不愿意做，就越闲，也就愈加看不起周围的人和事。加上几个闲人聚在一起发牢骚，结果什么事情也都做不起来。 可用与好用 在软件界，很多人不愿意深入用户第一线。像交互式的软件都没有操作记录，没人告诉你错在哪里，只能看他当场演示，就这么这么给弄死机了，操作员能这样告诉你，那就是你的福气了，更多的情况下是他自己也讲不清楚，还特别光火。所以，大多数软件人员都不愿意做应用中涉及到的一些小事，比如像如何解决贴切性问题，排除错误等等。 写软件一般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先将基本架构搭建出来，再考虑让它如何去贴近用户，加以完善，而且后者可能更加重要。相比较而言，能写出一个软件的雏形，勉强能用，这一过程虽有一定的难度，但在中国这样的软件开发人员不在少数，但要把这软件真正实现认可用到好用，往往比从一开始做到可用这一步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更加繁琐和乏味，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这样做，更愿意从事创造性的事情。 NPM与第一次体验 方正的排版软件先后经历了四代：书版、NPM（报版）、维思和飞腾，其中报纸排版软件的开发过程尤其值得回味。现在写软件的人很多，但让一个软件充分符合用户的要求，为用户所欢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往往做着做着就跟随开发人员的意志走，变得开始更多趋向于追求一些技术的层面，单纯的技术追求成为主导软件开发的因素，结果产品本身并不好用，这是许多软件人员的通病，这一过程变成了在体会和学习一些新技术。 做一个工业化的软件如何深人第一线，把用户的需求跟自己的产品和工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也是在1987年做NPM才有第一次的亲身体验。 NPM在设计的初期，分析了当时一些竞争对手开发的报纸排版软件，走访了《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一些用户，了解了它们对排报的要求，面向了各种各样的用户群，然后再开始做，尤其在如何做到贴近用户方面，经历了一个令我未曾想到过的漫长过程。 20％／80％定律 工业化软件的开发过程一般都是由简到繁，先做一个很实际的东西，然后让用户能真正使用起来，这样才能从第一线上获得用户下一步最迫切的需要，而不是在脑子里先构造一个复杂的东西，一步到位。在软件使用的过程中，通过交流，软件功能可以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是软件业的一个著名的20％180％定律：一个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用户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花在使用该软件其中20％的一些主要功能上面，其他80％的另外一些功能只是被偶尔用到，因之，你只须先把这对叽的功能做好，用户就可以使用了，至于其他的功能，你再去慢慢体会，加以完善。 软件的开发就是这样，先做好关键的一部分，然后再逐步滚动和发展，不是一下子就设计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希望它做出来一鸣惊人。功能性和稳定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解放军报》 到1988年的夏天，NPM基本成形，在《解放军报》的试用过程中，为了巩固它的稳定性，测试先后经过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我先让一个曾使用过其他排报软件的人来用我的软件，这个人也是排版的行家，这样使用中他就能告诉我这两种软件产品的差别，然后我再去完善它，同时发现自己软件中的错误，这一过程花费了一些时间，最后直到在他手里这软件不再出错。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我们希望软件在任何人手中都不会发生错误，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从未排过报纸的录入员，因为他没有任何排报经验，所以又发现了一些错误，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他手里任何也没有问题了，我们找到一个《解放军报》新招的从未摸过计算机的新手，让他来使用，这样又有错误被发现出来，我们再加以完善，直至不再出错。 军报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站在操作员的背后看，看他如何操作，因为软件是我做的，看他操作时出错的时候，我马上就能反应过来软件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马上一遍遍地修改，就这样NPM很快就实用化了，错误被及时排除，功能也得到补充。后来NPM开始批量销售，在公司办的培训班上，我就在一屋子人中间值班，看谁怎么把它弄死机了，再寻思修改办法。 当时下了如此大的功夫，NPM的稳定性出奇的好，以致于公司后来在销售过程中，在用户手上发生死机时，首先怀疑硬盘、DOS、字库等机器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而不会去怀疑这个软件。有了这样的基础，NPM的销售非常顺畅。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软件 NPM的成功，也印证了软件业的另一个定律：让一个稳定的软件运行上快起来，比要让一个运行快的软件稳定起来要快得多。NPM是先让用户用起来，功能基本正确之后，再来关心它的速度。一开始我整天在外面跑，或者站在操作员的背后，也没有时间关心软件的运行速度，等到软件慢慢增加了一些功能、变得复杂起来，它的速度就慢起来，但有了极高的稳定性之后，我也开始有时间来研究如何提高它的速度。 我曾花了两个星期来研究这件事，最后这一研究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只有2行程序的函数，改完后，整个软件的速度就提高了80％。 由简到繁，首先提取用户最迫切需要的、没有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些功能，把它先做好，待充分的实现实用化和稳定性后，再投入市场，因为市场也有时机的问题，太早和太晚都不行，简单的软件可以及早切入市场，然后再一步步复杂化、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工业化的软件能够获得成功，而在这当中，稳定性又是极需下苦功夫的。 战战兢兢的日子 NPM是我做的第一个产品，经过了一条很长的路。很多现在的意识我当时也没有，迫使我这样做的是一些客观环境，因为既然是排报纸的软件，而报纸是不能开玩笑的，做NPM这样的软件就像抽大烟，一旦做了，你就没法退下来，你不能想象《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用了你的软件哪天死机，出不了报。我在做这个软件的时候，每天都是战战兢兢，以致于NPM 在《解放军报》开始使用的半年中，每个晚上我都是在报社度过的。 每天我都盯着操作员排版一直到下半夜，看到印刷机转起来之后才走。每天我都住在报社的招待所里，夜里两三点钟睡，早上八九点钟起，白天返回北大再作修改，最紧张的时候我不敢回家，即使回去也不敢回自己的家里，自己家里还没有电话，那时又没有呼机，只能去父母那里，他们急了就可以找我，每天我都是提心吊胆。 巧合 后来发现，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的巧合，北京的报纸比广州冰湾的报纸都要简单得多。像《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的排版要求都很简单，也不容许花里胡哨，首先保证不出错误，能用起来。随着方正排版产品在南方和澳门、香港等地推广，NPM才逐步复杂起来。 另外，在北京先做大报，把品牌做出来，才能在小报面前挺起胸脯。大报正好都在北京，排版又简单，不许出错，逼得我只能走这个开发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假如选择的第一个用户是广州一张花里胡哨的小报，那历史可能就得重写。因为那样你必须做得很复杂，才能满足用户要求，这个过程特别漫长，没准市场就有别人来占领了。同样，做完小报后如何让大报也信服，这又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是一步错，步步错。 从1988年一直到1998年，NPM一直在卖，一共售出了1万多套。 一年之间，世界全变了 NPM在做产品分析和设计时，我们就了解到其他一些竞争伙伴的产品能做什么、它的毛病在哪里，因此产品出来之后，针对性非常强，许多性能上都超过市场上已有的产品，而看到用户毫不迟疑地转向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软件时，有一种满足感。 1988年“六一儿童节”那天，NPM第一次在《经济日报》露面时，方正一家竞争对手的技术人员也看到了，当场并未作任何评论。后来我才听说，这位主要开发人员回去哭了一场。一年之间，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说，世界全变了。 NPM在投放市场之前，我已心中有底，当时市面上的两个主要厂商的产品我都作了研究，发现它们都有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做NPM时，我就有了参照。技术实力，加上对同行的深刻研究，对一个成功的软件产品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 方正的成功之道 大的方面来看，从技术上讲，方正的成功也是因为产品的贴近用户，尤其是在计算机在出版行业的应用方面。从洲年代初，国内许多行业就开始了计算机的应用，但有些单位买来计算机用作打会计报表等等之用，事实上，会计报表也并非一定就得用计算机来做，但对一个财务系统的改造来说，计算机就太重要了。 70年代起，王选选择出版领域时，这一选题也是非常的贴切，在出版尤其是印前领域，计算机的使用使得报业真正淘汰“铅与火”，那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原先从报社的车间到工人的手都黑乎乎的，现在变化得令人难以想象，这一变革的发生正是因为方正产品符合了当时用户的迫切需求。 技术“赌博” 后来我研制的第二个产品——彩色出版系统时，有一次很大的技术赌博，这次赌博事关我个人的成败和声誉乃至公司的成败和声誉。 1992年1月，我们在澳门排出了第一张彩色报纸《澳门日报》，这是使用方正彩色系统的第一张报纸。当时，《澳门日报》的出报情况有些特殊，是用1524线的输出设备输出130目的彩色网点，这也是我们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准。《澳门日报》的成功导致了《大公报》的定货，这件事我在澳门就听说了，但当时我没有任何把握在技术上做好这张报纸，因为《大公报》要求以15N线的设备输出120目的网点，我们根本还没达到这一步，但是签约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虽然只有10目之差，在技术上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技术上的配比关系即使只相差10个单位，复杂性却是难以估算的。 我们赶快在澳门就开始做新的试验，但都失败了。合同已签，我们回到了北京。对公司来说，香港这一市场与澳门不一样，在香港的成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反之，在香港如果失败了，后果无法想象。交货日期日益逼近，我还是一筹莫展。 加上《解放军报》，这是我一生中出现的第二次危机，心里特别紧张。弦拉开了，可我连箭都还没有。计划日程已经安排好，我们先去香港作调试，一个月后，王选去参加《大公报》成功应用方正彩色系统的新闻发布会。 临走之前，我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于是找到了王选教授的一个叫作杨斌的学生，他也是我的师弟，也是我领导的开发小组成员，我就对他说：我们几个要去香港了，这回能不能成功就全看你的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想法（技术方案）。我说，你在这个基础上做，一定能成功，你就在家里日夜兼程。快马加鞭，我能不能回来就全看你了。 新闻发布会 在香港的设备验收是要在铜板纸上打样，我当时已经明明知道无法通过，也不能告诉人家实情，就在那里一遍遍地试，一会儿这样试，一会儿反过来那样试，为的是等家里的消息。 新闻发布会的日子终于就要到了，王选也从北京飞抵香港。他并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把戏，我若告诉他，他当时也就睡不着觉了。他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杨斌让我给你带了一张软盘来。我马上把盘插进机器里，屏幕上显示：磁道已坏，无法读写。 我马上给杨斌打电话，让他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再寄一个拷贝来。磁盘寄到的那天，正好是王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所以只有发布会当天出来的报纸才真正符合要求，虽然有些小毛刺，但技术上已经过关了。 转折 从黑白到彩色这一步，如果未能转过弯来，方正的今天就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是，方正不能做到这一点，国外产品早就会长驱直入。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赌博，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赌博。当时我敢去香港，就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构想是对的，相信杨斌的能力完全能作出来。 营造环境 单位大了之后，管理问题就自然突出起来，方正的研发队伍原先只有30-40人，如果比喻成一个水池的话，那时王老师还能一眼看到底，现在研究院发展到了400人，一眼不可能看到底，你往往经常看到水面上波澜起伏，就是不知道下面在干什么。 我一开始做管理，有时也不知道管些什么，到后来慢慢管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项目，现在更多地注意一种环境的建设。现在研究院课题方向很多，从办公自动化、指纹、出版社信息管理、报社信息管理、排版、RIP、字模。金融…有些行业我还明白，但更多的是我所不明白的课题，因此，营造一种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各个方向的负责人和开发人员能做事、成长。 对于我这样技术出身的管理者来说，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因为我来做管理并不就一定见长。随着单位的扩大，慢慢引入一些职业管理者，可能更合适。并不是只要是业务尖子，就可以揪出来做管理。 方正研究院越来越大，管理层次加高，技术和市场脱节的问题也有出现。现在的开发人员难得有我当初做排版软件那样的感受，很容易远离市场，或者对市场信然不知、反应迟钝。方正研究院没有采取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我们还将进一步适度划小核算单位，把经济利益和开发人员的个人行为联系起来，让他们能充分感受市场的脉搏。 研究院的未来 企业在创业期，即使没有很高的报酬，员工可以同甘共苦，企业的凝聚力都普遍比较好，企业大了之后，凝聚力往往受到一些影响，课题组也是这样，原先的课题规模都比较小，几个人在一起，开发人员的产品意识很强，好像那产品就是自己的孩子似的，弄砸了几个人脸上都挂不过去，产品的失败就是你我几个人的失败，等到人多了，40、50人做一个产品，好像都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干砸了还有课题组长。室主任担着。 现在研究院很注意放权，我们的室主任有很大的权力，但还不够明晰。对年轻人来说，有方向、有技术，就能做事，做出的产品还有市场，这些是最重要的，但我们会加强奖励机制，包括购股权，使有贡献的年轻人能体会到自身的价值。 方正研究院一直以开发自有技术作为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相比于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研究部门，我们拥有更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更明确的课题方向。充裕的资金和一定的市场范围。报业是方正最早的市场，但这一市场的容量有限，在这方面方正可能很难再有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新的利润增长点，像视频等领域，我们最近几年队伍扩张得非常快。 对于纯技术观念的质疑 很多人持一种纯技术的观念来创业，认为自己技术好就可以成家立业，可以创出一番事业，因而看不起别人，看不起非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事实上，现在想成就事业，决不是三、两个人就能做的，一定是要运作一个企业来实现，而且这个企业无论是从管理上还是市场的运作上，都不能再持纯技术观点。 在软件业，通过市场的运作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资金，而且非常必要，反之，持纯技术观点的人则很难获得成功。因为软件业需要规模、需要大量的资金。 国内软件企业长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管理的内功不够。做软件一群人都是用脑子在工作，这种智力活动又不像别的脑力话，比如写文章，用一个脑子就够了，两个脑子兴许就乱了。但是今天的软件已经是一伙人用脑子，如何把若干个小脑子组织成一个大脑子，实现成功的运转，这才是关键。中国人并不笨，如果去硅谷看看，你会发现，很多基层的技术人员都是华人，但是上面第一层的组织者往往就是印度人或者是台湾人，再往上就是美国人。 网络前瞻 网络是一个基本的环境，前几年人们在谈论计算机似乎就只是一台机器，但以后计算机就是网络，很难想象将来会有计算机不上网，各行各业、办公自动化、报社采编等无论搞什么都是必须在网络环境下考虑，像Internedlnhant等等。 计算机是节点，网络是连接，计算机上的资源相对越来越少，人对计算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因为人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而资源一旦不放在PC里，就得从网络中获取，计算机或许会越来越便宜，但网上通讯的费用则会越来越高。 计算机还应朝着高能的方向发展，随着计算机发展的智能化，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也许就能听懂人的语言，这势必将耗费计算机的大量资源像计算能力、CPU等等，所以有人批判lute的CPU老在升级，一代又一代，升到一定程度都好像没有必要具备那么高的性能。事实上不然，因为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像大型机作为信息服务的中心，发展会加快，PC的发展则会趋向于操作更加简单、应用更加专业化。 人物印象： 肖建国是一个非常敦厚、笃实的人，平时也很少愿意接受新闻媒体的打扰。我们在联系采访他时，还是费了一些周折，因为他当时已经接连两天接受了我两位同事的采访，觉得‘没必要再接受第三次”。后来我们不得不找到了方正集团公关部经理金鸥，让她“做肖老师的思想工作”，说这个栏目如何不同，又是如何重要，他才答应了下来。 采访中，肖建国得知我也是他的校友，就开始“抨击”起北大的生活来，肖建国认为，北大是一个只能培育极少数尖子的地方，更多原先入校时的尖子往往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缺乏自律，等到毕业时都早已磨平了棱角，沦为平庸之辈。因为在北大那样一个宽松得近乎没有约束的环境里，老师能到场的时候不外乎两种：开学时的迎新会上，老师说：欢迎新同学，你们要好好学习，注意遵守学校纪律；放假时老师说：放假了，回去路上注意车船安全。其余的时间里，全靠你的自律。 肖建国认为自己在当学生时并不是尖子，只是属于聪明的一类，只是因为自己长年的自律，离开学校以后才冒出尖来。肖建国长在文革年代，下过乡，当过炼钢工人，后来又回炉深造，没有自律，他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至少不会从王选教授的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研制NPM，孩子才两岁，肖建国也没法顾家，早上7点半进机房，中午去学校餐厅吃大食堂，晚上一直干到夜里机房锁fi才离开，就睡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周末也只回家半天。NPM在《解放军报》试用时，他干脆在报社搭个床，住了两个月。 从一个开发人员到今天成为一个管理者，肖建国不认为自己就已经成功了，因为“就NPM 这样的一个个产品而言，作为研制者，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作为管理者，成功不成功还得看将来。”ANPM到彩色电子出版系统，肖建国主持开发的产品都为方正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像NPM的销售收入高达几亿元。肖建国认为，要是现在的年轻人作出这样大的贡献，恐怕就应该在物质上给他一个相当的奖励，这是一个管理上需要考虑的问题。 肖建国认为，他那时候可以不这样做，只需要解决销售人员和开发人员工资待遇不平衡的问题，但是现在还这样做就不行。所以，研究院将来会进一步将划小核算单位，使方正的产品更加贴近用户，也使个人奖金和自己的贡献挂起钩来，同时还会考虑员工购股权的问题，因为毕竟中国企业依靠制度立业的文化并不发达，方正研究院也在引进ISO9001的管理手段，目前也已基本完成。 古人曾有“君子慎独”之说，事实上，慎独也好，自律也罢，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敏于行，讷于言”，坦白地说，肖建国不是一个善于说的人，在记者的采访中，他说话很慢，好像每句话出口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不清楚的地方他宁可不说，从这一意义上，肖建国似乎已完全很好地诠释了方正的文化：做了也不一定要说出来。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深知方正研究院与lute、微软等这样一些国外的研究院来比，还差得很远，管理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