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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会后，3辆小汽车押着父亲到了西郊机场。一架“伊尔18”飞机又押着他降落到武汉山坡机场，被关进空军某雷达站的一间阴冷破烂的地下室囚禁起来。直到昨晚，两个月没开启的门突然被打开，一群人把父亲押上飞机，又换押汽车……到这寺里，才发现全家已被关在这里，压在心里几个月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俊生心里一酸，紧抱着父亲的臂膀。她有同感，看到父亲的一刹那，心里落下来的那块石头，“砸”得自己几乎没站住。在俊生眼里，父亲不仅是英雄，而且是全家的精神支柱。父亲“归”来后，她心里特别踏实，全家人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奶奶的病似乎也轻了些，阴森的囚室开始荡出一种活力。 只有母亲，有时望着窗外的古树发呆，俊生明白母亲的心事，全家只少一个人……9月9日，俊生和母亲忘不了的日子。“妈妈、爸爸……”门口几声乏力却让人心碎的呼唤声。俊生猛一抬头：门槛外，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女人滑坐在地，身后站着几个陌生的军人。 “妈妈，我是毅生……”那女人嚅动的嘴里吐出几个微弱的字。大家全惊呆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长的死寂……忽然爆出炸雷般的呼喊：“女儿呀——”“姐姐——”全家人扑在一起。母亲几乎昏了过去，俊生赶紧抱住了她。 杨毅生一直是空军报社的编辑。“杨、余、傅事件”一发生，她就被林立果的“小舰队”关押起来，不许回家，不许通信，并遭到严刑拷打。杨毅生不知为什么被抓，被审问时还蒙在鼓里，吴法宪硬说她是杨成武插在空军的钉子。杨毅生天性倔强刚毅，被这莫须有的罪名激怒了，不管怎么折磨，她始终说：“我父亲是好人，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我也不是什么钉子，阴谋篡权更是无稽之谈！” 林立果一伙见逼不出口供，就用飞机把杨毅生秘密押往成都。在成都某空军航校，杨毅生以“陈琦”的名字，接受所谓专政，受尽了各种非人的待遇和残酷折磨，林立果企图从她这儿打开“突破口”……直到昨日下午，她突然被提押转移，还以为再也见不到父母弟妹了。 当晚，姐妹俩很久未睡，虽然黑暗藏起了姐姐的表情，然而姐姐翻身时忍不住发出的“哼哼”声和沉重的叹息，让俊生难以想象出她在这6个月中受到怎样残酷的折磨。 全家团圆，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杨成武说：“让咱们全家团圆，也显示出中央对这一案子的某种倾向。”他揣测对了。那是5月的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议事。毛主席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恩来呀！杨成武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周总理抬起那敏锐的目光，沉重地说：“杨成武一家情况不好。”便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完后，沉思了良久，慢慢地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在一起呀？”……于是，专案组突然接到押送杨成武去洛阳香山寺的命令。事后不久，看押杨毅生的专案组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杨俊生出“狱”后，得知这一内情，感慨不已：“幸亏一开始全家就在一起，否则，这六七年的灾难，我们一家恐怕失去的不仅仅是三位亲人，可能还要多……” 香山寺囚狱由所谓的“杨成武专案组”负责。组长彭铎，原为河南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现在受命于“上边的人”，受宠若惊，变本加厉，组员有刘金阁和“女医生”谢家权等。这三人忠实执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关于对待杨成武全家的指令，从俊生一家10口被押进囚室之日起，他们就开始执行自己制定的种种“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狱规”：不准出房门上廊台，更不准下楼；不管白天黑夜、天暖天寒，房门不得关上，只能开着；饭食定量，不够不添；一星期两次“忆苦饭”，不吃不行；不论春夏秋冬，对一家12口人，每天只供开水三瓶，多要没有；上厕所(廊台北头)必须由看守跟随…… 如此“死不了，活不成”的牢狱，却被冠以“堂而皇之”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神圣”与“卑劣”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黏”在一起，许多怪事司空见惯。 杨成武全家被囚，盛夏来临，寺内热似蒸笼。可是不许出门，不许开窗，又没有通风条件，全家惟一的一把蒲扇，父亲专供奶奶使用……老少三代挤在一起，大汗淋漓，团团乱转，闷得无处透气。卫生情况又差，白天招来群群苍蝇，在囚室里横冲直撞。入夜，成群的山蚊，又黑又大，咬得人无法入睡，终使每人浑身上下痱毒成疮。俊生请求看守给点碘酒药水，看守挖苦道：“疮？去医院吧！”还故意在俊生面前，把抓住的耗子割伤，再用碘酒杀伤口取乐。 被拘时因为匆忙，只顺手拿了几件衣服，夏天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也无衣可换，时间一久，酸臭扑鼻。背心破了，就东拼西凑地补上，裤衩破了，找根线连一连。补丁叠补丁，一件单衣最厚处竟补了五层，好几斤重。一天三瓶开水显然不够，为了保证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俊生与弟弟妹妹只好喝自来水，即使这样，自来水也常常被关断。剩饭馊饭是家常便饭，高粱面、地瓜面蒸的窝窝头发了霉，专案组像没看见似的就送上来，第一天没吃完，第二天又照样送。 甚至这等饭也不让吃饱。彭铎自己大鱼大肉，却让楼上的“囚犯”三天两头吃“忆苦饭”，烂菜叶、地瓜叶、南瓜叶拌上糠，开水一煮就送上来：“就这些，不吃拉倒！”恶劣的食物使俊生先得了肠胃病，其他人也先后腹痛腹泻。 母亲找彭铎讲理：“按规定，我们夫妇一天一元，其他人六角，这个伙食标准连一半都达不到！这些东西猪狗都不吃，我们不如猪狗吗！”“你们的问题是铁板砸钉，有口饭给你们吃就不错了！”彭铎嚎叫着。在他眼里，楼上这些人早该从世界上消失了。 夏去秋来，转眼间冬天到了。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凛冽的寒风从敞开的殿堂大门一直灌进屋里，在地面上打着旋儿，大摇大摆，刺人心骨。不到阳历年底，全家人就把所带的衣服全套在了身上。但由于营养不良，体质衰弱，一家十二口有七人被严寒击倒，染上重感冒、发烧、气管炎等，咳嗽声此起彼伏。俊生和弟妹手、脚、耳都冻坏了，有的留下后遗症。“饥寒尚可忍，最怕生病。”杨俊生说。“女医生”谢家权，既不懂医，又不给药。俊生奶奶体质虚弱，终日煎熬，变得骨瘦如柴。在南方福建生活惯了，更挡不住严寒侵袭，瑟瑟发抖，病越来越重。 奶奶不分昼夜地剧烈咳嗽，一声声揪动着全家人的心，让俊生内心感到恐惧。奶奶还患有长年胃病，发作时痛得呼天喊地，满床打滚。但俊生、母亲每次向谢家权求药，费了许多口舌，也只能得到一二片“胃舒平”，而且她拖着长腔再三强调：“吃完就没有了。”俊生有时偷偷留下半片，以备以后急需。奶奶的病越来越重，常常连痰带血，父母急得团团转。一些看守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提出：“谢医生，老太太的病很重，还是给她瞧瞧吧，人命关天呢！”谢家权向看守白了一眼，气恼地说：“你吃饱了撑的！气管炎犯了，不用看，天一暖自然就好了。哼！多管闲事！” 看着蜷曲成团、躺在床上的奶奶，俊生带着弟妹向专案组苦苦恳求，给奶奶生个小火炉。得到的却是彭铎冷冷的回答：“洛阳没有取暖规定，冻不死！”俊生再也忍不住了，吼起来：“你也是人身肉胎，有妻儿老小；我奶奶年近八旬，整天烂菜馊饭，衣不遮体，病成这个样！瘦成这个样！苦苦相求，一片药都不给！你还有没有点儿良心！你的心让狗吃了！”这是俊生有生以来第一次“骂”。彭铎没料到杨成武这个少言寡语的女儿性子如此“刚烈”，一时噎得没说出话。 “杨俊生，你……反了天了！”“我问你——我奶奶有啥罪？我一家有啥罪？我父亲有啥罪？”俊生不示弱，“告诉你——我奶奶要是在你手上出了事，我和你一命抵一命！”俊生越说越上火。结果，俊生被强制办了五天“学习班”。彭铎还不算完，母亲情急中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悔过，总算使他“高抬贵手”，放过了俊生。 过了几天，一个看守搬上来一个小火炉。说：“专案组看老太太可怜，破一次例，但限量供煤。俊生和母亲心里明白：“彭铎也顾虑事闹大了出问题。”小火炉热量有限，奶奶身边毕竟有了火的温暖，多了份生存的权利。俊生暗自埋怨自己：“凡事谨慎。多给父母解忧，少添累。”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杨俊生有句感慨：“人，失去了人性，比野兽还残忍；人失去了自由，连猪狗都不如。” 有人说，“成人”与“孩子”的惟一区别是：前者做事有所顾忌，后者做事无所顾忌。杨俊生的二弟杨东明，被囚时20周岁，对付“专案组”很有办法。一次学习，东明搬了个小凳子，背对着毛主席像读“毛选”。 彭铎抓住了“把柄”：你为什么屁股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东明眼珠一转，不慌不忙地答：“你去过人民大会堂吗？每次开大会时，主席台上，领导人的屁股都对着毛主席像，也反动？”彭铎暴跳起来，却也无可奈何。 杨俊生的小弟杨东成，被囚时才14周岁，正是活泼好动、无所顾忌的时候。有一次，他偷偷地溜到廊台，爬上堵塞物向外眺望：蓝天、平原、河流……“叭”一声，他胸前的那支钢笔，从楼梯上掉了下去。那是自己惟一的一支钢笔。他看看四周没人，便把堵塞物扒开一个洞，悄悄溜下去，把钢笔捡回来，又小心地把洞堵好。 彭铎从雪地上一溜脚印发现有人下楼，立即进行追查。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四个男孩的囚室：“好大胆！谁下楼了！说！想干什么？谁支使你们的？”东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站起来，拍拍胸说：“是我！我又没越狱，干什么这么狠？”东明、东胜、东海一听，哈哈大笑。彭铎恼怒地大喊：“杨东成！你跟我下楼……”彭铎训完了东成，矛头又指向赵志珍，要她写检查，承认是东成的后台。 事后，俊生批评了弟弟：“不能再给母亲添麻烦……”东成听话地点点头。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楼下传来杀猪的嗷叫声，东成随手拿根树枝在廊台的积雪上写了一个“猪”字。不巧被看守发现，报告了彭铎。彭铎气呼呼地冲上楼，吼叫着：“是谁在雪地上写字骂我的？”东成不想连累家里人，挺身说：“我写的，不是骂人，想那么多干嘛！”一看又是东成，彭铎岂肯善罢干休，“后台”的帽子又扣在赵志珍头上。她连续4次检讨，仍没过彭铎的“关”。 杨俊生平时很疼爱弟妹，这次把东成狠批一顿：“上次怎么给你说的……”满心委曲的东成哭着回顶了一句：“二姐你冤枉好人！”俊生忍不住了，伸手往东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尽管不轻不重，却是她平生对弟妹惟一的一巴掌。 事后，俊生懊悔不迭，心疼了好几天，忍不住找到弟弟：“东成，姐姐知道你没错，更不愿打你，我只想别给父母……”“姐姐你别难过，”东成抢过话头，“是我不好，连累了妈妈。我一定小心。”姐弟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实际上，这一巴掌，打的是弟弟的自由。可俊生又是无辜的，如同东成的无辜，只因为“别人”攥着她父母的自由。 信念坚定，意志坚强，是杨俊生突出的个性。因为，这也是杨成武、赵志珍的个性。自“3．22”横祸以来，杨成武夫妇不论经历什么千难万险，从未动摇过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未动摇对雪洗沉冤、弄清真相的信心。杨俊生一直受父母的这种影响和激励。 在这一信念支配下，杨成武从囚禁武汉始，就给毛主席写信。押禁香山寺后，他又同妻子、俊生商量，不能消极等待，要努力争取，积极斗争，继续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 “一封不行，两封、三封，不放我们出去，就一直写下去！”俊生说。“对，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就是十年、八年，我们也要写下去！”志珍鼓励丈夫。在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下，杨成武又多次给毛主席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写完后，他伫立在门前良久，又提笔在信尾加上了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日月如梭，俊生把父亲写的一封又一封信交给专案组，请他们转到北京。每逢楼下有异常动静，她就想看看是否北京来人了。她默默计算着时间，每天迎着日出日落，等待着北方的音讯。 杨俊生对雪洗沉冤的信心，是来自于父亲对形势发展的某些估计。 1967年7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点名要父亲跟随。周总理要求父亲：当好联络员，保证主席安全。一路上，毛主席和父亲说了许多事情，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三年收尾”。约在1968年春，或稍迟一些召开“九大”，尽快解脱一些老干部，像邓小平、贺龙等老同志都要当选中央委员。南巡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毛主席重申了上述意见。随后，为落实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召开怀仁堂会议，专门讨论尽快解脱老干部的问题。会上，周总理分出10个专案给父亲，搞清所谓的问题。 当时父亲怕完成不好这个任务，可总理却坚信父亲能办好此事，并说：“你是不是想要我累死？帮我做点工作嘛！”然而，父亲还未来得及开展这一工作，就出现了“杨、傅、余事件”。根据对形势发展的这种估计，杨俊生对雪洗沉冤一直持有坚定的信心。然而，俊生和父母都没想到，发出去的二十多封信，早被林彪的党羽王×在途中扣住了。若不是一位同志秘密收藏起来，这些信早被焚毁掉了。 “文革”的进程也没有出现“三年收尾”，却“深入发展”了10年！“九大”召开了，林彪集团、“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却更加巩固，老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三个没想到”，已注定了杨俊生全家的命运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 杨俊生被囚的第一个秋天来到了。被夏天的热浪烤得昏昏欲睡的大地万物，一下睁开了眼睛，抖起灌饱了雨水的身躯，拼命地窜高、跳跃、欢笑…… 一天上午，当班的一个守卫，正百无聊赖地伸着懒腰。忽然，一阵整齐的掌声从囚室里冲进耳朵。他好奇地凑近了总是敞开着的屋门，听到杨俊生脆亮的嗓音：“现在，请我们狼牙山革命学校的‘妈妈校长’作开学动员。请大家鼓掌！”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夹着孩子们的笑声。赵志珍的声音：“同学们，孩子们，经过认真的准备，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狼牙山革命学校正式开学！”一阵更响的掌声和笑声…… 杨俊生：“现在请担任我们历史课的‘爸爸老师’作重要讲话……”这个守卫越听越好奇：“这家人有意思，命都不一定保得住，还有心思办家庭学校……” 有人编起了顺口溜：香山寺，真热闹，“学习班”里冒出个“新学校”……原来，杨俊生入囚以来，一直为一桩事暗暗发愁：弟弟妹妹年纪都不大，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正是学知识、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对一生很关键，容不得马虎和放任自流。从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学习教育一直抓得紧，不管多忙总要抽出时间亲自过问。每次寒暑假前学校寄来的“通知书”，父母都仔细过目，好的表扬鼓励，不好的批评教育，还亲手帮我们制定假期学习计划，直到上大学仍是如此，俊生从中受到很大教益。现在这场横祸，剥夺了弟妹们上学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把弟妹的宝贵时光消磨在这狱室的冷石板上、耗费在惨淡的夕阳光里……将来一旦沉冤昭雪，我们走出监狱，恢复了一切，可是——逝去的毕竟是逝去了，宝贵时光是追不回来的……能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吗？——不行！即便身在“牢笼”，我们也不能虚度年华，浪费生命，那些败类想消磨我们的意志，摧垮我们的精神，绝不能得逞！我们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不能耽误自己，要靠自己救自己，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渐渐地，一个念头在俊生脑海里萌生出来，越来越具体，终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办个狱中学校？”父母眼睛亮了，“好办法！这一下解决了我们的一件大心事……孩子们的学习有了着落！” “楼下那帮人也挑不出刺儿，干瞪眼！”二弟东明笑呵呵地说。“我打头炮！”杨成武好像上了战场，“俊生，你的历史课、地理课，父亲来干！一定干好！” “我来教语文、作文课。”姐姐马上跟上。“我教数学、物理。”俊生说。“自然常识、体育课，我包了！”大弟东胜一拍胸脯。“你们抢光了，我咋办？”母亲问。杨俊生笑了，说：“妈，有一个最适合你干的——校长兼教务长！负责学校所有教学事务的管理。”父亲双手扳住俊生的双肩，喟叹：“俊生……你真大了！” “学校，总得有个名儿吧。”有人提议。“我已想好了，”俊生说，“就叫‘狼牙山革命学校’！”大家一怔……笑了。“好，好，”父母点着头，“历史寓意、现实喻义两兼，有味！” 当时办“学”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课本。语文可以用《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其他课的教材全凭大家的回忆或经历，想起多少算多少，常常为了一门课，几个人一起凑。一边编写，一边授课，讲完了，新编的又续上。“校长”排出教学计划：小弟小妹先补两个月小学，再学初中课；二弟、大妹学高中课；大弟东胜自修大学课程。 “教师爸爸”工作很投入，授课认真，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从古代四大发明到原子弹、氢弹，从“孙子兵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娓娓而谈。尤其是讲中国革命战争，更是跌宕起伏，全家人都成了他的“学生”。像1947年聂荣臻元帅打老蒋，正太路竟打出五百日本投降军；清风店战役三天灭了国民党第三军，抓住了三个聂帅的黄埔生；六天歼敌二万四，为我军拿下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神将”粟裕，1948年亲自指挥豫东之战，率华野主力渡黄河入鲁西南。攻破中原重镇开封又放弃，迅即吃进区寿年，围住黄伯韬。前线督阵的蒋介石急疯了眼，六七个兵团合围大扑空，“神将”率军已跳出圈外去休整……这些著名战例，令大家心驰神往。 杨俊生说：“父亲这人很谦虚，从不讲自己的赫赫战功。”一次，父亲被弟妹们缠得没办法，只好讲了一堂“毛主席指挥我打仗”的历史课。父亲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后攻破漳州城时。毛主席牵一头大白马，与18岁的父亲边走边聊，问：“你是团政委啊，这么年轻。你们缴了什么武器，抓了多少俘虏？”红军长征过草地前，任红四团政委的父亲被唤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仍是先头团。”亲自面授机宜，详细布置。交待完任务，听说父亲还没吃饭，他把自己晚饭的全部——6个鸡蛋般大的黑色青稞馒头放到父亲眼前……攻克腊子口，红四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过关斩将，屡战屡胜……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8月初，毛主席在西柏坡给父亲委以重任——给你精兵10万，大洋10万，开辟绥远新战场，拖住傅作义，支援辽沈决战……父亲率志愿军二十兵团赴朝出征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为父亲壮行，连举三杯酒，每杯包含着殷切的嘱托，一定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 杨俊生也听了这堂“课”。她边听边思考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是经过战火生死考验的。俊生逐渐掂量出“狱”中父亲所说的“毛主席是了解我的”这句话的分量。 这句话确实有分量——“杨、傅、余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毛泽东曾当面对聂荣臻元帅说：“要说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第二年，康生等人曾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杨成武！但报告被毛泽东压下来，就是不批……与世隔绝的杨成武将军是无法知道统帅的情况的。这时，他正抱着坚定的信念，一边嚼着专案组规定的“忆苦饭”，一边顶着酷暑、寒风，一次又一次地给毛主席写信，一天又一天地期待…… 杨俊生回忆说：“确切地讲，那个狱中学校算不上‘学校’，该有的几乎都没有，纸和笔都是写‘检查’、‘检讨’时省下的。东拼西凑的教材，内容残缺，出错不少。但是，大家都很认真，有劲头，感到充实了，沉闷气氛也变了……现在回头看看，学校在凝聚全家精神，携手挺过‘牢笼’煎熬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不能与现在的学校相提并论。”学校坚持到一年左右，暂时中断——杨俊生的奶奶病危。 杨俊生的家，属于中国传统的那类朴素宽诚、敬老爱幼、天伦道德家风淳厚的大家庭，她的父母亲是营造这一家风的典范。父母除了忙碌工作和教育孩子，对爷爷奶奶尽心侍奉、无微不至，即使在受迫害的环境里，父母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想方设法让奶奶生活得好一点；一边咽着冤屈，一边硬撑着关照老人。 给杨俊生最刺激的事是——父亲刚被押解到香山寺，一眼看见受难的奶奶时所爆发的感情失控——高大硬实的男子汉，在奶奶脚下长跪不起，泪满衣襟，叩首谢罪……抱住奶奶的哭声，撕人心肺……俊生从未见过一贯坚毅持重的父亲，如此悲痛欲绝，与她以往心目中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将军的风骨，判若两人。 后来，从母亲那里和父亲偶尔的谈吐中，俊生逐渐感悟出压在父亲心底的深深创伤和痛楚，父亲对奶奶的感情，绝非普通的养育之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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