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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在一个周末的中午，那两个警察又来了。我正在厨房做饭，他们自己推了门进来问：“Does Lin Siwen live here？”我拍拍自己的胸说：“My wife，mywife！”警察诡秘地一笑，指指门外。我跟他们说不清楚，把电炉拧关了说：“Mywife is upstairs！”警察象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用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shoplifting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洁。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洁放出来，赵洁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洁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洁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洁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洁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洁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只好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洁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自己去做翻译。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洁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屙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 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 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洁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洁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洁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洁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吧！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牧师帮赵洁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作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 foolish！”我说：“那下次你又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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