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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清早起来去华语学校给那些小孩上课。走的时候思文还睡着。我怕浇豆芽有淋水的响声惊醒了她，就给她留了一张条子，写了“浇豆芽”三个字。上完课联谊会主席老宋开了车来接他的女儿，跟我讲起圣诞节准备组织一次活动，问我愿不愿参加筹备。我毫无兴趣，为了礼貌我跟他讨论了一个小时，最后又告诉他我想退学了。他见我不断看表，说：“你该回去了，林思文等你呢。那天一定来啊。”回到家里思文喜气洋洋地说：“豆芽已经洗了。”还表功地伸了漂得红红的手指给我看。我说：“怎么就洗了，到晚上明天早上才发好呢！”她说：“你自己留条子要我洗的！”我说：“我要你浇豆芽。”她从垃圾袋中把那张条子翻找出来，说：“哦，真的是个‘浇’字。”我说：“本来要到晚上，你提前了质量会受影响。”她不高兴说：“我刚洗的，你自己又不早点回来。我还累得腰酸背痛呢。”我说：“你现在是孕妇呢，也不小心一点。”她笑笑说：“没事，医生说了要多活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平时一样。”既然洋医生都说了，那一定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懂。 第二天早上，思文一起来就说肚子痛，去了水房，回来神色大变，说：“有血。”我大吃一惊问：“多不？”她脸色苍白，说：“好多。”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过电话想打给医院，又不知道号码。我急急地翻着电话号码簿，想叫一辆出租车。思文伏在桌子上捂了肚子脸色煞白冒着汗珠说：“我来。”我在一旁说：“救护车！”这提醒了她，她指指床上的外衣，说：“号码本！”我从衣服里摸出电话号码本给她。她伏在桌子上给医生打了电话，说：“救护车就来。”我扶了她到楼下去等，心里想着：“流产了。”不敢说出来。 外面很快响起喇叭，一辆白色救护车停在门口。我扶着思文到门口。车上跳下几个穿白衣的人，迅速从车中拉出一副担架放在雪地上，扶着思文躺下去。担架把我吓坏了，腿子直发抖。她躺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她裤子上有血浸出来。在车上我拉着她的手，冰冷冰冷的。 思文被推进手术室去，我在外面坐着，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我的脑海象一片辽阔苍白的天空，各种念头象一只只大翅膀的鸟飞越而过。当我想盯住一只鸟仔细观察，它却振翅遥遥远去。终于我在心中确定了流产是已经无可挽回，可不知会有什么后遗症没有？接受了这一事实之后，我想到了它的意义。把我和思文联在一起的链条，现在已经断了。这种阴暗的想法使我全身发冷，那念头却不由自主地冒出来。潜藏在心底的思想又开始活动，我竭力想避开不去细想，但越是想避开就被自我提醒着避不开。我想象着许多神色阴沉的人在微雨的街道上走着，一张张苍白潮湿的面孔高低起伏，忽隐忽现，其中一个似乎就是自己。想看清楚时忽又闪到人群中不见了。坐在我对面的两个人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墙上的挂钟在他们头顶滴答响着，越过沉默的时光，那均匀的不动声色的声音应合着我心跳的节奏，把时间切成细碎的残片。我忽然想着人是一种很不安全的动物，不然自己并不是个狠心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念头。这时我对世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觉得对世人世事要重新理解。强烈的怀疑和灰心情绪在心中弥散开来。 正默想着，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说什么，我听不懂也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触我一下，我一看是个女护士，我呆望着她，她把手中一张表格放在矮桌上要我签字，并做了一个签字的手势，我才明白她是找我。我很快地在她手指着的地方签了名，她面无表情说声Thank you一声，跨出几步，声音滚在喉咙里，又停下来，看着女护士拐了进去。 思文终于被推出来了，眼睛睁大着毫无表情。我跟了担架车走，一边问她“怎么样”，她眼睛眨一下算是回答了我。我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说不出，沉默着随推车进了电梯到三楼病房。医生吩咐几句，又拿来一些药和手纸离去了。我坐在床边望了她，她也望了我，都没有话。我想着实在应该说几句什么了，却说不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一只手露在毯子外面，我抓住了说：“冰凉的。”她轻轻挣开缩了进去，双眼毫无表情望着我，象要把我的脸看穿似的，我没有勇气迎接她的凝视，把目光转向邻床，那个女人正在看床头小电视，对了电视自己嘻嘻的笑。思文的目光追随着我，我倒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鬼被她看透了，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不自然起来，好象都是故意做出来给她看的。我问：“还痛不痛？”她轻轻摇头。在难堪中，护士送来了三明治和牛奶，我接了盘子说：“吃点东西。”她又摇摇头。我得救似地问：“我回去给你做点中国饭菜来好不？”她点点头。我马上跑下楼，踩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家里跑，一路上张开嘴喘着，在冷空气中吐着白气。 思文在医院只住了一晚就被催着出了院。我只签了个字就算结了帐。签完字我问那个人，如果要自己出钱得付多少钱，他说：“May be three thousand。”我吓了一跳。思文出院这天我给威尔逊教授打了电话，告诉他家中有了麻烦，问考试能不能推迟几天，到圣诞节前两天再考。他说圣诞节要回纽约，机票已经订好，能不能推迟到下个学期，还要请示一下逊克利尔。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经过细想，心里一冲动，就告诉教授说，我想放弃学习去找工作了。他问我是不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是的。思文在床上听了，急得直摇手掀开毯子就下床来阻止，想抢我手中的话筒。我用严厉的眼神止住了她，又匆匆和教授说了几句，道了歉也致了谢，放下话筒。 思文脸上阴沉沉的，我只做个不懂。她终于忍不住说：“这么哈一口气就决定了，也不商量一下！”我说：“心里早就决定了，就凭我读这个书还不是坐精神监狱？”她说：“你逃避困难，你没有勇气接受挑战。”我说：“谢谢你理解了我，好同志，能不能握一握你的手表示感谢？”说着强拉了她的手握了。她甩开说：“这样难得的机会，你就这样放弃了。国内的人都知道你读研究生了，看你回去怎么交待，我真的为你着急。”我说：“我欠了谁的，我要交待！我的面子观念可没有那些人重，为了一瞬间的光彩付出那么多，再说是不是真那么光彩还没讨论呢。”她说：“只有你对，别人都是傻瓜瓜？你不为了面子也要想想在加拿大呆下去不拿个学位怎么行？”我说：“又说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这样无能的人在加拿大呆下去？我也配吗？你干脆拿把刀杀我一刀算了。”她说：“加拿大是地狱！打个电话救护车几分钟就来了，别的地方可能吗？人家都想移民，是有道理的。”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各人有各人的心思。我不勉强别人，别人也别勉强我。我不说别人错了，别人也别说我错了。就算错了，也就错了，我错有错的道理，世界上的事也不见得一定要对才是对的。” 思文回到床上躺下去，说：“固执又来了。答应改百分之五十，一点都不改。我病了，我懒得生气，我刚才怎么这么蠢。”说着自嘲地摇摇头，表示不理解自己怎么又跟我认真了。我说：“对不起了，你丈夫没法给你挣脸。退学的事，借你一句话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不要商量了。”她躺在那里撅嘴冷笑一声，说：“随你，莫把我自己气病了，我的病还没好呢。”我说：“还是要谢谢你让我过了一回留学生的瘾。”她说：“早知道呢，又何必呢。”我说：“早知道他这么没出息没志气呢，又何必嫁给他呢。”她赌了气说：“那也可以是这个意思，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没想到思文这么重视这件事。女人有虚荣心，希望丈夫强大，这不奇怪，没有才怪呢。这个我懂。可是懂也没有用，越是懂了我越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心中好象有鬼一般。 我在心里反复体会自己的感情，有时在寂静中闭了眼潜心去思索，觉得对思文再也难得再有那种热情，我现在是机械地扮演着丈夫的角色。我说不出更多的理由，但心中就是被什么追着缠着似的丢不开那种念头。圣诞节前最后一次去学校我收到了舒明明的回信，她的热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说自己等我到明年十月一日。我竭力回想自己给她的信并没有什么特别暗示，值得她给我这样一个承诺。我心中突突跳着，把信叠好了放在衬衣口袋里。我担心自己对思文的感觉是一种自我误导，悄悄在心里将她和舒明明作了比较。 有一天思文不在家，我拿信纸列了表，把两人去作对比。思文虽然更聪明更能干有更高的学历，甚至身材更好更漂亮，而舒明明唯一的好处便是性格温和，我的感情本能的倾向于这一边。连我自己也不理解，一个好处便压倒了那么多好处么？但我还是不能用思文的优势从理论上说服了自己。我疑神疑鬼地怀疑自己有点心理变态，不然怎么会呢？我记得朋友曾说过，一个男人心中有两个女人，他想念的肯定是不在眼前的那一个，恐怕这就是最后的解释。沉思之间，思文开了门进来，我竟没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急切之间我把那叠信纸翻个边，在上面乱涂乱画。思文凑过来看一眼说：“写什么？”我一边画个人头像淡然说：“鬼画符呢。”显然她对我在信纸的反面画写有一点疑心，以为我是不是给家里写信说她的不是，很自然地伸手把那叠信纸翻过来，看见有两行字，却不是信，没有细看也就算了。我紧张得心直跳，幸而她并没在意。又一想自己是用A和B代替的名字，她看了也看不出什么。趁她去了水房，我把那张信纸撕下来，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冷空气进来吹得信纸哗哗的响，我把信纸从缝中塞出去，看它飘啊飘，飘过屋后的小坪院，挂到街道对面冰裹着的无叶的树枝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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