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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Ho－Lee－Chow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象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象，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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