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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几家大出版社都约我续写回忆录。我一向认为，当政的政治家不应该写回忆录。他们另有写回忆录的时间，领养老金度日的退休时光，乃是启迪智慧、领悟事理和时过事后的直陈胸臆之最佳时期。 然而。1991年3月发生了叛乱。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国家，并且也震撼了整个世界。8月19日，我们还置身在一个国家里；而8月21日，竟完全处于另外一个国家里。这三天成了过去和将来的分水岭。一个个事件，促使我打开速记口述录音机，伏案坐下，铺开白纸，开始写一本关于叛乱的书。我的英国朋友安德鲁。纽伦伯格是一个著名的文学代理入，曾帮助我写成第一本书。他来到莫斯科，签订了出版新书的合同。当时，我已口授录成几个盒带，写了密密麻麻的几十页初稿。我要求子女和妻子在他们还记得这些事件的时候，用速记口述录音机录下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印象。休假的时候，我又稍得写作的机会。但是至此，一切都已几乎结束。我发现时光在飞逝，我自己得追赶时间。当盖达尔政府已经开始工作、苏联已不复存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业已辞职，再去写那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亚佐夫，似乎有些不大合情理。而当时我也来不及思考那些事件，更甭说写书了。 于是，我致函诸位出版家，通知他们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履行早先许诺的义务；倘若他们对将来的这部书依然感兴趣，我请求将这部书的出版期限向后推迟。 我继续口授录音和记录一些东西，并作些修改。常常是在夜间工作，有时在休息日和休假期间写作。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切将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个“将来”近在眼前。1993年9一10月，俄罗斯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迫使我重新伏案摊开—页页白纸；几个星期过后，我完成了手稿。我深信、正是现在，而不是一年两载之后，我应该详细叙述国家所发生的一切。1991年的3月和1993年的10月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一个帝国崩溃了，我们成为痛苦而残酷地告别整个时代的见证人。 我正在完成为时过早的回忆录创作，极其明确地意识到，本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我得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和我一样，现在不会离职。我们将会经常见面人士论日常事务，做出一个个决定。也许他们当中有的人或者会觉得我的恩考不够确切，或者对我的书作出消极的反应。那也没什么，这很正常。离职后讨论同事战友、评价事件人物均较为方便。这正是离职后写回忆录的作者的极大优势。 我的好运气稍微少一些。我还是总统，等待做的事情还不少。 我写这本书是阐明自己思想的一种尝试。是现在，而不是以后尝试去弄清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尝试认清我们前进的方向，弄清等待我们的前景。 我要向大力帮助我写成这部书的几个人致谢，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就不能问世。 我非常感激《垦火》杂志副主编、新闻记者瓦连京·尤马舍夫。5年多的创作友谊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帮我写成第一本书。面现在在我撰写本书整整3年期间，他又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紧张地工作着。我们有时夜晚在克里姆林富办公室里交谈，有的在飞机上交谈，有时又在壁炉旁交谈，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马金托什”计算机旁深谈，这都使我常常想象出将要写成的这部书的形象。他的趣味、他的建议对于我至关重要。 我感谢总统安全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他的职业未必与写书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其职责要求他每天与我昼夜相随。我不止一两次地求助于他。他的智慧、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常常帮助我从新的意料不到的角度去看清非常熟悉的形势。 我还要向我的第一助理维克托·伊柳李表示感谢。他的办公桌上放着的计算机存贮着按小时和分钟支配时间的总统活动日程，既存有已经结柬的一日，又安排即将来临的一天的事情。而我的第一助理对过去的每一天都要作出分析，他的评价、独立的判断、确切的结论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向我的助理列夫，苏哈诺夫诚致谢忱，他在我撰写本书上也给予很大的帮助。 我要向自己的家人表达最美好而最亲切的祝福，感谢他们的忍耐之心、理解之意、支持之情。在那些极其少有的、我们能够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里，为了每页稿纸，我常常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他们是这些篇章的最先几位严格丽公正的读者。这部书稿打上了最后一个句点，又是他们最先拥抱我。 向你们大家致深深的谢意…… 同上次一样，我的第二本书的部分稿酬将献给慈善事业。我汇出的钱用于治病救人，购买医疗设备、一次性注射器、残疾人用的小车等等。那些未曾谋面的运动宿将、残疾青年、博物馆经理、医院院长、农场主和病愈女孩的妈妈：所有这些得到过少许帮助的人寄来的信函，我都一一珍藏。我的助理们认为，每次这样的汇款都应该让新闻界知道，这些事实应当广为宣传。它有助于树立总统的形象。 不，我不想把人的自然的同情心变成一种政治手段。倘若我汇出的该书部分稿酬能够对那些身陷贫困的人有所帮助，我将感到荣幸。 鲍里斯·叶利钦 1993年10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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