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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十五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师范失败的教训，这次考了三个学校。除一师之外还加考一中和新办的盐务中学。结果，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父亲认为盐中是盐运使衙门办的学校，毕业后找工作较有把握。我也想，进一中，毕业后虽有利于升大学，但父亲经商，不一定能送我进大学，于是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始接触外国人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试结果，只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想加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西吾勒切博狗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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