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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离开了三友实业社，又怎么进的中原书局，事隔六十多年，实在记不清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是被辞退，而是自动走的。至于为什么要走，怎么走的，只记得某些主观愿望和某些客观因素。 南京路的一年，是我离开故乡，自谋生活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从站柜台到画广告，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美术事业的前途。又因南京路这一条经济大动脉，华洋杂处，会公众生，把我这带点农民意识的小县城的眼睛，逐渐变成十里洋场的眼睛，脑子里也装满新鲜事物和社会新面貌；又接触了布满南京路的文化艺术环境，使我对所爱的所需的有所认识，进而有所选择。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逐渐意识到需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来充实和消化这些东西。在三友社，主要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过群体生活，缺少独立的思维活动。只有在和比我们年岁大一点的老店员接触时，才感到思维活动的天地大一些，互相了解多一些。他们对我的绘画才能比较赏识，认为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工作，以发展我的才能。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位大朋友把我引荐给了中原书局，让我有机会直接进入文化事业圈子，获得广阔前途。总之，假使没有这位大朋友的引荐，就谋不到这个新职业，进不了中原书局，那么我也许会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 中原书局的前身是一家翻印石印本古籍文献和绣像小说的老店，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教科书有大利可图，便继世界书局之后，也进入教科书出版商的行列。中原书局在书店林立的棋盘街有一个大门市部，门市部有一个大橱窗。他们把我找去，先放在上海旧城方滨路的编辑室，给一套已编好的小学教科书画插图，同时给门市部大橱窗画广告。编辑主任是位年过半百的老文人，名叫刘铣珊。加上他的一个年轻助手和我，三张写字台占了楼上一间房，这间房有个阳台，可以看到方滨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从这条路一直往东走，到路的尽头便是闹市区小东门，上海县的城隍庙就坐落在这里。城隍庙是南市区的吃喝玩乐中心，有茶园、酒楼、饭馆、点心铺、手工艺市场等等。最有名的商品是麻将牌，当时已出现一种塑料制品， 但因其太轻， 不如竹背骨腹的传统制品那么畅销。城隍庙左邻是有名的“豫园”，一座纯粹东方式花园；右邻是著名的“新舞台”戏院，专演海派京剧，也是采用舞台布景的首创者。 提起城隍庙，可以算得十里洋场中唯一的东方型游乐购物中心。住在洋人租界里过洋场生活的人，都要到这儿来寻找中国人的老生活、老情趣。我这个土小子，在方滨路西头工作，也乐意到东头来寻欢作乐，反映出我灵魂深处的储存，土的多于洋的。尽管我以后的艺术活动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越积越多，比如，学美国“怕老婆”长篇漫画，创作了中国的“王先生”；学美国的时装杂志，设计上海时装；还学墨西哥画家阿佛罗比斯画生活速写，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拿起毛笔、宣纸画中国画。 在中原书局编辑部里，三个人各占一张写字台，各干各的，互不干扰，比不得三友实业社，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容易把时间白白度过。我们三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很难谈到一块儿，所以白天的时间只顾工作。下班以后，刘老回家，我和他的助手虽同住编辑室，也因兴趣不同，玩不到一起。晚饭以后，我经常到老西门三友社宿舍去找老朋友，有时候和他们结伴游“大世界”，看戏听曲，消磨前半夜。 两个月以后，书店要我画一幅古人读书画，挂在大橱窗里，作为旧版书的广告背景。这件事即使我高兴，又使我苦恼。高兴者，工作有了新刺激；苦恼者，我画的全是现实人物，从未画过古人。于是我和刘老商量怎么画法。他建议在荷池畔柳荫下画个老学者持书作凝神之状。荷池柳荫好画，老学者也可以参考古画，这一下我开了窍，便动手购置材料，开始起稿。这幅画要占满整个橱窗，尺寸相当大，还得画在布上。颜料可以用广告色，我在三友社用过；布用的是漂白洋布，布面光滑，也还容易掌握。一切准备齐全，我就在编辑室一面空墙上，挂起按尺寸缝好了的布，用木炭在布上起大稿，落墨，填色，忙了一星期，任务完成。送到棋盘街书店门市部橱窗里一挂，引来了不少观众，书店经理说，没想到这小子年纪轻轻还会这一手，我们书店没白养他。这一说，我的个子似乎高了一大截。画是好是坏不管它，光凭这一点胆量，也够我得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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