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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政下来，我和海政宣传科的几个同事在法租界贝勒路合租了一间三楼住房，过了三个月失业生活。将近年底，接到原宣传科长的通知，说他已在上海总工会任职，为支援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工人作后勤活动，当前要紧的事是出一份画报，揭露英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激起上海市民对罢工工人的同情，希望我参加。我接下了这个任务，去找王敦庆，请这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老前辈出主意，找资料。经过研究，决定以揭露东印度公司贩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为题材，和英帝国主义算鸦片战争的账。这份画报以这个主题为中心，旁敲例击，连同英美烟草公司压迫工人的事实，编成一张彩色石印画报，在上海街头张贴。原打算继续出下去，可惜，英美烟草公司当局通过南京政府把工潮压制下去，宣布工潮平息，于是我又失业。 王敦庆得知我又失业，找我说，支援罢工的画报有看头，可以仿照这个样子，自己办个画报出下去，问我有没有劲儿。我说，反正没事做，只要有人支援，我就拼命干。他说，黄文农目前也闲着，他去说动黄，请他合伙画一个长篇，再请几位拿笔杆的朋友合作凑点文章，不就编成了吗！我问，组稿没问题，印刷纸张费从哪儿来？他说，他和印刷厂打交道，可以暂时欠着，等卖报收了钱再还不迟。经过几次碰头，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作临时编辑室。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编就。记得有黄文农的一个长篇漫画《上海人》；他还有一幅画的是粪车，标题是《在晨光衰微中，隆隆车声唤醒了梦中的上海人》；另外还有我和王敦庆的反帝讽刺漫画。黄文农画的那幅粪车，给我印象很深，既幽默，又有诗意。但是否在《上海漫画》上发表，可能记错，因为当时还有另一本赵君豪编的《上海生活》杂志，先《上海漫画》出版，可能“粪车”是该刊的一幅插图。 画报出版之前，曾和望平街的报贩子打过招呼，但没有讲清楚画报的形式和内容，报贩子不敢担保准能上市，只是口头上表示可以接受代理。画报印出，我和王敦庆送到望平街，报贩子看到只半面有字有画，另半面空白，就皱起双眉，说这哪像一张报，没法上市。几经商量，仍遭拒绝，我们垂头丧气，只好把画报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掉，欠下的印费、纸张费如何偿还，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三人合伙，黄文农供画，我管跑腿，王敦庆管编务。三人中只敦庆在一家中学教书，有固定收入，可能就是他掏腰包结束了这场失败的出版活动。这是1927年底的事。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上海漫画》处女作失败，却引来了画报老手的新主意。我正在法租界贝勒路恒庆里一家三层楼上发愁的时候，住在同里的张光宇把我找去，说彩色石印能吸引人，可是单面印不经看，报贩子目的在图利，岂能白白为你发行不值钱的画报？依他看，彩印的另一面用铅印印上照片和文章，仿小报内容以吸引读者，就可能会受欢迎。当时《三日画报》和《上海画报》已停刊，摄影风气正盛行，摄影家们愿意和画家合作，合伙办一份画报，张问我同意否？这个新主意，拨开了我一脸愁容，立刻兴奋起来。 办画报的老手出了新主意，并不意味《上海漫画》能绝处逢生。和摄影家合作，张光宇心里有底，怎么合作，由张光宇去张罗就是。不几天，光宇告诉我，班子组成了。三个摄影家，一个郎静山，虎标万金油的广告代理人，能画山水，一天到晚提着照相机，探索艺术摄影；一个胡伯诩，也是画家，在英美烟草公司画月份牌广告，有兴趣玩摄影；一个张珍候，是某洋行的买办，做颜料生意，也想在摄影艺术上露一手。他们都是张光宇的朋友。我们画画的也是三人，张光宇、张正宇，加上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我的有利条件是年轻，作画出手快，能跑腿，懂得一点印刷技术；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尝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创出了《上海漫画》这块新牌子。这个小集团的首脑，当然是张光宇。 我们的出版社，定名为“中国美术刊行社”，先出《上海漫画》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一大张，招成八开的八个版面，四版漫画，彩色石印；四版照片带文章，铜锌版单色铅印。我们已经在望平街租到一间楼面，可以开始筹备出版了。我问资本如何？光宇说，暂定每人投资二十元，总共一百二十元，估计可以够一期纸张印刷费。看来，只要筹得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就能出版一份小型报刊，这是上海当时的通行办法。光宇还说，漫画方面，王敦庆同意参加合伙。大概三四天后，双方合作者在望平街某号楼上正式会面，王敦庆也来了。大家推张光宇为总经理兼总编辑，张正字为副经理兼营业主任，我为漫画版编辑，摄影部三人为顾问，并推张光宇当他们的代理人。当时郎静山提出，麦加圈小教堂有间大空房出租，刊行社可以搬到那边去。张氏兄弟视察后，认为合适，《上海漫画》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一伙人就在这个窝里呆了三年。 美术刊行社在望子街成立的当天，王敦庆和张正宁为了某一句话，两人闹翻了，王敦庆一怒而离开了漫画四人集团。这位原《上海漫画》的合作者，直到三年后时代图书公司成立后，才又和我们见面，并且合作参加了《时代画报》的编辑工作。 脱胎换骨后的第一期《上海漫画》周刊出版于1928年3 月22日。一百磅道林纸半张，摆叠成八版，彩色石印漫画四版，单色铅印摄影与文字四版，总编是张光宇，副总编是张正宇和叶浅予。四版漫画中，第一版是封面画，四五两版是名家作品，经常供稿的有黄文农、鲁少飞、王敦庆、张正宇清人，第八版是叶浅予的《王先生》长篇故事画。 《上海漫画》的第二次生命能维持三年之久，最有力的保证是张光宇老大哥的老谋深算，团结有方，加上张正字的社会活动能力强，拉到不少长期广告合同，给画报增加了经济实力。我是这个群体的小弟弟，最年轻，最卖力。《王先生》长篇漫画的创作任务落到我身上，也因为我有这个比较优越的条件。 提起“漫画”这个名称，应该作个交待。以前大凡表现政治讽刺，社会形态的画，或称谐画，或称笑画，或称滑稽，或称诙谐，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到了20年代末，丰子恺在文学研究会的期刊上发表具有诙谐性质的社会心态画，自称为“漫画”，说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我们认为可作为这类画的总称。至于后来林语堂所办《论语》所发表的“幽默”画，则是英语“Humer”一字的谐音，“Humer”的含义和中文“诙谐”相似，也可以以“漫画”这个名称来概括。 上海有一份英文日报《China Daily》 中文叫《大陆报》，每周附送一份美国长篇漫画专版，很受读者欢迎。其中有一篇怕老婆的故事，题为《Bringing up Father》，是全版最叫座的一篇。《上海漫画》为了吸引读者，打算仿照这个长篇，创作一个中国的漫画长篇。大家商量由谁来执笔，因为我年轻肯卖力，又无固定职业，可以专心一意为这个长篇下工夫，就叫我干。最初定名为《上海人》，王敦庆说， 这个题目在已失败的《上海漫画》 见过，太狭窄，又不吉利，干脆把它改为《王先生》可以随便做文章。中国姓王的最多，名字叫得响。他还帮我设计主角的具体形象——瘦长条，尖鼻子，两撇胡子，像个久住上海的乡下财主；给他配上个矮胖太太，加上个爱打扮的女儿。至于他的朋友小陈，是个富家子弟，配上个凶神恶煞般的老婆。五个角色各具性格，关系微妙，比《Bringing up Father》里那个矮胖老头儿的性格复杂得多，因此故事表现的内容也丰富得多。然而我当时才二十一岁，生活经验很少，为人又老实，画来画去，总跳不出王、陈两家之间的男女关系。直到1930年前后，接受了《晨报》画《王先生别传》的任务，思路才开始活跃，题材内容接触到社会的多方面，扩大了读者的圈子。 我在上海混了十年，《王先生》的名声愈来愈大，有人不免要追究作者凭什么能耐或灵感，创造出这么一个典型的现代小市民。我的回答很简单，就上面所提接受任务的过程来看，有它的偶然性；而七八年来坚持不懈，愈画愈有劲，也有其必然性。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 《上海漫画》从创刊到休刊，从1928年到1930年，共出了一百多期，王先生每周和读者见面，每周要为读者演一场滑稽戏，从家庭小纠纷到社会大关系，很像七八十年代上海流行的滑稽戏那样受观众欢迎。这个故事从最早模仿美国的《Bringing up Father》怕老婆故事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表现社会的各方面、各角落，进而还摘取政治方面的现实，编为笑剧，以娱读者。有时候，我脑子里实在榨不出笑料，不得已向《笑林广记》之类古代笑话寻求帮助。例如，农民王先生扛了一根竹竿进城门，竖着进不去，横着也进不去，小陈替他出主意，由小陈爬到城楼上去接竹竿，让王先生空手进城，然后翻身交给他。《笑林广记》讽刺的是一个笨蛋县官，为那个扛着竹竿进不了城的农民出主意，叫他把竹竿锯成一段段才进了城。小陈却比那个县官高明，没把竹竿锯断也进了城门。 我有时挖空心思，借警察捉赌的行动做文章。一天，王家聚赌打麻将，两个警察来捉赌，把王先生和小陈抓了去，结果是让赌鬼陪警察在监狱里打麻将。有时我想入非非。王先生做投机生意失败，跳黄浦寻短见，结果跳进了一只小舢板，撞得头破血流，还得赔偿船主锅碗瓢盆。一次，王先生当了个小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的爱国游行。到了半夜，学生的后勤队向游行队送宵夜，王先生向学生求饶说：“你们有人送宵夜，我们却饿着肚子，求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为《上海漫画》做的具体工作，除《王先生》长篇外，每期四、五两版的版面归我设计，供画的人，就只张光宇、张正宇、黄文农、鲁少飞几位。三天内把画收齐，贴好版样，和第一版封面、第八版长篇一起送到制版所，拍照缩小，然后送到石印厂制套色版，两天内四套色印毕，在这两天内把编好的二、三、六、七四个版的铜锌版和文字稿送到铅印厂排版，星期五晚上把印成的彩色漫画版送到铅印厂，一般要在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上架开印，到天亮印毕，立刻雇车送到望平街报贩手中。五天内跑两家印刷厂，有时在石印厂和工人一起锚石版，每逢星期五下午还必到铅印厂和工人一起排版，一直熬到星翔六天亮，把画报送到望平街，才算完工。跑印刷厂的任务，除了我，张正宁也帮一手。麦家圈后期，招收了两个少年练习生，编辑工作有了帮手，才算松了一口气。帮编务的宣文杰，几年后成为《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的得力助手，至今已年逾七人从新华社摄影部退休下来，有时还动动笔杆，写点当年漫画界的掌故，是30年代漫画界的一个重要知情人。 在《上海漫画》时期，除《王先生》长篇之外，有时我在四、五版也作点小画，或轮流画几次封面画，一般都是男女关系的内容，和《两毛钱饱眼福》的处女作有渊源。除此而外，我有时画点妇女时装设计图，因而受到“云裳”时装公司的聘请，当了一个时期的时装设计师。这个新职业等于唱京戏玩儿票，自得其乐而已，可也发生了社会影响。在此期间，一家英国棉织印花布洋行，通过一家广告公司找到我，要我为印花布办一次时装展览，借以倾销他们的新产品。为了这次展览，我除了设计服装、编印样本，还跑舞厅，约请几位舞女当临时模特儿，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在当今时装模特风行一时的80年代看来，那简直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可是有几位老牌服装设计师见到我，却举起大拇指，说我是时装展览的“开山老祖”。这种际遇，在当时也是意想不到的，我然大着胆子，不计成败地干了起来，说明叶浅予这小子闯世界的劲儿真不小。这可以说是上海创业史中的一个插曲，和1926年单枪匹马面舞台布景一别出心裁设计印花布图样，有—定的渊源关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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