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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第二次访问北平。已是何应钦签署《塘沽协定》之后，冀东汉奸自治政府已成立，北平半汉奸特别行政单位也应运而生，日军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出入。北平故都虽然仍在国民党冀察当局的管辖之下，其政权则在亲日派黄郛之手。我于是年6 月离开北平，回到南京寓所不久，即发生“七七”日军在卢沟桥向我挑衅事件， 我军起而抵抗， 从而开始了英勇的八年抗战。卢沟桥炮声一响，延安发表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宣言，蒋介石则在庐山发表了“奋起抗战共赴国难”的号召，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在侵略者的心目中，中国的军队似乎不堪一击，所以敢于在北平南郊发动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则认为国共两党已经言和，内战从而结束，枪口可以一致对外，即使一时受挫，至少可以透一透压了七、八年的胸中闷气。 庐山“共赴国难”的号召一发，南京电台改变了长期以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整天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南京各报也变了风格，唱起“共赴国难”的高调。我所供稿的《朝报》本来是提供茶余饭后消遣品的，此时此刻，除了出“战况号外”版以刺激神经官能外，无其他可供读者咀嚼的东西了，老板和编辑都在打算如何适应长掰抗战的环境。等到8 月13日上海战争爆发，南京的气氛更加紧张。日本飞机虽没光临南京，空袭警报可没有少发。我的血液沸腾起来，感到在这里生活已失去意义，便直奔上海，干脆到火线上去听枪炮的吼叫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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