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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抵御外侮的宣言和国民党共赴国难的号召，促成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大联合，成立了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这是“左联”纠正关门主义之后举起的一面大旗，美术界首先响应的是漫画界救亡协会。当时上海出版的漫画期刊有四、五种之多，以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资格最老，拥有画家最多；“左联”的《生活漫画》虽系后出，门户却很严，一般漫画家不容易和它靠拢。在漫画界救亡协会的旗帜下，各组织彼此破除了门户之见，携起手来，共同为抗日救国大业出力，以协会的名义，出版了《救亡漫画》五日刊。我从南京来到上海，看到戏剧界纷纷组织起演剧队，到外地去做发动群众共赴国难的宣传工作，认为南京在宣传工作方面是个空白，漫画家应该去填补空白。于是和上海的漫画家救亡协会的负责人鲁少飞商量，组织一部分漫画家进军南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个倡议立刻受到漫画界老战友的响应，一天之内漫画宣传队即成立起来，报名的有张乐平、陆志率、特伟、胡考、白波、宣文杰、陶令也、席与群等。大家推举我当领队，同时，还得到其他救亡团体的资助，使我们有了最低限度药生活费和必要的活动费，于8 月31日在上海西站登上沪宁快车，向南京进发。 “八·一三”上海之战爆发，上海北火车站已经成为战场，沪宁铁路改以西站为起点，走一段沪杭线，转入新近铺轨完成的苏嘉线，在苏州转入沪宁线。一路走走停停，所费时间比平时多出一倍以。我们和开赴前线的兵车逆向行进，8 月梢，天还热，各人都是轻装。这一次出行，不知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底，一切行动听战局指挥，要我们到哪里就到哪里，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谁也没有个人打算，一切交给抗日救亡了。我的底也和大家一样，一切都交给了抗日救亡，然而我是领队，又是老南京，我首先要考虑到达目的地以后的活动方式，还要考虑全队的生活与安全问题。 到了南京，以国府路廊东街德邻村二号我的住所为驻地，没有床，全队人员睡地铺。我带了鲁少飞的介绍信和乐平、特伟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求见部长邵力子。邵立即接见，我们提出漫画宣传队在南京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要求，希望宣传部能资助一笔活动资。邵首先表示欢迎，继而谈他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他认为这次战争打不长，你们上海文艺界的人组织这个队那个队上南京来，太冲动了，最好不要随便乱跑。接着看了看我们的名单，其中有特伟、白波等名字，他便说你们青年人取这种怪名字，是否别有用意？至于经费嘛，我们研究研究再答复。听了前面泼冷水的话，我们心里已经怀疑；等听了后面训人的话，我们心里更气，说了句“知道了”，便匆匆告别。 回到队里，大家研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态度，明明白白是表示不欢迎民众起来共赴国难，说明庐山官冕堂皇的号召不过是应付一下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豪情壮志，并不真正赞成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共赴国难。华北与上海打起来了，也许是不得已抵抗一阵，并不想和日本拼个你死我活，可见邵力子的话并非信口胡言，而是有国民党的政策依据。走访邵力子使我们明白南京政府对抗日战争的真实态度：一怕日本强敌，怕江山保不住；二怕老百姓起来，打乱国民党的阵脚；三怕共产党混进南京来抢夺共赴国难的宣传阵地。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对我们这伙上海闯来的冒失鬼，以为用几句官腔即可以吓退，根本不理解中国老百姓破釜沉舟和日寇决一死战的心理。日本的炮火吓不退我们，你邵力子几句空话就能唬住我们吗？ 你中央党不资助我们，我们找地方党去！我和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负责人梁寒操在南京的文艺活动中打过交道，我便去找他，告诉他我们碰了邵力子的钉子，问南京市是否要我们做点宣传工作。他拿起电话，通知市党部接待我们，尽可能帮助我们取得必要的工作条件。经过具体商谈，即日起市党部腾出一个大厅作我们的画室，招待一日三餐，并在两星期内以高速度、高标准筹备一个抗战漫画展览会。这时，苏州的陶谋基和南京的张什也参加进来，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按时上班，每天一进画室便忙碌起来。大家一起议定了整个画展的主题内容，具体画题分配到每个人。其中一大幅抗战形势地图，由几人合作；一大幅《松花江上》，反映“九·一八”那首歌词的内容，因张付老家在辽宁，他弃家流浪到北京，在京毕美专学画，这个题材就分配给了他；其他的画采取宣传海报形式，按日寇暴行、全民动员、抗日英雄、汉奸丑相、时事讽刺等不同内容，根据个人特长作了分工，各自负责创作。有关绘画工具材料，派专人采办并管理。席与群有一台摄影机，除了作画，还担任摄影工作，拍摄工作进程和展览期间的行动情况，以留作档案并向新闻单位供稿。宣文杰原是《时代漫画》助理员，是主编鲁少飞的得力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为漫画宣传队的总秘书和总财务。后来我们转移到武汉后，他还担任漫画界抗敌协会联系全国漫画家的组联总管。我们在武汉出版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宣文杰驾轻就熟，一身兼管组稿、印刷、发行等各种业务。抗战八年，漫画宣传队的一切行动，包括全部业务、人事变动、对外关系等等，宣文杰心里都有一笔总账，谁也替代不了他。要写抗日年代的漫画史，就得找他。 1937年9 月底，抗战漫画展在南京新街口大华电影院开幕。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打破宣传工作的门户之见，充分信任社会的力量，支持漫画宣传队自发的爱国热忱，执行共赴国难的大政方针。南京电影院人流进出，改变了原来空气沉闷、精神访煌的局面。南京电影院自“八·一三”沪战爆发以来就已停业，它的经理是个美国华侨，此时已经装好行李，准备回纽约去重操活鸡行买卖旧业。抗战漫画在此展出，也算他临行之前为抗日救国作出了一点贡献。 在此期间，经常有人前来联系，要我们出力担任这样那样的任务，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发挥更大的力量和以更好的方式去为抗日救国事业服务。我们先接受了镇江市提出的举办流动展的建议，振奋了镇江市民的抗日情绪；继而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派人来联系，希望我们加入他们的美术宣传部门，扩大美术宣传力量。他们本来有一个美术小组，在如此宏伟壮阔的抗日大运动中，感到力不从心，正为难之时，想不到漫画界的核心力量送上门来，而且用不着花大钱就能为它所用，即使最大的傻瓜也不会放弃这么大一笔财富，所以积极和我们合作。在我们自己方面，所考虑的乃是今后的活动天地，总得有个依靠的力量，资助我们的工作；军委会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我们为这个中心做点工作，也许影响会更大些。经商议后，我们决定接受政训处的邀请，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每月由他们提供三百元经费，在他们指导下，进行有效的抗战宣传工作。 从此以后，我们的工作关系由南京市党部转到了军委政训处。政训处的负责人是袁守谦，这人有点文人气质，不像个军人，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直属部下，见了我们这群上海来的流浪汉，总是比较客气。当然，他也从南京电影院的展览会里看到了我们对抗战的贡献，所以时常表达出对我们这群流浪汉的敬畏之心。 我们这群人平常靠卖稿过日子，在市党部干了一个月，他们除了供给吃饭，让我们填饱肚子外，不支付其他报酬。在政训处，每月给三百元，包了一切，我们除自己花钱吃饭外，每人还可以支点零花钱，驻地则仍在国府路廊东街我的住处。每天工作完毕，没有其他娱乐，养成了读书学习的风气。这时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一类马列主义的书。特伟、胡考身上，就带有这一类书，大家轮流阅读，思想境界开阔起来，对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摆得比较端正些。这也许因为我们从事的漫画工作，从来都和社会动荡、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休戚相关。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大家都能刻苦自励，以大局为重，事事争先；个人如有困难，队员之间也争着解囊相助。记得11月间漫宣队奉命撤往武汉，我口袋里装着的刚领到的一个月三百元经费，在长江轮船上被窃贼偷走，我十分为难，队里马上开会公议，谁身上有钱，谁先垫着，以后再想办法。当时一下子凑了一百多元，全队一个月的生活有了着落。 在南京的画展里，我根据报上发表的照片，画了一幅上海空袭黄浦江敌舰的空军英雄形象。碰巧几个空军战士来参观，其中一人就是我所画的乐以琴，便邀他和我在画前留了一影。事过五十年，1986年我在北京收到一封四川来信，附寄这幅留影的剪报，说乐以琴在参观画展后不久，即在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来信打听当年我们在展览会场见面的情况。回想起来，这虽是一次巧遇，也可以说明在抗日战争的大事业中，只要你为国家民族贡献一点力量，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和空军烈士乐以琴之间，就有这么一段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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