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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叶浅予奉三厅之命，调去香港为第七处筹备出版一个对外宣传画刊。因为我曾在上海主编过《时代画报》，熟悉业务，8 月间又到过香港督印《日寇暴行实录》，是个老手，所以全权交给我独自出发。漫宣队内部研究之后，决定桂林本队领队一职，交给特伟负责，由他带去重庆。在桂林期间，新加入一个队员廖未林，广西人，是全队最年轻的队员。 敌占广州之后，后方对外通道只剩广州湾赤坎一号出口可通香港，可是最近消息，为保卫广西，通广州湾的公路已经破坏，不通汽车，只能步行。此外另有一条通路，须绕道越南海防港，乘船直达香港。研究结果，考虑到这次还有一个任务是护送两位女客去香港，为安全起见，最可靠的路是走越南。出发前曾试了一下欧亚航空公司的渝港航班，想趁该航班在桂林暂停之际技上飞机去，结果失败，于是决定搭乘广西部队的军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再由龙州搭班车经凭祥、镇南关，进入越南的同登，然后乘火车取道琼山到河内，由河内转海防，搭海轮去香港。 同行的两位女客，一位是中国旅行剧团的唐若青，一位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唐去香港归国，那演员去香港会亲。唐在桂林时间较久，为广西的国防剧团演过话剧，和广西地方关系较密，我们能够搭上班车，是唐之功劳。 出发之期已靠近农历年关。第一站宿柳州，第二站宿南宁，第三站宿龙州。龙州是广西紧靠越南的要塞，驻有大部队，还有外交办事处。我们在龙州稍事停留，部队为我们办好出国手续，兑换了越币，买好客车票，我们顺利地到达越南境内第一关同登。在同登遇到一件麻烦事。我的衣箱里装有七八张抗日宣传画，是对外刊物要用的资料。越南海关检查行李的官员是法国人，他翻出这些画，通过翻译人员问我这些画是商品吗？我说不是；又问是你自己画的吗？我说是，他说要上税。我说既不是商品，为什么要上税？他说法国法律，凡是美术品都得上税；考虑到是你自己的作品，税可以减轻些。到底交了多少税，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反正不太重，身上带的越币足够付税。后来在越港海轮上，这几幅画几乎又使我出一身冷汗。原来船过广西北海口，一艘日本军舰拦住去路，派兵登船搜查有无军用物资。我怕搜出这几幅抗日宣传画会惹出麻烦，急忙把画取出塞到船舱角落里。手脚刚做完，敌舰的汽艇已经驶离我们的海船，我们的船继续破浪向香港前进，一场虚惊到此结束。 1939年的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自从日寇占领广州之后，我国抗战大后方的外来供应，全靠越南这个通道进出。日寇对越南的压力很大，日舰停在北部湾，主要目的是监视战争物资的出入。通道经过缅甸的仰光。两年以后，1941年初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越南和缅甸都被日寇占领，我们对外的海路也就都被截断了。 且说我们一行在同登上了火车，顺利到达河内，休息了两天。这个法国总督所在地，正沉浸于中国农历新年的气氛之中。我们由一位四川商人作向导，观光市容，发现这儿华侨甚多，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人的风俗习惯大多反映出中国的影响，过农历年就是明显的例子。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香港成为孤岛，漫画界的朋友陆续来到香港。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和丁聪从上海来；鲁少飞、黄苗子从广州来；我到香港时，鲁少飞带了家眷正准备随同《新疆日报》新班子出发，绕道越南长征新疆，这是个伟大的计划。据了解，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雄心勃勃，正利用中苏之间这片土地大展宏图。他在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拥兵自重，而且利用中共的势力，在政治上另搞一套，这个政治谋略，由盛世才的同乡杜重远为之策划。《新疆日报》招兵买马，邀请大作家茅盾担任主编，在香港置办器材，组织班子，浩浩荡荡开往新疆。鲁少飞一家五日，将在大卡车上颠簸几个星期，我既为他们的安危捏一把汗，又对少飞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要不是为了拯救祖国，建设新疆，谁愿意抛弃上海那个安乐窝，拖儿带女，餐风宿露，奔往大西北？ 我到香港次日，即鲁家出发之时。我赶到码头送别，向少飞传授走这条路的经验，祝他一路平安。事后知道，盛世才的文化班子，除《新疆日报》一行，还有作家、演员、艺术家。到了1944年，盛世才这个军阀忽然变卦，从极左变到极右，从反蒋变到拥蒋，新班子中重要人物大都遭到厄运，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处死，其中就有中共代表毛泽民。著名演员赵丹在盛世才的监狱里蹲了好几年，直到张治中带兵进驻新疆，盛世才交出军政两权，才把一批吃冤枉官司的爱国志士释放出来。鲁少飞为《新疆日报》工作了几年，因为没有列入盛世才的黑名单，还算平安无事，趁着张治中放人的机会，离开新疆，转到了兰州。 在东南亚颇有影响的《良友》画报准备在香港复刊，老编辑班子马国亮和丁聪从上海来到香港，在中环一家电影院楼上租到一间大写字间。我就在《良友》编辑部放了一张写字台，组织我的《今日中国》编辑班子。第一个坐上写字台的当然是我；第二个是特伟的弟弟盛舜，此人去过一趟延安，不知什么原因又退回到澳门，由特伟介绍给我，迁来香港作我的助手。他是广东人，能说广东话，主要任务是跑印刷厂，兼管钱财；第三个是刘邦保，原在上海沪江大学上学，日寇占领上海，大学停办，刘来到香港，由同学冯亦代介绍给我。刘的父亲是陕西人，母亲是英国人，混血，能说英语，帮我处理有关外文的事务，主要是和《今日中国》第四个成员、外语编辑爱泼斯坦之间联络。爱泼斯坦是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原在上海给外国通讯社和外文报刊写稿，经朋友介绍，特约他为《今日中国》的图片写英文、俄文说明；第五个是位广东的年轻人，由朋友介绍来当学徒，专任跑腿打杂，人很聪明，与我相处两年，学会了画漫画。 经过一个月筹备，第一期《今日中国》于1939年上半年出版。承担印刷的是原承印《日寇暴行实录》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是香港唯一的一家拥有新式凹版印刷机的厂家。画刊印出后怎么发行？第一批对象是本港和东南亚各地的书店；第二批对象是美洲和欧洲可能联系上的大书商；第三批对象是大后方的书店；第四批对象是政治部的部与厅；第五批对象是赠阅者，包括我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各国外交机构等。记得各国元首名单中有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邱吉尔。至于这些大人物能否收到《今日中国》那就不得而知了。从1939年到1940年，每月一期，总共出了十二期。画刊的印刷和编辑开支，每月向重庆政治部驻香港的代表“设计委员”成舍我领取。每当领经费时，成舍我总有些政治部的指示传达给我；加上成本人对画刊的内容表示一点意见。综合起来，记得有以下几条： 一、某期画刊封面印了重要抗日将领的头像，其中有冯玉祥、李宗仁、陈诚……诸人，成表示陈诚应占突出地位。 二、某期介绍延安木刻艺术，认为不妥。 三、某期介绍八路军战绩，认为不妥。 四、某期发表游击战士形象，认为不妥。 五、某期发表宋氏姐妹在重庆的活动，表示满意。 六、要多宣传蒋介石。 这些意见使我明白，成舍我是陈诚所信赖的人。他本来在上海办小型日报《立报》，主编为萨空了。萨于1939年初随《新疆日报》长征团到了新疆，帮助茅盾主持该报的编务。《立报》在香港复刊，看来其政治后台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成舍我于抗日胜利后随陈诚去了台湾。 1939年到1940年在香港两年，政治部通过成舍我对我控制，我感到不是滋味；同时我在三厅的代理人和供稿人席与群，有时也来信转达三厅的意见，大致和成舍我的意见相似，不过加了点“作料”，就是说还得为三厅本身做点宣传。我感到我这个《时代画报》老编辑的头脑已不能适应官场需要，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每次去见成舍我老板，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因而在编完十二期后，我特意到重庆去看看，是否还能把《今日中国》编下去。 1940年夏，我取道广州湾，经广西玉林，在资县和桂平搭拖渡到柳州，然后乘湘桂路火车在桂林打了一转，经贵阳到达重庆。一路上遇到不少从重庆出来的朋友，说局势变了，新四军在安徽被蒋介石包围，损失很大，国共合作被老蒋破坏了，你还会重庆干什么？我明知重庆情况不妙，但总得亲眼看看，辨辨滋味，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关于在重庆的情况，我下一节再写，这里还要说一说在香港办画展的事。 1939年我初到香港时，由于和漫画界老朋友会合，又结识了几位原在香港的漫画家李凡夫、余所亚、郑家镇，大家常在一起饮茶，谈到漫画宣传队在大后方的活动，挑起了在香港组织一次漫画展的想法。我把随身带的几幅宣传布画给大家看，当即一致决定按照这种形式画一批新作，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以“中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名义举办一次抗战漫画展览会。一言为定，每人回去动手就画，不到两星期，作品已陆续交到《今日中国》编辑部，展览地点就定在编辑部楼下电影院大厅里。这次画展规模虽不及1937年南京电影院那次大，参观的人数却多得多。在此期间，适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路过香港，经爱泼斯坦邀请，他与宋庆龄一起参观了我们的画展。 香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纯粹是个工商城市，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电影院，就是广东戏，报刊没几家。这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其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沦陷后，香港人口骤然膨胀起来。金山、王莹带领的剧团来这儿演过话剧，其中有名的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法西斯剧目《马门教授》一新香港人的耳目。中共在这儿办了个《华商报》，总编是笔名“乔木”的乔冠华；廖承志是延安派在这儿的总头头。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也坐镇香港，代表蒋介石办理对外、对侨事务，黄苗子在他的办事处做秘书工作；《今日中国》能在香港立足，有时也得向他请教。国民党除了这个部门，也还有其他部门和派别的人物在此活动。陈诚的《立报》，老板成舍我是《今日中国》的顶头上司，我得每月和他打交道。此外，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派了人在这儿活动，此人叫王新衡，因偶然的机会，在港九轮渡上，由一个中央信托局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那朋友事后说，认得此人，在某种场合会有作用。此话在此五方杂处的地方也许有一定意义。三年以后此人在重庆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后面我还要写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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