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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贵阳之前，早就计划要到苗家地区实地考察一下苗族妇女的打扮。为什么我对苗族妇女的打扮这么感兴趣？这要回顾到3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画过时装设计，并在一家名叫“云裳”的时装店当过设计师，还有一次为一家英国花布进口公司办过一次时装表演会。这是我画漫画之外的又一职业，最后连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也约我画了一套时装设计图。除了一些老朋友，如今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是老牌时装设计家。在贵阳的表演结束以后，我把卖艺团送走，便独自一人访问了花溪、惠水、摆金三处苗乡。采访中心是惠水。惠水县原名走番县，是历史上汉族征服苗族的一个诬蔑性地名，后来国民党政府借用一条小河的名称把它改为惠水县。 惠水地处贵州高原的西南角，县城逢场，四乡农民便赶来交换农产品，十分热闹，规模也很大，大概就是原始商品交换的遗风。每五日一集，既是城市商人收购农产品的机会，也是农村妇女亮装争艳的好时光。我趁此机会猎取形象。除此之地我也深入农村了解苗家风俗。记得在花溪参加过一次新娘嫁前的歌唱会，晚饭后起唱，一直唱到次日天明新娘起身。歌词内容我听不懂，总的含义是小姐妹们临别赠言，上至天文，下至庄稼，旁及人间，无所不包，都是随感而发，出口成章。我想，古代的诗经、楚辞，以及后来的五亩七言诗，怕都和我们老祖宗这类吟唱传统有关。参加了这次歌唱会，想起我1939年在香港参加的那次扫箕湾渔民嫁女歌唱会，其形式是基本相同的。当时我曾怀疑这两个民族是否同一祖先，现在看来，这种习俗我们汉民族祖先也会有的，否则诗经从何处来？ “摆金”这个地名很特别，也许是苗语的谐音。这地方是惠水以东靠近平塘的一处苗乡，要翻山越岭，走三四十里才能到达。我请县卫生院一个苗族学徒陪我访问，那里是他的家乡。在这藏在山沟里的穷乡僻壤中，我见了那位学徒的父母及和他一样年轻的妻子以及抱在怀里的孩子。他家灶间墙根放着一个牛头，墙上挂着一只铜鼓，这两件实物标志苗族古老文化的特征，至于它们所象征的内容，不便多问，即使问，这位苗族小伙怕也答不上来。好在有些民族学者已作过考证，恕我不浪费笔墨了。 这位青年带我们看了一处溶洞，洞底一条流水，洞壁有个台阶，放着几座棺木，和四川山区凿岩为穴的洞葬或岩壁悬棺的风俗有些相似，是否同一来源，不得而知。不过这位青年说，这几座棺木是多少年前乡间某次械斗中丧生者的遗体，因是冤死，不得埋葬。 这里的房屋都是木结构，底层是牛栏猪圈，二楼是主人居室，当中一个火塘，长年烧着炭火，一家人在此进餐，冬季则在此烤火。本乡有个小学，一个贵阳女青年在此当教师，小学生接受的当然是汉文化。老人、妇女一般都是文盲，她们在家说苗语，在集场上都能说汉语。苗乡活动也通用汉语，比不得藏族地区，非有翻译不可。 在苗区住了两个月，白天出门采访画速写，晚间在住处琢磨如何表现苗区生活。首先考虑的是形式问题，还用《战时重庆》那种漫画速写形式吗？尽管那套画已开始运用中国画的笔法，造型仍带有夸张变形的漫画气质，显然不符合我在苗区感曾到的自然而质朴的美。几次尝试，逐渐明白漫画手法已不适用，新的表现方法必须另辟途径， 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物画传统画法追求的开始。 1979年我在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写的《漫画与速写——答读者问》那篇文章中追述了这一追求： 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这一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为自己画了一幅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面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手遮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活，在我的人生观中孕育了一种“玩世”的思想，在艺术现中形成了一种“丑极即美、美权即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拯救民族的爱国情感冲跨了这种小市民趣味，毅然走上抗日斗争的大道，促使我的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固然应有区别，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渗透。这种沟通与渗透，反映在我的苗区速写中，成为美丑杂陈，真伪交错，待到加工为国画创作，便是一锅夹生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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