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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附近的壁山县开办了一所“社会教育学院”，它附设的一所电化教育训练班则办在嘉陵江畔的北温泉，目的在培养电影从业人员。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郑君里，音乐家盛家伦，画家冯法授和摄影家冯四知为教师，还把戴爱莲从歌剧学校拉到这所训练班教舞蹈。班里分给戴爱莲一间住房，坐落在北温泉后山的松林新村。我从印度回来，就作为戴老师的家属搬进了爱莲的宿舍。这里是嘉陵江畔的一个风景区，山下有温泉寺，寺旁有一处温泉游泳池，冬天可以在室内温泉池中好水。要是不怕劳累，登上山顶，有一座纪云寺，可供游目骋怀，环赏四周山水之胜。三里外有一处澄江镇，是个集市，可以买到鱼肉蔬菜。走出松林几十步，在叫做“三花石”的山坡边，一位原在武汉江轮上工作的西餐厨师，带着家眷在此搭了个草棚，开起饭馆，专供训练班师生解馋，同时给单身汉包伙食，可谓大有利于周围住户的生活需求。 爱莲离歌校时，带来四个心爱的学生，两男两女，作为训练班的旁听生，条件是生活自理，自付饭费。四个学生中三个是沦陷区的流亡青年，哪有钱付饭费。爱莲专为此进城找朋友，请他们作为学生的保护人，按月供给饭费。记得冯亦代、黄苗子各负担一人，另一人由我负担。冯、黄二人都在机关工作，有固定收入，我则靠卖稿度日，勉强能供给另一个人吃饭。好在艰苦的日夺过惯了，也自有一种乐趣。 在北温泉的日子，有房住，有饭吃，需要时还可到三花石那家小饭馆吃“煎饼”，到温泉游泳池练练身体；若有朋友来访，则可登山到纪云寺同赏川中大好河山。这一带林木森森，居民极少，但兽类不少。有一次登山，看到一对金钱豹在对面山腰晒太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奇观。山居幽静，正好整理我的印度画稿。拿出去年在贵州苗乡画的那批“夹生饭”，反复推敲，准备在印度画稿中提高一步。战时重庆买不到安徽宣纸。便用夹江竹纸和贵州皮纸代替。这两种纸吸墨吸水性能较差，正好符合我的中国画技术水平。花青、藤黄、朱砂等好颜料不易买到，便拿印度带回的英国水彩颜料代替。至于好墨，重庆市上一家笔墨店还能买到。没有画案，借到邻居一扇大门板，铺上军毯，算得称心如意了。工具备齐，就看手上的工夫能不能体现新要求。两种纸试用结果，还是贵州皮纸墨韵好，于是专程跑去重庆大梁子街上找纸店，发现只有一家备有最好质量和最大尺寸的皮纸，赶快买了一大卷回来存着。 战争期间，大后方什么用品都缺。重庆陆续办起了一批小工厂，日用品最缺的热水瓶胆可以自制了，铁壳无原料，竹工发明了竹壳，解决了大困难。也有人办起文具厂，供应墨水、三角尺、画笔、练习本、试管、试瓶等。电力不足，我们住乡下，只能用油盏，《战时重庆》那套画中，有一幅画了只大油盏，油盏下坐了个叶浅予正在读书，它表达了我对这件古老灯具的感情。北温泉有座小小的发电站，晚上截住流泉，用以发电，可供此处一部分用户。 幽居几个月，到年底，完成了中美训练营生活报导二十多幅，印度人物画二十多幅。印度人物画以舞蹈形象为主，这是我以后创作舞蹈人物画的开端。训练营的生活报导，仍然带有漫画风格，例如那幅练木马跳过野人山的画，原是加尔各答华文报发表过的一幅漫画，这次把它放大，用中国人物画和山水画结合的方法使它成了漫画和中国画的混血体。又如史迪威日含长烟嘴吸烟，颇具幽默感；另一幅训练营招待蒋纬国的宴会，颇像喜剧电影镜头。这批画被史迪威外联处要了去，说是准备拿到美国去展览，至今无下落。好在我手头还留着几幅废稿，可以作为抗日行踪的纪念品。这两套画于1944年初以“旅印画展”之名在重庆中印学会公开展览过。 展览期间，有人指出中国人物画形象要完整，不宜像山水花鸟那样截边去角。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画内容可变，形式不能变；山水可以有马一角，花卉可以折枝，人物则必须完整无缺，因为他看到有一幅印度舞姬，纱丽裙飞出画外，便认为不妥。当时中国画还没有什么革新画派，人们习惯于欣赏老形式，我的印度人物画已经出奇，衣裙飞出画外，就更加出格了。事隔四十余年，现在绘画新观念风靡一时，几乎把中国画的传统看成历史残渣，我的舞蹈人物画用的是传统线描，反倒成了“保守派”了。 当时那位美术界的权威人物对我作品的评论，我倒是乐意接受的，因为我对中国画传统标准还是个门外汉。我画的苗区人物本来是夹生饭，尽管印度人物画有了一点改进，在内行人看来仍然不太顺眼。艺术欣赏的标准，各有所好，不能强求一致。在这次展览中，另一位美术界的权威人物徐悲鸿却对印度人物画颇为赞许，不仅买了我两幅，后来还约我参加他的教学班子，到国立北平艺专去当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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