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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发动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江丰下台，陈沛当了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主张美院培养“提高”人才，美院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两个批示下来后，以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美术学院三个单位作试点，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美院的陈沛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体系的罪魁祸首，大会小会，大批特批。1958年以来，我一直认为陈沛是正确的领导，我这个在他麾下的国画系主任，当然也难免挨批，而且还得批他。好在这一次运动主要是批党内的走资派，我们这类非党分子，只不过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我，即使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也有被暴风雨袭击之感。 在院部批陈沛的会议桌上，我的思想处在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头，大家都在批，我怎能默不作声？只得搜索枯肠，找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凑凑数，表示积极；一方面却记得反右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系主任，虽不在党，但在陈沛的“提高”路线指导下，也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江青说过，中央美术学院是个黑色大染缸，当然有我的黑色染料掺和在里头，只恐到头来还得批我自己，因而说话不硬，底气不足。这次批判会上，记得指出过，在某次政治学习会上，在一片“普及、普及”声中，陈沛独排众议，指出中央美院是高等学府，当然要培养“提高”人才。会上这么说，当然要揭发他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其实我在那次学习会上，从心底佩服陈沛的远见卓识，从此陈沛成为我心目中一个有胆识有气派的好领导。如今坐在会议桌上，把他的远见卓识当做裴多菲俱乐部批，岂不背离自己的初衷？思想斗争归斗争，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在政治运动中容不得犹豫疑惧。昨天右了，今天改过来，变成左，才叫识事务者为俊杰，忽然想起这条政治权术，也就心安理得。经过反复批判，陈沛就此打成“走资派”，送到下面去改造。 我呢？在国画系的批判会上，最后轮到烧我一把火，有位青年教师，原是我的学生，最了解我的思想行为，拿了我的速写本，一片一片翻，一国一国批，批来批去，无非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啦，风花雪月啦，眼不见劳动人民或有意丑化劳动人民啦。奇怪，为什么不揭揭我的历史问题或生活问题呢？一打听，原来这次运动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思想，不追究个人历史和生活。批完之后，自己表了态，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画家。 这次运动，在教师内部进行，和学生隔绝。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关起门来搞批判，批的时候，思想斗争相当激烈，批完之后，脑子仍然紧张，回到家里才能松弛下来。第二天上课，和学生打交道，换上一副清醒头脑。这堂课是指导学生的毕业创作，心里仍在打鼓，昨天下午会上批我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会不会漏出来？有时在教室里发呆，学生问我，才又醒过来。一忽儿又想到下午还得开会，不知道还要批我不？便烦恼起来。 这个毕业班由两个教师教，一个管思想，一个管技术。我是老教师，管的是技术，指导表现技术问题，另一个年轻党员教师，指导构思立意方面的问题；他走第一步，我走第二步，他是主导，我是辅导，一个学生画一幅创作，分做两半施教，以政治统帅艺术，艺术性服从思想性。我觉得这种教法很别扭。有时我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单独担任一个班创作课，那位管思想的创作教师便不高兴，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我一条罪状，说我“有意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 自从我吃批判以后，虽没正式戴上帽子，可是名声在外，美术界的人便另眼相看。第一个反应是1964年夏天，我给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画了一幅大画，画名《高原之春》。画的是藏族青年男女在桃花林中跳舞，1965年退了回来；第二个反应是1965年我为北京市美展准备画的《中国妇女解放史》，组稿人来看了几次草稿，忽然不来了；第三个反应是王府井和琉璃厂的画店接到某单位通知，不收购和出售我的作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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