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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治海战略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31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说嘛！”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6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1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薛明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办的壁报投稿。1942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曾劝叶群把这些事情向组织讲清楚。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但当时已与林彪结了婚的叶群却为此撒起泼来。薛明无奈，只好把她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说理。从此，林彪和叶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叶群在这里说的“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林月琴的弟弟为此被迫害致死，此冤案已于1978年以后彻底平反。——编者注），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让送给她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 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叶群说，她对以前的事情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停了一会，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会议结束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一起到广州休息。第二年3月，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并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攀枝花。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视察中，他翻高山、涉峡谷，深入工地各个角落，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规划，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了解工程进度，向职工和战士问好，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随后，又不顾疲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1966年4月9日了。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后，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并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象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反对。 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干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作文章。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此人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然而，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接着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以及护国、护法斗争中的一些往事，谈话时间很长。 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次谈话，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接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的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正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道：“幺女哟，我们的么女来信喽！”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封也收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头昏、脉膊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拚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是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作了搞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已，不交代（待）实质性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人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 这个时期，贺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想法和遭遇告诉党和群众。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出去时使用。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贺龙久患糖尿病。医学专家诊断过，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一般的药物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坚强的革命毅力，豪放乐观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够燃烧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看守日志”上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按照林彪一伙“尽量用现有药维持”，“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活动却有加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12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3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5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0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1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让她到医院“核实材料”。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到三0一医院。到医院后，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贺龙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家属；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也不让家属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贺龙，而是王玉——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将他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0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当时在旁的李井泉、叶飞、谭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说：“来，我们也一起照个像。”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6月11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20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赶紧出迎。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糠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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