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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遥知道，杨玲在学校里也许会面临一些小小的麻烦，他对妻子没有以这些事情来麻烦自己，心中由衷地感激。自从一脚踏入苏南工学院的大门，他就觉得自己陷入了一团乱麻堆里。作为市里分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市文革办公室主任，他根本就抽不出那份时间和精力，来关心派到各个中学里去的那些工作队的情况。他不得不把这些面上的事情，交给兼任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恭鹏志来代理。对妻子学校里的情况，他也向妻子询问过几次。但是那不过是一种象征，是对自己妻子表示关怀的一种必要形式，同时也能顺手牵羊地了解到一点中学里的运动情况，使自己在听取恭鹏志的工作汇报时，不会显得一无所知。 工学院一开初就出现两派观点尖锐对立的文革形势，使他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根据王小燕到他家做客时所反映的情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待工学院两年前举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上。 １９６０年，武汉大学创办起了半工半读试验班。这一尝试，起源于毛主席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２日去武大视察时，对学生要求实行半工半读的支持和鼓励。在一次全国性的高校教改经验交流会议上，武汉大学有关人士介绍了举办这一试验班的六大优点：①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培养了学生的哲学头脑。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下厂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热爱工人热爱劳动；达到了一级到二级技工操作水平。③理论联系实际，增学理论物理，电工学，无线电学等。④活学活用，反对死读书，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⑤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建立了新型革命师生关系。⑥政治方向明确，组织形式短小精悍，教学方法机动灵活，有强大生命力。 工学院的前任党委领导积极引进了这一新生事物，在机械系也创办了一个类似性质的试验班。但是１９６５年新调来的校党委书记华得钧，按照王小燕的说法，却对试验班抱着敌视的态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借“试验班学生能不能学到东西，学校不放心”为名，要试验班同学和在校同年级学生会考“复变函数论”。试验班师生一是反对，因为试验班不主张、不继承那套资产阶级的考试方法。二是不怕，自认为学用结合，学得深，学得活，能够在考试中取深。校方装出“公正”的样子，事先“约法三章”：一，请弟三者（既不是试验班教师又不是非试验班教师）出考题和监考。二，密封考卷。三，考题内容照顾到双方。但是在校方审题时，却偷偷去掉了三题应用性强的考题，换上了理论性强、认为对普通班学生有利的考题。考试结果，试验班的成绩大大优于普通班。第二次会考“数学物理方程”，校方背信弃义地完全按照同年级普通班的讲课内容出题，结果试验班又优胜于普通班。院领导慌了手脚，欲以偷改考生试卷分数的卑鄙手段，来达到扼杀试验班的目的，但是被试验班教师所发现而未能得逞。第三次进行理论物理考试，试验班大多数学生成绩优良，无一不及格。这三次考试，考出了试验班的影响，考出了试验班的威风，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主考老师的评价是：①学生虽然以自学为主，但是概念清楚，思路明晰；②一般的基本内容都掌握了；③学生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把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表述。学得不错，学懂学通了。许多过去不明真相的师生觉得试验班办得比某些人的评价好得多，一些原来在普通班只搞单纯课堂学习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验班。在一封封申请书被扣压的情况下，有人就管自直接去试验班报名。把持学院教学大权的某些所谓“学术权威”们，对此十分害怕。他们采取封锁、阻挠、颠倒黑白、篡改事实等卑劣手法，极力诋毁、抹杀和消除试验班的影响。同校学生们纷纷要求介绍试验班的情况时，以华得钧为首的院当局却横加阻挠，蛮横宣布：“不准谈试验班，否则就是违背组织原则。”外校的人员前来取经时，他们回说：“试验班就是＇四不＇，即不讲课，不答疑，不改练习，不考试。”大肆歪曲试验班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对马进等几名坚持试验班教学的骨干教师，扣上不听党委的话、试图摆脱学校党领导和鼓励学生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道路的大帽子。从马列教研室临时调任试验班班主任老师的马进，借去南京出席一次哲学理论讨论会之机，向省委领导告了状，才使院党委被迫取消批判斗争试验班师生的安排打算，一反过去反对学生“不务正业”的常态，把试验班的师生，统统赶到乡下搞社教运动，迫使试验班的教学活动中途停顿了下来。而深入工厂农村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试验班一贯主张的口号，对于院党委所作的这种安排，自然没有理由加以抗拒。 五月初试验班师生接到上级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根据对全国文革形势和走向的判断，就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把院党委敌视反对试验班的所言所行，搬上了大字报。这种公然批评指责院党委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院党委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性压制和反击。而武遥在六月初所看到的那份危言耸听的“辟谣”，就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所出现的产物。武遥本来还以为，这一“辟谣”纯粹出于年轻人的想像和捕风捉影。但是进了工学院校园，他才知道：在校党委保卫处的保险柜里，确确实实地躺着一份绝密文件，文件的名称叫：“苏南工学院‘试验班’反党小集团情况分析”。 按这个文件的说法，从五月初以来，校园内如火如荼的大字报批判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一些应该使一切具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们应该加以注意的杂音。有那么一些大字报，每在大批了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后，总要居心叵测提出诸如此类的疑问：“为何半工半读试验班受压制，而封、资、修的东西却能在苏南工学院大行其道？”“是谁在纵容、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在工学院为所欲为？”“为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在工学院受到抵制？为何工农子弟在学院中不成比例并受到歧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苏南工学院的领导权又掌握在谁的手里？……”据统计，这类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为数极少，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当这类大字报一出现在学院大礼堂的墙壁上，立刻能够喧宾夺主，把许多大字报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的跟前。文件断言：这个小集团的核心分子，就是那几个热衷于搞所谓“试验班”的骨干人员。因此，文件把它称之为＇试验班＇反党小集团。 一段时期来，只要在学院内大字报集中的区域看到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堆人，无需挤入人群查证，必定是这类极具蛊惑力和能够煽动起人们强烈好奇性的大字报在兴妖作怪。高等学府里年轻的或年老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超凡脱尘，他们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代表了党的领导。建国以来各种各样的运动使人目不暇接，没有哪一个人，在哪一场运动中，能够公然和党委领导作对之后，逍遥法外地逃脱党的严厉惩罚！而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却如此胆大妄为，几乎把向院党委挑战作为其洋洋大作一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这种向社会公义和民族常识公然挑战所包含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好象使人读了惊险侦探小说的起头之后，读者心痒难熬地急于了解情节的发展，急于知道下回分解。而好多党性和革命性不是十分坚强的读者，其思想与情绪也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竟然忘乎所以地希翼：小说中弱小而又狂妄地向党挑战的主人公，可以侥幸取胜。人们往往无视公理和自身的利益所在，盲目愚蠢地偏护倾向弱小者，这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这种使人扼腕叹息的人类通病，不仅很容易使读者们在耳渲目染中陷入偏激思想情绪，而且身受毒害而浑然不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把怀疑的、挑剔的、心存敌意和不知好歹的眼光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正在稳步增长，声势日见其浩大。 而从“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个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那篇“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个反党俱乐部所吹奏的调子，已经丧心病狂地把工学院党委书记华得钧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或明或暗地相提并论，工学院的部分师生既然将信将疑地加以姑息纵容，认识不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遭受到１９５７年的沉重打击之后，向党发动的猖狂反扑。在九年之前，阶级敌人是以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响应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召为名，再次向党发动进攻。然而这类进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缺点和毛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兴风作浪，无限夸大。苏南工学院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性，面临严峻考验。苏南工学院党委的英明正确领导，正遭受史无前例的挑战！而根据保卫处同志的严密观察和周详调查，那些最初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以及至今仍构成这类大字报的主体部分，均出于这一个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之手。这个反党小集团或暗中呼风唤雨、串联策划于密室，或推波助澜点火于基层。他们行踪诡秘，经常不在学校却在马进家中进行秘密聚会，背着学院领导四下出动，进行非组织性的活动。这些人数量虽少，能量极大。而作为试验班发起者之一王小燕，是这一集团“三驾马车”核心领导中的头面人物。王小燕依掌自己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喜欢出头露面的虚荣心，处处冲在头里，公开站在大字报前从事鼓动宣传，与明辨是非的大字报读者辨认争吵，强词夺理。另一位试验班成员、机械系的调干生曲湘川，和作为试验班主要组织者之一的马列教研组讲师马进，则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不仅泡制混淆视听的反动文章，而且窥测方向形势，制定跟系党总支和院党委领导作对的策略和拉拢师生的手段。他们无视校党委的耐性劝导和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地在学院党团组织系统之外从事“非组织活动”，并且欲盖弥彰地在市区贴出好多作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辟谣”通告；甚至不惜采用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地方党委施加压力影响。充任这个集团军师身分的马进，其反党行为一直可以追朔到在六十年代早期。他经常以教育讲台为阵地，超越教育大纲的范围，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社会上的某些现象妄加评论，肆意歪曲攻击。而抱有政治野心的曲湘川，入学以来对机械系的领导长期心存不满，并利用其中共党员和团总支书记的身分，拉帮结派，与组织分庭抗礼。王小燕则一贯“唯我独革”，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却好出风头，经常借班级民主讨论会、团生活和学生会活动的场合，对老师、同学甚至学院领导的政治和生活表现，评头论足，以极左的姿态和过激的言论哗众取宠。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于１９６６年初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时期。对这伙人在社教运动中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伉靡一气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以及马进个人１９５７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期的表现，这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读了上述机密材料，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武遥感到有些吃惊。这并不是仅仅因为看到了他所亲自经历的情况，竟然也成了档案材料之一部分。他把那份“辟谣”带进市委大院，本意是为消弭化解矛盾，七传八转，却好象事与愿违，反而起了加剧矛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先入为主从王小燕那里建立起来的初步印象，同站在王小燕对立面的领导者的看法，差距是如此之大，几乎有天壤之别！他应该立足于弥合这一虚假的敌我差距呢，还是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反映，从而在两种对立观点中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立场？这是他首先需要确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懂得这一选择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有关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有关自己能否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作出建树，从而最终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省委领导所期待的顺利交接班。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最初选择，后来会导致他走向一条始所未料的道路。在一场他自以为理解而其实并不确切理解的大革命风暴中，这条道路后来竟然使他在锡城市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使数十万人十分崇敬而另外数十万人极其憎恨的人物。武遥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命运。于是命运就决计给他上课，手段之惨烈残忍，超出他所能作出的最坏打算。当然这些都是后事，武遥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当时他所能做的，首先是在校园里四出溜鞑，视察那些反对院党委和支持院党委的各种大字报；同时还采取“温故知新”的方法，阅读了院党委办公室所在前一时期秘密摘录的大字报抄件。得到的感觉，好象是双方的观点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一部分师生把院党委教育路线上的一些偏向，说成是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显然是夸大其词。而反对这类偏激观点的大字报作者，却又采取了另一种夸大其词的偏激立场——把前一种偏激观点持有者说成是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小爬虫，资产阶级新右派。武遥对于这类过激反应并不陌生，然而以文革开展以来的党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精神来衡量，这类反应似乎并不受到鼓励和支持。党中央试图输送的信息，与大多数人所作的接收与回应，两者间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作为体现代表党中央领导的大多数基层党委，毫不令人惊奇地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或者勿宁说，他们带领广大基层骨干群众和依靠对象，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如既往的传统立场，从而使党的高层与基层之间，出现了并非人人都意识到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和这些领导者与部分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况相互纠结在一起，对一个局部乃至整个全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意味着什么？武遥仅仅隐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他当时所具备的思想水平和客观认识条件，却不可能对此作出深思熟虑的回答。甚至，他都没有能够对它加以足够的重视，把找出正确解答，作为指导自己下一步自觉行动的基本前提。 武遥对马进毫无直感印象，与曲湘川却是有过一面之交。那天他走下车，看到由“辟谣”通告所组成的那个人群聚集圈之外，在一辆载有浆糊桶、纸张等的三轮脚踏板车旁，另有一个规模较小的聚集圈。圈子的中心，便是这位外貌黑瘦、眼珠黑亮的曲湘川。只见他在人群中侃侃而谈，所谈问题的范围，却并不完全围绕那份“辟谣”内容的本身，却更注重于解释产生“辟谣”文章所代表的社会含义。他显然不仅是个能干的讲演者，而且是个耐性的倾听者；武遥在他上下周围所碰到的各色人等中，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交谈者，为了倾听对方的意见，那么愿意随时准备打断自己的话头。武遥不能记忆曲湘川那天讲述的所有话题，然而有一段话却至今还留在他的脑子里，他甚至还能记得曲湘川讲那段话时的认真表情。那段话的大意是说：在我们好多单位里，单位领导总希望把他们看作党的化身。只要哪个群众或下级不合他们的意见想法，就“啪嗒”给你一顶帽子；这是不对头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总是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如站在这里看那张“辟谣”，因为远了一点，加上太阳反光，我们看到的象是一张白纸；此时此刻，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看过去的人，得到的一定都会是白纸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如果不走到近处或不反光的角度去看，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会是错的。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个人的意见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正确；每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例外，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立场性的或方法论的，都可能犯。查一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形屡屡发生，而且都是很高级的领导人，更何况如今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他们所处的地位，所积累的经验和了解掌握的情况，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们就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过为什么，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武遥记得那一群听众听了曲湘川这番话，眼睛里都流出钦佩之意。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并懂得讲究策略的人。他并不加入同伴跟警察的争论，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战场，在外围做群众工作，争取舆论同情。而且他不就事论事，而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高谈阔论，运用常识加上可以使老百姓觉得言谈不凡的哲学党史知识，俘虏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如果那边与警察闹僵了，他就可能把身边听众对他的钦佩转化成一种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实际上，武遥已经听到群众中有支持学生贴大字报的喊叫，这喊叫者也许就是前一刻刚刚从这个小圈子转入那个大圈子的听众。另一个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在武遥加入交谈并自我介绍了身分之后，他马上就开列出了交换条件：可以揭下墙上的那张大字报，但必须劳驾武遥带一份进入市委大院。非常地精明！竟好象是在同他讨价还价地做生意。这就是这位“反党集团”头目在武遥记忆中留下的基本印象。坦率地说，武遥对他甚至比对王小燕还要好感，觉得他政治上更成熟，更有哲学分析头脑，更会做群众工作，也更善于妥协。从跟小燕子交谈的情况看，她对这位比她年长四五岁的“调干生”，显然也很有几分钦佩之心；武遥知道，要能够赢得王小燕的钦佩并不是容易之事。回想自己当年在江南大学从事学运的时候，论年龄相仿，论水平还达不到曲湘川这种程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第一印象是真实的、可靠的、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本质，而不是象材料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印象是虚假的，欺骗性的，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武遥的第二步是遵循共产党的老传统，决定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兼听则明”的原则，他以所谓“反党集团”的几名骨干分子作为了解重点，对有关成员进行大量访谈。武遥先找了机械系具有一定学术名望的老教授孙趋，被视为“又红又专”业务尖子的中青年讲师刘海南，以及院学生会主席邵敏。这三个人，不仅在年龄上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个不同层次，在政治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孙趋是解放初期受共产党感召从海外欣然归国服务的专家学者，按党的内部方针，属于利用改造的对象，然而历任院领导对他却十分器重，委以种种名誉性的头衔和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大权。刘海南代表了党在建国以后所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自己的知识分子，一身兼有业务皎皎者和时代幸运儿的双重特征。邵敏则代表了党按照长远的设想，正在精心加以培养的第二代红专结合的革命接班人。这三个人又同时代表了那个“反党小集团”的对立面。孙趋是这伙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攻对象，刘海南是“副攻对象”，邵敏则是他们的强烈批评者。 孙趋对曲湘川的评价，是既有赞扬又有惋惜，总的感觉是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如果把他送进以应用、维修和保养技术为主的什么专科学校深造几年，以他的基础水平和实践经验，很可能成为一个技术革新能手之类的有用之才。可是来这所注重基础研究和技术设备开发的部属重点大学，他虽然在应用科目方面成绩不错，人也既聪明又肯刻苦用功，基础知识和理论方面的薄弱，却拖了他的后腿。用一句外国人喜欢讲的话作形容，叫作“圆身子的鸭子被塞进了正方形的孔洞里”。对环境无法适应，就导致了对环境的抵触情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双鬓已经带有银丝的老教授在悲天悯人的摇头叹息中，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把这位工人大学生当作“反党分子”来看待。但是他认为，高等学府就是培养国家高等工程科技人材的摇篮，而不是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地方。培养一百个、半吊子＇，顶不上一个完整的。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光凭大批输送技术员和、半吊子＇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主要靠科学技术上的突破，靠国家全力以赴地培养出大批具有这种突破能力的专家与学者。现在虽然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读书第一，但是他还要讲：为了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就要强调发奋读书；是学生，一万年也要发奋读书！对马进，他表示自己教材料力学，对方却教哲学，隔行如隔山，业务上没有关系，个人之间缺少交往，因此就无可置评。提到王小燕，他说他所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从校园里的高音广播喇叭里来的。从那总是气势澎湃、充满激情的播音声调中，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存有过多的旺盛精力，需要寻求出口发泄。“青春反叛期，青春反叛期嘛！”孙趋最后用复述性的排比句式，结束了他对自己“浅识陋见”的表达。 刘海南身任机械系党总支委员之职。他对曲湘川的看法，没有被无产阶级所利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那么宽容：“纯粹就是变态心理！”刘讲师以后起俊彦所特有的锐气和直率，一开口就先定性质，然后阐发：“你想吧，他在工厂时，又是党员，又是工段长，又是先进生产者，又是一群文盲半文盲中的最高知识分子。到了工学院，除了党员，以及领导考虑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团支书之外，他什么都轮不上！在这里要看成绩，看分数，这是硬标准。其它都是次要的，只能象征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他感到心理失衡，使他背上包袱，使他觉得老受歧视和亏待。总之，使他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出现巨大的落差。于是，他就需要寻找机会加以弥补，弥补方式就是对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一贯方针，横加挑剔评论；利用前院党委领导赶时髦的心理，加入一批思想激进分子搞什么‘试验班’的闹剧。人家武汉大学带头创办的‘试验班’，就因为出现了不少问题而不得不加以重新审视评价，他却利用他的党员身分，不断向组织施加压力，硬要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弯路。试验班几次考试成绩还过得去，不是得益于那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办学形式，而是当初开班时，除了少量装点门面的调干生，就精选了一批学习底子很扎硬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按照正规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接受严格地训练，能够掌握到的知识水平，不知要比成年累月泡在厂里高出多少倍。而为了照顾工农调干生所搞的这种试验班，客观上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实际上对国家很不利。” 对于院马列教研室的马进，因为不在同一个系工作，刘海南表示对其人其事不是很了解。只是耳闻他讲课能力很强，能够谈笑风生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发挥得津津有味，使本院最容易使学生打盹和逃课的课堂里坐无虚席，个个精神抖擞。但是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赶超国际科技先进水平，学院里的领导和师生都更重视专业学科。哲学虽然也是一门专业，却是“软专业”，万金油，不管哪个专业的新生第一学年都要来上几十个课时，当然就不可能象理工科专业那么吃香。但是他不甘心，借口要突出政治，让学生多接触实际，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马列哲学理论等等之类，老是去院党委提要求，出建议，成为试验班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你只要想一想，一个机械系专业的教学班，却有一名马列教研室的哲学讲师做班主任老师，这样一种红专结合，未免太离谱了吧！然而，刘海南对跟自己属于同一代人的马进所抱的心态和动机，表示理解：“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这样做。这不是要反党，而是要向党特出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对马进的评论，刘海南采取了这种阐述在前、结论在后的表达方法。“至于王小燕嘛，烈士子女，根正苗红。特别优越的政治条件变成了拖累她的包袱，导致了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致命弱点！希望工作组能够尽力加以帮助挽救，不要使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刘海南当然不知道武遥和王小燕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因此就带有信口开河的成分；而信口开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最恰到好处的表达程式。 学生会主席邵敏也是一个女孩，但是与王小燕相对照，就好比一个是文静温柔的月亮，一个是火辣辣的太阳。她长得细眉玉脸，稳重端庄，只有那两瓣薄薄的嘴唇，才会在经验丰富的观相者眼里，暴露出她在文静仪表遮盖掩护之下的能说会道。“我对马老师的认识有待深化，反正一年级上他所教的哲学课时，我是很受他的迷惑的。从现象到本质，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这就增加了我们认识人和事物的难度。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一开始就抱有疑惑态度的。一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再高，首先必须向党靠拢。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坚强的、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形式，才能成功地得以实现。这条基本的道理我在上中学时就懂得，因此从那时起就积极向党靠拢。”说到这里邵敏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向武组长汇报，她曾经是一名当时极为罕见的中学生党员。然后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就跳跃过已经涌上舌尖的话语，急速地转向下一句疑问：“但是为何马老师就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党员呢？如果他真正地信奉马列主义，难道会允许自己一个象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分子那样，一面游离于共产党的大门之外，一面夸夸其谈地大谈马列主义吗？……” 当话题转向曲湘川的时候，邵敏对这位曾经当过自己学生会竞选对手的大年岁同学，抱有更为严重的关注和忧虑：“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变态心理。他考虑问题的层次范围，他的目光视野，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都好象同他的身分不相称。我一直就奇怪，无论他过去作为一个工厂里的工段长，还是现在作为一个系的团总支书记，怎么会对那些有关全局性的大事、那些应该由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并决策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比如他对院党委重视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平的做法，对试验班所抱的审慎态度和批评意见，动不动就提高到整个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高度来上纲。他还认为，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对全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这些重大问题，是对全局情况缺乏确切了解的一个基层党员所应考虑的吗？如果每个中共党员都象他那样，都自搞发明创造，都自以为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我们还要不要党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我们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还是人人都来争当发动机？我觉得：他的关键问题，是有个人野心。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设想、考虑、建议方案，我总觉得不属于我们这些学生干部的职责范围，不是党所安排他要发挥的作用。除非他是专作空想，否则他就必须掌握相应的权力，比如说，至少是我们院党委的权力，他才有可能在我们学院范围推行他那套东西。” 对身为学生会宣传委员的王小燕，因为是她的直属部下，邵敏充分显露出了与她外表相一致的温情：“她是受了蒙蔽，被人挡枪使而已。” 武遥觉得他跟上述三位人士的谈话，大有收获。从谈话中，他不仅对“反党俱乐部”的“三驾马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谈话对象也取得了第一手的印象和感觉。而这是他请手下人代劳、然后听汇报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随后武遥又访谈了其他一些调查研究对象，发觉与上述三位人士的观点相左，在苏南工学院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人，同情和支持内定的“反党集团”，而对孙趋、刘海南和邵敏等抱有很深的成见。 一位出身农村名叫于根宝的学生认为，孙趋对穿着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工农子弟的学生，心底里是蔑视的。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提问，总是抱着爱理不理的态度。在课余时间，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不搭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考虑到喝过洋墨水的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及其回国服务的爱国心，如果对孙趋的趾高气扬尚能谅解的话，可气的是，刘海南作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业务尖子，其对待劳动人民子女的恶劣态度，比起他的前辈来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吧，当工农子弟学生在课堂上向孙趋提问时，孙趋习惯的应对方法，就是竖起食指说：“等一等，我讲完这个问题再回答你”。而结果呢，也许他的记性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把你的提问放在心上，等他把问题讲完，你从来就别想指望他会记起你所提过的问题，和他不久前所作的承诺。而对那些衣着入时、善于社交的上流家庭出身学生的提问，他经常会赞许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或“问得有意思”。然而毫不耽搁地立即给予循循善诱的解释和讲解。如果工农子女提问的对象是刘海南呢，他会老实不客气地对你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工农速成补习班！”或者反问说：“你提得问题，跟我们此刻所讲的课题有关吗？”于是课堂里就会响起一阵哄堂大笑，可是他却独自板着脸，似乎对讲课被这种不应该有的哄笑所打断，非常地不满意。而作为学生会主席的邵敏，照理应该不论出身高低贫富，代表所有学生的声音和兴趣爱好，为所有同学的利益讲话和提供服务。可是不，学生会对组织工农子弟参加不起的旅游、交谊会之类特起劲，而对穷学生对食堂伙食价贵物次的抱怨，从来就置之不理。如果召开座谈会，选派同学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等，工农子女也绝少轮得上份。在苏南工学院，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虽然只占较小的比例，约占３０％不到，武遥从这些少数派学生交谈中所得到的意见反映，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个别政治上特激进、理想主义色彩特严重的革命后代，以王小燕为杰出代表，加上部分出身城市中下层、家境与工农子女所去不远的的学生，以及少数受到孙趋、刘海南等压制排斥的青年教师，对上述意见反映，也抱有程度不等的同感和支持；对上述三位处于优势地位的典型人物，存在着普遍的反感或不满。 有位名叫刑冠智的青年教师忿忿地说，那位孙趋简直是一名学阀。在他手里安排的科研题目和经费，一概被他的得意门生（例如刘海南就是其中一位）所霸占。只要是他手下人申请的项目，哪怕毫无实际价值，总是能够得到他所安排的经费支持和扶助；如果出了成果，他就能以祖师爷的身分，自然而然地分享一份荣誉；甚至在双方达成幕后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在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上签他的名字。而对那些不属于自己“近亲繁殖”系统出身的学院同仁，在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上，则加以百般刁难阻挠，甚至依仗系领导和院领导的支持，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压制排斥。刑冠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牺牲品。他和刘海南同是教授材料力学的。但是因为他是从外校调入工学院的，而刘海南是孙趋一手培带出来的博士生和留校生，就因为两人学术观点不合，并且在业务上形成互相竞争的势态，结果他就被迫改行转教理论力学，系党总支书记为此还搬用了一大套“革命螺丝钉”的理论。而孙趋既然还到他的面前，对他的被迫改行表示假惺惺的同情和惋惜。他惯会杀人不见血，而不象他的弟子那样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尽管，刑冠智不否认孙趋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报效祖国的爱国心，他对曲湘川王小燕等对孙趋所作的批判却拍手叫好，因为“孙趋是按照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来实行他的＇爱国＇理念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大学听任他那一套泛滥成灾，就跟解放前的大学不会有什么大区别。而这些年来，孙趋成了院党委眼里的大红人，看不惯他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工学院被资产阶级专了政的观点”。 听了刑冠智对孙趋的这些评论，特别是“杀人不见血”的说法，武遥不由回想起孙趋对曲湘川所作的评价。初听上去，他既不象刘海南那样毫不客气地把曲湘川斥之为“心理变态”，也不同意邵敏那样把曲湘川说成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危险分子，而是为他惋惜，慷慨地给予某些赞扬甚至辨护。然而就那么轻轻的一句话：“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就对曲湘川的大学生资格，从根本上判处了难以驳回的死刑。而正因为这种判处间杂有种种称赞和同情惋惜，就比那种难免给人以夸大色彩和情绪倾向的“心理变态”、“有野心”之类，显得客观、中肯和公允，因而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是否就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爱国，却不爱那些在他们眼里低贱一等的人？如果确实如此，对于由此所引起的心理仇视和报复行动，他们是否应该表现得毫无思想准备和满腹委屈呢？从另一方面看，在批判“读书第一”已成主流声音的情况下，孙趋那种仍然坚持和表达自己观点的直率大胆，却又使武遥看到了旧知识分子圆滑之外另一面所具有的耿直和固执。武遥同时也清楚，孙趋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中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那些具有较为广阔视野的知识型中高层领导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从中央，到省委，到院党委主要领导华得钧，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除了说法和用词不同外，其主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许，孙趋看到他那种学者型的外表，把他也归入了同一类的干部阵营，因此在一对一交谈的时候，仍然大放厥词，似乎是要借机发泄他近来所受批判指责的牢骚怨气。武遥不难理解这类立场想法的合理内核，觉得孙趋所作的主观归类并不错到哪里去。但是，武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含意。他与党内那一类主抓基层实际工作、知识层次不怎么高、思想视野不怎么宽、更关注短期实效的中低层干部，同样颇多接触和了解。对如今分配到基层工矿企业去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类干部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实用，动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差，而且还常常因为自己书读得多而瞧不起基层的工人群众和领导。“你书读得再多，在实际生产中派不上用场，又有什么用？”这是武遥在一家大机械工厂作情况调查时，厂长对面对老出故障的东欧进口机床一筹莫展的大学毕业生，所作的典型抱怨。他知道，这种抱怨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在大学里所学习的东西，是按培养具有尖端科技突破能力人才的要求所设置的，怎么可以期待他能手到病除地解决那类在大部分情况下，主要靠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呢？也许正因为这类抱怨多了，并且层层上达，必然也会影响到党内一部分更高层次领导的思想看法，例如俞市长，还有那位支持试验班的原院党委书记等，最终就归结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他就有了一系列批评现存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老人家所支持的武汉大学的那个“半工半读试验班”，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这种班里出来的学生，在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和动手能力方面，以及在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方面，无疑会对解除上述那类基层企业领导的不满极具功效。如果我国的整个高教系统都以此为指针，全面转向，基层的生产效率暂时间肯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问题是，谁来搞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突破？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为了照顾基层的普遍需要而放弃提高方面的全力投入，后者所造成的损失，与弥补前者所得到的收益相比，不知要大过多少倍！而培养科技尖子，是必需通过一定量的教育培养面来加以保证的，没有大批的“矮子”作选择面，上哪里百里挑一地“拔长子”呢？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能够从全面扎实基础理论训练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进不了科学院而必须进基层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当初培养重点和指导思想上与基层生产需要相脱节，就往往会受到学难致用的责难和抱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的局面，这样一种由于党内工作分工和知识涵养差别所造成的不同侧重点，竟然会变成文革中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判标准，并且在他掌管的苏工文革运动中，成为一个使他倍感困扰的矛盾焦点，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搬用革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分歧和矛盾，是否就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呢？这是武遥内心向谁也不敢透露的疑问。他想：如果能以某种形式，使那些有可能成为尖子的佼佼者在不影响其专业深造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接触了解社会基层生活和实际需要，避免走与苏联完全类同的成名成家路线；如果那些主张“专家治厂”、“专家治国”路线的领导同志，对担心可能产生新精神贵族的另一部分党内意见比较重视；而这一部分党内意见的持有者，也能够明了培养科技尖子的紧迫意义和必须要付的代价，是否可以在两条教育路线的尖锐分歧方面，取得某种兼顾双方观点的中间立场呢？从武遥这种深藏在心头的想法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党内两派意见分歧中，并不简单地归属于哪一派。也许，骑墙派、折衷派这类的帽子，更适合于他。当然，他是断然不会同意接受这类帽子的。作为主抓一个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的市委付书记，他会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从来就是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他也许可以当之无愧地这样说。仅仅在教育路线这一问题上，似乎是一个小小的例外。谁叫他既是一个知识型的领导干部，又是一个与非知识型干部有着广泛接触联系的领导呢？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苦恼，又是一种骄傲。就类似一只蝙蝠，有时为自己既不属于老鼠又不属于麻雀所懊丧；有时，也许为自己能得天独厚地同时体验到老鼠和麻雀的感受而沾沾自喜。其实，他是否除了在教育路线问题之外，从来就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点也是可以存疑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发展，才能给他下定论。 从总体上说，这段时间在苏南工学院所作的调查研究，使武遥不仅感受到了教育路线方面的争论，而且清晰地感受到比表面教育路线之争更隐蔽、比预想更深刻的社会鸿沟。这使他心情有些沉重；但是也有使他感到宽慰的地方。因为这一切，都并没有能够改变武遥从听王小燕情况反映中和从读大字报所得来的基本印象；他无法认可那个“反党集团”的确凿性和客观可靠性。做科技研究的人没有找到新发现，会感到扫兴。可是对此时此刻的武遥来讲，没有新发现却使他松了一口气。在这一点上，这位年龄不大的老布尔什维克，显然也受了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看到自己已故老战友的后代只是陷入一个虚有其名的“反党小集团”，心里就感到宽舒，而没有想到这等于是损失了一大战果，丧失了教育人民活生生阶级斗争的最佳事例，浪费了动员革命群众布下天罗地网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破坏了“引蛇出洞”的精巧构思。更重要的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说这是竹牛木马，是一个早就使人听得耳朵生茧长膜的“狼来了”的故事，从而导致磨掌擦拳的革命勇士颓然丧志，懊恼之间产生一种被愚弄和嬉玩的情绪；如此以往，兵无斗志，日后真有豺狼成群，攻城略池，就会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后果就不堪设想！而最关键之处，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直指院党委的声声叫嚣，与豺狼虎豹之声在本质上分明没有区别。如果肯定这是“虚有其名”的反党活动，那就等于是鼓励大家都来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苏南工学院委员会在锡城市市文革办公室武主任所率工作组的英明领导下，就只能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绅士态度。照此办理，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历史使命，尚未全面展开，就已匆匆结束；革命半途而废，同志们无须努力。所有这一切含义和后果，姓武名遥的新任市委副书记竟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异想天开地要在势不两立的东风和西风中间，搞修正主义嫌疑很重的折衷调和。他似乎对发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大学里存在一条社会鸿沟，比发现苏南工学院存在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可能更为惊恐。毛主席讲愚公移山，他却好象要搞武遥填沟，同曲湘川相似，也热衷于个人的发明创造。 武遥首先把调和点放在向党猖狂进攻的王小燕一方，三番五次找王小燕，要他们把大字报中充分暴露其与党为敌的火药味去掉，把“嚯嚯”磨刀的声音放低一点，然后倒过来动员说服革命的同志：这些年轻的反党分子不过是在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时候，对党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热诚可嘉，其革命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保护。对于他们的政治幼稚和错误，我们应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云云。你说，那些同样具有长期革命经历、并具备同等革命资格和级别的革命领导，会按着他所拨动的如意算盘转吗？ 这，就是对武遥目前处境的确切描绘和真实写照。桀傲不驯的王小燕固然使他头痛，来自强大革命阵营一方的抵制对抗，更使武遥感到束手无策。他手下工作组的副组长任旭东，是驻军某部的一名师政委。论级别与他同级，论关系，任旭东跟市委书记陆波更相熟，同他以前却素无交往。因此武遥发觉在好多问题上，任旭东并不听从他的意见和领导，相反却跟院党委书记华得钧靠在一起，对他形成夹攻之势。对华得钧，他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对方跟自己也是平级，组织人事上又隶属于轻工业部管。他和任旭东毕竟都是正职，而自己在市委却暂时还是一个副书记。所有这些，都使他觉得工作组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吃力。任旭东和华得钧不止一次在内部交换意见时，婉转地向他暗示，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同时，他发觉在这段时期中，院党委和任旭东等跟邵敏刘海南为首的一批师生接触十分频繁。苏南工学院的上空，雾积云堆，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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