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就在凌漪登门拜访夏思云夫人的那个傍晚，夏思云正在朱坤兴的家里喝结婚喜酒。按六十年代中国的风俗习惯，不凑过年过节的日子办结婚喜酒，总是使人觉得有点不寻常。如果按照歪门邪道的思路去推测，十有八九会想到新娘的肚子，也许已经时不我待地贴出了公告，如果不追加必要手续和仪式的话，就会使人们风马牛不相及地误以为得了吸血虫病或肝腹水之类。那些与朱坤兴相好的师兄弟们，约略知道朱坤兴这位通过速战速决得来的新娘，同他下乡参加的四清运动有关，但是内情如何，朱坤兴并没有向他们交底，他们也就不便追根究底，更不便为他的堂堂人格品德作没有把握的解释辩护。那时虽然还没有时兴岗位责任制，大家却也清楚：厂里有负责追根究底的专职部门。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就是吃饭、干活、睡觉，有喜酒就喝。他们并不知道：此刻和关厂长同坐在正桌喜宴上感到不自在的夏书记，不仅确确实实对朱坤兴作过一番盘问查询，还专门派出过外调人员，到乡下去作过追根究底的调查。而引起夏书记兴师动众的根源，在于朱坤兴言不信，行不果，明明向马进保证过在乡下期间不再同高虹时幽会，却还是忍耐不住。 那是一个星光皎洁的晚春之夜，第二天就要结束社教工作使命返城的朱坤兴，无视马老师的临别告诫，违背自己信誓旦旦的保证，和高虹时不约而同地来到两人曾经幽会过多次的山芋田地头。那山芋田离高虹时当初向王小燕吐露苦水的那个池塘相去不远。浓重的青草气息与晚春暖洋洋的夜风掺和在一起，肆无忌惮地钻进鼻孔里，使心跳变得粗重，呼吸变得急促。自从大队党支书戴洪发那一次乘高虹时洗澡时闯入房间强奸了她，而且从此频频拜访，一次又一次地竭尽强暴凌辱，她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王小燕的牵线搭桥和朱坤兴对她的一往情深，使她品尝到了一个被人尊重和爱呵的女子所能享有的甜甜滋味，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憧憬。她没有想到，外表看上去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工作组同志，在私下和她呆在一起时，会变得那样细腻温柔，对她就象一个体贴备至的大哥哥。每次幽会时，在她坐到地上的前一刻，他都会脱下自己的上衣，不声不响地铺垫在她的臀部或腰背后。她从这个外表憨厚的工人老大哥身上，领受到了什么是异性的真正的爱抚和温存。就象沙漠中一棵因干渴就要枯萎的小草，突然饮啜到了清咧甜美的甘泉，贪恋不舍之情，大大超过了对风险的担忧恐惧。因此在苏南工学院的师生离开之后，忍耐了一段似乎是极其漫长的日子，这一夜他俩终于又聚集在一起。两个奔涌着滚烫血液的身子，并排斜躺在田埂与山芋田连接的斜坡上。“我一回城，就立即办申请。”朱坤兴注视着高虹时在夜色仍然闪着亮光的双眼，作出自己坚定的承诺。高虹时闻言后默不作声，只是欠起身子，把她的双手抱住朱坤兴的双肩；随后又移到他的脖颈上方，紧紧地抱住他的头领，并把自己的脸庞，紧贴在朱坤兴的颧骨上。朱坤兴感到他的嘴里有些咸涩；那是高虹时的眼泪，在两个脸面的缝隙挤压下，最终渗入了他的嘴缝。他就托起她的脸，用食指和中指的背端，在她的脸面上很轻柔地擦拭起来，那种慢慢的划动，使她的肌肤上起了一种痒痒的快感。这样一种微细微妙的爱抚和温存，与戴洪发那种粗野强暴的折磨，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记忆反差。高虹时陶醉了，觉得自己就要象前两次见面时一样，抵挡不住内心感情巨浪的冲击。她感到自己的身肢变得绵软，那股从他敞开衣领中散发出来男人的气息，使她觉得喉咙干燥，有了口渴的感觉。她感觉到朱坤兴呼吸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重，几乎变成了一种喘息。她开始用手去捌动那两只移向她腰间的大手，然后却觉得自己的手指是那么地软弱无力。如果在这时候，没有突然响起那阵脚步声，她必定会象前两次一样，抵挡不住朱坤兴的冲动行为的。然而这一次，当那感情的狂涛巨浪还来不及完全冲破理智的堤岸时，戴洪发和工作组季组长的手电筒所发出的刺目光柱，却突然照住了他俩…… 结果可以预料，朱坤兴一回厂，就被夏书记找到党委办公室里谈话去了。朱坤兴的脸孔涨得红红的。可是，这红红的脸孔，并不表示他自觉理亏词穷。相反他坚持认为，他虽然违反了工作组成员不能同当地老百姓谈恋爱的纪律，然后却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和后悔。而共产党真正应该追究查处的对象，恰恰应该是那个用手电筒朝他乱晃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说明自己的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使夏书记理解接受他的上述结断，他就把工作组同伴和工作队领导之间的矛盾，原原本本地向厂领导全盘摊出；当然，这里的原原本本，是打了折扣的，例如他在戴洪发强奸高虹时的问题上，就尽量说得含糊其事；对自己感情冲动之下同高虹时发生过的两次“关系”，则完全隐瞒。他承认，社教工作组有纪律，工作组成员不能和当地社员谈恋爱。但是他鼓起向组织说谎的勇气，强调他跟高虹时的恋爱关系，是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最后确定的。因此从小处说，他并没有违反纪律；从大处论，国家法律并不阻止适龄公民谈恋爱。至于与地富子女谈恋爱，算不算是阶级立场不分，他认为党“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却可以选择”的一贯政策，对此是最权威的评判标准。他俩的倾心相爱，正是体现了他女朋友选择同工人阶级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和诚意，应该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鼓励。据他所知，好多高级干部的老婆，也是地富家庭出来的。因此，他并不想改变主意。他的女朋友是全村人公认的好女孩，他之所以选中她作自己的老婆，是有重大的政治原因的。不信，厂领导可以去苏南工学院找他四清工作组的领导马进了解情况；也可以直接去乡下找有关四清积极分子作调查，但是绝对不能找原为四清对象的大队干部作了解。他不仅不愿意检查“过错”，与地主女儿划清界线，而且打算马上提出结婚申请。那么快马加鞭地搞跃进，并不是自己急不可待想结婚，而是因为自己的女朋友，正处在那个流氓成性的大队党支书的虎视眈眈之下。当然，以朱坤兴的笨嘴拙舌，如果不是硬着头皮根上工学院找王小燕“参谋”，是绝对讲不出这一通强词夺理的理由来的。 夏书记听了这一套诉说，觉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就让组织科和保卫科各抽一名同志，果真上苏南工学院找马进王小燕他们了解内情，并按着他俩提供的名单，下乡搞了两天实地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了，夏书记和一心要想提拔朱坤兴的关厂长一合计，不仅没有给处分，而且决定选朱坤兴当设备科长的原定计划，雷打不动。夏书记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正是他的精明之处。在凌漪身上栽了一个跟头，新到一个地方，跟原来就在的领导搞好关系，是自己站稳脚跟、争取东山再起的上策。而关厂长这个人本来就很好相处，大炮筒子脾气，又性急，又直爽，就是见着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觉得难摆弄。特别是那位大学科班出身的老设备科长，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就不说一个“不”字，贯彻起来，却从来没有哪一次，完完整整地不走样。要是对那些工人出身的中层干部，因为以前是一张芦苇席上滚爬过来的，毫不留情，立即破口骂。骂个狗血喷头不碍事，白天在厂里狠狠训一顿，晚上就可能在一张桌子上碰杯子。可是对这设备科长，就不能这么干，说不得，碰不得，说重了有伤读书人的自尊心，说轻了当着耳边风。老关对此常诉苦，适逢老设备科长要退休，就又开朗、又明智、又大度地对夏书记说：“老夏，选干部归党委管。你选吧，选谁我都没有意见。就希望能到下面车间里挑一个。设备科那几位，都跟他们科长差不离，既自高自大，又弯弯绕绕的，催头胀。” 夏书记对关厂长的感受苦恼表示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就带着选择不弯不绕科长接班人的使命，以参加劳动为名，深入车间进行观察和了解。最后选中同样具有直筒子脾气的朱坤兴，人正直，又好学，又是机械设备维修能手，又曾经在关厂长手下当过学徒工；而且读过一年半脱产的机械原理进修班，在车间里面，也算是个半瓶子醋的土工程师。关厂长听说了，对他具有伯乐的眼光极敬佩，极满意。送朱坤兴下乡搞社教，原不过是过一下门，并不是要让他从此把政治当饭吃。因此工作队领导签的“政治立场不稳啦、划不清阶级阵线啦”之类的评语，在关厂长的眼里，就好象是评弹团的艺人在说大书，编诳话。吃喜酒的时候，看到新娘天仙般的美容时，他更是对自己徒弟的眼力大加赞赏：“这样一个活鲜鲜的大美人，踏破铁鞋也无处找。哪个见了，哪个也无法立场不动摇！”酒热耳酣之际，被酒精鼓捣得忘乎所以的关厂长，当着一班喝喜酒的弟兄，险些把领导内部掌握的机密，都拌着满嘴酒气一起泄露出去。 夏思云是第一次以领导身分出席部下职工的婚宴，这在机关里工作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这百年和合的大喜大乐背后，还有复杂的政治名堂作碍难，就出自本能地想回避这种酒肉场面。但是听说关厂长会出席庆贺，朱坤兴又是三番五次地邀请，又执着，又热诚，就觉得顺应大流是良策。朱坤兴在工厂里，如今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主流派，而且是一名中层干部。如果不接受人家满腔热诚的邀请，不仅是自绝于工人阶级的主流派，也是明目张胆地跟关厂长及其手下一大帮中层干部唱对台戏。事情的性质，本来是该不该同出席婚礼的地主女儿及其地主母亲划清界线，一放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却成了要不要同工人阶级和关厂长划清界线的大问题，由此觉得斯大林“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论述，无比英明和无比正确。 夏思云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老伴觉得他大脑血管中的酒精含量浓度，并不妨碍要他在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上面立即拿主意，因此不接受他“有什么事情明天谈的”建议，不由分说，就把一份材料塞到他手上，还把送这材料者的名字，使他无比惊讶地告诉了他。夏思云这时才发觉，无论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老伴的通情达理，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确实是不应该耽搁到明天去谈的。他苦着脸，把那份见证材料前前后后看了两遍，又要求老伴把当时看到的现场情况反复交代复述，逐字逐句同纸面上的墨迹作核对，最后又极其严肃地问老伴：“你确认这写的情况同事实没有出入吗？”老伴肯定地点了点头，却对他没有领会她的谈话要点很着急，心里不由怀疑自己选择时机的合适性，是否受到了老夏头脑中酒精含量的破坏和捣乱？可是老夏的脸色却越加变得严肃起来，竟然把家庭当作单位来对待，一本正经地开口问：“你是中共党员吗？”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明知故问，夫妻相处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让她的耳朵开了眼界（连耳朵也能开眼界？）。“是党员，就得实事求是站在党性立场上！”夏思云见老伴无法抵赖和否定，就采取紧逼战术，一下把她的退路封死。白慧芬这才明白过来，判定丈夫对昔日情人仍然有旧情，因此不惜承担不良政治影响，也要唆使她出面作见证；然而他唯恐暴露了那条深藏的感情上的狐狸尾巴，就冠冕堂皇地把党性原则搬出来作挡箭牌。“唉，老夏啊，老夏，这又是何苦呢？难道你到今天还不知道，当初是谁把凌漪引到你的身边的？又是谁在凌漪面前苦苦哀求为你减轻罪名的？如果你确实想帮她，只需一句话把意思说白了，别说是一个签名，就是一百个签名，我也不会手指打抖的呀。”夏思云的老伴从抽屉里取出钢笔就签名，心里一边对夏思云对自己缺乏深刻了解进行抱怨，一边又觉得在良心上，卸去了一大包袱负担，觉得好松快。其实她在借用缓兵之计对凌漪拒绝签字的第一刻，精神上就被两种责任感折磨得很痛苦。一方面，是自己受尽冤屈的老部下，在自己丈夫的事情上，她一直就觉得欠了这个老部下深重的孽债，一直想着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她。而另一方面，现成的报答机会送到了手头边，可是这种报答，却要以损害丈夫的名声作代价，她能这么做吗？她能让别人去猜测：白慧芬为何对丈夫以前的姘妇那么仗义执言？不，她不能。因为这份人情债，就是为了挽救丈夫的名声才欠下的，如果又以损坏丈夫的名声去偿还，那还不如当初就不欠这份人情为好……。这些令人烦恼的思想斗争，从凌漪告辞起，一直把她头昏脑胀地纠缠着。现在好，她终于被解脱了，全亏了老伴对以前那位年轻美貌的情妇仍然抱有一颗有恩有义的心！而在这颗恩义之心上，义正词严地包装上光明磊落的党性立场和原则，这种虚伪，这种矫揉造作，却并没有降低老伴在她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反而使她对他更加崇敬。因为正是在这种节骨眼上，能看出老伴为人不卑鄙，不下流，待人情深义长；而不象某些手中有权的人，利用权力地位玩弄起女性来，情真义切比谁都装象。而一旦玩到影响自己权力地位的境地时，又比任何人都要翻脸无情。 就这样，几乎是喜出望外的，仍然生活在夏思云一片暗藏情义之中的凌漪，在第二天就拿到了那个本以为可能逃之夭夭的见证人姓名。就这样，这份见证材料通过许洪元的手，很快地就转到了恭主任的手里。这份材料本是恭鹏志所期待的，却没有想到一拈到手上，却给他带来了始所未料的不愉快。当他带着有关汇报材料和自己的处理打算去见武遥时，武遥只是笼统地表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给凌漪落实政策及对凌漪丈夫进行复查的建议，并没有表示具体的意见。但是恭鹏志看得出来，武副书记对他的工作和建议是满意的。恭鹏志并不知道，当武遥全面审阅有关材料时，他那超强性的记忆力，已经帮助他回忆联想起了九年前＜锡城日报＞社那个高远为同一个案子所受的牵连。他甚至想到，如果对那位作家丈夫可以甄别平反的话，也许可以为高远也作一个甄别。然而，恭鹏志因在武副书记面前一炮打响而产生的喜悦，却很快就被新的情况抵消了。他没有料到，遵循往年习惯去海滨城市疗养的陆书记，今年会在盛夏来临之前，匆匆赶回市委大院，而且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革命干劲和充沛精力。他开始全力以赴地主持起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来。而省委派来准备接他班的武副书记，却被他安排了一张市文革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又让他恭鹏志但任“文革办”的副主任，负责中学文革运动方面的日常指导工作。恭鹏志看到陆书记蓦然间挥发出冲天的工作热诚，开始重新审视起省委领导的真实意图来。上面派武副书记来锡城市，会不会仅是一种促进鞭策的手段，一种治疗陆书记无病呻吟、小病大养的方法？因为，如果一点不存在让陆书记继承留任的可能，如果省委领导嘴里没有漏出一点相关的口风，老谋深算的陆书记，是绝对不会这样拼着老命起劲瞎折腾的。而陆书记这么突然一起劲，他这个市委办公室主任就在工作关系处理上，就增添了很多为难和烦恼。奚大雄和凌漪夫妇的案子就是一例。“文革办”的工作，更使他无所适从，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应该向武副书记负责，还是对陆书记直接负责。上次武副书记回市里开常委会期间，因为白天抽不出空，特地晚上把恭鹏志找到家里去听工作汇报，并且在交谈的字里行间，对好多事情都把他蒙在鼓里的情形，作了含蓄的批评。而俞市长对他的当面指责批评，更是赤裸裸的，毫不客气地责问他：“你是‘文革办’的正主任还是副主任？” 因为党政两条线，俞市长手下另有一套行政班子，虽然对外合称市委办公室，实际上由另一位副主任管，彼此工作界线明确。但是，有界线就有矛盾，就有误会，就有隔阂；因此平心而论，在陆书记与俞市长的矛盾分歧中，尽管恭鹏志在感情上，更暗暗地倾向和同情俞市长，在具体工作上，却不得不执行陆书记的指示和意图，从而常常不可避免地同俞市长产生抵触拗劲的情况。俞市长无法体会到他的难处，对他日积月累地建筑起了根深蒂固的成见。因此在心底里，恭鹏志对省委让武遥接任陆书记的意图拍手叫好。他已经意识到武副书记和俞市长之间有较好的私交，难免生起欢欣鼓舞之心，觉得自己在两头打架的大象之间屡屡遭受践踏的悲惨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现在才知道自己过于乐观，两头老象未去，一头涵养不算不好的新象，却终将无可避免地加入践踏他的角逐中来。他对造成俞市长尖刻批评的原因，心中亮如白昼，但是却深感无可奈何。要求查批惠湖中学董校长重用坏人的指令，是陆书记亲自下达的，其真实用意，当然是冲着俞市长“百尺竿头、更进一丈”的题词来的。他对陆书记那种特别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之类的想法做法，以及为了贯彻他的主观意图而不惜以邻为壑，常常心存疑问。而对董校长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用人不讲政治的孟浪做法，以及俞市长还对此大加赞扬，亦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授人以柄，自找烦难。他现在被派在那张专门抓人把柄的位置上，陆书记又明确指示他要抓这个把柄，君令如山，不能不抓，因此他就照旨下达，要求惠湖中学工作组季组长按旨办理。在受到武副书记和俞市长或暗或明的批评以后，恭鹏志突然有所醒悟，觉得俞市长的责问特别具有启迪意义。从那以后，每当接到陆书记的指令后，他就马上向武副书记作电话汇报。如果武副书记不提异议，他就遵照办理；如果武副书记有不同见解，他视情况性质，或者按新的指示办事，或者对新旧指示，一概按兵不动。陆书记责怪下来，他就推说已经向武副书记作过报告。所幸，碰到要追究他的按兵不动时，武副书记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实话实说地把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决不搞两面三刀，使手下人吃夹档气。惠湖中学季组长对部分学生斗批董校长所以不再积极支持，就是因为恭主任已经作了战略调整。他近来已经不再一面倒地听从陆书记的指示，而是在陆书记和武副书记之间，稳稳当当地走起钢丝绳来。他虽然对运用这一新的技能，不敢夸口得手应心，但是至少并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调适能力特强，而是福星高照，走钢丝所涉及的一方对象，对他保护有加，并不把他作替罪羊和挡箭牌来处理。他因此就对武副书记产生了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他在电话里一听说惠湖中学季家驹所汇报的情况后，就立即闪电般地赶到批斗大会现场，不仅坚决果断地阻止了头脑发昏学生的胡闹，而且按照武副书记在电话里的指示精神，明确宣布：这种无法无天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批斗大会，决不容许重演；不听工作组劝阻擅自成立起来的所谓“红旗兵团”，属于非法组织，必须解散；并责令有关肇事者进行检查反省，争取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 恭鹏志从惠湖中学回到市委大院的第三天，陆书记就派人找他。他心想，一定是跟惠湖中学发生的情况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惠湖中学的火，是在他陆书记背后操纵之下，一手点起来的。眼看着那把火越烧越旺，连学校工作组都觉得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不得不向市里讨救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党对中学文革运动的领导，他按武副书记的要求，奋不顾身地扮演了消防队的角色。如果陆书记从维护工作组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威信出发，应该对此加以赞扬和支持。因为维护工作组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市委领导的权威。如果陆书记一心要搞臭董耿以打击俞市长领导威信的话，此行就会变得凶多吉少，恭鹏志的心里就嘣嘣乱跳，好象揣着一只兔子似的，磨磨蹭蹭地走上市委办公主楼的三层楼，拐进镶有拼缝打蜡地板的书记办公室。陆书记看见他进了门，却假装没有看见他似的，只是低垂着头，倒背着手，在被紫色窗幔掩遮的落地长窗前，来回地踱着步。恭鹏志凭经验，知道挨上了阴雨天，说不定还会有暴风雨。按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并不报到式地叫他一声“陆书记”，而只是耐性地观赏陆书记有模有样地踱方步，而且竭力装扮出一个观赏者悠然自得的神态来，用于掩饰头脑里对各种恰当词汇和字句的紧张搜索和寻找。 恭鹏志对付陆书记的这套功夫，也是经过仔细观察精心琢磨，才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一般人总以为，包括市委办公室里好几位自以为聪明的聪明人，碰上首长处于极度不满或震怒的时候，卑属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摆出一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样子来。可是在陆书记面前这样做，就无异于自招灭顶之灾。因为这样一种表现，只会使他越加以为你做错了事，你越是表现出一副胆战心惊、作贼心虚的熊包样，他就会越加认为你出了大问题，你要使他倾听和考虑解释辨解的可能，就越微小。反过来，你越是沉住气，不慌不忙显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来，他就会对自己原来的想法，变得疑神疑鬼起来；你的辩解说明，也就可以找到趁虚而入的机会和缝隙。这就是陆书记的可爱之处，他刚愎不自用，专断不独裁；汹汹发作之时，只要不被他的汹汹之势所吓倒压服，就可能起死回生，枯木逢春。恭鹏志就是凭着这一套，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顶风斗浪，历尽艰难曲折和险阻，终于从一个小秘书，跨上了使陆书记感到基本上可以信用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之职。在陆书记的这个办公室里，为了支持保护陆书记今年不辞劳苦战高温的革命积极性，特地新装了空调器。这时候，咝咝作响的冷气，朝身上围过来，使恭鹏志的额头感觉凉凉的，手心感觉凉凉的；即使有沉不住气的虚汗要跑出来，也此路不通，被封闭抵御冷气的汗毛孔密密集集地堵死了。陆书记今天这踱步时间，显得特别长，是否也是受汗闭影响，把踱步当作热身运动来看待？恭鹏志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刚升起来，陆书记的踱步运动就停止了，也不跟他握握手，使他可以从那手上的温度，感觉判断自己刚才的那种疑问，是否具有合理性。更使恭鹏志失望的是，陆书记根本就不提惠湖中学的事，使他搜刮枯肠搅尽脑汁所作的劳动，有可能因为文不对题全浪费。 “我问你，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组织上交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陆书记冷冷地开口问。问题的内容，同惠湖中学发生的事情，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倒跟俞市长的责问大同小异。 “协助武副书记抓文革。”恭鹏志觉得对陆书记问题的第一点，因为不言自明的程度太强烈，就省略了，跳过直接回答第二点。回答完，立即醒悟似地对刚作的第一判断作批驳：怎么能说这句问话同惠湖中学没关系？他下面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连上来，“抓文革？到底是抓文革，还是压文革？”恭鹏志的脑子象车轮一样飞快地转动着……然后我应该怎么回答？哦，很简单。就说我是在市委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面开展工作的。这样的话，又可以看作下级对上级的表扬称赞，又可以看着为一种沉着有效的自卫防身术——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本人没有作发明创造。你说是抓文革，是在市委领导下面抓文革；你说是压文革，是在市委领导下面压文革。别看简简单单一句话，不仅刚柔相兼，守中有攻，连下一步的退路，也已经埋下了伏笔：如果他不同意，硬是认定自己是个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发明创造者，下面就可以确凿可查地摆出武副书记的名字，和一连串相关的具体指示精神来。然后，他还有什么话，可以叨叨不休呢？把问题挪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去吧！——这就是结论，所有具有起码政治常识的人，都不难求出这样的共识来。至于我恭某人么，很荣幸，每次都能作为会议记录者，旁听常委们的讨论和争论，然而仅此而已，除了承担类似一台录音机的功能责任外，是不会承担任何其它责任的。可是，恭鹏志的这番脑力劳动，好象又一次白费了。 “抓文革？抓文革去市货运公司干什么？那里也在搞运动吗？”截止七月底，锡城市市委的每一个高层领导，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学校里的事，和工矿企业绝对沾不上边。因此，一个分工主抓文革运动的“文革办”副主任，莫名其妙地蹿到一家企业里去指手划脚，而且引出一封署名“部分干部职工”的“意见反映书”来，扰乱陆书记的心境和思路，这才是他今天找恭鹏志的主要原因。这份“反映书”上说：“……亲不亲，阶级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是这段时期在我们公司里，出现了阶级立场不分、共产党员和右派分子的老婆勾结在一起，企图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怪现象。而更为奇怪的是，当公司领导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对这种反常现象加以及时分析、揭露和斗争的时候，市委却来了一个名叫“恭鹏志”的领导，据说是市委办公室的主任，公然站在右派分子老婆及其同伙的立场，对公司领导施加压力，迫使组织上交出企图为右派分子翻案的罪证材料。对丧失阶级立场、受右派分子老婆引诱的那个奚大雄（党员、前市委小车队司机）加以支持辨护，长资产阶级右派威风，灭公司革命职工志气。我们强烈要求陆书记对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另外派人重新查处……”，云云之类。最后，还跟了两句陆波觉得意思并不紧密相干的革命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因为“反映书”是通过市交通局的现任主要领导亲自转交到他手上的，行文口气也不象是出于一般工人之手，就不能不引起陆书记的高度注意和重视。 恭鹏志这时才算真正摸着了边，一面在心里为自己的第一判断平反昭雪；一面觉得自己脑细胞所作的牺牲，并非百分之一百无意义。凡事跟武副书记联起来的总思路，还是同样具有指导价值的。他就把怎么劝许洪元把信交给“信访办”、怎么奉武副书记之命亲自处理这件事，简单扼要地向陆书记一五一十作汇报。 “照你这么说，你作的处理决定，都是经过武副书记的批准同意的？”陆书记要把这个关键问题问清楚。 “我向他报告时，他没有反对。”恭鹏志据实回报，只是这样的回答，并不如陆书记所希望地那样清楚而明确。 “你把有关材料送给我看一看，把这封信拿去好好读一下，然后交给信访办时红霞去处理。凡事不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革命群众就会不满意！”陆书记的声调虽然并不很严厉，也许是顾忌到在下属面前，要照顾到武副书记的领导面子。但是如果仔细作品味，事关阶级斗争大是大非，问题的性质却是可以无限上纲的。而且一件事情分交两个方面去处理，也打破了市委下基层办事的老常规。恭鹏志对陆书记没有让他有始有终地把整个事情处理好，觉得有些意外。从某个角度去理解，几乎可以把这种另起炉灶的安排，视为对他的一种不信任，嘴上与脸色表情都不能作抗议，心里却觉得老大地不快活。 陆书记知道以这种方式作安排，是有一点不寻常，但是他觉得必须这样做。从听说省委有那个意图，要让武遥来顶替自己那一天起，他就在心里盘算开；不是纯粹为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三十余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对自己的去留，并不看得很了不得，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一切听从党安排，是最基本的党性立场。省委一是照顾自己年大身体弱，二是鉴于俞市长老是跟他闹磨擦，使他生闲气，不利于革命事业，也不利于老同志的身心健康，所以有这个打算让他退下来，静心休养，安度晚年，这是党对自己的莫大关怀和照顾。这样作理解，心中就又感激，又激动。感激激动之余，就激发起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末年，壮志未已”。他向省委领导多次表示，决心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产党员就要坚持“春蚕到死丝方尽、烛到泪干火方灭”的崇高情操，再豁出来，好好干几年。省委领导对他重新痪发的革命青春和崇高情操，表示赞赏和肯定。但是武遥同志既然已经派出来了，就先不急于匆匆忙忙地收回去，让他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先熟悉起来，锻炼起来。按照自然界的规律，人总是要老的，革命干部，也总是要退的。把一个年轻力壮的候补接班人放在他身边，就可以使具有强烈革命责任心的老同志，免除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后顾之忧。陆书记对组织上深谋远虑，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同时立即拿出实际行动来，不畏炎夏酷暑，毅然取消外地疗养；在武遥走马上任以来，他老陆波就好象变了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有点不明白，那股子劲头，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如果要他静下心来写一份自我总结的话，也许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不放心！”是的，他不放心。 他对武遥，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对他不是很了解，却是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打过交道，一接触，就觉得这个同志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他承认，这个年富力强的政治新星，确是思路敏捷，才华横溢，但是总觉得他有些华而不实，激情有余，稳重不够；时代已经前进了一二十年，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煽动人民冲冲杀杀的造反党，变成了稳定中华、压制反动的执政党，可他，好象还是停留在当年在江南大学搞地下学运的年分。他的感情，他考虑问题的思想、立场、和方法，温和地讲，仍带有他早年搞学生运动的那种稚气，那种冲动，那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痕迹；严重地讲，带有某种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民粹分子的色彩和成分。陆书记的这种感觉，是从那次处理工潮事件的分歧中来的。尽管，在经过内部激烈争论后，省委最终支持了武遥的立场，他也完全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在思想观点上，他是持保留态度的。是否可以把维护工人的利益诉求、感情诉求，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的一种体现呢？陆波对此抱有很大的疑问。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工人中只会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思想，而不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外部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一个自发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而这种“灌输”，必须通过一个组织纪律严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也就是通过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是布尔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主要分歧之一。借口工人罢工中存在某些合理要求，对那些公然向党的领导进行示威挑战的罢工分子给予同情、支持和辩护，实质上也就是重复了“第二国际”夸大工人革命自发性、轻视、放弃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错误。另外一个使陆波感到不安的情况是，５７年“鸣放时期”＜锡城日报＞社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据说，与武遥在报社蹲点有好大关系。在那段时期里，他对报社人员所作的鼓励动员，煽动性是如此之强烈，成效是那么之显著，真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充分领会到了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吗？陆波对此表怀疑。因为在“事情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之前，即使是陆波所接触到的那些省委主要领导，显然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动员“鸣放”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样从逻辑上一推理，就不能不产生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如果武遥并不预先知道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那么，他如此积极热诚地鼓励报社人员向党“鸣放”，又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倾向呢？ 老的看法和疑问尚未消除，新的看法和疑问，却已经在陆波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和涌现。据任旭东任政委的反映，武遥在苏南工学院对反对院党委的少数右派学生，竭尽纵容包庇之能事。因为事关大局，终于迫使他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借召回武遥参加市委常委会议之机，他要院工作组和院党委一起，对少数害群之马采取果断行动。他料到武遥知道最新事态发展之后，一定会大为不满，一定会给他打电话。可是他胸有成竹：这次双方所面对的，已不是５７年的那次罢工争议；他已经事先向省委作过汇报请示，手藏威力无比的尚方宝剑。但是，他却并不急于把那尚方宝剑亮出来。他要让武遥凭自己的觉悟水平和阶级斗争判断能力，充分自我表现，是对是错，是好是歹，让他自己得到摔打磨练，而自己只能在关键对待。意义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文件，既然不按共产党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学习、层层理解和贯彻的老规矩办，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一下子就捅给了所有喜爱看报纸和听广播的老百姓了。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个时间差的问题；其实不然，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一次政治上的大降级。因为这样一来，不要说那些思想意识有问题、偏好曲解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后群众，就连那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可以不分先后地与一个堂堂市委书记、一个局长、一个厂党委书记，同时接收和分享到那些原本应该由各级领导转达注释的重要精神。而且，因为是不分贵贱高低，大家同时阅读或收听，无形中就会形成一个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上级领导既没有授予他对文件的解释权和学习指导权，下面那些自以为理解能力特别强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会需要他的解释和指导。而一旦缺少了这种必不可少的解释和指导，每个文件读者，不管他是心地纯正还是心怀叵测，对文件精神都可有意无意地误解歪曲，断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这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陆波此刻还无法确切预计，却已经本能地预感到一种深深地不安。 其次，当陆波把各地报刊都于８月９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拿到手上时，他越是研究，就越是觉得：别提他是多么担心别人对它是否会抱严肃端正的态度，就是他本人，似乎也有一种断章取意、为我所用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因为他觉得，这个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十六条》，里边的许多条文，几乎就是点着他的鼻子，对他文革开展以来的所作所为，在一条一条地批评和训斥。如果不对它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吸收理解的话，自己的心里就会非常地不太平，不安宁。 首先在总则《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陆波一看这通开门见山的话，就觉得好象是对自己迎头一板子，就觉得好象是直接在听苏南工学院那几个形“左”实右分子所叫嚣的那套政治调门；而他却根据前一时期上面下达的有关指示精神，亲自去苏工弹压了这种叫嚣。 在“主流和曲折”中，《十六条》又毫不吝啬地夸奖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一段文字，分明是在为苏工那些闹事的学生们唱颂歌！陆波心中颇不以为然地接着往下看：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很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会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上面那段赞扬的话，已经使得陆波感到不舒服；这一段话锋一转进行指责批评的话，一捧一压，就使陆波更为不理解。 在“＇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这一部分，《十六条》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㈠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㈡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它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㈢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它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㈣有些单位是被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这一段话，陆波明白这是让自己对号入座作反省的。“在这四类领导干部中，我应该归入哪一类呢？”陆波问自己。他觉得，自己归哪一类都不贴切，都不恰如其分。 “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第一类先进分子，他不仅自觉不敢当；而且据他所知，能够得上这一档次的，在全国恐怕都是凤毛麟角。 “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云云之类。对照这段描述，陆波觉得自己又象又不象。“我＇怕＇字当头吗？没有。惠湖中学的大批判烈火，不是在我的遥控指挥下一手点燃起来的吗？然而，”墨守旧章法，不愿打破常规，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类指责，与他在得知惠湖中学学生采取了过火行动和成立非法组织之后所抱的态度，似乎也对得上号。 至于“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这一类，陆波觉得跟自己不沾边。 最使陆波感到紧张的，却是第四类。当然陆波明知自己不属于这一类，但是他却担心喜欢强加于人的小将们，会硬把“党内走资派”的帽子往他头上套。对照自己对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所作的某些指示和安排，“极端害怕群众”，“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把运动引向邪路”，“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打击革命派”，这洋洋洒洒一大堆标签，如果只讲效果而不顾他老陆波对党一片耿耿忠心的动机，不由分说地往他身上插，自己恐怕很难躲得开。 在“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一部分，《十六条》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陆波觉得这是很笼统的话。什么是群众？群众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等组成的。你相信依靠了群众中的这一批，就很难同时相信依靠群众中的另一批；如果让他们按着各自的思想和立场各行其事，这乱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对几十万市民的安居乐业负有责任的市委首席领导，怎么可能不怕出乱子呢？ 在第五部分“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十六条》强调“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一段话，使陆波的紧张情绪稍稍得以减轻文件。心想，自己跟党革命几十年，执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路线又一向很坚决，总不见得就属于那一小撮百分之五吧？可是下面又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段话再次明确斗争矛头应该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群众中的右派分子，这就使使陆波的情绪再次紧张起来。 在第六部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按这段文字看，陆波觉得自己对惠湖中学部分学生过火行为所抱的态度，还是对的。很显然，在大幅画像上看上去是那么一脸慈详的毛主席，也不会喜欢下面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血淋淋的。 在第七部分，《十六条》强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的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之类的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把戏。在运动中，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这第七部分是在明白告诉自己，这“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两顶帽子，他陆波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在“干部问题”一部分，《十六条》说：“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㈠好的。㈡比较好的。㈢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㈣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兵团的这批人，却根本就不屑来市委表示一下他们对地方党委应有的尊敬和信赖，却跳过省市两级领导直接向中央发贺电；而且，在这批号称有千人之众的非法组织所发的贺电中，明白无误地显露了一派杀机，电文这样写道：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一个最伟大、最正确、最英明的决定，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最最热烈地欢呼这个决定，最最坚决地拥护这个决定，最最忠诚地执行这个决定，最最勇敢地捍卫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再次雄辩地证明，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灯塔。毛主席是革命的伟大舵手，把革命的航船从胜利引向胜利，走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 敬爱的英明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将紧紧地跟着您，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刀山挡不住，火海难不倒！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们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的全体革命战士，此刻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怎能不激动！在大浪滔天的日子里，在风云多变的阶级斗争中，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困难时刻间，当我们耳边充斥着从某些大人物那里传来的、怀疑否定工作组就是怀疑否定党的领导，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的威胁和诅咒时，当我们承受种种歧视、打击和政治迫害时，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中南海的红灯，我们多么渴望听到党告诉我们：你们没有错！你们做得对！ 我们终于听到了，从国务院的来电中，从光芒四射的《十六条》中，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发出的无限亲切、无限关怀、无限支持的声音。怒浪滔天的海面上，只有海燕才敢翱翔。险峻陡峭的山崖顶，只有山鹰才敢盘旋。革命者比海燕山鹰更勇猛。我们长征兵团的一千余名文革战士，决心按照《十六条》所指引的革命方向，坚决揭露、斗倒、斗垮、斗臭苏南工学院和锡城市市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方针及方法，胜利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展望未来，我们深知任重而道远。我们向党和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放心吧，我们会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火炬，为保证革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另一份东西出自惠湖中学那些激进分子之手。惠湖中学的报喜队伍倒是来了，但是据反映，那批组织和参与那个批斗大会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参加。红旗革命造反团的大旗是公开亮出来了，以红旗团名义复盖在俞市长那块题词大石碑上的一张欢呼《十六条》发表的大字报，同样充满着火药味： “亲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英明决定长了我们的志气！撑了我们的腰！证明我们造董耿及其资产阶级牛鬼蛇神同伙的反，造得对，造得有理！我们的血管里流着革命者的热血，革命父辈打下的江山，要靠我们来捍卫！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厦，要由我们去建造！有您的领导和支持，人类解放的重任，我们担定了！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武装，我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勇往直前！ 如今，您作出的这个伟大的决定，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体现，是我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方向盘、望远镜，是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得到的及时雨，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牢记毛主席你老人家的光辉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因此，我们对党内外卖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敢斗敢批，结果触痛了那些市委工作组＇老爷＇们的神经。他们对我们放暗箭，造谣言，抓把柄，耍赖反扑，把我们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的批判行动，说成是野蛮、暴行。对我们积极组织起来搞运动说成是搞、非法组织＇，图谋跟党对抗。我们不理这个喳！市委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多少伎俩，就都拿出来吧。我们不怕，不怕，不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是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资格有多老，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我们要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反动的东西，创出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您的好学生、好战士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读一辈子你的书，听一辈子你的话，一辈子按你的指示办事，一定把无产阶级的江山保到底，一定把您的思想红旗插遍全人类！” 听说，就在由工作组组织、俞市长儿子俞彦带领惠湖中学师生来市委报喜的那天，红旗革命造反团在校园内外的围墙上，首次贴出了“市委工作组压制文革运动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炮打拦路虎，搬掉绊脚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大标语。在张贴这些标语的过程中，引起了附近几家工厂企业上下班职工的大批围观。学生们并向围观职工进行游说，鼓动他们也起来造反。这几家单位的保卫部门发现，职工手里有好多从惠湖中学传发出来的内容令人震惊的传单；这些传单，在部分职工中已经引起了不稳定的状况。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在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建新机械厂，竟然出现了把矛头指向厂党委的大字报；这在全市工矿企业，事属首例。陆波作为锡城市统管全局的市委书记，现在最为担忧的有两点：一是不能让苏南工学院的造反学生和惠湖中学的造反学生串到一起去。二是不能让惠湖中学的造反学生和建新机械厂的造反职工串到一起去。他开始对两大问题产生了怀疑：第一，当初匆匆打断疗养计划赶回市里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是否明智？第二，他一向看不惯的武遥的那种民粹主义倾向，如今是否已经在全党成了一种主流？ 陆波很清楚自己与武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武遥就是属于那些党内少数喜欢搞自我发明创造，喜欢追时髦、赶浪头，跟着报纸上的风向瞎折腾的人。在最近一次专门讨论文革问题的常委会上，武遥毫不足奇地引用了一大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论述群众运动的有关社论摘要，以此作为其庇护苏南工学院那几个所谓“群众”所作所为的理论依据。其中有７月３日《人民日报》所转载的《红旗》杂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７月２１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７月２９日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三篇社论，自始至终散发着强烈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气味。 《红旗》杂志的社论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 发动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革命的战争是这样，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没有群众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使无产阶级深入地开展，……。”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用毛主席著作也用得最好。他们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摧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党的正确领导，就是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自始至终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运动的根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只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那就违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党的领导原则。” “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只有依靠坚定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才能辩明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人民日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则断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就是因为那里的负责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地鼓励群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领导群众投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去。……但是，也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他们象叶公好龙一样，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等到群众起来了，他们却害怕了。他们怕这怕那，怕群众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怕群众抓住自己的一些小辫子。……另有少数人，对群众摆出做官当老爷的架式，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群众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群众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甚至找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这样做，不可能领导文化大革命，日子就混不下去，结果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 共产党员绝不能够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进行革命。共产党员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对群众摆出一副官架子，这哪里有什么共产党的气味呢？这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分得清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分得清，有时候又分不清；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分得清，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分不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竟然分不清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界限，那是最危险的，那就站错了队，站到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的位置上去了。” 《人民日报》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则强调：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那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发号施令，就会两眼模糊，分不清敌我，抓不住要害的问题。 这样，就不能正确地领导运动，就会阻碍运动。因此，每个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群众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 “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 …………” 说实话，这类报刊文章的政治份量，其观点论调一点都不对陆波的口味。在他的心目中，其权威性也无法跟那些从上级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精神相比较。而如今，这些为武遥所津津乐道的却充其量只能“仅供参考”的社论口径，却明显左右了《十六条》的基调。这一变化虽然没有使陆波产生天翻地覆的感觉，但是对什么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以“为民请命”作特征的民粹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的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思潮，什么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一下觉得非常地混淆不清。当然，这种内心深处的混淆不清，即使是对自己的老首长，也是不能随意吐露或提问的。他有时觉得：真应该躺在北戴河或滇池畔的干部疗养院里，好好研究攻读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自己就不会受这种前所未有的理论困惑所烦扰折磨。但是一想到在中共党史上，好多机会主义路线的大头目，不乏学富五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家，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理论如果与实际不对号，就比狗屎还不如。狗屎还可以沤田，搞清了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内涵，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能象狗屎一样用来肥田吗？显然不能。不仅不能，而且可能使自己有坠入机会主义泥坑的危险。所以，关键的关键，是要搞清自己老首长的政治态度和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在建国以来的历次大运动中，一向保持不偏不倚的稳健姿态；省委主要领导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陆波相信可以代表全国绝大多数省委、直辖市和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政治态度。跟着这样一位上级的脚步走，就是跟着全党大多数人的脚步走。如果以苛刻的语言作挑剔，也许你可以把这说成是随大流。但是，在一个人数位居全世界第一的政治大党中随着大流走，又有什么不好呢？陆波这么多年来，就是随着大流走过来的。就这样走呀走，这个主要有随大流成员组成的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它的随大流成员，也大都在职位上步步高升，水涨船高。而那些身败名裂的，大都是那些不随大流走的人。把握住了这一点，陆波就从《十六条》发表之后的第一轮思想冲击波中，回过一点神来了。陆波从南京得到的信息既含糊，又明确。含糊之处是，省委对于前一时期所作的与《十六条》精神相违背的种种文革指令，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和检讨；这当然是陆波和他的其他同行们所求之不得的。明确的地方是，要求各位到会者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左派队伍，牢牢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对部分单位群众不满工作组的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工作组前一阶段“反干扰”的成果，不能搞“一风吹”。按照有关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工作组的情况分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因此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否定。这些话，都很对陆波的胃口。他在脑子里所作的思想准备，和肚子里打好的检查腹稿，都一无用场，白白地浪费了。当然，对目巫酪伪鸪鲂牟玫匮刈潘*壁排成一个方圈，以便在关键时刻可以求得面面相觑的戏剧性效果；在教室正面的大黑板上，用硕大的黄色粉笔字体写上一段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样可以使人一走进教室就触目惊心，主题明确，印象强烈而又深刻。然而，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失，九月初四五十号人挤在一个教室里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使汗流浃背的会议等待者们越来越失去耐心，那两名已经被不厌其烦地通知过好几次的主角，却迟迟不露面。上午还在校园里看到过他俩的身影，此刻临时派出的紧急搜查部队，无论在校园里还是在他们家中，却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盘问那两个反动老子，那付疑惑好奇的样子，比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装备的革命小将，显得更加一无所知。此时此刻，在整个延安中学，不，也许应该说，在整个锡城市，只有两个人知道袁世清和孙晨菲的去向；其中一个人就在教室一角，用叽嘲的眼光，正端视欣赏着两位红旗团的学生领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教室内外进进出出地乱成一团。这个知情者，就是袁世清的同桌好友张本度。袁世清动员他一起走，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并无必要踏上那条凶险莫测的不归路。另一位知情者则是杨玲。作为她所赞赏的两个得意门徒，袁世清和孙晨菲临行之前，请张本度向她转交了一封告别信。就在她的另一名得意学生史苏星感到手足无措的这一刻，她此刻正心绪不宁地坐在她那幢常委楼的书房里，心中被满腹忧虑和犹豫所折磨，左思右想，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拨响通向公安局的电话铃。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