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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澳门居住的大陆民众，也就是那些战争岁月里跑到澳门避难的人们，现在都纷纷撤离。不少人重返内地家园，或是移居香港。毕竟，澳门太小，已完成了它作为战时的中转站使命。客居异乡的人，终归是要回归故里的。就在这时候，发生大陆民众和澳门居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的事件。 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驻军师长刘绍武等人支持民众这项要求。1945年11月，中国军队武装封锁了澳门。当时澳葡军警仅有一千余人和两艘炮艇，澳门局势紧张，社会秩序大乱。当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每担大米涨至70元钱，猪肉每斤涨至15元(均为澳币)，但工业品滞销，价格大跌。不少工厂停工，居民纷纷离开澳门到广州、香港、南洋等地谋生。尽管后来葡国政府派雅玛纽到广州道歉，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除武装封锁命令，可是澳门居民的外流仍然严重，因而澳门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 昔日的繁华盛景不再，街上人迹稀寥，尤其是旅游业，一落千丈。酒店老板纷纷关门“歇业”，自然又有大批工人随着酒店业的关停，失去了饭碗。何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不插手，便好似不能睡得香、吃得好了。 为了稳定澳门经济和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何贤明知经营旅游业亏本，却还是一意孤行，出巨资先后收购了新亚、澳门、国际三间酒店，自己经营。别小瞧这一举动，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危难关头，对发展澳门经济，无疑起了一剂“强心针”和“活血素”的作用。 抗战期间，由于燃料短缺，歧关公司经营的澳门巴士也停开了。抗战胜利后，尽管燃料供应逐步得到了恢复，但由于澳门人口已大幅度减少，巴士业一直得不到恢复。何贤认为，要发展澳门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业。于是他便投资办起了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订了合约，取得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使澳门交通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还有一个时期，剧场生意不景气，他也接过来承办。许多人也都知道，“十四哥”张瑛搞个“华侨公司”拍电影，“贤哥”也曾在幕后出过大力，不过这些都是亏本生意。这些得到何贤鼎力支持的事业，对别人的好处，远远多过对他自己。说到此类纯粹是为了公益慈善而办的事业，何贤完全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要说有益，那既是造福社会，救济民生。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仍要做，因为他说过：“取诸于社会，要用诸于社会。” 有一部分实业赚了钱，就应该把挣到的钱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何贤将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作风，一点点顺理成章、不折不扣地付诸着实践。 抗战8年之后，人们到香港发展，而何贤为什么会选择澳门呢？ “一打完仗，澳门就好冷落。如果个个都走，更加散。而且这里中国人的福利机构，亦未上轨道，镜湖医院年年亏本，我实在不想离开！”何贤再记述当年往事说，依他的眼光看，城市景象，都会有起跌有衰荣的，不必悲观，筲箕湾都会有兴旺出头之日，那么显然没理由澳门会一直萧条下去的。何贤不是表明他真的对澳门多么多么充满希望，只是他有自己的主张，不会随波逐流，茫然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因而，即使他那帮好友都接连搬迁到香港，而他依然决定驻守原地，留在澳门半岛。 在人生旅程的漂泊中，似要经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驿站”或“客乡”。而何贤，错把异乡当故乡了吗？不，这能从中看出何贤的“衷情”，他一辈子经商，却一辈子都是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性情中人”。 对于澳门，对于广州，对于所有留驻过他拼搏血汗和奋斗足迹的地方，他都眷眷难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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