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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澳门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应邀访问北京。当时，应邀访问的团体寥寥无几，而能够直接与国务院港澳办对话的更是凤毛鳞角。当年，询问团的团长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刘衍泉，何厚铧任副团长。“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澳门第一批访京团，是第一个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谈及澳门回归祖国问题的访京团”。何厚铧回忆当年曾引起社会颇大反响的一次难忘旅程。那时候，是他们首次带回了北京对澳门问题的信息，无疑是对澳门的回归定下了时刻表。“那次印象深刻，由此亦使我们预计到后来的中葡谈判，乃至制订基本法。无论对我们的团员以至澳门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何厚铧认为，当年那一群年轻气盛、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商界人士，对后来的澳门社会都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在今天看来，这班人都已成为社会精英，也正在为澳门的顺利回归作着积极的贡献。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由此拉开了澳门踏上回归祖国的序幕。当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何厚铧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会增补港澳5位知名人士，其中香港占3名，澳门占2名。这样一来，港澳地区委员由原来49名增至54名。在此次增补名额中，体现了北京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和重视。 何厚铧当时只有31岁，获悉当上政协委员，何厚铧非常高兴，他说今后又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他认为在中葡两国政府即将举行澳门谈判的时刻荣获增补，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他希望能在任期内，透过政协向北京多反映澳门居民的意愿，特别是在回归祖国前的特殊历史过渡时期之中，搞好团结工作，保持澳门的发展地位，多提建设性建议，对祖国的现代化大业多作奉献。 1988年，何厚铧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已故的何贤生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澳门的社会事务中，何厚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年，澳门经济环境不算太好，但大量“中资”则视澳门为金矿。中资(尤其是地下中资)在澳门的大量投入，无疑令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面临困境，大部分澳门商人敢怒不敢言……其实，那景象决不正常，无疑破坏了国家资本在澳门的形象，也影响了澳门经济的正常发展。 身为全国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何厚铧勇挑重担，直抒己见：“资本主义社会，大鱼食小鱼天经地义。但中资作为国家资本，要了解港澳两地的经济体系，不能单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本地工商业者的发展机会。”他又说，澳门本身的经济条件还未成熟，尤其在过渡期内，难以承担这样的经济活动。“抢饭碗”是明摆的事实，这是在此次人大会议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共同意见。 不愧是澳门的代言人！何厚铧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重视，也吐出了澳门工商界憋在心里的话，赢得广泛好评。不多久，澳门的中资活动果然获得合理调配，既发挥了中资的作用，也为澳门的经济缔造了较合理的发展环境。 1993年，何厚铧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当年，澳门政府举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何厚铧被经济利益团体推举为候选人，并顺利胜出成为间接选举的立法议员。由于何厚铧富有才干兼具社会威望，又被选为立法会副主席(立法会主席由澳门总督委任的土生葡人出任)。尽管不少人仍以“影子”观点检测何厚铧，但他不仅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更有着自己生命价值的独特内涵，甚至有不少方面超越了父亲的才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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