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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香山 1993年9月30日，汕头国际机场。 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金色秋天， 一架银灰色的豪华波音757客机，圆满完成了从泰国飞往汕头的飞行，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一个耷拉着脑袋的40岁左右的男人正被几名检察官押解着走出，出了机场日后，检察官将这名男子押上警车，随后朝广州方向疾驶而去。 他，就是于建业，一个索贿受贿愈千万元的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这是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受贿案犯。 那么，这个大权在握、红极一时的财贸处长，又是如何沦为特大受贿案犯的呢？ 一、贪心起 1952年8月20日， 王建业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可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伴随共和国滚滚向前的时代步伐，王建业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可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学业。1968年9月， 和其它绝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王建业打起背包、意气风发地到吉林省德惠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年仅16岁的他，初次品尝到人生的艰辛。 两年后，王建业通过各种途径，又回到了长春，在长春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一干就是8年。 1978年，在结束动乱、拨乱反正之后，国家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王建业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考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吉林省财贸学院。这在当时，不知羡慕了多少青年男女。 大学毕业后，王建业被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工作，几年后，就被提为科长。王建业从此开始了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 但是，王建业是个不甘现状、永不知足的人。当特区改革开放如火如条、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时候，他又把视野投向了深圳这方热土上。他认为，在特区的挑战更富有刺激，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6年2月， 王建业调到了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王建业平步青云，1987年任财贸处副处长，1990年任处长。 王建业身为计划局财贸处长，直接掌握着深圳市每年的进口物资免税指标和外汇额度的审批大权。此时，求他办事的人趋之若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接近王建业。在王建业的身后，每天约请他去吃饭的各路“公关小组”不计其数。 此时的王建业，功成名就，权倾一方，对于一些公司、企业的经理来说，能请到王建业吃饭，就是莫大的荣幸。但是，王建业却没有很好地珍惜这一切，而是把党和人民赋予他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疯狂索贿受贿，其数额之大、手段之恶劣，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王建业非常“精明”，选择了几个由个人承包的公司为目标，因为这些公司送给他钱之后可以不从帐面上反映，而这些私人承包公司只要从王建业手中批到进口免税物资指标或外汇额度，就能赚到大钱。于是，两者一拍即合，狼狈为奸。 深圳市某建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某，充当了向王建业输送“炮弹”的急先锋。1992年1月， 在王建业荣任处长之后，黄某将一份申请递到了王建业的案头上，要求给予两万多吨免税钢材进口指标。过了几天。 黄某约请王建业到宾馆吃饭，一顿酒足饭饱之余，王建业主动提出：“批给你钢材之后，你要给我提成一部分利润。” 黄某心领神会：“我会的。” 到了8月份，黄某如愿以偿，得到了两万多吨的进口钢材指标。 8月13日， 黄某便吩咐其公司业务员到银行去以“王建业”的名字开户，存进了人民币40万元，然后由黄某亲手将此存折送到王建业的手上。 王建业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获得40万元，由此迈出了犯罪的第一步，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犯罪道路上越滑越远。 同年12月2日，在王建业的帮助下，黄某又得到了一笔2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一回，王建业又主动向黄某提出需要一笔外汇。 黄某问：“你要多少？” 王建业：“40万美金。” 黄某又问：“购买美金所需的人民币怎么解决？” 王建业：“你自己负责搞。” 黄某不敢怠慢。3天后，他用人民币230多万元买了40万美金，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境外帐户上。 1993年4月，黄某所在公司因急需外汇支付货款，于是，黄某再次找到王建业，要求王为他安排一笔外汇额度。 王建业当即表示同意，但却给黄某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黄某必须用王建业给的106万多元人民币购买50万美元汇到境外送给他。“黄某略为一算，不管如何，106万元人民币是绝对买不了50万美金的，但迫于无奈，只好表示同意。过了几天，黄某将50万美元汇到了王建业在境外开设的帐上。 其中，除去王建业给的106万多元购买的美元外，黄某另外付出了35万多美元。深功市某集团公司下属公司经理刘某，是王建业选中的第二个目标。此人办事利索，嘴巴较严。在王建业的帮助下，刘某先后获得了进口免税钢材近两万吨，胶合板9千立方米和7万吨石油的指标。当然，这么多的进口免税物资指标，王建业是不会白给的。1993年3月4日，深诸王建业嗜好的刘某约请王建业来到一间深圳某著名的桑拿浴室。一阵舒筋松骨之后，两人来到休息室里，王建业漫不经心地对刘某说：“我急需一笔钱，你负责帮我搞。”“要多少？” “至少300万。” “可以。。，短短几分钟，这场谈话就告结束，连服务员送来的咖啡也来不及喝了。 一个星期后，刘某分两次将人民币312万多元汇到王建业指定的帐上。1993年6月，深圳市外汇市场的调剂价十分高，深圳市某建材公司经理郑某找到王建业，希望能批到一笔外汇额度。王建业暗自高兴，知道这又是一块到嘴的肥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他对郑某说：“你先写个报告吧，我尽量争取安排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给你，不过，你要把其中的60万美元额度给我使用，并想办法汇到境外。”郑某表示同意。 6月24日，王建业经手审批了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给郑某承包的公司后，将人民币339万元汇到该公司帐上，要求郑某赶快给他购买60万美元汇到境外。 “含而不露”是王建业受贿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财贸处长，他比谁都清楚339万元是买木到60万美元的， 不足部分怎么办，其实在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不言而喻的。 郑某深知， 如果没有王建业的帮助，这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加上王建业先后还批给其大批进口免税的钢材和胶合板指标，郑某亦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6月28日，郑某用人民币440多万元购买了58.8万美元汇到王建业指定的境外帐号上， 这样，除去王建业汇给的329万元人民币外，王建业实际上向郑某索取了贿赂人民币100多万元。 第4个粉墨登场的是史燕青。 这个原毕业于某师范学院英语专业的高材生，因不满于当教师的毕业分配，便只身一人来到特区闯天下。1988年12月，史燕青在深圳某报社当了一个月的记者， 后来又在深圳市企业家俱乐部干了半年，1989年8月借聘到蛇口石化公司工作，1993年1月任该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 1993年5月， 蛇口石油比工公司急需外汇支付货款，而当时深圳怖外汇价格极高，外汇市场经常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再次推出“王牌”，叫史燕青去找王建业商量。 一开始，王建业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与国营企业打交道，并无多大油水可捞。后经史燕青再三鼓动，并声称从中可以捞到差价，供两人共同使用，王建业终于露出笑容，叫史燕青尽快写出报告。 史燕青回到公司后， 根据王建业的旨意，向其公司撤了一个大谎，说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包在自己身上了，但这笔外汇额度是她个人的朋友从北京弄来的，而且只有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是牌价给公司使用，另外的150万美元外汇额度，公司要以当时深圳的市场调剂价购买，公司同意了这个要求。 6月4日， 王建业经手批给了蛇口石化公司30O万美元的外汇额度，随后，该公司根据史燕青的要求， 将452万元的差价汇到史燕青指定的帐上。史燕青又将其中150万元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帐上。 就这样， 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王建业索贿受贿人民币630多万元，美金78万多元，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犯。 二、落法网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王建业尽管权力伪装自己，而且把赃款全部转移境外，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这一切，仍然逃脱不过群众的火眼金睛。去年6月，一封举报信寄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信只有短短的一页纸，而且内容也十分简单：蛇口石化公司史燕青勾结计划局的人利用批外汇额度，从中受贿。 这封短短的举报信，引起了深圳市检察院熊秉权检察长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召集主管反贪工作的冯百友副检察长一起研究，决心从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部门和当前反贪斗争的重点部门打开缺口，把特区反腐败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侦查处奉命开展了对此案的调查工作。一开始，检察官们从外围入手进行模查，初步掌握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计划局审批外汇额度和进口免税物资指标的程度，二史燕青已将其公司的452万元转走。 检察官及时将调查情况向冯百友副检察长作了汇报，冯检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迅速将史燕青秘密传唤。 7月1日晚，检察官与当地派出所一起敲响了史燕青的房门。此时，史燕青正在打电话，听到门铃响后，忙问：“找谁呀？” 派出所干警回答：“我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 史燕青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有人来查户口后，过来把门打开。检察官们一涌而入，当即向史燕青亮明身份并出示传唤证，随即开展搜查工作。 很快，检察官们就从史燕青的住处搜出了两本洪都拉斯护照，尽管护照上使用的是化名，但检察官们从护照上的照片中一眼认出，这两本护照，一本是史燕青的，另一本就是王建业的。 至此，史燕青勾结计划局涉嫌受贿的是何人，就再也明白不过了。 搜查工作继续进行，突然有人敲门。 敲门的就是王建业，原来刚才与史燕青通话的是其弟弟，在电话被切断后，史燕青的弟弟略感不妙，就将情况告诉了王建业。王建业二话没说，马上驱车赶到。门被打开了，史燕青一看是王建业，为了掩护他不受连累，连忙说：“你找错门了。” 检察官对王建业却并不陌生，本来正准备去找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撞上个正着。 王建业见此情形，准备开溜。检察官上前一步将他拦住：“我们是市检察院的，正在执行公务，请出示你的证件。” “我没有证件。”王建业诡辩道。 “那你是属于‘三无’人员吧，请跟我们走一趟。”检察官随机应变。 王建业终于按捺不住：“我是市政府的。”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没认错，你就是王建业吧。” 此言一出，王建业一下子愣住了，只好束手就擒。 艰难的审讯开始了，而王建业却自恃作案手段高明，拒不承认其犯罪事实。 但是，尽管王建业表面上佯作镇定，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在内心里却自知罪率深重，暗地寻找出逃的机会。 果然， 7月4日凌晨6时许，王建业在被检案院传讯后，深感势态严重，匆忙畏罪潜逃。为了不留下把柄，他还先后打电话给几个主要行贿人，和他一起逃跑。 上午9点半，王建业等3人花了3000元包下一部出租车逃往广州，然后从票贩子手中用高价买了当天到长沙的火车票，惶惶如丧家之犬。 到了长沙之后，王建业等人不敢久留，又迅速乘车逃往昆明，然后从昆明租了一部“的士”直奔西双版纳。由于王建业等人逃跑心切，一跑上频频催促司机开快车，结果在离西双版纳150公里路程的地方，汽车翻了个四脚前天。 汽车虽然翻了，王建业等人却大难不死，慌忙从车下钻出后，又另外拦了一部车继续潜逃， 7月10日，王建业等人从西双版纳边境偷渡出境，先后辗转到过缅甸和柬埔寨，最后在泰国一间公寓里隐居。 王建业跑了！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 此事非同小可，办案人员火速向深圳市检察院领导作了汇报。市检察院一方面加紧布控，另一方面立即报告市委和广东省检察院。 省检察院王骏检察长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组织精干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尽快将王建业缉捕方案。 与此同时，省检察院陆成景副检察长亲自带领得力干将赶赴深圳，与深圳市检察院一起研究对策，部署缉捕方案。 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向王建业等人悄悄地撒开了。首先，查找王建业的下落成为当务之急。那么，王建业会跑到哪里去呢？检察官兵分几路，明查暗访。 就在这时，一直对史燕青念念不忘的王建业，也在四处打听史燕青的下落，他通过一个得力干将， 试图用200万元来买通承办此案的检查官将史燕青放出，以圆身在异乡的相思之梦。 可惜，王建业打错了算盘。经过检察官们艰苦细致的努力，很快就摸清了他的下落。 1993年9月20日，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下，王建业在泰国居住的公寓里被抓获。当地发现站在眼前的竟有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时，两条腿像筛糠似地不停发抖，最后瘫痪在地。 9月30日，王建业被押解回国，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三、启示多 王建业落网了，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惩罚。这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但是，王建业又是怎样从一个炙手可热的财贸处长沦为全国头号受贿犯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们。 检察官的回答只有4个字：贪财、贪色。 话语不多，却道出了王建业堕落的本质。 王建业刚来深圳时，给人的印象是工作积极，办事认真，业务能力强，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好评，一年后，就被提为计划局财贸处副处长。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比较安分守纪，廉洁奉公，从不贪占公家小便宜，对于别人给的一些小恩小惠根本不屑一顾，每逢星期天，能在饭堂上加上一份菜，就已是十分满足的了。 1990年底，王建业坐上了财贸处第一把交椅。这时候，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有一批心怀叵测的人围在他身后，为他“安排”晚上的活动。在强大的物质优惑下，王建业的思想开始发生转折和变比。 受各件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建业变得飘飘然了。他认为，自己苦了大半辈子，也该享受享受一下，不能再当“苦行僧”式的傻瓜。 长期埋藏在心底的私欲开始像火山爆发股喷泄而出，什么党纪国法。统统被抛之脑后。他整日出入于高级宾馆、酒店，沉湎于卡拉OK厅的轻歌曼舞之中，尤其特别钟情于充满浪漫色彩的桑拿浴，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松松骨头。” 思想的堕落与道德的沦丧相伴而生。王建业曾经有过两次婚姻。 但是，自从认识史燕青之后，王建业又对史情有独钟，这也是导致王建业疯狂索贿的另一个原因。 王建业与史燕青的认识，起初是出于工作关系。史燕青的特点是能说会道，投其所好，当她借聘到蛇口石化公司时，便被推为“公关小姐”，去疏通各个方面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初，史燕青因经常去计划局办事，认识了王建业。 对王建业来说，史燕青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王建业周围的一帮“狗肉朋友”对此大为不解，并曾奉劝过王建业不要太多情。王建业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什么事情都是旁观者清，但感情的事情就是旁观者不清。”到了1990年底，王建业与史燕青已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 而作为史燕青来讲，她非常明确来深圳的目的就是“淘金”，企望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富翁。这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得到证实，她说：“男人凭自己的实力掌握世界，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掌握自己的世界。” 王建业爱上史燕青的姿色，史燕青则着中王建业手中的权力，这种赤裸裸的相互利用，双方各得其益。在1992年初，深圳市福田区某物资公司曾向王建业申请一笔外汇额度和进口免税指标，王建业党提出该公司必须由史燕青来承包作为条件。按规定，物资公司是不能交由个人承包的，但由于王建业的“发话”，该公司只好照办，否则“申请报告”将成为一纸废文。这样，在王建业的“关照”下，史燕青以某物资公司名义，先后申请到大批进口免税物资和外汇额度，然后转手倒卖给他人。仅此一项，史燕青就从中获利人民币361万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该公司发现史燕青赚钱这么容易，又收回厂史燕青的承包权。但是该公司却从此再也没有申请到任何进口免税物资指标了。 这种相互利用关系的延续，很快就发展为情人关系。史燕青尽管仍为单身贵族，却对有妇之夫的王建业一往情深，王建业也为史燕青的气质所倾倒，为了不被发现，两人只好偷偷幽会。但这种偷鸡摸狗的日子仍不能使他们满足，后来就干脆到外地去办了一个假结婚证，公然以“夫妻”名义出境游乐。 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王建业的放肆终于被人发现，有一天，当王建业驾车出去寻欢作乐时，他的妻子驾驶着摩托车带着小孩在后面跟踪，当王建业的妻子骑车从后面赶上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地，孩子痛得哇哇大哭在地上打滚，王建业竟熟视无睹，加大油门就跑了。 王建业的种种行为，计划局的领导早就有所察觉，并多次找他谈话，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 王建业虽然做贼心虚，但对领导的善意批评不仅没有虚心接受，反而递上一份辞职报告，要求“下海”经商。但是，“下海”需要大量本钱，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加紧利用手中的权力趁辞职报告批准前再大捞一把。 除了捞钱，王建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和史燕青生活在一起，这个愿望看来在深圳难于实现。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通过另外一个行贿人买了两本外国护照，既可以将赃款转移境外，又可以与史燕青随时逃跑，到国外去过二人世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了王建业的疯狂索贿。 但是，王建业好梦难圆，即使在案发潜逃后，仍逃不脱检察官布下的天罗地网。 王建业的教训，对那些正在往犯罪道路上下滑的人，敲响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警钟！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但愿人们能从王建业案中吸取更多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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