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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似伍 1993年7月， 北京市第六次廉政大会刚开过不久，一位女处长就对本市农口某企业奶牛处的负责人说：“我为你们跑前跑后的（指落实奶牛生产风险基金）不容易，应当给我一万元的‘辛苦费’。”7月6日再次登门催要。这位负责人问：“你要支票还是要现金？”“要现金。”“要现金签字吗？”“要现金谁给你签字！”“如果不签字只能给支票。”于是，两天后，女处长从奶牛处拿走一张8500元的支票（因该处资金紧张，要1万元只给8500元），7月12日她到某村办企业以“会议费”名义开了收据，并取出了现金。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刚刚闭幕，这位女处长第3次来到奶牛处，在谈落实奶牛生产风险基金的同时（请注意： 当时钱还没有拨到企业），又提出要1万元“劳务费”，企业只好照给。这样，女处长又亲自取走一张三万元的支票。9月3日，她还是到那个村办企业，以“会议费”名义开了收据，取了现金。 以上两次索要的18500元人民币， 女处民并没有独吞，其中行贿用去一部分；给本处3名干部和有关人员分了一部分；自己装了一部分。 1993年10月，女处长又给该企业的畜牧处负责人打电话，以同样借口索要现金4000元，这次是100％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但是，万儿八千元女处长感觉不解渴，不过瘾，所以，她仍然不肯放过这个企业。 于是，1993年12月下旬她再次光临，这次嘴张得更大了，向奶牛处要3万元，向蓄牧处要1万元， 名义是还“借款利息”（她确实为这两个处从财政“周转金”中解决过低息贷款），条件是“给现金，不签字，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面对这种近似疯狂的勒索和不留痕迹的犯罪行为，企业负责人终于被激怒了。1994年1月8日，他们向北京市纪委控告了这位女处长。她，就是市政府农林办公室农贸处处长贾桂兰。 市纪委接到举报，立即组成调查组核实取证。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初查告捷。 1994年3月11日， 北京市纪委将贾桂兰受贿案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立案侦查；3月12日，贾桂兰被检察机关依法拘留；3月22日转捕。 说贾桂兰胆大妄为，不是夸张，有事实为证。1993年，贾桂兰伙同农贸处苏铁军通过市财政局为某企业承包人陆某解决了50万元周转金，陆某作为回报，于6至11月共向贾、苏二人行贿人民币28000元，贾从中收受17000元；8月，责向某县农办索要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农办人民币1000元；10月，向某县财经办索要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农办人民币1000元…… 1994年春节期间，贾收受养鸡专业户何某人民币3000元；收受某县财经办人民币1000元；收受某乡种子场人民币2000元；收受某县农办1000元；向农口某局索要人民币2000元…… 上述事实都发生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以后。贾桂兰在这段时间，索贿、受贿52000余元，占她犯罪数额的一半。这大概可以算顶风作案的典型了吧！ 在贾桂兰实施犯罪的时候，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但她听不进去。一次，她向某单位索贿，有人劝她说：“现在风声紧，不要撞在枪口上”。但她满不在乎，照要不误。1993年11月，某村办企业负责人给她送去一台日产松下25英寸画王彩电，她的丈夫和孩子担心出事也劝他，她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彩电照收。 说贾桂兰贪欲无禁，不是无凭无据。请看：从1992年5月到1993年5月，一年时间内她已经索贿、受贿54370元，贪污1500元。 按说此时，她的钱袋已经膨胀起来了，但与此同时，她的私欲也膨胀起来了。到了中纪委二次全会时，她已经上瘾了，所以会后她还在玩儿命他索贿、受贿，至案发时，她的犯罪数额又翻了一番。 再看两个犯罪数额以外的数字：打开贾桂兰家里的组合柜，里面装满了高档衣料和包装完好的高档套服。有的是她借出国之机到下边要来的；有的是她穿着破旧衣服下乡时在下边哭穷哭出来的……总之，服装和衣料的数量之巨，或多或少标志着她的贪心。 1994年3月11日， 检察机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时，起获存款单、人民币、外币折合人民币17万余元。认定为赃款的达93460元。 贾桂兰作为一个年过46岁、参加工作26年的处长，何以如此大胆，如此贪婪？请看她在《监所反思》和供词中的三段独白：其一，“收入的严重失衡，也是自己触犯党纪国法的一个原因”，“我1968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每月收入加起来才600元左右， 比起唱一支歌就拿几万几十万的，就差远了，即使比起郊区农村的收入来，也是比较低的。”于是她认为“太亏了”。她说：“人们劝我，不要太死板了，不要太个色了，看看周围，都是如此，于是我思想开始动摇了。”看来，贾桂兰在钱的问题上是比高不比低，比多不比少，比个别大款，不比大多数老百姓的。恰恰是这种攀比心理，强烈地刺激了她对金钱的占有欲，而这种占有欧一己和不择手段结合起来，便使她走向了沉沦和经济犯罪。 贾桂兰在查找犯罪原因时谈到了外界因素，即管理上的漏洞，说什么“各种不健康的东西，就没有防线可挡，趁虚而入。”不错，管哩上的漏洞确实给贾桂兰贪污、 受贿提供了一个侥幸得手的机会。贾杜兰从1992年5月至案发为止，在19个月的时间里，所实施的24次经济犯罪活动都得手了，尤其到了1994年春节期间，得手的频率越来越高。当然频率越高，对人民犯罪越大。现在执纪执法机关将依据党纪国法惩处贾桂兰，对她仍然是个挽救。倘若任其继续下去，恐怕有一天她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在贾桂兰为自己索贿、受贿行为开脱辩解时，曾几次出现“我为他们办那么多事，他们给我点儿钱，给我点地东西是应该的、正常的”等类似的语言。这恰恰说明她在法律上的无知和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放纵。这些谬论只能欺骗自己，聊以自慰，但不能欺骗法律，欺骗视听。有人说：“你可以在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或者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的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贾桂兰当属其中一例。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贾桂兰作为一个先得后失，非法所得越多，失败越惨的典型，作为一个把权力和私欲融为一体，闯红灯，涉禁区，无视党纪国法的典型，作为一个“攀比一犯罪一侥幸一落网”的典型，不失为人们的一面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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