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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①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② 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③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这样长时间的停留，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是少见的。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④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⑤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南阳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汇报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讨论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以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⑦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①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页。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 ⑦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⑧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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