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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原地，就在车厢里，孙德林和汪家仁用那根捆绑邓少生双手的绿色尼龙绳的剩余部分，活活地勒死了他。他们从硬纸箱里取出3条麻袋，用两条将邓少生的尸体套着包裹起来，上面还盖了一条，放在车厢最深处。 可怜的邓少生，一声也没喊得出来，就这样被3名匪徒夺去了生命。 抢车得手，等到下午4时左右，匪徒们扔掉硬纸箱，由汪家礼驾驶“天津大发”开向和平南五烟市。他们要接着去干昨天没来得及干的事情———抢劫贩烟老板。 为了和驾驶室里的汪家礼说话方便，孙德林用枪柄砸碎了驾驶室与车厢之间的玻璃。 匪徒们抢劫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抢劫目标却是模糊的。在什么地方抢？抢哪个贩烟老板？都没有确定。于是，汪家礼把车开到地下通道转弯处停下了。匪徒们戴上帽子和口罩，等候着下手的目标。 天色暗下来，烟市下行了，经过地下通道的人虽然有一些，可是匪徒们看不出哪些人是老板；有的人两手空空，不像带着钱；有的人从衣貌打扮上看就不像富有的样子……所以，他们没有动作。时间在一分一分地流逝，车里放着一具尸体，司机的妻子是否已经报警了？……他们很担心，焦躁不安。 就在这时，个体业主老赵和老郭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了过来。他们一个人肩上挎个布兜子，一个人拎着个黑色皮包。这个皮包引起了藏在车里的匪徒们的注意，他们猜测，皮包里一定装着数目不少的现金。 “妈的，就干这个了！”孙德林一咬牙，恶狠狠地说。 汪家礼早就耐不住了，迅速开动汽车向那两个人追去，刚超过几米，孙德林和汪家仁就从车上跳下来，用手枪对准了老赵和老郭。 “把皮包放下！”孙德林厉喝。 “啊！”猛地受这一惊吓，老赵和老郭呆在那里，自行车倒了，皮包掉到地上了。 孙德林示意汪家仁用枪监视赵、郭二人，他上前弯腰捡起皮包，刚把拉锁撕开，老赵和老郭乘机抹身就跑…… “不留活口”，汪家仁想着这句话，忙不迭地从孙德林右侧绕到左侧，抬手向那两个人开了几枪……但他的枪法实在差劲儿，那两个人继续奔跑。孙德林站起身，朝那个肩上挎包的人打了一枪，把他撂倒了，但是他爬起来又跑了…… 在孙德林、汪家仁抢劫时，汪家礼驾驶的汽车并没停下来，而是以娴熟的技术迅速掉头，将车停在地下通道出口的慢坡上。车没熄火，汪家礼也没下车，准备着随时启动，逃离现场。 孙德林还要射击，一回头，看见汪家礼停车的位置不大好，就没追赶逃跑的人，从地上拿起皮包，和汪家仁上了车。汪家礼驾驶汽车迅速开出通道，消失在夜幕之中…… 到底抢到了什么？有多少钱？行车中，孙德林急忙打开皮包检查，翻了一遍，不禁长叹一声，重重地掉在车上。 原来，皮包里只有200多元现金，还不够他们几个人吃顿饭的。 “妈的，不顺！”孙德林骂了一句。 汪家礼也很沮丧。忙活两天，整死两个人，担心受怕的，却只搞到这么一点点钱，扫兴！怨归怨，这辆载着一具尸体的车已经没用了，还得把它处理好。他把车开到砂山街与砂阳路交叉路口，拐进一条胡同，在楼旁停下了。那里，有汪家仁事前放着的一辆摩托车，他载着孙德林开跑了；汪家礼乘出租车逃遁…… 以上，就是震惊沈城的“96．2．1”、“96．2．2”等连续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内幕。 1996年春节前夕的沈阳，被这伙持枪匪徒搅得很不安宁。特别是他们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和平区南二食品批发市场劫走出租车辆，在南五烟市开枪抢劫业主，轰动很大，影响极坏，在这两个市场经商的业主每当谈及这两个案子便为之色变。 然而，这伙匪徒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接连几次作案受挫，越发感到“饥渴”，像一只只饥肠辘辘而又追赶猎物多次失败的野兽，继续寻觅、窥视着新的抢劫目标。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孙德林和汪家礼为代表，这伙匪徒在谋划和实施抢劫行动的问题上存在着“路线”分歧。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孙德林这个人。 今天作为杀人恶魔的孙德林，当年也曾有过“革命的理想”———做一名军人。然而，他小时候的所作所为却像个国民党兵，调皮捣蛋，寻衅闹事，打同学，骂老师，往男同学椅子上抹油漆，把女同学的辫子系在椅背上……在人们眼中，他是个十足的“淘气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不上课了，盛行造反、打砸抢，身高体壮、桀骜不驯的孙德林打架斗殴，劣迹不断，18岁时就被处劳教，有了污点。 孙德林曾经有过悔过自新的努力，他到沈铁分局铁路大修段工作后拼命地干活儿，从一名普通工人提升为班长、工长、队长。由于表现不错，领导想培养他入党。可是，从青年点调来档案一看，他的材料和别人的不一样，有厚厚的3大本，上面写的全是不光彩的纪录，于是，这件事便再没提起。 孙德林心灰意冷，沮丧的心绪又降到谷底。他想：既然“政治”上干不上去，那就再从“经济”上搞吧。 1986年，孙德林办了停薪留职，到沈阳火车站东货场开4马力“空空空”拉脚。那时候，蹬“倒骑驴”的多，开他那种冒烟的玩艺儿自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 不幸的是，在货场拉脚期间，孙德林心理上发生了倾斜。 他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从小到大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平房，后来住的是“旱楼”。他为此感到忿忿不平，要靠“迅速致富”的方法来个改变，于是迷恋上了赌博。开始是玩扑克，后来用扑克牌玩牌九，输赢大时达一二千元之多。再后来，他又发展到拍“老虎机”，前后输进去二三十万元。汪家仁好嫖，他嗜赌，各有所好。赌博，是使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大诱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货场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着变化，4马力“空空空”淘汰了，他开上了“维士博”三轮货车。部件坏了，机器旧了，他就把别人同样厂牌的机器、部件偷卸下来，安到自己车上。 最糟糕的是，在东货场，孙德林这只“狼”遇到了汪家礼这只“狈”。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志趣”和“抱负”，长期厮混，惺惺相惜，成为一对密友。 这两个人每到在一起便牢骚满腹，黑话连篇，谋划着改变现状，干点“大事”。干什么“大事”？赌博、诈骗、偷盗他们都干过了。没干的就只有———杀人，抢劫。用孙德林的话说就是：“这时候我们觉得有力量了，成形了，上道了……撕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干！”于是，他们两个共同谋划了本文篇首那次杀司机抢出租车———撞民警———抢枪———杀人劫财的“连环式”犯罪行动，抚顺出租车司机朱纪奎成为他们踏上“黑道”的祭品。 孙氏家族这个大家庭，有着较强的家庭观念和凝聚力。孙德林在外面是“老大”，在家里也是老大———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有着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孙德林自认是这个家庭中的逆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家庭中的威望，弟弟妹妹们从小就都听他的，他也承担起照顾、庇护他们的责任。如同汪家仁严教儿子，孙德林对弟弟妹妹们管得也很严格，绝不让和他混在一起的人把手伸向他们。 在家里家外一向高傲自负的孙德林，在自己婚姻问题上却遇到了麻烦。由于家庭纠纷，向来打打杀杀的孙德林把妻子痛打一顿，在一时冲动之下导致了两个人分手。 孙德林看不起汪家仁，从不找“小姐”；他也不赞成汪家礼，没有“铁子”。他依然恋念着被他打跑的妻子。也是巧，他开的饭店与妻子开的饭店仅有投石之距，那个越来越懂事的孩子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当起了“红娘”。妻子那边有什么重活儿，他就过去帮一把。一来二去，感情升温，两人尽释前嫌，破镜重圆。 孙德林本应在抚平了家庭创伤之后安心工作，上敬父辈（其母已逝），下抚手足，爱妻教子，尽享天伦之乐，怎奈他财迷心窍，择选了另一条路———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人类的渣滓，社会的败类。他还把本来不错的三弟孙德松拉进犯罪团伙，成为他的殉葬品。 孙德林自诩他这个人还是“善良”的，有“恻隐之心”的。他主张在抢劫中尽量不杀人，除非万不得已。为此，他认为可以想一些办法，如尽量搞好化装，早、晚行动等等。如果不弄个“脸熟”，就可以不杀人，也减少了自己的风险。最“完美”的一次，就是抢劫运钞取款车，把人镇住，不费一弹，不杀一人（他把杀害司机黄长河的事忘了），大功告成。 “路线”之争 孙德林认为，汪家礼在避免作案杀人方面想得不多，他的“风格”是不择手段，必要时就开枪（反正子弹充足，才两元钱一颗），来个“干净利索”。 有一段，他们盯住一个在铁西区家具城经商的业主，为此谋划了几次，在研究什么时候干、怎样干的问题时，孙德林和汪家礼意见不一，最后闹崩了。孙德林主张选一个下雨天，在确知那个业主家里有钱的情况下再动手；可是汪家礼顾不了那么多，他认为“踩点”已经很久了，不能再犹豫，去干便是，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汪家礼见孙德林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便对汪家仁说：“他要是不去，咱们去！”过不久，在没有孙德林参加的情况下，汪家哥俩干了那个案子。 另一个分歧是，孙德林认为，一种抢劫方法只能采用一次，不能反复常用；汪家礼对这一点则没作过多的考虑。他们曾经多次策划抢劫铁西区某几个工厂的工资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干成。在实施中，汪家礼总是急着搞车，提出“常去看看”，这次没干成下次再干。而这正是孙德林所忌讳的。他认为这么干死人太多，代价太大。 这样看来，“96．2．1”、“96．2．2”等案件的发生，他们连杀2人、伤2人却仅抢了200元钱，就是汪家礼的“路线”占了上风的产物。正如刑警支队长于凌舜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犯罪分子“给人的印象，像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一段时间，他们预谋抢劫铁西区的一家银行。孙德林一向主张“干大的”，抢银行的方案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他和孙德松开汽车部件商店时，经常跑银行，自认对那家银行的情况了若指掌。他主张几个人冲进去，用枪把人镇住，一枪不发就可以抢到六七十万。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孙德林精心绘制了银行的方位图和内部平面图，让同伙到银行营业大厅观察地形地物。一天，他把全部人马拉到“双喜”菜地，按银行营业大厅的实际面积在地上画了平面图，然后几个人演练站位。这次演练很成功，孙德林充满了信心。然而，他苦思冥想、精心谋划的这个方案却被汪家礼推翻了。汪家礼列举许许多多理由，否决了孙德林的“杰作”。他质问孙德林：“你知道银行哪个人的脚下没有报警信号的踏板？”这样一说，王文绪也退缩了。汪家仁是个“骑墙派”，他的态度是你们要干我就去，不干就拉倒。于是，4个人形成了一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孙德林成了少数派，只好悻悻作罢，使这次抢劫银行的行动流了产。 孙德林由此感到，自己人单势孤。这也是他后来把亲弟弟孙德松拉进团伙的一个原因，想以此与汪家哥俩抗衡。 郁郁不得志的孙德林不甘冷落，另寻目标，到位于铁西区兴工北街路东的第一饲料厂“踩点”。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起初，他没把这个想法对汪家礼说，只告诉了汪家仁，有时和他一起去“踩点”。这样，可以拉过这个老家伙，对付汪家礼。他只待汪家礼这只“没头苍蝇”频频失败，撞个一鼻子灰后再来找他，重新听他指挥…… 1996年3月8日早8时，刘明志骑车来到第一饲料厂。 这个厂在岗工人发薪的日子是每月的10日，遇到节假日提前。不论是给在岗的人还是给退休的职工发工资，保卫科都得派人，跟着财会人员去银行取款。 刘明志走进二楼保卫科，忙着收拾卫生。工夫不大，财会室的负责人沈大姐走了进来，问：“今天开工资，你们保卫科谁去呀？” “我去！”刘明志爽快地答应一声。 沈大姐又通知了财会室的王璐和冯皎，这两位女同志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她们手中拎着一大一小两个有背带的旅行包。别看这两个包不起眼，全厂几百号老老小小全指望它们呢。 比他们都早，开白色“伏尔加”的小车司机王俊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加上他在内，4个人全齐了，王俊驾驶“伏尔加”出了厂门，径直向云峰街工商银行北三分理处驶去。 王俊把车停在北三分理处对面的马路上，刘明志下了车，走进银行。王俊把车锁好，也跟了进去。 银行营业大厅里人不太多，王璐和冯皎站在柜台前，等着付款。刘明志发现一个本厂的熟人也来办事，和他聊了几句。工夫不大，付款了，刘明志走过去帮助王璐、冯皎点钱，一捆一捆地往旅行包里装。这次一共取了20．7万元，把两个包塞得满满的。 这4个人在乘车回厂的路上，谁也没回过头往后看一看。否则，他们就能发现，在他们后面不远，紧紧跟着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以差不多同样的速度“咬”住他们的车不放。在那辆车里，一个司机，两个乘客，坐着3个杀机勃勃的中年男子。他们瞪着6只闪露着贪婪与邪恶的眼睛，豺狼般荧荧发光。在他们乘坐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还藏着一具被人用绳子勒死的男尸！ “伏尔加”拐上兴工北街，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王俊只好减速行驶。好在路程不远，只用五六分钟就到了厂门口。前面有辆车挡住路，“伏尔加”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开进厂院，停在办公楼的前面。 刘明志从车里向外看，同一科室的干部韩国喜正站在门前台阶上。他想，老韩一定是在那里等候取款车。他责任心很强。市场竞争激烈，工厂举步维艰，按月给退休职工发放劳保工资很不容易，这笔20多万元的巨款不能有什么闪失。社会上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工厂保卫干部的责任越来越重了。 的确，韩国喜在等候着“伏尔加”。昨天工厂的25万元售货款，他和同志们看守了一夜，今早要用“伏尔加”往北三分理处送。他想告诉王俊车别熄火，马上还要去银行。 办公楼前，一切如常。有人在院里走动，有人走进收发室取报纸。 两位女同志先下车，刘明志也跟了出来。他弯腰探身，从车里往外拽装钱的旅行包。 王璐问：“小刘，你一个人能扛动吗？” 刘明志一笑：“要是把这些钱都给我，再多我也能扛得动。” “得了，咱们一起拎吧！” 他们说笑着，拎着装工资款的旅行包往楼门口走去……就在这时，一个男子突然冲到他们身边，厉声说：“别动！把钱放下！” 刘、王二人一愣，转过身一看，都惊愕得呆住了。 仿佛从天而降，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身材较高，面戴口罩，头戴黑色长舌棒球帽，身穿蓝色工作服大褂的中年男子。由于帽舌压得低，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看不清他的相貌，只是在长舌帽与大口罩之间那条有限的缝隙中露出两只凶恶的眼睛。在他手中，握着一支手枪。这个匪徒乘刘、王二人一愣的瞬间，伸出左手去拽装钱的旅行包…… 事发突然，时间短暂，但刘明志迅速作出了反应。匪徒抢劫！好一个小刘，紧紧拽过装钱的旅行包，转身就往门口跑。一只脚刚踏上台阶，“砰！”后面震耳欲聋一声枪响，他觉得后腰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一阵灼热与剧痛，装钱的包掉到地上。他挣扎着跑上二楼保卫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快……报警……抢钱了！” 高个子匪徒心毒手狠，他那一枪是照着刘明志的胸部以上打的；是刘明志的奔跑速度和那几级台阶救了他的命，导致腰部中弹。 面对如此凶残的场面，两个女同志一个吓得蹲下了，一个叫了一声呆在那里…… 那个高个子匪徒以极快的动作拎起装钱的旅行包，转身往回走。这时，远处有些人惊骇地朝这边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匪徒正走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奔了过来。匪徒见此人上身穿皮夹克，身高一米八，不比他矮，心里一惊，举起手枪向他瞄准，示意警告。可是那个人并没停住脚步，怒目圆睁，以大无畏的气势，迎着枪口向他扑来……眼看只有三四米的距离，两个人就要交手了，心里发虚的匪徒扣动了扳机，“砰！”一颗子弹从那个人左侧鼻翼射入，从脑后右枕部穿出，鲜血迸溅了一脸，向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尘埃中…… 这位不怕死的勇敢者不是别人，就是保卫干部韩国喜。 英雄韩国喜 犯罪团伙落网后，我们从案犯的供述中才得以详尽而准确地了解到当时现场那瞬间即逝的真实情景，把韩国喜从一个普通“被害人”的身份升格为见义勇为的英雄。韩国喜不愧为优秀的保卫干部，在持枪匪徒抢劫本厂工资款的紧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迎着匪徒的枪口冲上去，不幸中弹牺牲，不愧为保卫干部的好榜样。 韩国喜、刘明志，还有那些在匪徒入室抢劫时奋起反抗与之搏斗的人们，都堪称威武不屈的勇士和英雄。在这场全市人民群众与公安民警共同围剿“3·8”案件犯罪团伙的人民战争中，韩国喜、刘明志等普普通通的人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非常情况下一瞬间的行为抉择，表明了他们高尚的品格与良好的素质。虽然在与匪徒遭遇的为数众多的人中他们只是少数，却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体现了邪不压正的浩然正气。在今天把那群匪徒一网打尽的时候，我们尤为深切怀念优秀的保卫干部韩国喜同志，愿他含笑九泉！ 匪徒们的杀戮没有结束。 原来，当从银行取款的“伏尔加”在厂办公楼前刚停下，那辆一直紧紧跟随在后面的“拉达”也开进院里，从车上跳下两个蒙面匪徒，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高个子。高个子匪徒在击毙了韩国喜后，一手拎着枪，一手拎着装钱的旅行包往“拉达”那边跑。这时，他看见另一名匪徒站在“伏尔加”车外，正和坐在车里的司机王俊争着拽车门。匪徒要打开车门，王俊则拼力往里拽，两个人一时相持在那里。高个子匪徒一见，几步奔过去，跑到“伏尔加”车前，手起枪响，隔着风挡玻璃将王俊打死在车里。那个拽车门的匪徒似乎惟恐王俊不死，“砰、砰！”又朝王俊打了两枪。可怜王俊，身中3弹，惨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两个匪徒拎着装了工资款的旅行包向“拉达”跑去，“砰！”不知为什么，又是一声枪响 “拉达”车里，那个开车的匪徒始终没出来。他见两个同伙已经得手，没等他们上车坐稳就迅速起动，以极其麻溜的动作驾驶“拉达”往外冲…… 这工夫，从收发室出来一个戴帽子的中年妇女，她是收发室的收发员。别人告诉她有人抢钱了，工作责任感促使她冒着危险跑出来关大门。眼瞅她把那个折叠式的门关上了一半，只见“拉达”猛冲过去，那个高个子匪徒目露凶光，伸出手枪指向她，她手一松，“拉达”轮下生风，“刷”地冲了出去…… 20多万工资款被劫，3名职工两死一伤。那横陈的尸体，殷红的血迹，玻璃的碎片……惨不忍睹。匪徒们跑了，他们给这个小厂留下的是混乱，惊骇，狼藉…… 在惊愕呆立的人群中，不乏有心人，干部老杨记下了那辆“拉达”的车牌号码。当两名匪徒在院子里持枪行抢时，老杨拿着口罩和毛巾，从办公楼南门走出去，准备去车间。他走出20来米，忽听身后响起很脆的枪声，回头看去，两个蒙面的匪徒正向“拉达”出租车跑去。不好，坏人抢钱了！一定记下他们车的车牌号码……他仔细辨认那辆越跑越远的出租车车牌号码，是“辽AG……5692”，或是“6592”……保卫科科长戚务杰追出来了，老杨指着远去的“拉达”喊：“就是前面那辆车！”戚务杰等人不怕匪徒有枪，拦了一辆出租车追赶，怎奈“拉达”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匪徒们驾车来去如飞，此案从发生到结束，只有一二分钟，事后用刘明志的话说，“都是瞬间发生的事”。 悲剧到此并没有结束。同日上午10时半，铁西区交通中队队长刘祥在应昌街二段巡查时，在11号楼旁发现一辆无主的红色“拉达”出租车，车牌号为“辽AG2592”。经查，此车就是“3·8”抢劫案发生后公安机关正在寻找的那辆车。 刑事案件不同于交通肇事逃逸案，即使记住车牌号码或发现了车，也未必能抓到犯罪分子，他们十有八九是用抢来的车作案。 刑警支队支队长于凌舜，副支队长陈岩、宋晓晶率领刑侦技术人员迅速赶到，打开后备箱盖，里面藏着一具男尸！ 查知，死者名叫王建刚，34岁，是该车3名司机之一。尸体在后备箱里呈左侧卧位，两腿弯曲地蜷缩着，脖子、手腕上绑着一条绿色尼龙绳……又是绿色尼龙绳！ 这就是说，那伙匪徒先是杀人劫车，然后用这辆车到第一饲料厂进行抢劫。此案造成三死一伤，抢去现金20．7万元，为沈阳市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严重的抢劫案件。 震惊辽沈大地的沈阳“3·8”持枪杀人抢劫案就这样发生了…… “3·8”大案震惊了省、市领导机关，案情迅速上报到公安部…… “3·8”大案震惊了沈城人民，街谈巷议，成为热点话题。随着新闻单位以简短的文字或语言予以披露，案情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沈阳市公安局迅速作出了反应。有经验的领导和刑侦技术人员看到犯罪分子作案后遗留的6枚分别标纪为“11．65”、“38．88”的手枪弹射击弹壳和4枚分别为7．62毫米、9毫米的手枪弹射击弹头，看到勒毙出租车司机的绿色尼龙绳，还有先劫车后抢劫的老一套作案手法，无须过多的勘查就可以认定，“串连枪案”又打响了！ “3·8”案件是这个“串连枪案”犯罪团伙杀人最多、抢劫金额最大的一起恶性案件，他们在持枪杀人抢劫的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越干越大，其手段之残暴，气焰之嚣张，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刑侦人员感到，从像只“没头苍蝇”似的四处选择抢劫对象，发展到跟踪取款车，选择适当时机作案，不能不说，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犯罪分子为什么对第一饲料厂退休工人发工资的日期以及汽车从银行取款的时间、路线等情况摸得那么准呢？有无“内奸”提供情况、内外勾结合伙作案的可能性？侦察员在向被害司机王建刚的妻子了解情况后，越发增强了这一怀疑。 王建刚的妻子说，王建刚在3月7日晚上回家比平日晚。她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王建刚说：“我本来到收了车的时间，又有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医大门口雇我的车，坐到四院。他说，他家有个亲人住院要死了，明天早晨4点他还在医大门口等我，坐车去辽阳给亲戚送信。” “那么早就出城，道也远，恐怕不安全，别去了。” “没事，雇车那人都50多岁了，说话挺客气的。再说，人家把定钱都给我了，50元。” “那也不能去。” 王建刚是个守信用的人，妻子的劝说没能把他拦住，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出车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情况使侦察员越发感到，犯罪团伙这次抢劫第一饲料厂工资款是早有预谋并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们使用诡计，在头一天就用欺骗的方法雇好了出租车，第二天清早将司机王建刚弄到一个地方杀害，然后用这辆车到饲料厂实施抢劫。问题在于，犯罪分子为什么对情况掌握得那么准呢？ 侦察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该厂保卫科的配合下，在厂内开展了调查。刘明志是案件的主要目击者之一，侦察员到医院找他谈了话。他的腰伤经过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在病床上回答了侦察员提出的问题。 “那天你坐车到银行取款，都看到了什么情况？” “我们坐车到银行门口后，王俊把车停在银行对面的马路上。当时马路牙子上挺挤，已经停着别人的汽车、自行车，还有一趟垃圾箱。我下车把自行车和垃圾箱挪了挪。” “那里有红色‘拉达’出租车吗？” “有一辆。我把自行车挪到前面停着的红色‘拉达’旁边，腾出一个空，王俊就把‘伏尔加’停在那里了。” “你看没看‘拉达’车里是怎么个情况？” “我挪自行车的时候，顺便往‘拉达’车里看了一眼，里面什么也没有。” 出租车司机一般是不离开自己车的，为什么“拉达”车里没有人呢？显然，这时司机王建刚已经被害，变成了藏在那辆车后备箱里的一具尸体。 “你还看见了什么？” “我走到银行门口，看见我们厂办集体企业的‘松辽’停在那里，郑司机坐在车里。我没和他打招呼。进了银行，我看见了厂办集体企业的姜会计，我们说了几句话，然后我就等着取款……” 刘明志还讲了进银行前跟着王俊开车出去“办点事”的经过。 了解案件发生前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是重要的。谁敢说在那些表面似乎平常的现象后面没有隐藏着阴谋与杀机呢！ 经过工作，侦察员没发现此案有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疑点，后来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刑警支队的技术人员以极快的速度对“3·8”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和弹头进行检验。鉴定结果出来了，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刚刚干了这起大案子的，就是那个自有持枪杀人抢劫记录后已作乱沈城长达半年之久的“串连枪案”的犯罪团伙。 根据省、市领导的指示，沈阳市公安局迅速行动，决定开展一次打击涉枪犯罪的专项斗争，组成了以局长常绪武为组长，其他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刑警支队，支队长于凌舜为办公室主任，指挥中心副主任王泮洪为副主任。市公安局向各分、县（市）局及市局机关各单位发出正式文件，决定将自1995年9月10日以来连续发生的多起涉枪杀人抢劫案件正式命名为“‘3·8’串案”，定为1996年全局第一起特号公案，动员全市警力，以侦破“3·8”串案为中心，打好打击涉枪犯罪专项斗争这一仗。 省公安厅对沈阳“‘3·8’串案”给予极大关注，副厅长李峰多次到沈阳市公安局指导工作。 专项斗争 从3月11日市公安局发文算起，到4月20日，其间约有40天。这就是说，市公安局决心大干40天，把“3·8”串案犯罪团伙一举“拿下”。 刑警支队技术人员充分运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利用各种高、精、尖设备和仪器，对“3·8”串案现场提取物———麻袋（及其附带物）、尼龙绳、弹壳、弹头等等进行检验，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96·2·2”案件中包裹、覆盖被害司机邓少生尸体的3条麻袋都已陈旧，有的还缝了补丁。今天，城市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在家中保留这样3条陈旧的麻袋不大可能；结合麻袋曾装过小麦、大葱、花生、木耳等农副产品进行分析，这3条麻袋只能来自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因而，不排除犯罪团伙成员中有从事养鸡、养鱼等饲养和养殖户、倒卖粮食户，以及其他用麻袋倒运各类物资的业户，或与这些业户关系密切、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员。 技术人员对麻袋上印着“安港牌饲料”标记的生产厂家作了查找工作，在天津找到了这个厂。厂方人员称，“安港牌饲料”并未销往东北地区。技术人员检验另一条麻袋上印的“中粮”标记，发现其字体与印制技术都不够规范，与国营粮库使用的麻袋标记存在着差异。技术人员通过辗转曲折的走访，最后终于在于洪区马三家地区找到了那个印制“中粮”标记的模子。原来，农民向粮库售粮，如果用印着“中粮”标记的麻袋，粮食可以不倒袋。一些农民为图方便，私自刻制了这个印制“中粮”标记的模子。 技术人员对麻袋中发现的3个小煤块作扫描鉴定，到煤矿科研部门求教，请专家化验帮助分析其成分，最后认定，这些煤块与虎石台、红菱煤矿所生产的煤成分相同，属于沈阳地区产品。 技术人员带着那颗从麻袋补丁缝隙中发现的麦粒，到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进行鉴定，认定这颗麦粒为“辽春九号”品种，是辽宁地区春季高产作物，主要产地为沈阳。为与这一颗麦粒进行比对检验，技术人员在全省范围内收集到小麦样品达半麻袋之多。他们没有到此为止，又将这颗麦粒拿到北京核工业部，请专家用核反应堆对其所含微量元素进行化验分析，并走访林土研究所，认定这一品种的小麦产于沈阳西部地区，如于洪区。 鉴于“3·8”串案多次出现捆绑、勒杀被害司机的绿色尼龙绳，技术人员逐一走访了生产这种尼龙绳的厂家，并到市场进行调查。由于市场上出售绿色尼龙绳的很多，现场上提取的尼龙绳粗细不一（有的78股，有的90股），在判断鉴定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可以分析，犯罪团伙成员中应持有一定数量的绿色尼龙绳，不排除养鱼（用这种尼龙绳做网箱、栅栏、鱼网纲绳、“操捞子”等等）、养鸡（做围栏）的专业户，以及在市场周围从事人力短途运输（用这种尼龙绳捆绑货物）的业户。 技术人员在对从几个现场提取的手枪弹射击弹壳与弹头的检验、分析上，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他们除了走访国防部兵器研究所等权威部门外，还派人到黑龙江省走访11军工厂，通过黑河边防部队和警方到俄罗斯走访38军工厂，证实无论是我国生产的“11．65”手枪弹还是前苏联生产的“38．88”手枪弹，都没有用于本国国内，全部运往越南。据此判断，犯罪分子作案中所用的枪弹极有可能来自大西南走私贩枪比较猖獗的边境地区。技术人员还走访了广西、湖北、江苏、北京等地的公安机关，了解到外地发生的涉枪案件中，没有“3·8”串案犯罪团伙所持有的“五四式”手枪参与作案，从而排除了这个团伙是流窜犯的可能性…… 深入细致的走访调查和精益求精的技术检验鉴定工作为“3．8”串案的侦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工作条件，这就是：“3·8”串案的犯罪团伙，是一个主要活动在我市西部地区，结构比较紧密，作案比较频繁，有预谋、有准备、有选择的系列持枪杀人抢劫犯罪团伙，人数约在3—4人。他们对作案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没有在外地持枪作案，其成员或部分成员是沈阳人。 在工厂门口转悠的人 沈阳市公安局以文件、会议、通报等形式，向全市参战民警提供了分析和工作条件，主要是： “3·8”串案犯罪团伙的成员对沈阳西部地区，特别是对于洪区兴凯地区金沙村附近，皇姑区昆山西路地区比较熟悉； “3·8”串案犯罪团伙的成员拥有或有条件接触印有“中粮”、“安港牌饲料”标记或缝了补丁的旧麻袋，不排除团伙成员中有从事养鸡、养鱼、倒卖粮食或其它物资的业户，或有接触关系； “3·8”串案犯罪团伙的成员与绿色尼龙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3·8”串案犯罪团伙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娴熟的汽车驾驶技术；至少有一人有一辆红色摩托车； “3·8”串案犯罪团伙中，有一人身高约在1．76米—1．81米，体态适中，年龄约在28岁—38岁，另一个身高约在1．68米—1．72米，体态适中，年龄约在25岁—35岁。犯罪分子中，有一个左手持枪。同伙中有一人年龄偏大，约在38—45岁，身高1．68米—1．72米，体态偏瘦，刀条脸，有较轻的连鬓胡子。鉴于犯罪分子在抢劫第一饲料厂工资款时有两人身穿劳保用品蓝色大褂，头戴黑色皮（革）棒球帽，摸查中应注意犯罪分子本人或家庭成员中有上述衣、帽的人； 在“2·1”杀害出租车司机刘俊清的那起案件勘查中，从出租车上提取了一枚犯罪分子遗留的血掌纹，还有多枚非被害人的可疑指纹，摸排中应注意比对、鉴定工作…… 3月25日、4月7日，常绪武先后两次在市公安局召开的全市副科（队）、所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前一段工作成果，部署下一步工作，要求全体参战民警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把侦破“3·8”串案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类自有“警”与“匪”这两个互为矛盾、互相对立的“职业”以来，一明一暗，好像一直在做着永无休止的“捉迷藏”游戏，始终不可能处于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活动。“3·8”案件案发后，公安机关疲于奔命地开展侦查工作，而那一小撮匪徒们却在阴暗的角落里津津乐道，喜形于色。 侦察员不知道犯罪分子何以对第一饲料厂给退休工人发工资的日期、到银行取款的时间和路线等等了解得那么准，可是这对于老匪汪家仁来说，乃是小菜一碟。 2月初的一天，汪家仁一步三摇，溜溜达达地来到第一饲料厂门前，像闲着没事出来散步似的在厂门前走来走去。第一饲料厂这个“点”是孙德林“踩”的，可是探取有关这个厂发工资的秘密的任务还是交给了汪家仁这个欺骗性最大的匪徒。 时间不长，从厂院里走出一个40来岁的工人模样的人。汪家仁一见，机会来了，赶忙迎上前去，亲切地叫了声：“哎，师傅！” 那个人站下了，看了看汪家仁，不认识。 汪家仁掏出一盒白色“七匹狼”，抽出一支笑着递了过去。这烟是他特意买的，平时他不抽这样好的烟。那个工人接过后，他“叭”地按着打火机，把烟点着了。 “有事吗，老师傅？” “嘿嘿，是这么回事。”汪家仁说，“你们厂有个退休工人欠我几百元钱，都两年了也不还。唉，我也难哪！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厂给退休工人开工资是哪一天？到时候我来门口堵他。” “他叫啥名呀？” “哎，别说了，给他留点面子吧。” “我们厂退休工人开工资是每月的8号。”那个工人说，“遇上礼拜天就往前提。” “是吗？谢谢！”汪家仁咧起嘴笑了，“这年头，人怎么都变得这么样呢？借了钱不还……再见！”汪家仁长吁短叹，摇着头不紧不慢地走了。 见到同伙，汪家仁把他打听到的情况说了。汪家礼扭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说：“眼瞅快到8号了，咱们干他一把！” 孙德林想了想说：“那个人说的情况准吗？咱们不能莽撞。好饭不怕晚，再等一个月吧，到了8号那天我们去跟他一回。” 孙德林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在那次抢劫某经理家时，女主人将开柜门的钥匙交给他，他用手绢垫着接过钥匙，以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孙德林并不是不相信那个向汪家仁提供情况的工人，而是不放心汪家仁。以前出现的多次失误表明，汪家仁办事不大稳妥，如果轻易相信他会出大乱子。这次要抢饲料厂的工资款，是他一手“设计”的，事成事败有关他在同伙中的声誉和地位。 “你要不是我哥，一枪崩了你。” 第二天，孙德林独自一人又去了第一饲料厂，找个借口进去了。他在院里走了两个来回，看了大门和在院子里停放的几辆小车。这个厂到银行取款、送款，有时用“桑塔纳”，有时用“伏尔加”。他走进办公楼，把一楼二楼看了个遍。 几天后，孙德林和汪家哥俩骑着摩托车又去了饲料厂，这次是看一看路线。他们从饲料厂出来奔北，到北四马路再向西，到云峰街再向南，到建设大路与云峰街的路口，那里有一条胡同，可以通到应昌街……作案后逃跑的路线就这么选定了。 2月8日饲料厂退休工人发工资那天，他们又去了。9点来钟，从工厂院里开出一辆“桑塔纳”，向工商银行北三分理处驶去。他们看见，除了司机外，取款员是一男二女。他们驾驶摩托车，在后面跟着。到了银行，他们有的在外面守候，有的走进营业大厅窥视。看了保卫干部和财会人员把钱取走的全过程，又跟着“桑塔纳”回到饲料厂……情况摸清，路线选定之后，他们到铁西旧物市场买了化装用的棒球帽、蓝色工作服大褂等等，做好了准备。 3月8日，是农历“惊蛰”后的第三天。一小撮匪徒在度过了一段蛰伏的日子后，在这一天倾巢出动了。 那天早晨4点来钟，汪家仁在医大门口坐上了王建刚开的“拉达”出租车，把他骗到滑翔小区一个旧楼楼口，孙德林和汪家礼已经等在那里。当汪家仁让王建刚把放在后备箱里的自行车取出来时，膀大腰粗的孙德林猛地搂住了他的腰，把他带进车里。孙德林故意让自己倒在车座上，让王建刚压在他身上，以便汪家礼、汪家仁比较方便地用绿色尼龙绳捆绑王建刚的手和脚。然后，孙德林翻过身，坐在王建刚的身上。天还没亮，汪家礼开着“拉达”在滑翔小区转来转去。在汽车行驶中，孙德林和汪家仁把王建刚勒死了，装进后备箱里。吃过早饭后，汪家礼试了车，然后开车按选定的路线“演习”了一次。约摸时间差不多了，开车来到饲料厂大门南侧的人行道上，像只要吃人的野兽那样伏在那里。过不久，就在饲料厂发生了疯狂的杀戮与抢劫…… 迅速逃离现场后，他们在车里脱下化装用的衣帽等物，连赃款一起装进一个编织袋里，将“拉达”扔在应昌街2段一座大楼旁，分头来到铁西区贵和街孙德林另一个弟弟的家里，家里只有孙德林年迈的老奶奶一个人在家。孙德林领着汪家哥俩走进东屋，他欺骗老奶奶说，两个朋友到这里和他商量做买卖的事。老奶奶没有生疑，没过来打扰他们。他们3个人点了钱。分了赃。三一三十一，每个人得到6万多元。第一饲料厂几百名退休工人眼巴巴等着养家过日子的钱，就这样装进了他们的腰包。 就在他们分赃时，马路上警笛骤起，一辆辆警车呼啸着开了过去。“公安出来这么快？”3个匪徒面面相觑，胆战心惊。 后来，孙德林用一部分滴着血的赃款，买了一辆“波罗乃茨”出租车。 匪徒们的腰包又鼓起来了。他们高兴之余，聚在汪家礼家，提起干那个案子时的情景，你一言我一语，总结起“经验教训”来。 “这个‘大的’干得不坏，可以和华山信用社那一回媲美。”汪家仁的秃头顶在电灯下泛着光，他眯起一双小眼睛笑道，“只是，原来说不用枪的，没想到开了那么多枪。” 孙德林见汪家仁有点得意忘形，想起现场上的情景就气不打一处来，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哎，你就别再提了。我看你和那个司机拽车门子的别扭劲儿，恨不得也给你一枪！” 汪家仁脖子一缩，吓了一跳：“怎么了？” “怎么了，你和他拽车门子干什么？隔着玻璃不能打呀？你手里拿着的是地瓜呀？” 汪家礼白愣了二哥一眼，也有点生气。 原来，按分工，孙德林下车后奔拎钱袋的人去，他的任务是把钱袋抢过来；汪家仁的任务是解决司机，但这并不是一定要求他非得开枪把司机打死不可，而是至少要把“伏尔加”的钥匙拿到手。 原来，在登车逃跑时，汪家仁动作失灵，握枪的手被车门刮了一下，枪走火了，“砰”！子弹将座垫穿了个窟窿，把汪家礼吓了一跳。事后他越想越害怕：如果那颗子弹把自己打死或打伤，大家就全完了。“你要不是我哥，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你！”汪家礼看着在孙德林面前不争气的二哥恶狠狠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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